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忆故人
                                                       ——追忆、反思与女性主体的成长

                                                                         〔台湾〕徐秀慧  
 
 
       一、自我与革命的辩证发展

　　
       丁玲1927、1928年间以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震惊了一代的文艺界”，诚如王中忱所言的：而与丁玲名字并列于《小说月报》的，除了五四时期的老作家许地山、王统照、西谛(郑振铎)、佩弦(朱自清)、谢六逸和丰子恺外，还有一同崛起的新进作家巴金和老舍，以及“曾经在上海女子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做过丁玲老师的茅盾本人。作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沈雁冰当然属于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行列，而作为小说家的茅盾，则几乎是和丁玲同时登场的”。[1]所幸，丁玲并没有满足于此而自我设限。
       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以知识女性自叙传体的形象，写出了五四运动以后苦寻出路的新女性漂泊的苦闷心理。《莎菲女士的日记》其实可以和郁达夫的《沉沦》并置，考察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中国现代知识份子关于“自我”的发现。相较于这两篇小说对自我的发现胶着于爱欲冲动的压抑，鲁迅在《孤独者》中的自我的发现，即已展开自我与群体的爱恨张力。关于五四知识份子自我的发现，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未来还可以进一步考察。《莎菲女士的日记》写出了信仰自由恋爱的新女性灵、肉无法合一的困境，难能可贵的是，丁玲并没有停留在“莎菲女士”如此自恋式的女性意识太久。1930年丁玲发表了以瞿秋白的形象为主人公的小说《韦护》，是丁玲从描写女性浪漫情爱的主题转向革命意识的首篇之作，瞿秋白这位革命战士的前行者，让丁玲克服了五四运动以来“罗曼谛克”的情结。《韦护》的结尾，改写了王剑虹病故的悲剧，以丽嘉从失恋中觉醒，“唉，什么爱情，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好好做点事业出来吧”，展现了丁玲对知识女性追求独立自我的期许。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过丁玲的小说《韦护》与她几次追忆瞿秋白的文章，展现她在不同时期对于文艺与政治、个人与群体、恋爱与革命的辩证与体悟。[2]主要就是透过丁玲几次追忆瞿秋白的散文理解丁玲革命实践的过程和心理驱动力。丁玲虽然是以小说家驰名，但她的散文无论质或量都不逊于小说。她也曾经在延安根据地提倡学习鲁迅的杂文，并身体力行报导文学的写作，留下了许多有助于我们了解延安时期战地文学的见证。有关丁玲的散文研究并不多见，目前仅有万直纯针对丁玲散文分析其艺术手法。[3]诚如万直纯所言丁玲散文的内心剖白的艺术手法，确实有其独特性。本文则尝试从丁玲散文高度的自省性与自剖性探讨丁玲如何反思自我，进行自我的改造与成长，并进而一再地重建群我合一的知识女性的革命主体，因而有别于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女性主义经常陷入性别对立的女性主体。本文尝试从与丁玲的革命实践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人，也即是她晚年坦言“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 ，[4]以理解丁玲如何在回忆中不断地反省、克服自我的局限，促使自我成长，因而得以不断重建与完善群我合一的“新人”主体。
       或许正是五四后期的“莎菲女士”带给人们的印象太深刻了，丁玲在人们的印象中，应该是个颇具“个性”，“自我”意识鲜明，或者用现在的话语是“主体性”很强的“女”作家。人们对于这类个性较强的女性，通常认为她们比较自我中心，但是丁玲尽管从未放弃对自我的坚持，但她的自我追寻，最终却是走入群众、融入集体。这种“自我”不太符合一般人的逻辑，因此认为1936年进入陕北以后的丁玲与写出“莎菲女士”的丁玲是断裂的。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诞生于1928年初春的“莎菲女士”是大革命落潮时期，“莎菲女士”对自我的剖析与最终选择告别爱欲冲动的缠绕，就可以理解“莎菲女士”对沉沦于爱欲自我的“复仇”，正是五四时期鼓吹、自由恋爱、妇女解放以来，女性在恋爱自由的课题中如何实现自我、又能不被爱情、欲望淹没自我，这可以说是从封建家庭解放出来的现代社会的女性主体最艰难的课题。唯有意识到这一点，同时又能实践自我的超克，现代女性的主体才能真正的诞生。丁玲对现代女性主体的思考，因此超出同时代的女性许多。此一课题，对当今社会的女性而言，也仍然是最艰难的课题。如果我们能够从“莎菲女士”勇于向在自由恋爱的糖衣下仍然包覆着自甘成为男性玩物的女性自我“复仇”，重新思考丁玲的革命性首先来自于对自我的超克，丁玲在中国革命的现实与历史中最终选择走入群众，将自我的实现融入于集体的解放志业之中，我们就能够理解个人与集体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集体中实现的自我主体性将更趋于丰富而饱满。贺桂梅也认为：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经典作家中，丁玲可以说是唯一一个与“革命”相始终的历史人物。这不仅指作家活跃程度和创作时间之长，也指终其一生她都对革命保持了一种信念式的执着。从初登文坛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流放者归来 ”的八十年代，丁玲一生三起三落，都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及其文艺体制的曲折历史过程关联在一起。革命成就了她，革命也磨砺了她。
       贺桂梅因此形容丁玲是：“革命的肉身形态：她用自己活生生的生命，展示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全部复杂性。”并且以“丁玲的逻辑”说明丁玲的革命信念：
       “丁玲的逻辑”，就是她始终以强烈的主体意识面对、认知外在世界，并在行动和实践过程中重新构造自他、主客关系，以形成新的自我。她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并不自恋；她有突出的主观诉求，但并不主观主义；她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但并不封闭；她人情练达，但并不世故；她的生命历程是开放的，但不失性格的统一性……尽管一生大起大落，经历极其复杂，晚年丁玲对自己的评价却是“依然故我”。[5]
       藉此，我想谈谈我在丁玲忆故人的篇章中所看到“丁玲的逻辑”。在阅读丁玲散文的过程中，我发现她是个经常在作品中留露着深刻的自我反省，透过自我反省以克服自我局限性的作家。女性意识或性别意识确实是丁玲检视社会结构性问题的重要视角，但她最终也克服了性别与自我意识的连结，逐渐从一个“新人”视角思考自我与群体的关系。
       因此我认为丁玲的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其实是立足于她经常地自我反省(或者说是自我改造)的过程。丁玲从“自我”出发，逐渐发展为“新人”的思考轨迹，可以从丁玲小说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过渡到《在医院中》，而走向,《杜晚香》中的主人公的轨迹。其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作为延安根据地时期将自我的解放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女性“新人”，是小说中知识女性的叙述者反思自我的参照对象，破除了知识女性与社会绝缘的界线，透过“贞贞”联系了知识女性与群体的关系。除此之外，要了解这三个看似跳跃的典型形象之间的发展轨迹与其间逻辑性，丁玲的散文，留下了更鲜明的思考过程，有待更全面地梳理。
 
