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文学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袁盛勇  王  帆  

       丁玲（1904-1986）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在其长达六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了许多经典作品。她以独特的创作成就和别具一格的艺术风采，卓然屹立于急剧变化、纷纭复杂的现代中国文学原野。为了促进新时代下丁玲文学研究的深入和繁荣，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丁玲研究会和《文艺争鸣》杂志社联合举办，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协办的“丁玲文学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丁玲研究会2018年常务理事会，于2018年6月29日至7月2日在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成功举行。来自日本、中国香港和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诸多高校、科研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代表七十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6月30日上午，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党怀兴教授，文学院院长张新科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丁玲研究会会长王中忱教授，日本菲莉斯女子大学江上幸子教授，《文艺争鸣》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张涛博士受该刊主编王双龙先生委托，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开幕式由文学院副院长苏仲乐教授主持。党怀兴副校长在致辞中就学校基本概况向专家们做了介绍，并围绕会议议题“现当代文化思潮与丁玲文学现代性”等做了简要阐述。党副校长指出，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因此我们在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时更需要“思想的碰撞、智慧的交融”，他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文学院张新科院长在致辞中谈到了文学院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主要介绍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进入国家首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之后文学院所采取的一些积极增强学科内涵的举措，同时他还谈及丁玲与陕西、延安、西安的渊源，认为在我校召开“丁玲文学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意义非凡。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丁玲研究会会长王中忱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主要就丁玲作品及其研究的现状做了梳理。他表示，丁玲是中国文学中最具实践性，同时又深深扎根于中国革命大地，深深扎根于中国革命土壤中的文学家。丁玲丰富的人生历程，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丁玲研究在阐释的深度和产生的影响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一个作家本身。日本菲莉斯女子大学江上幸子教授作为日本丁玲研究专家，对她本人与丁玲研究的渊源、与中国西安的渊源做了阐释，同时就目前自己对丁玲的研究现状做了说明。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文艺争鸣》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张涛转达了王双龙主编对本次大会的由衷祝贺，并阐释了自己对近年来丁玲研究的看法，他希望本次研讨会能够回到历史语境中去研究丁玲。
       开幕式结束后，进入到大会分场发言环节。本次研讨会共安排7场发言，除主持人和评议人外，每场都有6位专家、学者发言，节奏紧凑，信息量非常大。每场评议人就每个人的发言均做了认真而富有学理性的点评。会议发言中，主要围绕丁玲进行了“现代视域中的创作和人生”、“文本解读和现代性”、“文学观念与现代性”、“佚文发现与传记书写”等方面的激烈探讨。
 
       一、现代视域中的创作与人生
 
       随着近些年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丁玲本人的人生遭遇、延安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及其与毛泽东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众多学者的重要关注点。在本次研讨会中，与会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诸多新见解。李向东、王增如在史料考辨的基础上结合毛泽东在陕北时期的诗词创作探讨了毛泽东写《临江仙》给丁玲的深层原因。他们在文章中谈到丁玲初到保安，何以让毛泽东产生深刻印象并引发创作激情？首先，丁玲对于苏区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做出特殊贡献；其次，丁玲的到来，引发了毛泽东对故人和往事的回忆和追念；其三，毛泽东喜欢丁玲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乐观豪爽的性格，在她身上作家与战士、文与武、柔情与豪气这反差巨大的两个方面兼而显现，是激发毛泽东写作《临江仙》最主要的缘由；其四，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欣喜中，写下这首《临江仙》。之后又从毛泽东1973年重新抄写《临江仙》时的心态以及丁玲对毛泽东始终如一的敬爱之情的考察，从这一侧面全面客观地探究了毛泽东与丁玲的关系。涂绍钧以“拒绝与坚持”、“窑洞岁月的激情创作”、“延安整风的洗礼”三部分讲述了丁玲在延安时期何以浴火重生。他在发言中谈到，丁玲作为最早进入党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的国统区的著名作家，八年的延安岁月，她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从一个进步作家到革命作家的蜕变。1933年丁玲被捕是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一个大事件，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文化界各色报刊都作出了与它们立场一致的报道，李浩从史料分析出发，整理了1933年重新创刊的杂志《摄影画报》所载的有关丁玲的消息，简要分析了丁玲乃至左翼文坛在当时上海读者群中的地位。刘宁重点考察了抗战时期丁玲在西安的文化活动，她认为抗战时期丁玲的西安文化活动是丁玲延安时期文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延安戏剧活动的延伸，对进一步理解丁玲戏剧思想及其戏剧如何为抗战服务都有很大的帮助。与此相类似，梁向阳则详细考察了1985年4月丁玲的延安之行，在查阅相关回忆文章与文史资料、走访参与接待的当事人的基础上，力求通过多种材料的相互映证，详考丁玲1985年4月短暂的延安之行，全面还原这三天的基本情况，以求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的本来状态。康宇辰则以“重估浪漫”为切入点对丁玲早期创作历程进行了女性主义解读，从浪漫蒂克的文学潮流人格养成等多个层面揭示了丁玲文学与“浪漫”的关系。
 
