延安：丁玲浴火重生
 
                                                                                涂绍钧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久，延安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策源地和指挥中心。全国千千万万的爱国青年奔向延安，奔向这座革命的大熔炉。丁玲，即是最早进入党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的国统区的著名作家。此后八年的延安岁月，她如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从一个进步作家到革命作家的蜕变。
 
       一、拒绝与坚持
 
       1936年9月中旬，丁玲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了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幽禁三年的南京。转道上海，向党组织提出投奔陕北党中央所在地的要求。抵沪次日，时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的冯雪峰和左联负责人之周文来看她，告知她去陕北的事，中央已回电同意。即安排左联党员作家聂绀弩护送丁玲到西安。两人改名换姓，一路上闯过了敌人的数次盘查，10月初，他们安全抵达西安，住在一家小旅馆里等待自己人来接头。第二天傍晚，化装成商人模样、身着长衫、将礼帽帽沿压得很低的潘汉年便找到了他们。此时的潘汉年，刚从保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返回西安。丁玲后来在《回忆潘汉年同志》一文中写道：
 
       他还是那么轻松，闪着那双智慧而机警眼光看着我，他不问我什么，只是淡淡地说：“我以为你不要进去了，我希望你能到法国去，那里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你是能发挥作用的。你知道吗？红军需要钱，你去国外募捐，现在你有最有利的条件这样做……”
怎么，这个问题太新鲜了。法国，巴黎，马赛曲，铁塔，博物馆……这不是十几年前我曾经向往过的吗？在幻想里面出现过的那些瑰丽的海市蜃楼，现在正摆在我面前，我只要一点头，就会有一只可以信赖的手来牵引我。可是，这时，我却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籍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什么时候我能会到妈妈的怀里”。现在这个日子临近了，别的什么地方我都不去，我就只要到陕北去，到保安去，我就这样固执地用这一句话回答了他。他很同情我的心境，但似乎也有些惋惜地答应了我。第二天我便同聂绀弩分手，他听从潘汉年的建议，返回上海继续工作。我搬到七贤庄，当时的一个地下交通站，……在那里安心等候着去保安”。[1]
 
       显然，此时的丁玲，已非1930年5月的丁玲。那时，因丈夫胡也频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教书时积极宣传普罗文学，遭到省政府的通缉，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将这一消息透露后，校长张默生当即送来路费两百元，让他们夫妇连夜取道青岛逃回上海。一天，时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的潘汉年，找到租住在环龙路一套房子的客堂间写作的胡也频、丁玲，动员他们加入左联，这对年轻作家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这次不同，丁玲坚决地拒绝了潘汉年的建议。不难想象，如果丁玲当年去了法国，她的人生轨迹将重新改写。
       11月1日，丁玲一行在西安地下党负责人刘鼎的安排下经三原、耀县、中甫、宜君、洛川前往保安。一路上，由于有东北军一个连长带兵护送，顺利地通过了沿途地主武装设置的关卡。行军途中，丁玲剪了短发，换上了灰布军装。并且学会了骑马。翻山越岭跋涉八九天之后，丁玲终于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陕西保安。
       由于丁玲是第一个从白区投奔陕北苏维埃政权的著名作家，因此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安排她住在中华苏维埃外交部，这是县城中唯一一所未被国民党反对派烧毁的房子。丁玲抵达保安的第三天，即由中宣部在一个大窑洞主持召开了简朴而又隆重的欢迎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以及财政部长林伯渠、外交部长李克农等同志都出席了欢迎会。会上，大家欢迎丁玲讲话，在同志们的掌声中，丁玲向中央首长们敞开了自己的心扉：“我该说些什么呢？千言万语也说不完啊！1931年春天，胡也频牺牲之后，我曾经向在座的洛甫（张闻天）同志要求，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当时党组织决定我留在上海，从事左联的工作。三年前我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幽禁在南京，迫于国内外正义力量的压力，他们不杀我，不关我，但也不给我自由。这三年，是我有生以来最痛苦的三年。我就像一个孤儿，远离母亲的怀抱。这三年，我日夜思念的就是到中央苏区来，到党中央所在地来，只有这样，才能洗净敌人泼给我的满身血污。感谢党组织帮助我逃离南京，安排我来陕北。我算是最幸运的人了，真的，想起那些为革命死难的同志，我只有努力工作，来报答党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丁玲抵达陕北之后，即以全部热情投入中央苏区的战斗生活。当她看到红军队伍中有不少能诗会文的文化人，于是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的建议，当即得到毛主席的积极支持。于是，丁玲便与徐梦秋、成仿吾、伍修权、洪水、李伯钊、徐特立、李克农、陆定一、危拱之，壬亦民等34人一道，在《红色中华》上联名倡议，成立中国文艺协会。
       在中宣部、教育部、红军总政治部支持下，丁玲等人的筹备工作十分顺利。1936年11月22日上午，中国文艺协会”正式宣告成立。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徐特立、林伯渠、吴亮平、凯丰等领导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所以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在文艺协会都有很重大的任务。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2]
 
