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爱伦凯的精神契合

                                                                                  张鹏燕  

       1930年毅真在《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中认为：“女作家笔底下的爱，在冰心女士同绿漪女士的时代，是母女或夫妇的爱；在沅君的时代，是母亲的爱与情人的爱互相冲突的时代。到了丁玲女士的时代，则纯粹是‘爱’了。爱被讲到丁玲的时代，非但是家常便饭似的大讲特讲的时代，而且已经更进了一层，要求较为深刻的纯粹的爱情了”。[1]莎菲“她的爱的见解，是异常的深刻而为此刻以前的作家们所体会不到的。”[2]现在看，莎菲对爱的深刻见解——“灵肉一致的恋爱”——跟1920年代对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瑞典女性主义者爱伦凯颇有关系。
       通过读秀学术搜索，以“爱伦凯”、“爱伦开”、“Ellen Key”为检索词，可以查到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周作人、茅盾、巴金、郁达夫、田汉、苏雪林、陈学昭、钱杏邨、叶紫、丰子恺、夏丐尊等人都直接提到过爱伦凯，加上其他各界，名单令人咋舌。但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尚查不到丁玲任何对爱伦凯的言说。所以，即使莎菲跟爱伦凯“灵肉一致的恋爱观”一致，也很难直接说丁玲是受爱伦凯的影响而创作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大量佐证来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爱伦凯在中国的传播、包括爱伦凯为中国人所熟悉，主要借助的媒介是《妇女杂志》。虽然丁玲自己并没有提到过这份杂志，但是沈从文、张惟夫都提到《妇女杂志》是丁玲发表文章的一个地方。沈从文在《记丁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两人初回来时，光华方面似乎还可以从篷子处接洽，卖些文章给登在《萌芽杂志》上，或将旧稿交给书店印书，但另外方面如《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文章就已生了问题。过不久，《萌芽》停了，书店又太穷，两人已不能按时拿钱，海军学生的稿件给《小说月报》的，给《新月》的皆不合用，常被退回，丁玲文章送过《妇女杂志》的，也有了不能载出的问题。[3]”
       或许有人指出，从叙述情况看，这应该指的是1930年的事。这时丁玲已经成名，不能确定在《妇女杂志》投稿是《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前的事，还是之后的事。但丁玲被捕后，张惟夫著的《关于丁玲女士》，也提到：“女士发表文章的地方，以小说月报上为最多，次为妇女杂志、北斗、文学月报、现代等等。”[4]从目前的情况看，《丁玲全集》《丁玲年谱长编》《丁玲传》相关文献中也查不到丁玲与《妇女杂志》的任何关联。难道沈从文、张惟夫都出现记忆失误，或者二人都指这是《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的情况。但似乎也没人能指出，丁玲是1928年后才开始关注《妇女杂志》，还是之前就已经关注。所以，虽然不能据此确定丁玲在1928年前就已经关注《妇女杂志》，但似乎也不能否定。
       再一个佐证是： 1922年，丁玲作为追求进步的青年跟好友王一知等五人跟随王剑虹到了上海，进入李达任教务主任，他的夫人王会悟协理具体事务，共产党人沈雁冰、沈泽民等都曾任教的上海平民女学。[5]1923年8、9月至1924年秋，再次到上海大学学习，比较接近的同学有“杨之华、张琴秋、陈碧兰。”[6]也就是说，自1922年2月到1924年秋（除去中间离开过一段时间），丁玲有近两年的时间在上海求学。而且这一时期，跟茅盾“比较熟”[7]，沈泽民给她们上过课还曾找过她们参加他们的狂飙社[8]，并且在上海大学同学中又跟沈泽民的夫人张琴秋比较接近。从丁玲到上海不久就与同学一起去拜访了郭沫若、郁达夫，并且说很喜欢读郭沫若的《女神》一事看，丁玲有可能熟悉茅盾和沈泽民的文章，而这一时期正是茅盾极为欣赏爱伦凯[9]，沈泽民也正从事爱伦凯著作的翻译与介绍的时候。所以，丁玲极有可能在这一时期了解爱伦凯。