       二、文本解读与现代性
 
       在中国文学现代性构建过程中，对作家创作文本的解读一直是研究者们重点关注的领域，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对作家创作历程、创作观念及态度转变产生更加清晰的认知框架。本次研讨会也有较多的学者对丁玲的作品进行重新解读。黄念欣认为早期丁玲的小说充满着女性成长的意识，而在丁玲写作的系谱中，日记体的出现亦正好代表着此一文学阶段的成长及转变。透过《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自杀日记》（1928）及《杨妈的日记》（1933）三篇以日记为名的小说，阐释了丁玲超脱五四女作家日记体樊篱的用心，以及个人由迷茫、斗争而逐步修正的写作路线，最终把五四启蒙式的日记体小说与女性成长小说的类型消解，换上新时代的前哨式宣言，完成了个人与政治的另一种成长。张历君从丁玲和徐霞村的有关回忆线索入手，重新解读丁玲早期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并借此进一步探讨，二十世纪初流行于日本和中国知识界的恋爱至上主义与灵肉一致论，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丁玲在五四时期的写作和思考方向。苏永延从学界对《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凌吉士形象考察的忽视出发，通过不同以往的角度重新考察凌吉士的形象，并从疾病心理学分析莎菲的心理生成机制，以及社会思潮是如何影响作家塑造人物意图及价值取向，揭示出凌吉士这个人物形象是如何被固化的多重因素。程国君重点探讨了丁玲的小说《夜》这一文本，提出这是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一个独特文本。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女性书写”，而是一篇探讨重建阶级与性别关系的新小说。该小说的题旨和价值取向与文本的从夜到天亮的象征结构密切相符。郝庆军则通过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葫芦冰”这一符码功能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解读“葫芦冰”这一符码，有助于理解这部复杂的土改小说的多重意蕴，更好理解丁玲如何突破“土改叙事”的现代性局限，进而去发现丁玲创作中某些鲜为人知的深度模式。杜睿试图通过文本断裂与空间叙事的理论对丁玲散文《风雨中忆萧红》进行分析和解读，认为这篇散文是丁玲在苦闷——彷徨——革命之后的反思的言说，是基于延安时期性别问题的思考。
 
        三、文学观念与现代性
 
       丁玲创作历程中的文学观念的探索，以及对包蕴其中的现代性意识和言说体验的挖掘，是近些年丁玲研究中较为集中的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改造和发展提供了研究的突破口，本次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重点讨论。袁盛勇指出丁玲创作的文学经典向人们呈现出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维度，而且是一种动态的呈现。在丁玲文学的现代性演进中，文学的现代性和社会的现代性达到了一种较为辩证交融的状态。丁玲文学的现代性，其内在肌理——结构、语言、叙述和形式的建构，具有现代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特色，形成其自身较为独特的现代性品格，但在不同阶段丁玲文学所具有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展现中又蕴含某种更为宏大的集体性特征，这一现代性品格，与其所具有的文学思想观念密切相关，也跟其较早介入到一种追求集体性革命力量的组织密切相关。王贵禄通过对丁玲1940年代中后期观念、体验及创作变化的论述，全面探索了丁玲此一时期“人民中心文学观”的生成，并提出丁玲在当下更有其在场的价值意义，她的人民中心文学观及实践在观念之变、体验之变和创作之变三方面对当代作家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启示作用。罗岗重新考辨了“东西总布胡同之争”的相关史实，提出从“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一角度看，“东西总布胡同之争”也可以理解为赵树理的“农村经验”与丁玲的”城市记忆”围绕着“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而展开的博弈。
       刘卫国以丁玲的小说集《夜会》为联结点，结合季羡林1934年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评论《夜会》文章中，对丁玲思想转变的否定以及将丁玲定位成一个小资产阶级典型女性的表述，刘卫国认为这一方面证明了丁玲在1930年代文坛地位的建立，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1930年代文坛对异议的容忍程度变得有限，以及其所呈现的吊诡之处：文坛一方面反对政坛的专制主义手段，另一方面也从政坛那里感染了专制主义病毒。刘卫东在发言中主要探讨了如何评价《文艺报》期间的丁玲，从《文艺报》的创刊、运作角度以及观察丁玲在1950年代初期的得意、挣扎、与失势，梳理了她与时代间的复杂关系，推动、完善了此时期的丁玲研究。他认为丁玲离开《文艺报》的众多原因中，其认为自己不适合扮演对朋友批评的角色，是其中重要一点。张元柯则从史料的新发现出发，以萧三发表的一篇论文和一封新发现的书信为中心，试图就1940年到1942年上半年延安掀起的演“大戏”热潮中《带枪的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及丁玲的态度进行考察，以此呈现延安文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文艺思潮或事件的复杂风貌。徐改平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丁玲与史沫特莱二人笔下的对方形象。她认为两位女革命文学家对对方的有限描述，丰富了我们对两位革命女性交往史的认识的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历史本身的认知，同时也提及在二者的文章中对彼此作为叛逆的革命女性在两性相处上的独特表现的避谈，透过她们笔下的对方镜像，看出两位非同寻常的女性生活于其中的波澜壮阔的大时代的一个侧面。姜彩燕则以夏志清、司马长风、顾彬为考察中心，探讨了海外汉学视域中的丁玲。她认为夏志清、司马长风、顾彬这三位代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学史家，都试图摆脱政治评判标准，立足文学作品本身，对丁玲的文学创作进行评价。由于各自所处的时代环境、政治立场以及文学观念的不同，他们对丁玲的评述各有侧重。三人的观点之间既有冲突，又有继承，也有丰富、拓展和补充。他们各自研究中的洞见、偏见或不见，将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思考丁玲的文学与人生提供借鉴。
 