       毛泽东的这番讲话，无疑是他的文艺统战思想萌芽的标志。成立大会的第二天，中国文艺协会召开干事会，会上，同志们一致推选丁玲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王盛荣为组织部长，王亦民为联络部长，成仿吾为研究部长，徐梦秋为总务部长，编委会、俱乐部、图书馆负责人也同时选定。1936年11月30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办的《红色中华》文艺副刊《红中副刊》正式创刊。丁玲在《刊尾随笔》中写道：“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用这些东西去打击敌人，但我们也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后，中央苏区文艺生活空前活跃。一天，毛泽东问丁玲：“丁玲，你还有哪些打算，想做些什么事情啦?” 丁玲回答说：“主席，我想当红军!”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哇，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一仗，你跟着杨尚昆领导的前敌总政治部上前线去吧”。于是，丁玲正式穿上红军军装，迎着漫天风雷，跟随杨尚昆率领的红军前方总政治部开赴陇东前线。其实，丁玲最初的红军生活，并没有她想象中浪漫。她后来回忆说：
 
      “当红军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天走六、七十里。脚打泡了，学老红军的样子用根线沾点油穿过去，第二天照样走。有时候，管理员说我和另一个从白区来的小汪没有建制，就没有给我们号房子。管它呢，我们有时住在伙房，有时住在马号，通夜通夜听着马嚼草，或是半夜里弄火煮饭。我也从不介意。中午，管理员也常常忘了给我们发干粮，我看见大家都在东西，就躲开了。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我就说不饿，不想吃。几天之后，到了前方。我要求给我分配工作，答复是：你没有组织介绍信。我很奇怪，难道我是一个什么人你们都不知道吗？我不是毛主席叫来的吗？怎么还要介绍信？说老实话，那时我对红军的生活，连队党的组织生活，什么都不懂。老红军同志对我这个人的确不了解，甚至有些人会看不惯。好在我自得其乐，既无具体工作，我就四处串门，谈谈讲讲。这时期虽说我写得很少，但对我一生却留下了不易磨灭的印象，和很深刻的教育。[3]
 
       在行军途中受到那样的冷遇，对一个作家、一个满怀热情投入红军阵营的新兵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承受之痛。丁玲却顽强地坚持下来了，这种坚持，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抵达定边附近的绍沟沿村（笔者注：应为稍沟塬，今属宁夏盐池县红井子乡），丁玲便深入红军官兵，开始战地采访。在昏暗的胡麻油灯下，迅速写出了《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广暴纪念在定边》等通讯、散文、特写。12月底，丁玲随部队南下庆阳。一天夜里她被通知到前敌指挥部，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递给她一份刚刚收到的军用电报，电文是毛泽东赠丁玲的词《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毛泽东寄赠中国现代作家的唯一词作，既抒发了他对第一位从国统区投奔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知名作家丁玲的欢迎、重视、信任和礼赞，其寓意也绝不仅仅限于丁玲这一位女作家，应该说更是体现了毛泽东对所有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欢迎、重视态度：新生的红色政权，需要枪杆子，也需要笔杆子。
 