        第三，即使丁玲不去读茅盾、沈泽民的文章，以《妇女杂志》在当时的影响力：在国内外不少于35个的发行处和1924年后每期逾2万份的发行量，[10]女界明星的地位，丁玲也极有可能关注和阅读。而此时正是爱伦凯在《妇女杂志》传播最盛的时候。
       这样看，虽然现在笔者还没有看到丁玲本人对爱伦凯的片言只语，但无论从爱伦凯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看，还是从丁玲的人生经历、接触圈子、还是朋友叙述看，丁玲有可能知道并了解爱伦凯。
       从现有资料看，丁玲从未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过爱伦凯这个人物，但没有任何一位现代作家的笔，能像丁玲一样细致生动地传达爱伦凯的思想。
       爱伦凯在《恋爱与结婚》第二章《爱的进化》中谈到，新时代的恋爱除了仍然是男女之间为了种族的延续自然地吸引外，还有一个内在的重要的原因使得它变得重要。这就是在“上帝死了”之后，个体生命因为失去依托开始变得孤独，现代人因为习惯并倾向于戴着面具生活，不被完全理解成为了时代精神的标签。虽然在生活中，掩饰是必要的，但同时这种保护性的掩饰让爱在透过外表进入内心时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恋爱的意义就在于要撕破面具，让个体在失去生命依托后重新找到心灵的栖息地。
       丁玲笔下的女性就像是从这种背景中走出来的。莎菲这样的女性，在五四个性解放时代，从家庭里走出来一个人到外地求学，生活找不到出路，生命没有依托，如丁玲所讲“她们要同家庭决裂，又要同旧社会决裂。新的东西哪里去找呢？……她想寻找光明，但她看不见一个真正理想的东西，一个真正理想的人。”[11]于是，她们很孤独，精神苦闷。在这种时候，恋爱成为她们最重要的人生追求。在恋爱里，她们总希望“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恋爱成为丁玲笔下女主人公摆脱精神苦闷最重要的依托。
      爱伦凯的恋爱观是“灵肉一致”的，如前所述她主张“恋爱自由”而非“自由恋爱”。在爱伦凯看来，“自由恋爱”（free love）由于被滥用充满解释的多种可能性，包括“本能的肉欲的爱”、“为了满足生理饥渴的爱”、“青春爱情”等等。她着重提出，即使当青春爱情是灵魂的——几乎所有的青春爱情都可以这样描述——大多数情况下这不过是对爱的渴望而不是爱，经验的渴望而不是新的生命本身。所以她主张“恋爱自由”（love’s freedom）。如果说前者的自由暗含着多种形式的爱，那么后者的自由只意味着一种值得以爱命名的自由。爱伦凯强调爱实为大爱（ great love）,灵魂的吸引毫无疑问是其最持久的要素，但并不是惟一有价值的要素。相爱的人想要的是灵魂与肉体的融合。爱伦凯这样描述爱：“爱就是吸收进那个人的心灵，在那个人的心灵中找到自己心灵的立足点，同时能保持自由；心的接近让自己的焦虑平静下来；留心的耳朵会捕捉到你没有说和不能说的东西；那些明亮的眼睛会关注到我们最大可能的实现；即使仅仅是手的接触，也像触电一样，兴奋地要死，我们将感到跟我们自己很接近。”[12]所以，她说“当两个灵魂感到快乐，并且这快乐被感官分享时，当感官拥有灵魂使之高贵的快乐时，那么结果就既不是欲望也不是友谊，”[13]而是爱。
       莎菲追求的就是这种“灵肉一致的恋爱”。莎菲嘲笑毓芳和云霖，“这禁欲主义者！为什么会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裸露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为什么在两个人还没睡在一个被窝以前，会想到那些不足相干足以担心的事？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14]在莎菲看来，相爱的两个人之间，灵魂的快乐是需要身体的接触分享的，这是自然的反应。扩大开来看，丁玲早期作品中女主人公对恋爱的描述，都非常强调感官的快乐。比如薇底，她一直很怀念一个人，就因为“哈，那一夜，那一夜呀，她简直昏迷地倒在那有力的两条臂膀里了。在黑暗中，两对眼睛那样紧紧地跟着，瞅定着。嘴唇永久的贴合着。热的胸，总嫌抱的不紧……”。同样的描述发生在野草身上，她也是一直怀念着一个人，“她想起她倒在那人怀里时，只希望能立刻死了的那心，是多么能领受快乐的年轻的心呵！”昏迷、心希望立刻死了，陶醉、触电般的感觉，这是丁玲笔下女性对真恋爱的体会，也是薇底、野草们正在苦苦寻求的东西。灵魂的爱必然要借助身体传达出来。所以，莎菲对毓芳和云霖的嘲笑就不仅仅是对他们禁欲主义的嘲笑，而是对他们恋爱性质的怀疑。莎菲乐意接受苇弟朋友的爱，但是她决不能接受苇弟所谓的“爱”，原因正如爱伦凯所描述的，“当一个女人喊‘你渴望得到我，但是你不关心我，你不能倾听……’那么，这个男人注定是失败的”。