       二、丁玲忆胡也频：单纯的革命信念
 
       1931年的2月，丁玲历经了另一半胡也频牺牲的“左联五烈士”事件。胡也频的牺牲，对于丁玲以实际行动参与革命活动，确实起了作用，但没有胡也频的牺牲，曾与共产党员瞿秋白与冯雪峰交往密切的丁玲，迟早也会投身与革命。胡也频牺牲以前，丁玲一直想以写作做为自我实现的出路，胡也频的牺牲强化了丁玲投身于革命的决心与信念，让这一天提早到来。[6]丁玲1950年为《胡也频选集》所写的序言《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详细描述了胡也频短暂的一生，也追述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她与胡也频投身于革命的历程。文中反省她在北京时的过着所谓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
       我那时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乱的时候，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所以我的狂狷与孤傲，给也频的影响是不好的。他沾染上了感伤与虚无。那一个时期他的诗，的确充满了这种可悲的感情。我们曾经很孤独地生活了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南方如火如荼，我们却蛰居在北京，无所事事。(中略)这一时期如果应该受到责备的话那应该是由我来负责的。因为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已经老早就进过共党办的由陈独秀；李达领导的平民女子学校，和后来的上海大学。在革命的队伍中是有着我的老师、同学和挚友。我那时也曾经想南下过，却因循下去了，一直没有行动。[7]
       写于1950年的序言中，丁玲反省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知识青年愤懑却无行动力的习气。丁玲是被大革命失败打醒，因为精神上的苦闷，才开始写作的：
       直到一九二七，大革命失败“四一二”、“马日事变”等等才打醒了我。我每天听到一些革命的消息，听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许多我敬重的人牺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艰苦中坚持，也有朋友动摇了，我这时极想到南方去，可是迟了，我找不到什么人了，不容易找人。我恨北京!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是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夷和个人孤独灵魂的倔强挣扎。我的苦痛，和非常想冲破旧的狭小的圈子的心情，也影响了也频。 [8]
       这段告白有助于我们了解丁玲开始写小说时的心境，对于自己带给胡也频好的、坏的影响也都坦承不讳。她对北京文人、诗人的痛恨，说明了丁玲不可能成为一个无感于现实的“纯文学作家”。1928年春天两人来到上海后，在生活和写作上都“走上了一个新的方向”。其中，对于胡也频比她还要早信仰革命，丁玲很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当时对于革命还抱持着观望、犹疑的态度。丁玲多次提到胡也频革命觉悟的历程：
       也频却是一个坚定的人。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理论。他先是读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后来也涉及到其他的社会科学书籍。[9]
       丁玲晚年回忆胡也频时说道：
       也频在二八、二九年读了大量的鲁迅和雪峰翻译的苏俄文艺理论书籍，进而读了些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书。他对革命逐渐有了理解，逐渐左倾，二九年写了《到莫斯科去》，三○年写了《光明在我们前面》。[10]
       丁玲在演讲中曾提到胡也频当时鼓励丁玲写作《韦护》，当丁玲一度想放弃时，胡也频鼓励丁玲“权当它是一件历史叙述一下吧”，完成后，胡也频的批评是“太不行了，必须重写”，致使两人“为此大吵特吵起来。结果，我又重写一遍”。丁玲坦言：
       我也不喜欢也频转变后的小说，我常说他是“左”倾幼稚病。我想，要么找我那些老朋友去，完全做地下工作，要么写文章，我那时把革命和文学还不能很好地联系着去看，同时英雄主义也使我以为不搞文学专搞工作才是革命。[11]