       二、窑洞岁月的激情创作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正式进驻延安。这时，丁玲还在陇东前线，一天她接到红军总司令部通知，让她速去三原总部，她的老朋友史沫特莱在那里等她。丁玲赶到红军总部和史沫特莱见面后，任弼时指示她和史沫特莱一道前往延安。来到延安之后，丁玲便接到一项新的任务，参加《二万五千里》一书的编选工作。接受这项任务时，军委宣传部长徐梦秋告诉她，“博古同志曾经说，红军抵达陕北后，上海《字林西报》上一个外国记者曾这样写道：‘红军经过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然而只有这部史诗被写出来后，它才有价值’。很明显，这位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虽然是在惊呼红军的奇迹，但他也是在取笑我们粗陋无文。这本书稿的作者，都是亲历二万里长征的红军将士，事实说明，他们既可以完成长征这一壮举，也能写出长征这一壮举。现在这部举世闻名的伟大史诗，终于被几十个十多年来玩枪杆子的战士写出来了，这是要让帝国主义及其代言人吃惊的，同时也是给他们一个无情的嘲弄。”这一席话，对丁玲来说无疑是一种鞭策，短短两个月时间，由于丁玲和其他同志夜以继日努力工作，这部由红军将士们亲手写成的辉煌巨著，将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出发，爬雪山、过草地，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抵达陕北的长征全过程，及突破乌江天险、抢渡大渡河，再占遵义等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酣畅淋漓的跃然纸上。该书于1937年2月22日在延安编定，书稿约三十万字。编定后，共复写誊抄两份，一份留延安中央军委总部，后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长征回忆录《二万五千里》推迟到1942年11月才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延安排版印刷，定名为《第八路军红军时代的史实——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分上、下两册，作为内部资料发给有关单位和个人。另一份复写誊清稿，曾由党的地下交通送达上海，争取在上海公开出版，后来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整出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文委副主任冯雪峰将《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原件，交给为党做过不少工作的党外人士谢澹如保管。1962年，谢澹如的子女将《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等一批革命文物捐赠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该馆一直作为馆藏一级文物珍藏。为纪念长征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鲁迅纪念馆于2006年9月影印出版了《二万五千里》誊清复写手稿（上、下册）。
       这部长篇回忆录，是最早全面再现长征富有伟大历史意义和珍贵历史价值的重要资料，丁玲为该书的编选校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燕京大学学生任天马（即赵荣声，参加革命后不久被我党安排担任卫立煌将军秘书）1937年春访问延安，采访丁玲时，见证了她当时的工作情况：“当我到达延安的时候，大家已忙着在修改这稿子。在丁玲的桌上，也放着那样宽约一尺，长约一尺半，厚约两寸的一份，似乎在和她书架上的《海上述林》《高尔基全集》争美。这稿子外面外面包着绿纸皮封面，里面是用毛笔横行抄写的。在每行文字之间，和上下空余的白纸上，已让丁玲细细地写上无数极小的字。据说，在另外的二十三本上，也改得糊涂满纸了。”[4]
       此外，丁玲自己的《文艺在苏区》一文中，对这件工作也有较详细的记述。作为一名著名作家，将全副精力投入这件浩繁编辑工作，其革命热情值得高度赞扬。我们今天的研究者，也应对此给予足够的评价。
在凤凰山党中央驻地，丁玲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来陕北的工作情况，受到毛主席的赞赏。毛主席问她：“你还打算做什么？”丁玲答道：“还是当红军”。
       1937年3月，毛主席写信给军委后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委任丁玲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为了熟悉警卫战士的生活，丁玲深入连队、班排和战士们朝夕相处。但这个职务，终究难与文学创作搭上关系，任职一个月后，即请求调离，得到毛泽东批准。此后，她一边到红军大学听课，一边开始小说创作。4月14日，她来陕北后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完成，并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1937年4月24日创刊号上发表。这篇小说的故事很简单：红军的一个小马夫在敌机轰炸中掉队了，被当地一位贫苦的老太太收养，东北军一个连在追剿红军时发现了这个小红军，连长下令枪毙他，这个小红军却面无惧色地向这群回不了家的东北汉子宣传起抗日的道理，并毫无惧色地说：“不，连长！你还是留着这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我!”义正气壮，在场的这群东北军战士无不深受感动。不仅没杀这个孩子，连长还私下允许他的一些士兵，跟着这孩子投奔红军部队。作品真实反映了国难当头时代人物新的精神境界，歌颂了小红军勇敢机智，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也歌颂了党和红军深得民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篇小说发表后，在当时对唤起民众团结抗日产生了强烈影响。老作家康濯说：
 