       四、佚文发现与传记书写
 
       有关丁玲的佚文发现和传记书写一直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参与，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引起了本次研讨会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张向东在广泛搜集民国时期各报刊后，发现1935年6月《汉口舆论汇刊》所载《丁玲的一封信》、1935年10月《越风》上《丁玲近讯》一文中的丁玲书信片段、1946年4月《消息》中丁玲给姚蓬子的信，都是目前各种丁玲书信集和研究资料未提及、未收录的重要文献。这些佚信，是反映丁玲1930年代南京“囚居”时期和解放前夕生活、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资料，对我们研究丁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江上幸子重点对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进行解读，认为这本著作是记述丁玲一生最详实完整的版本，同时她提及丸山升（日本）《文化大革命に到る道》里占最多篇幅的是有关丁玲的思考，因为他认为阐明丁玲批判是在重新探索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思想政策上无法忽略的课题，而《丁玲传》则对其提出的疑问多有涉及和启发。阎浩岗也对相关丁玲传记的写作进行了细致对读和探讨。
       这次会议还邀请了一批现代文学博士生和青年学者参会，他们从自己对丁玲的理解来解读丁玲，在丁玲早期创作的女性主义解读、丁玲在陕北苏区的文学创作、丁玲延安时期的文学语言以及丁玲文学作品的现代性叙事方面做出了新的研究，他们在丁玲研究中所展露出的崭新的视角和认知，为从不同维度不同侧面对丁玲及其文学创作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成为新时期丁玲研究的有生力量，也使得本次“丁玲文学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成为了丁玲研究者展开充分讨论的平台，明确了丁玲研究在现阶段的前沿话题以及今后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
       7月1日上午举行大会闭幕式。闭幕式由《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杜敏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河北大学阎浩岗教授分别做了学术总结，陕西师范大学袁盛勇教授做了闭幕致谢词。罗岗教授、阎浩岗教授一致认为，本次研讨会是一次高水平的盛会，大力促进了丁玲研究的深入发展。本次会议负责人和组织者袁盛勇教授在发表致谢演讲时，再次对莅临本次会议的领导、专家和代表，以及对本次会议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各有关单位、会务组人员表示由衷谢意，指出历史将永远记住丁玲，丁玲研究也将不断取得创造性成果。袁盛勇在致谢中还赋诗一首作结：“盛夏炎炎世界杯，/五湖四海来相会。/相会长安话丁玲，/只因丁玲魅无穷。/前辈学者多热忱，/年轻学子来争鸣。/天地悠悠何所有，/飞蛾扑火赞丁玲！”
此外，6月30日晚上，中国丁玲研究会2018年常务理事扩大会（即第七届第一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也成功举行，总结了2017年研究会工作，讨论并安排了下阶段相关工作。
       会后，陕西师范大学校园网、《文艺报》、中国作家网、《丁玲研究》等对以上内容进行了报道，扩大了影响。由于与会代表和嘉宾均做了认真而严肃的学术准备，并且大都提交了高质量的研究论文，所以会议在学界产生了较好反响，令人欣喜。在这意义上，此次丁玲国际学术会议的成功，乃是全体与会代表和学者的成功。大会期间，正是西安进入盛夏，也是世界杯足球赛在俄罗斯热战正酣的时候，这让大家对诸位代表尤其是学界前辈的学术热忱，表示由衷钦佩和感激。中国丁玲研究会秘书长章晓虹一直在王中忱会长指导下，与会议组织者袁盛勇教授保持密切沟通，研究会前领导涂绍钧、李向东、张永泉等先生，也为本次会议顺利召开贡献了力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宋颖慧博士以及博士生杜睿，硕士生尚进、王帆、郭雪霞等，均在会务上有所奉献。
 
      （作者袁盛勇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帆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