       1950年写作这篇序言时，丁玲已经历经了延安整风运动，她坦言1930年自己在创作革命加恋爱的类型小说时，还不能把革命和文学很好地联系起来，甚至把文学志趣与革命工作对立起来。丁玲所塑造的韦护形象陷入革命与恋爱、革命与文学的二元对立的矛盾中，展现的正是当时的丁玲自己也是无法舍弃文学创作投身于革命工作的矛盾心理。到了延安根据地，又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以后的丁玲，在回忆胡也频与她对革命信仰与认知的差异时，已经克服了1930年代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文学观。我在讨论丁玲的瞿秋白论时也曾说过：
       受到五四的启蒙思潮、个性解放的影响，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来，即把文学、自由恋爱当成是自我的实践。到了写作《韦护》时，因为受到瞿秋白的影响，丁玲将韦护的革命信仰、意志与实践也纳入自我实践的可能之一。但是此时的丁玲也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一样，流露出将恋爱与革命、文学与政治视为是矛盾的二元性。丁玲是到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中，经过革命工作的体验与整风运动才逐渐克服了这种革命与恋爱、政治与文学的二元性。丁玲塑造的韦护形象与瞿秋白在《多余的话》的自剖却有着高度的重迭，这也说明了30年代左翼文学的实践，只能是中国普罗文学的转折期。五四的启蒙思潮、个性解放与欧化的白话文体，都必须经过瞿秋白在3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文艺大众化”的时代课题中，逐一克服革命知识者从封建意识解放出来的自我意识，并在延安根据地进一步完成与群众意识的结合。[12]
       正在写作《韦护》的丁玲，还无法理解胡也频对革命的觉悟与信仰，丁玲曾回忆道，胡也频告诉丁玲：“要懂得马克思主义也很简单，首先是你要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丁玲的反应：
       我不相信他的话，我觉得他很有味道。当时我的确不懂得他的，一直到许久的后来，我才明白他的话。左联成立以后，胡也频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我大半都一个人写我的小说《一九三O年春上海》。[13]
       胡也频牺牲以后丁玲曾写过一篇小说《从夜晚到天亮》表现当时的心境，与《莎菲女士的日记》同样运用内心独白、自我剖析的散文笔法，描述丈夫牺牲以后的“年轻的妈妈“，因思念送回去给母亲照顾的幼儿，随着潜意识地做了许多非理性的行为。小说结尾以理性克服了迷乱的精神，强自振作投身于革命文学的写作。万直纯对于丁玲这种内心剖白的散文笔法分析说：
       这种内心剖白手法,我们从作者《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小说作品中时常见到的。但运用在散文中却是比较特别的。正是这种独白加上分析，在激情中充满理性因素，写出心灵构成的矛盾、冲撞，并展示这种过程而显示出特别的力度，比较纯粹的抒情更具内蕴而不空乏，写出这种曲折而不显得直白。这大概得力于作者写小说，写心态小说，具备对心灵世界精细的刻镂的艺术优势。当她写散文，面对自我心灵世界时她能深自思之，反观自我，曲尽微妙地剖析之。这种分析、解剖在表现方式上，在内容的构成上都显示作家的散文不同于一般的散文，形成自己的特殊性。鲁迅的散文，主要是《野草》，写出自己的心灵复杂构成，但主要是横向剖面，而丁玲则是纵向剖面。丁玲的散文显然不及鲁迅散文心灵的矛盾的强度。而却有着自己的特具的心灵过程性而不同于鲁迅散文。[14]
       丁玲藉由忆故人进行自我剖析的散文写法，确实有她特殊的魅力，展现了革命知识份子的心灵史。丁玲在追忆胡也频时，不只一次提到胡也频的纯真，胡也频即便在狱中给丁玲的信也还是保持着乐观昂扬的写作斗志。并鼓励丁玲把他们刚出生孩子送回湖南，专心写作，并且要紧靠着左联。从丁玲追忆胡也频的篇章中，我们可以理解到金饰学徒、海军学生出身的胡也频对革命的认知是非常单纯的：“首先是你要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没有知识份子的摇摆与多虑，即便在处决前夕，还不知道死期已至。丁玲说她一生最纪念的是胡也频，我认为没有胡也频的牺牲，虽然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丁玲终究要上革命的道路。但是胡也频对于革命的单纯、直率的信仰，还是给了丁玲很大的启发，尽管他短暂的一生几乎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写照。
 