      “我是在丁玲同志影响下投奔延安的，不是像有人说读了《家》以后参加的革命队伍。我三八年到延安，到延安去以前，突然看到这样一篇小说，叫《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当时是作为秘密文件看的。地下党的同志给我看后，我不仅是哭了，而且这篇小说对于我更早一点更坚决一点走向延安有很大的推动。这篇小说当时不仅我一个人看了，而且我周围的一些一起到延安的进步同学都看了，都受到了感染。你否定了丁玲的作品，就否定了我们这批广大的读者。我们一批同学到延安以后，像我是搞了文学，大多数都没有搞文学。他们在国家的各条战线上工作，有的牺牲了，有的还在搞财经，搞工业工作。这些同志怎么成长的？他们的成长有丁玲同志心血的培养、教育。你否定丁玲《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样的作品，那就是把我们广大读者也否定了，把我们革命历史上有关的重要章节也否定了”。[5]
 
       1937年5月10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成立10周年，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发出征集红军历史资料的通知。决定大规模的编辑十年来全国红军史。中央军委指定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琪、傅钟、黄镇、肖克、邓小平等十一位同志为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委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丁玲还以一个战士作家的热情，萌生构思一部反映陕北红军历史长篇小说的设想。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日本侵略者开始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7月8日， 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接着，军委主席毛泽东在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操坪上做报告说：“……只要是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线的机会，你们准备着好了，哪一天命令来，哪一天就背着毯子走。延安不要这么多的干部，我们欢迎你们出去，到前方去也好，到后方去也好，把中国弄好起来，把日本赶出去，那时再欢迎你们回来”[6]
       延安，一队队抗大学员和红军官兵背起背包纷纷开赴抗战前线。面对这激越的场景，她于7月10日创作了诗歌《七月的延安》。值此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丁玲作为一位投身革命的作家，再也不能平静的坐在延安窑洞里精心构思小说。于是她便去找抗大教员、作家吴奚如商量，准备动员陕甘宁边区文协的几位文化人，组织一个战地记者团，到前方去采写通讯。打算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去很多的地方，写很多的通讯。当时正好抗大学员吴坚、陈克寒、高敏夫、夏革非、吴光伟等人也在场，其中不乏会演会唱文艺活动分子，他们提出：“你们写文章，我们干什么?” 经过几次交谈，大家一致赞同成立一个西北战地服务团，到前方去，既采写战地通讯，又为老百姓和战士们演出文艺节目，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
       丁玲等人的计划，很快得到中央军委和中宣都的支持。1937年8月12日，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正式宣告成立。成立大会上，中宣部部长凯丰的秘书朱光同志代表中宣部宣布：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任主任，吴奚如任副主任；陈克寒任通讯股长、陈明任宣传股长、李唯任总务股长。通讯股采访战地消息，撰写通讯报道，编辑发行油印出版《战地》。成员有王玉清、戈矛、张天虚、高敏夫、黄竹君等。宣传股下分戏剧、歌咏、演讲等组，成员有吴坚、陈正清、李劫夫、苏醒痴、朱焰等。该团最早一批女团员有夏革非、朱慧、洛男、李君裁、王钟、吴光伟等。其主要成员由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母亲》《回春之曲》演出的近30名青年演员组成。
       在西战团酝酿成立过程中，丁玲曾几次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毛主席对她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对你也很好嘛！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组织上嘛，在延安属军委管，到了前方由总政管。出发之前，需要什么，找萧劲光同志；宣传工作，问中宣部。组织机构可以小一点，你们几个领导同志，叫团长也可以，叫主任也可以。下边就不要设‘部’、‘科’了，我看叫‘股’就行了。宣传上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你是写文章的，不会演戏，但可以领导，没有做过，可以学会。团里面有几个人的历史、政治面貌还没有搞清楚，这不要紧。在工作中可以慢慢了解，对他们不要有成见，不要轻易作结论,要帮助他们；有这样几个人,你们就有事情做了”（陈明：《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一年纪实》，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要领导这样一支带有军队性质的抗日宣传队，对丁玲来
       说是一场新的考验，这就要求她在心理上应有充分的准备。就在西战团宣告成立的前一天夜里，她在日记中写道：
 
