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笔下母亲语言性别意识的丰富性

                                                                                   王丹红  

       关注过丁玲的研究者肯定能意识到，“母亲”在丁玲生命和创作中的意义。《母亲》是她毕生创作的三部长篇之一；此外，她还在《从夜晚到天亮》《田家冲》《水》《消息》《新的信息》等短篇小说中塑造了动人的母亲形象；在众多的散文中，如《我怎样飞向自己的天地》《我的中学生活片段》《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我母亲的生平》《我的生平与创作》《死之歌》以及催人泪下的《魍魎世界》《风雪人间》等作品里写到“母亲”之处比比皆是。可见，母亲的形象世界在她创作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份量。在中国当代文学画廊里，以众多篇幅、大量笔墨，并倾注一腔心血和热枕致力于创造母亲系列形象的，除因描写母爱而著称的冰心外，当数丁玲。
       丁玲笔下的母亲形象比较刚强，于是有人认为丁玲笔下的母亲，是从社会的角度来描写的，忽视其女性特征或母性特征，从而被说成是女性文学的“异化”。一位批评家曾不无惋惜地说：包括丁玲在内的一大批现代女作家，由于她们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政治激流之中，所以“她们虽然从事文学创作，但此时，政治意识强于文学意识，她们的主体意识发生了变化，女性意识大大减弱，女性文学的个性、特点以及特有的艺术魅力也随之减弱或消失。”[1]
       这是从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角度的评论，他们要求在文学创作中高度张扬妇女的主体意识，而从政治的、社会的角度进行创作往往会掩盖女性的特征。
       我们承认并肯定丁玲母亲语言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但是否会因此就丧失了女性（母性）特征呢？时代性、社会性与女性（母性）是否是矛盾对立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还是回到文本的语言中寻找答案：
     （1）丁玲笔下的母亲语言有着浓厚的母性特征，但又带有鲜明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二者不可分割。
       如果说，贤慧、痴情、慈悲、勤劳、能干、团家、亲子乃至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传统母亲形象所具有的特征，那么在丁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也依然保存这些优良的品质。《从夜晚到天亮》中母亲对婴儿的牵挂，细致到买奶粉和衣服；《母亲》中曼贞扶老携幼的艰辛与顽强；在散文中表现的母教之伟大，不仅冀望和鼓励子女成长，走上成功和幸福的康庄大道，还能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又能充分谅解子女的心思，默默忍受委屈等，这些语言表述都是相当动人的。但作者不是孤立地去描写母爱，而是置于时代的洪流中，既表现母性的温馨，又塑造一个充满生命感、创造力的女人，并且使母亲们带有浓郁的社会性。当然，母亲首先是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必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存在多方面的联系，就象马克思所说，“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有现和证明。”[2]所以，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特质”。只不过女权主义者的主张，是相对于“男权主义”而言，使之脱离一般的社会革命而独立。马克思则强调“社会的人”，母亲亦不例外。
同时，女性特征还表现在女性（包括母亲），不断地为追求自身的平等权利和解放，为后代子孙的幸福而奋斗。这个过程，必然要与社会解放相联系，这都在作品的语言中显明。于曼贞的成长（《母亲》）、老太婆的觉醒（《消息》）、陈老太婆的复仇愿望（《新的信念》）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可能。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对妇女的地位、处境和前途作了极其深入的探讨和论述，指出妇女命运的变化紧合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并以大量的科学论据证明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完全一致性。“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3]鲁迅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4]这也是女权主义者未能充分意识到的。因而将女性特征生硬地与社会性、时代性对立是不科学的。
     （2）丁玲的母亲语言都体现了女性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特征，怎说是“性别弱化”？
       曼贞从地主阶级不问世事的少奶奶到亡夫后的寡妇生涯，从哺孤的艰辛到求生的挣扎以至个人的发展，都是作为女性的独特经历，并伴随女性深切的感受，譬如初寡时孤立无援、凄凉悲哀的心情，放脚过程的苦痛煎熬，这是其他男性们所无法了解的，文本中的语言表达十分细腻逼真。《新的信念》中陈老太婆的苦难代表日帝侵略下女性的深重苦难，那种在失贞情况下羞辱交织、愤恨相杂的感受是微妙深刻的，比之男性所身负的民族仇恨更多一层女性身心的劫难，比如她在控诉日军暴行时见到儿子的反应，那段文字写尽母亲作为女性的心灵煎熬：“做娘的却看见了儿子，她停止了述说，呆呆望着他，听的人也回过头来，却没有人笑他。他感到从没有过的伤心，走过去，伸出他的手，他说：‘我一定要为你报仇！’老太婆满脸喜悦，也伸出了自己的手，但忽然又缩了回去，像一只打败了的鸡，缩着自己，呜咽地钻入人丛，跑了。”这段文字调动语言的多种表现手段，精妙地表现母亲的复杂心理。形容词、动词将母亲的表情的瞬间转换，从“呆呆”到“喜悦”到“呜咽”。动作语言更是细致，泄露了母亲难以抑制的痛苦，“伸出”、“缩了”、“缩着”、“钻入”、“跑了”一连串的动作上演了母亲在儿子面前难以掩饰的自卑与脆弱，无以遁形，恨不得钻入地下的羞赧。比喻句“像一只打败了的鸡”，将母亲从高昂的情绪一下子跌入低谷的情形展现得栩栩如生。面对儿子，母亲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羞耻和痛苦，变得那么可怜而脆弱，丁玲用极为细腻的笔致反映母亲那颗受伤破碎的心灵。母亲的这种女性语言写得丝丝入扣。在《魍魎世界》里描述怀上冯达的孩后那段叙述饱醮着母亲的血泪，挽救一条小生命付出的是声名的代价和别人的指责，那种无奈、自责交织着痛苦、愤懑的心理，显然是女性、母亲独有的感觉。