[15]苇弟虽然爱莎菲，但他从来不曾捉住过莎菲。“我相信在我平日的一举一动中，我都能表示出我的态度来。为什么他不懂我的意思呢？难道我能直截的说明，和阻止他的爱吗？……我无法了，只好把我的日记给他看。让他知道他在我的心里是怎样的无希望”，但苇弟在意的是莎菲到底爱谁，他根本不关心莎菲内心的苦，更做不到倾听，他的爱只是“无味的嫉妒，自私的占有”，所以充其量只是一种“青春恋爱”。尤其是苇弟的到来，经常给莎菲难受，给莎菲纠葛，唯独少些快乐。莎菲拒绝这种爱。莎菲想象的爱，是这样的：“像吃醉一般的感到融融的蜜意”；“假使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的闭着眼睛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完全是整天都在系念到他”；“我又倾慕他，思念他，甚至于没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义了；并且我常常想，假使有那么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拢来，密密的，那我的身体就从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愿意。其实，单是能获得骑士般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摩，随便他的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莎菲将之称为“醉我灵魂的幸福”。[16]醉了的、幸福的是灵魂也是肉体，是“灵肉一致”。爱伦凯说，对现代进步女性来说，只有这样的男人能保留女性的爱。“他能让她感到自己拥有艺术家的喜悦，同时他表现出这种喜悦，在他小心地、微妙地跟她的灵魂和肉体接触的时候。”[17]如果凌吉士也表现出这种喜悦，说明他是从肉体到灵魂都喜欢莎菲，但莎菲最终看到的是凌吉士“那被情欲燃烧的眼睛”，这两只灼闪的眼睛，毁灭了莎菲对爱的一切美好的梦想。莎菲决计搭车南下。以爱伦凯的话说“性的高贵的人不能属于他不爱或他知道自己不被爱的人”。[18]
恋爱（灵肉一致的恋爱），无论对爱伦凯来说，还是对丁玲来说，它的意义至高无上。在爱伦凯看来，如果一个时代已经意识到爱应该成为婚姻的道德基础，那么，爱进化了，人性也就发展了。在爱的影响下，人类整个灵魂的性情是忠实的。当时代以爱为人生新的宗教时，首先获益的是个人的幸福快乐，其次是社会的幸福、种族的向上。爱产生最优秀的小孩。
       在丁玲这里，恋爱是理想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重要参照系。她一生最厌恶和痛恨的是虚伪，尤其厌恶恋爱中的虚伪。莎菲有过一次非常任性的表现，在接到蕴姊从上海来的信后，明知酒对她的肺病有致命危险，但她还是痛饮了一场，差点死去。原因是蕴姊的信提到生之无趣，莎菲揣想的她婚后的生活，“自然她更受不住那渐渐的冷淡，那遮饰不住的虚情……”。爱情都缺乏温暖，充满虚伪，莎菲对这样的社会失望极了，觉得“倒不如早死了干净”。 所以，当凌吉士把“被情欲燃烧”着的眼光镇在她脸上，却哭声地向她说：“莎菲，你信我，我是不会负你的”时，莎菲竟忍不住笑出声来，她感到的只有恶心。正因为莎菲厌恶恋爱中的虚伪，所以，对苇弟，她不爱就不爱，她说“我却不骗人，并不骗自己，我清白。” 正因为对恋爱抱不骗人、也不骗己的态度，丁玲笔下的女性以近乎残酷地手段内审，这是她笔下新女性不同于其他作家笔下时代女性的最突出的地方。丽婀是《他走后》的主人公，这个女人初看起来有些神经质，为了要回味，她竟然在与恋人缠绵之际将他赶走，时间是凌晨两点，并且外面下着雨。那么，她到底为什么呢？她就想问自己的心“是否真的爱秀东”？她本以为自己是爱秀东的，“秀东有淡淡的长眉，柔柔的短发，尖的下巴，两颗能表示出许多感情的眸子，……。”又 “秀东实在聪明，有事，他都能预先知道。她眉尖一动，他就举步了，做的事，正同她想的相符；”但她似乎还打不定主意爱还是不爱，所以她又问自己一个问题：假如比秀东长得好的伍明、比秀东更狂热的孟特、还有能把这两个人都抹去的绍蓉，都来追求她，她是否更喜欢？结果是她难以拒绝每个人。这种结果让她惧怕，她发现自己并不爱秀东，她爱的只有自己，她“只希望她是一个不同凡人一样的，能被见过她的人倾心来爱她，她是爱的中心！她是皇后！”这种潜隐的内心，一经被她自己发现，她“骇得几乎叫了出来”，“忍不住，她急得哭了！”“觉得不久她就要被大家取笑了。若果秀东聪明一点，把她隐秘的都看清，秀东便将是第一个看不起她的人，会诽笑她，玩弄她，侮辱她！”那么，丽婀真的疯了吗？没有。其实，这正是她对爱情执着的地方。假如换做别人，有谁会这样去面对自己的内心！有谁会这样剖析自己！有谁会这么执著地问自己“我到底爱不爱他（她）” ！假如现实中，每个人都对自己拥有的感情这么追问，又有多少伟大的爱情存在！丽婀是这样惧怕自己，说明她根本否认同时恋爱几个人的“自由恋爱”；丽婀这样后悔，说明她对自己无意识地欺骗都感到难以见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丁玲早期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她们都是精神上的贵族。”[19]在恋爱里，她们表现出个性的高傲，其实正是个性解放、人性进步的地方。恋爱在她们的人生中不打折。