       “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记自己的渺小……明天，我就要同一群年轻人在一起了，大部分的人我都不认识，生活和年龄都使我们有一道距离，但我一定要打破它，我不愿以我的名字领导他们，我要以我的态度去亲近他们，以我的工作来说服他们。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但我的生活将更快乐，而且我在一群年轻人领导之下，将变得比较能干起来。我将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8]
 
       丁玲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前后，她丁玲以全部热情投入这个战斗团体的组建工作，亲手起草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行动纲领》《本团规约》《政治上的准备》《工作上的准备》等文件。她每天和团员们在一起，排练节目，张罗开赴前线的各种准备，并且专门为西战团创作了话剧《重逢》（后来又创作了三幕话剧《河内一郎》）。特别是在西战团赴前线出发之前，在延安举行的汇报演出中，因话剧《王老爷》一时缺少角色，丁玲便上台扮演了剧中女宣传队员。正好这天毛主席也来看戏，看见丁玲登台表演，对身边的同志说： “这个丁玲呀，也上台演戏了。好哇!” 在同志们眼里，丁玲已经完全没有大作家的架子。西战团成立以来，在延安公演十一次，受到延安各界欢迎。
       1937年9月2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丁玲、吴奚如带领下从延安出发，10月1日在平渡口东渡黄河，经大宁、临汾抵达太原。在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西战团仍坚持为太原军民作宣传演出。太原失守前夕，根据周恩来副主席指示，丁玲率团前往榆次、太谷，随八路军总部辗转活动于沁县、安泽、榆社、洪洞、赵城、运城等十六个县市及六十余个村庄，行程数千里，演出百余场，深受抗日军民欢迎。
       丁玲每天和西战团一起行军、演出，组织同志们写稿子、编歌曲，排练节目，每到一个新的地方，还要安排团员们进村、上街演讲，刷写标语，工作紧张而忙碌。尽管如此，她仍创作了《河西途中》《临汾》《孩子们》《冀村之夜》《西安杂谈》等多篇散文，生动描绘了西战团战地生活，后收入1939年5月由生活书店出版的《一年》（散文特写集，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之九）。同时，她十分关心团里的同志，处处以身作则，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笔者曾于1999年7月访问过最早参加西战团的王玉清等几位老同志，大家一致认为：丁玲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她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全部的热情都献给了那场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战争，她的一言一行，为我们当时的年轻团员们作出了表率。1938年7月。西战团结束了在西安的第三次公演后，奉命返回延安休整。她和陈明、王玉清等留在了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没有再上前线。
       令丁玲始料未及的是，她当年虽在党组织帮助下，逃离敌人的魔窟投奔陕北，而她在南京被幽禁的三年，尽管她到达保安后就向党组织作了详细汇报，但1938年中央党校一次联欢会上，有人欢迎丁玲上台唱歌，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康生却说：“丁玲没有资格到党校来，她在南京自首过”。后来丁玲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直接找毛主席陈述，要求党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这段历史，给她作出书面结论。毛主席对她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并且说：“你也可以去找康生谈谈嘛”。[9]以丁玲的性情，她没有去找康生，直接找了中组部长陈云，要求组织上对她在南京的历史作出书面结论。陈云对这件事非常慎重，请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指导审查丁玲的历史。经中组部历时近一年的审查，1940年10月4日由中组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共同签名，正式作出《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结论》最后说：丁玲同志自首的传说并无证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陈云同志当时还告诉丁玲：结论最后一句是毛主席所加。