       也有人说杜晚香是“性别弱化”[5]，我们认为，所谓女性性别特征，是基于生理心理上和男性的不同，杜晚香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有着一般普通妇女人生轨迹；她从小自觉负起家务，十三岁被卖为媳妇，在公婆姑叔中求生，恪尽妇道与孝道，完全是旧式传统本分的劳动女性；她尊敬丈夫，不远千里追寻他的足迹，除了工作的热情，难道没有个人的情感吗？她帮助别人做鞋、补衣服、看孩子、组织家属妇女集体劳动并忘情高歌，恐怕是中国一般男子所没有的。她还曾不惧酷寒破冰背姑娘们趟过他们趟不过的河，敞开胸怀捂暖别人冻紫的双脚，细致体贴得像“妈妈一样”。将母亲般爱与温暖的柔情付与更多人们，不正是胸怀无私、地道的女性话语吗？这种贤淑质朴的品格不正是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吗？《丁玲小说中的三个女性》认为杜晚香的“性别明显弱化”的最重要理由即没有爱情的婚姻。她不象莎菲狂狷大胆地追求灵肉一致的情爱，不如贞贞“拒绝回到传统的社会和两性关系的农村体制上”，而是面对婚姻的现状“没有反感”。我们认为这应结合作品具体实际作具体分析。应该说杜晚香有过对志同道合的爱情的希翼，然而事实上，“那位具有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的女英雄，也象传统中的中国妇女那样受到歧视。”[6]她思考过，内心质问过，但“没有反感”，真实地反映旧伦理道德影响下中国妇女的隐忍与屈从。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政治上确定了女性和婚姻自由的权利，然而对于农村妇女来说，这种地位和权利的获得经历过曲折与反复，旧习惯势力有一定的市场，男尊女卑现象在家庭中明显存在，不少人很难有平等基础上的爱情。丁玲没有拔高杜晚香的形象，让她同莎菲一样奋而抗争，而是从她的思想实际出发，真实地描写她的爱情生活与婚姻现状，却是合情合理的。难道只有像莎菲的爱情观才具有个性吗？
       由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女子的个性特点会因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年龄的差异有所不同，不能简单划一。在肯定莎菲少女式“多愁善感”性格时，不能否认曼贞、杜晚香等母亲的女性特征。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中年期的女性情绪比较稳定和深沉，意志比较坚强，有较强的自制力，与少女时期的多变心绪不同。她们爱的侧重点逐渐转向子女，而不像年轻时对两性之爱的完全投入，社会责任感也较强。人恒言：“为女弱，为母则强”。可见，少女与母亲之间的性格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这些在各个文本的语言中都鲜明展现。
母性是女性性别的鲜明标志，母爱又是女性最高级的感情之一。丁玲善于把这种感情以委婉的语言表现出来。丁玲笔下的母亲语言富有女性的特质和个性特征，这是勿庸置言的。
       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苏曾说：“所有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7]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女人不是被动和否定，便是不存在’”。中国传统文化也认为：男子为阳，乾道成男；女子为阴，坤道成女，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又进一步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包括母亲实际上处于“无名”的状态，母亲角色承载的是父权的意志。传统文学中如《西厢记》《红楼梦》里的崔母、贾母都是男权主流文化的代言人。可见，母亲大多只有家庭地位，没有社会地位，家庭地位还得附庸在父亲或儿子的权威之下，也就是女性主义研究者所指陈的“第二性”、“第三性”[8]。
       当然，历史上也有许多广为传颂的母亲，她们的社会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子女的成就、地位上，正所谓“母凭子贵”，而母亲个人的欲望、追求往往被遮蔽。母亲在文学作品和民间演义系统中呈现出两种人格风范。一种是正统道德提倡的深明大义、自我牺牲的圣母典范，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中的母亲，她们为国家和民族奉献出一个又一个栋梁式的孝子贤臣；另一种是在个人叙事抒情文本中所凸显的美德：勤劳、慈爱、宽厚、隐忍等等超功利而成为女性最可骄傲和光辉的人格魅力，这在文人名士回忆母亲的文章中比比皆是。张爱玲为此嘲讽道：“母爱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作了太多的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的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不足重的，男人只尊重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其实，有些感情是，如果时时把它戏剧化，就光剩下戏剧了；母爱尤是。”[9]但当我们回望丁玲的母亲作品时，则会发现母亲形象在新的人性尺度下，呈现出更为充盈复杂、鲜活亮丽的形态，母亲语言与她笔下女性大胆越轨的话语一样，在历史的天空中回响，在妻子和母亲的称号上，我们不应该忘记还有一个“人”的称号（美国的玛丽·称维莫尔）。这也是母亲、女性与人性话语的高度统一。
        丁玲的母亲语言拓展了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性别意识的表达，充实了时代性与社会性内涵，并具有高度的个性化，通过委婉多彩的语言表达，使母亲语言的性别意识更加丰富深厚。
 
       （作者系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
 
 

注  释：
[1] 《五四以来女作家群的女性文学》，《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4月1日。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中国妇女出版社，1978年。
[4] 鲁迅：《关于妇女解放》，《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615页。
[5] 《丁玲小说中的三个女性》，《文艺争鸣》，1993年第5期。
[6] 居伊·勒克莱克：《巴金的〈复仇〉，丁玲的〈大姐〉》，法国《罗讷·阿尔卑斯日报》，1981年1月22日。
[7] 利比多(libido)：弗洛伊德认为，性是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原动力，性欲，成为证明一个人魅力的最主要表达与展现方式。他还把性称为libido，即利比多。
[8]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9] 张爱玲：《谈跳舞》，《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