        三、丁玲忆雪峰：放下自我，走入集体
 
       最能代表丁玲直抒胸臆的书写，应该是1931、1932年间写给冯雪峰的书简，后来左联为了营救被国民党软禁的丁玲，引起社会关注，辑录成《不算情书》发表在1933年9月的《文学》杂志第1卷第3期。丁玲当然没有料想到写给冯雪峰的爱情告白，会被公诸于世，所以这封书信反复无常地把自己全盘托出，一会希望延续过去的爱，一会希望彼此以同志相待，一会又希望是永远的朋友，完全是非理性的“恋人絮语”。但我们从这狂热的、前后矛盾的文字中，还是读出了丧夫后的丁玲，因为对雪峰爱恋始终未减，希望雪峰能帮助她：“因为有了你，我能更好好做人”。这里的所谓“好好做人”，颇具深意。仔细阅读这批最后署名“你的‘德娃利斯’”(“同志”一词的俄语发音 )，附注“这不算情书”的信件，丁玲写这些信时，表面上说“我觉得不知为什么我们总不能联系起来”，心里其实很清楚雪峰终究是不为所动的，因此她能做的：
       不敢再扰你，用大的力将自己压住在这椅上，想好好地写一点文章，因为我想我能好好写文章，你会更快乐些。[17]
       丁玲无法忍受的是两个人因为过去的一段情愫，见面时却得故意假装冷淡。希望能以“永远的朋友”或“同志”关系交往。这些告白，多少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丁玲说过：“雪峰从开始认识我，便对我的文学创作寄予最大的关注”、“是我文章最好的读者和老师，他是永远支持我创作的”，他为“莎菲”这一代苦闷的女性流泪，却也直率地告诉我“莎菲太消沉了，太虚无了，作为文学的倾向是不好的”[18]，这是丁玲“当时接受不了的”。丁玲说:“我很不高兴，因为人家都说好，他却说不好”[19]。文学评论是冯雪峰的专业，“丁玲每有新作发表时，冯雪峰往往给予及时的评论”[20]，客观评价、分析其中的优缺点，对于丁玲的写作不无引导的作用。丁玲晚年甚至认为：
       评论我作品的文章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些文章，都是在雪峰论文的基础上写，难得有个别的篇章，个别的论点，是跨越了他的论述。[21]
       从丁玲忆故人的文章中，可以得知瞿秋白要丁玲按自己喜欢的“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希望丁玲与她最好的朋友、也是瞿秋白的爱人王剑虹两人“都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这是他自己向往的而又不容易实现的”[22]。因此或许可以说瞿秋白引领丁玲认识了革命，并且意识到自我与革命的张力。胡也频启发了丁玲坚定革命的信念。真正让丁玲愿意反省、改造自我，从而放下自我的就是丁玲眼中“一切为了党”“在我的朋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冯雪峰[23]。1936年在冯雪峰的安排下，被国民党软禁的丁玲逃出南京后，在上海终于见到冯雪峰时，丁玲回忆道：
       雪峰来看我，他看到我，第一句问“这几年怎么过的?”我想把什么话都跟他谈，然后大哭一场，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我刚一哭，他马上就把脸板起来了：“你为什么老想着自己呢?世界上不是只你一个人孤独地在那里，还有很多人跟你一样的。”他这一句话，把我所有的眼泪都弄回去了。我是满腔的痛苦，他呢?就没有想到我的痛苦，而只想到别人去了，那我还有什么哭的呢?我当然不哭了，接着他就慢慢地对我讲，讲长征，讲毛主席。[24]
       丁玲追忆当她满腹委屈对“一生中情感最炽烈的一次”[25]恋人倾诉自己的苦难时，得到却是对方板起脸孔说：“你为什么老想着自己呢?”而硬生生把眼泪都吞回去。尽管相对于长征，丁玲个人的苦难确实不算什么，但如果不是年近80的丁玲已然具备了直面自我的勇气，也无法写出这段深刻反省自我的文字吧?
       丁玲说：“雪峰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并永远使我怀念的是他兴致昂然的一些谈话”，展现出雪峰精神世界的两尊塑像，一尊是鲁迅，另一尊是毛主席。[26]1931年、1932年间当丁玲接受左联的安排主编《北斗》杂志、决心投身于革命工作时，是冯雪峰引领丁玲拜访了鲁迅。1936年丁玲决心到陕北时，也是先从冯雪峰口中认识了毛泽东的思想、为人、风格与诗文。这在丁玲革命实践的道路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转折。丁玲对冯雪峰的评价是：
       从我认识你那一天起，你心中只放着一个党，很少顾及个人生活，你是一个最忠诚的战士! [27]
       我认为丁玲对雪峰的怀念，已经不纯粹只是对“一生中情感最炽烈的一次”恋人的怀念，而是雪峰让从只关注自我的“莎菲”，走入了集体。
 