       即便如此，丁玲仍不断调整心态，在这前后，创作了小说《新的信念》《县长家庭》《压碎的心》《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夜》等，代表了延安时期文学的高度。1939年11月，中宣部通知丁玲，调她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任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转组织关系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对她说：“现在要你到文协工作。你在西战团做群众工作还是有办法的。文协现在人数不多，党员很少，有几个人的历史还不清楚，组织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情绪不大好，你去后多做思想工作。另外，还有文化俱乐部，已经决定要建立，你负责兼管这项工作”。[10]丁玲初到边区文协时，在文协工作的只有雷加、吴伯箫、李又然、庄启栋、王禹夫、王力夫等作家。大家除写文章外，还去抗大、陕北公校、延安女子大学等单位筹建、辅导业余文学小组。同时，投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1940年1月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王家坪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幕。此次会议，与会人员除了陕甘宁边区知名文化人，作家、戏剧家、文艺理论家、音乐家、美术家、各文艺团体代表，还有党政军系统的负责同志。会议开了九天，与会代表近六百人，可谓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文艺盛会。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洛甫向大会作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报告，毛泽东主席则带病演讲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大会选举了包括毛泽东、洛甫、王明、罗迈（李维汉）、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等九十七人为文协执行委员会成员，吴玉章为主任、艾思奇、丁玲为副主任，吴伯箫为秘书长。会上，丁玲作了《关于文学大众化问题》的报告。不久，刘白羽从前方回来，肖三、高阳也从鲁艺搬来，萧军、舒群也从重庆来，文协便开始热闹起来，还办起了一份文学期刊《文艺月报》。
       新年过后，丁玲向洛甫申述了渴望写作的心愿，1941年2月底，便获准下到川口农村体验生活，创作出了短篇小说《夜》。一般评论者认为，洞察并展现人物的心灵世界，尤其是对女性的心理描写，是丁玲独到的艺术才能；而这篇被称为诗化小说的《夜》， 则充分显示她同样是成功刻画男性心理的高手。在很短的篇幅里，作者将农村基层干部何华明用理智克制感情，表现出翻身农民令人敬佩的牺牲精神和崇高品质，故事描写细致入微，人物形象真实可信。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丁玲被任命为文艺栏主编。本来，丁玲这时正着手准备着手创作那部反映陕北红军的长篇小说，接到中组部的任命后，她立即从乡下赶往清凉山《解放日报》报到。当时报社社长博古曾对丁玲说：“《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栏决不能搞报屁股、甜点心，也不搞‘轻骑队’（延安青年工作委员会所编墙报，每期也印成油印小报，分发有关单位负责人；文章短小精悍，针砭时弊），不开展争论。”因此，丁玲除向延安知名作家组稿，还注意从文学新人中发现稿件。到1942年3月，文艺栏办满一百期后，丁玲主动辞去主编职务，仍回文抗从事创作。她主编文艺栏期间，处理了五百多万字的来稿，发现文学新人三十多人，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由于她的《“三八节”有感》以及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文章的发表，丁玲也因此受到批评。
       时过境迁。无论是《“三八节”有感》还是《野百合花》，今天都已不是问题。
 
       三、延安整风的洗礼
 
       革命文艺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当时不少文艺界的同志希望中央最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或者制定相应的文艺政策。
       1942年4月上旬开始，毛泽东曾先后找过文抗、鲁艺的欧阳山、草明、丁玲、周扬、艾青、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一大批作家交谈，征求大家的意见，让大家搜集反正两方面的意见。如他同诗人艾青交谈时说：
 