       虽然，丁玲表现出和爱伦凯对恋爱不尽一致的意见，但二人精神上的契合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
 
       (作者系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注  释：
[1] 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妇女杂志》第16卷第7号，1930年7月。
[2] 同上。
[3] 沈从文：《记丁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第179页。
[4] 张惟夫：《关于丁玲女士》，上海：立达书局1933年版，第60页。
[5]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其中，沈泽民也曾任教一事是参看王会悟：《入平民女学上课一星期之感想》一文加上的，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6] 丁玲：《早年生活二三事》，《丁玲全集》（第10卷），张炯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
[7] 这一方面丁玲亲自说过，见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8] 丁玲：《早年生活二三事》，《丁玲全集》（第10卷），张炯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
[9] 茅盾对爱伦凯的欣赏，可参见《茅盾全集》第14卷有关文章。在20年代初，茅盾谈及爱伦凯的文章很多，直接提及的就有15篇，茅盾曾直言在学识上，他“只好恭维爱伦凯，因为她的学说比较的深湛”。
[10] 《妇女杂志》创刊号《预定妇女杂志简章》介绍初创刊就35个发行处，王蕴章时期的发行量为3000份（见山东师范大学，范蕴涵硕士论文《〈妇女杂志〉》研究）第54页），而10卷1号，编者自称“仅就销行的册数而言，比较以前也增加了六七倍”，所以推测1924年1月，发行量就达到2万份。
[11] 冬晓：《走访丁玲》，载香港《开卷》1979年第5期，收入《丁玲全集》第八卷，题为《答〈开卷〉记者问》，张炯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12] Ellen Key,Love and Marriage, Translated by Arthur G·Chater，NewYork and London:G·P·Putnam’s Sons,1911.p73。
[13] 同上。
[14] 关于丁玲作品引文皆见《丁玲全集》第三卷，张炯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 Ellen Key,Love and Marriage，Translated by Arthur G·Chater，NewYork and London: G·P·Putnam’s Sons,1911.p84。
[16]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全集》第三卷 ，张炯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17] Ellen Key,Love and Marriage，Translated by Arthur G·Chater，NewYork and London: G·P·Putnam’s Sons,1911.p84。
[18] Ellen Key,Love and Marriage，Translated by Arthur G·Chater，,NewYork and London:G·P·Putnam’s Sons,1911.p294。
[19]张鹏燕：《做自身欲望的主体》，《丁玲与中国当代文学》（第十一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