     （作者系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
 
 

注释：
[1]丁玲著、王中忱导读：《莎菲女士的日记》(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页17。
[2]参见徐秀慧：《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实践的路径——从韦护形象与丁玲的瞿秋白论谈起》《文学评论》双月刊，2015(2)，页71-82。
[3]万直纯：《真实灵魂的独白——丁玲散文艺术论》，《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总第57期)，页56。
[4]丁玲：《悼雪峰》，《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14。下文中引自《丁玲全集》之引文，仅在文中标明卷数与页数，不再一一标注。
[5]以上引文皆详见贺桂梅：《丁玲的逻辑》，《读书》2015年3月，并收入中国丁玲研究会主编：《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丁玲精神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页20-32。
[6]1930年丁玲小说《韦护》即已透露丁玲期许自己能克服小资产阶级罗曼蒂克的幻想，胡也频牺牲后，更加强化了丁玲毅然投身革命工作的决心。历史的造化，让后来的丁玲不仅走上了“韦护”的道路，并透过在延安的革命工作与在创作中实践着瞿秋白提倡的“文艺大众化”理论，逐步地将文学与革命的理想主义合而为一。
[7]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9卷，页66-67。
[8]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9卷，页67。
[9]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9卷，页68。
[10]丁玲：《胡也频》，《丁玲全集》第6卷，页96
[11]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9卷，页68。
[12]徐秀慧：《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实践的路径——从韦护形象与丁玲的瞿秋白论谈起》，页71-82。
[13]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第9卷，页68、70。
[14]万直纯：《真实灵魂的独白——丁玲散文艺术论》，页56。此文中对于丁玲散文的特色与发展的分析非常精辟。
[15]这是丁玲晚年对胡也频牺牲的评语，见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全集》第6卷，页269。
[16]赵焕亭：《丁玲与冯雪峰的“德娃利斯情谊”》，收录《新气象 新开拓——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页244。
[17]丁玲：《不算情书》，《丁玲全集》第5卷，页26。
[18]丁玲：《悼雪峰》，《丁玲全集》第6卷，页16。
[19]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全集》第6卷，页268。
[20]赵焕亭：《丁玲与冯雪峰的“德娃利斯情谊”》，页245。
[21]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全集》第6卷，页273。
[22]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第6卷，页42。
[23]丁玲：《风雨中忆萧红》，《丁玲全集》第5卷，页135。
[24]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全集》第6卷，页272
[25]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页88。
[26]丁玲：《悼雪峰》，《丁玲全集》第6卷，页15。
[27]同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