       “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一些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我看应该登在国民党编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才好?”艾青：“开个会您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至少我是爱听的” 。[11]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丁玲出席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通过学习和讨论，她在思想深处受到很大的触动，在会议上作了一个反思性的发言。会议之后，根据这个发言， 写成《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一文，发表在6月15日文抗出版的《谷雨》杂志上。她在该文中写道“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而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1950年12月28日，她在杂文、论文集《跨到新的时代来·后记》中还补充道：“《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写的，是我在那个会上的发言。现在看来，有说的不妥帖的地方，也有不透彻不周全的地方”。[12]这充分说明延安文艺座谈会对丁玲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从而也继续得到了党组织的信任，中宣部仍指定她担任文抗整风学习委员会主任。7月初，她还应朱德总司令之邀，去八路军总司令部办公处看了两天电报，于7月3日写成报告文学《十八个》，几天后，在《解放日报》发表。
       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之后，丁玲又参加了1943年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组部召集的五十名党员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她本来计划处理完手头工作，便和文抗的作家们分头下乡去采写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但自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不久，延安文艺抗敌分会暂时停止工作，她被安排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7月15日，时任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余天内便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当时所谓“抢救”就是把你关在一间黑屋子里审讯，让你交待怎么来到八路军队伍的，为什么跑到延安来，是不是国民党派你来的，有什么目的，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就这样，有的人因被整得难受，胡乱承认自己是特务，当即被关押，当时，边区保卫处长周兴曾被戏称为“周半城”，可见关押人员之多。更有甚者，个别人还因想不通而自杀。在这场“抢救”运动中，丁玲亦未能幸免。她在南京三年的历史，虽早由中组部做了结论，此次运动中却仍在审查之列。运动来势之凶猛，令她始料未及。连续两个月的时间，她几乎都在痛苦中煎熬。
1943年10月，党中央决定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认为这次审干有“肃反扩大化”的倾向，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随后展开的甄别平反工作，毛泽东后来在许多公开场合，向受害同志公开赔礼道歉。但运动的折腾，使得作为一名作家的丁玲，在1943年间，几乎没有发表一篇文章。
       1944年春天，不少同志重返工作岗位，丁玲的历史问题虽未由中央党校作出正式结论，在胡乔木的安排下，仍回边区文协从事创作。于是，她便主动深人陕甘宁边区农村，创作反映抗日根据地群众精神风貌的作品。1944年7月1日清晨，当毛主席读了丁玲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报告文学《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的社会里》二文后，即给他们写信：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丁玲后来回忆说：“那天下午，我和欧阳山应约去到枣园主席住处，谈了一阵，又留在那里吃晚饭，……毛主席称赞《田保霖》不只是这一封信。据我所知，他在高干会和其他会议上也提到过。一九四四年七月初，我因赶写《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找陈赓同志谈材料，他高兴地告诉我，毛主席曾在一次高干会议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但我以为我的《田保霖》写得没有什么好，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明白，这是毛主席在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他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他是为我今后写文、做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一条平坦宽广的路”。[13]无论如何，毛主席这封信，让丁玲受到极大鼓舞。在不长的时间里，相继创作出《三日杂记》《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老婆疙》《记砖窑湾骡马大会》《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等。并制定创作计划，准备写一百个陕甘宁边区各阶层的人物。事实证明，丁玲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她的写作作风的转变，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感召下，一个革命作家的自觉行为。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胜利结束。当天，延安军民纷纷涌上街头，到处一片欢呼雀跃，到处一片张灯结彩，喧天的锣鼓，激情的秧歌，伴着夜间游行的火炬，彻夜不息。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得国内政局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我党中央一方面号召作战部队严阵以待，防止蒋介石集团发动大规模内战；一方面派遣大批干部，挺进华北，接管东北。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陈荒煤、葛洛、赵起扬、胡征等首批出发前往山西太岳地区，接着，以舒群为团长的东北文艺工作团开赴东北，以艾青为团长的华北文艺工作团开赴张家口。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丁玲、杨朔、陈明等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10月份徒步从延安出发，准备经晋绥解放区前往东北从事新闻报道。因为丁玲的甄别结论一直没有作出，她去枣园请示任弼时，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办？
       任弼时对他说：“你放心走吧，到前方大胆工作吧！党相信你。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都知道的”。[14]
       丁玲一行11月初抵达晋绥解放区兴县，从兴县经岢岚、五寨、神池、朔县、平鲁、右玉、左云、阳高步行到天镇，年底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张家口市。因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去东北的交通暂时中断，丁玲一行滞留张家口工作。行军途中，丁玲不顾旅途劳顿，先后撰写了散文《介绍俘虏学习队》《阎日合流种种》分别发表于《解放日报》和《晋察冀日报》。1946年初，丁玲和逯斐、陈明深入宣化森下瓦窑厂，三人合作创作出反映日伪统治下窑工悲惨生活的三幕话剧《望乡台畔》（后改名《窑工》），发表在4月出版的《北方文化》第一卷第三、四期上。这期间，晋察冀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与陈明等一道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土改工作队。先在怀来辛庄，后到涿鹿县温泉屯参加土改。在桑干河畔，丁玲以全部的热情投人土改工作，与工作队员们一道挨家挨户访贫问苦，激发贫苦农民翻身求解放的热情，同时也被翻身农民发自内心的喜悦而激动。火热的斗争生活，激起她创作一部反映土地革命的长篇小说的激情。1946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加剧，平绥线战事吃紧，丁玲一行完成温泉屯土改后返回张家口，奉晋察冀中央局命令往冀南山区撤离。南撤途中，山路崎岖。丁玲一边行军．一边在乱石嶙峋的山路上构思着她的长篇小说。
       11月，丁玲抵达阜平县红土山村，在这寂静的小山村里,开始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1947年，她曾两次中断写作，先到行唐县参加土改复查，后参加华北联大土地工作队，到获鹿县宋村主持土改工作，以充实小说内容。1948年6月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正定华北联大定稿。此前，丁玲已接到中央妇委，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拟经东北前往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
        6月14日，丁玲前往西柏坡报到，并带来她的长篇小说书稿请胡乔木、萧三、艾思奇审读，希望这部小说能在华北出版。因时任华北中央局宣传部长周扬对该小说有不同意见，丁玲的希望未能如愿。7月12日，代表团抵达大连，丁玲意外的收到胡乔木从西柏坡发来的电报，称书稿“只需修改几个小地方即可出版”。遵照审读者的意见，丁玲将书稿修改后，即交大连光华书店。
1948年8月，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由大连光华书店正式出版，1952年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并译成俄、英、德、法、日、朝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这部小说，标志着丁玲文学创作新的高峰，也为新中国文学带来殊荣。
       历史，将记住丁玲。
 
     （作者系中国丁玲研究会荣誉副会长，研究馆员。）
 

 
注  释：
[1] 丁玲：《回忆潘汉年同志》，见《丁玲散文选》第239-2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 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原载 193年11月30日《红色中华》，转引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2～3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
[3] 丁玲：《序〈到前线去〉》，见《丁玲文集》第6卷628-62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4] 任天马：《集体创作和丁玲》，见《丁玲在西北》，华中图书公司，1938。
[5] 康濯：《在临澧县丁玲塑像揭幕仪式座谈会上的发言》摘录，《丁玲研究会通讯》1989年第2期。
[6] 丁玲：《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见《丁玲全集》，第5卷，46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7] 见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25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8] 丁玲：《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见《丁玲全集》，第5卷，48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9] 甘露：《毛主席和丁玲的二三事》，载《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4期。
[10] 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见《丁玲文集》第5卷，26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11] 艾青：《漫忆延安诗歌运动》，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14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2] 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后记》，见《丁玲全集》，第9卷，8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13] 丁玲：《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见《丁玲全集》，第10卷，285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14] 丁玲：《忆弼时同志》，见《丁玲全集》，第6卷，330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