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是一个文化中心主义者吗？
                                                 ——读《我眼中的美国》（1～17）

                                                                                               赵焕亭  

       1981年8月29日，丁玲应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邀请，赴美国作为期四个月的访问写作，1981年12月底回国。这是她1979年复出后的第一次出访，也是她去世前的最后一次海外出访。这次出访是她第一次亲身观察和感受美国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她对美国的诸多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惊异不已，有赞美，亦有疑惑。她抓住一切机会去观察、思考和记录她所看到的一切，给我们留下了一批珍贵的纪实资料。其中《我眼中的美国（1～17）》是她这次出访的重要收获之一，集中记述了美国社会的诸多现象，勾勒了大洋彼岸一个略带神秘感的现代化国家的真实图像。这一组文章与其他8篇（主要是访美序曲和记人散文：《向昨天飞行》《二十九日又一页》《安娜》《会见尼姆·威尔士女士》《养鸡与养狗》《曼哈顿街头夜景》《伊罗生》《於梨华》）相关文章一起被收录在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访美散记》中。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丁玲全集》时，对这批文献做了整理，放在全集的第6册中。今天，重温这组文章，从丁玲对美国的客观描绘中，可以感受到她谦逊的文化姿态、开阔的文化视野和必要的文化自信。
 
                                                                            一、谦逊的文化姿态
 
       丁玲既不是一个文化中心主义者，更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谦逊的文化姿态、积极的文化纳新意识使她像海绵吸水一样接纳新事物。
有学者称丁玲的《访美散记》是在文化中心主义阴影笼罩下的产物。如秦林芳先生在《在文化中心主义阴影的笼罩下：丁玲〈访美散记〉的文化学考察》一文中指出：“在《访美散记》中，丁玲从自己的已成之见出发，以本土文化为中心，将‘自我’与‘他者’相对立，着力批判了美国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了凸现‘美国文明’的弊端，一方面，她有意将浑融为一的‘美国文明’作了拆解，以其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对之进行反衬；另一方面，则将中华精神文明作为理想的参照系对之进行比照。虽然丁玲对美国文明这一‘他者’的批判不乏合理之处，但是，她从中所显示出来的以异证异、以异斥异的文化态度无疑是保守的、排外的，笼罩着浓厚的文化中心主义的阴影，表现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1]文章认为丁玲的这次访美表现出了与改革开放国策相悖逆的、以本土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中心主义思想，对美国文明的批判成了《访美散记》的中心主题。这一结论是否准确呢？让我们先来看看“文化中心主义”的概念。
       什么是文化中心主义呢？文化中心主义指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常有的一种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看成是最好的、优于他民族的倾向，并且将本民族、本群体的文化模式当做中心和标准，以此衡量和评价其他文化，常常敌视或怀疑自己所不熟悉的文化模式。而丁玲对待美国文化的态度是什么呢？她说：“我深知，中美两国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各方面的不同，又有长期的隔阂，因此对问题的看法，会有不同。但是我们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我们相信一个国家的事，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能管得好。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应该虚心学习别国的长处，认真克服自己的弱点，我们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我们希望通过交往，增加了解，发展友谊。”[2]从这些话里，不仅丝毫看不出丁玲的文化中心主义，反倒见出丁玲谦逊的心态和包容的气度。这种宽广的文化胸怀与1980年代初我国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大气候有很大关系，丁玲访美期间所秉持的文化立场也与我国一贯坚持的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外交政策相一致。丁玲1981年的出访美国是中国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学习先进文化，增加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举措之一。1981年丁玲访美的政治背景和文化环境是：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1979年1月12日，历经坎坷的丁玲终于回到了北京。此后不久，丁玲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1月25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结束。1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成立国际友谊博物馆筹备处。
       在中国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百废待兴的的情况下，从北大荒走来、从山西嶂头村走来的丁玲，深知祖国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很落后，深知中国与美国在现代化进程上的差距。这种情况下，她怎么可能存在本土文化中心主义呢？依丁玲的个性，她不会有文化自卑心理，这倒是有可能的，但是，1981年的丁玲也绝对不可能带着本土文化自大的心理和本土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出访美国，尤其是当她第一次亲身感受到美国先进的物质文化水平时，她没有表现出盲目的民族文化优越感，她只是在用眼去观察，用心去思考，用笔去记录。
称丁玲有文化中心主义，相当于称她有文化保守主义。但是，丁玲向来都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本是一个中性词语。它对于继承传统文化，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力等有积极意义，但是，它也有负面作用，如反现代化、否定革命等。丁玲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如《红楼梦》《水浒传》等是赞赏的，但她对传统文化中糟粕的东西如封建主义、歧视妇女的观念等从来都是抵制的。当丁玲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时，实质上是在贬义上使用这一词语的，其意义相当于文化本位主义、国粹思想、民族主义等。对此，笔者不能认同。作为五四文化的产儿，丁玲无论是年轻时期还是晚年时期，其思想从来都不是封闭和保守的，而是善于学习，勇于革命，积极吸纳和宣传先进文化的。尤其是访美期间，因循守旧的国粹思想与她有些不搭界，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与她的文化主张不相符合。这一点，从丁玲《我眼中的美国》（1～17）的记述中，清晰可见。这组系列文章详细记述了美国城市的舒适与安全、便利快捷的出租车、物美价廉的超市，亲切友好的美国学生，工作一丝不苟的杂志记者等。她甚至还从橄榄球赛的观感来肯定美国人民健康昂扬的精神风貌。同时，她对美国社会存在的周期性的失业危机、部分人的精神空虚、艺术作品的低级趣味等也提出了批判。有褒有贬，客观真实，令人信服。
       丁玲像海绵吸水一样吸纳新事物，探究新现象。《我眼中的美国》充分体现了丁玲对待先进文化的好奇和吸纳。1952年8月19日丁玲在天津暑期文艺讲座上的谈话中说：“发现了新鲜的事物，要钻进去，要研究，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可以发生？这个发生对我们影响怎么样？我们要研究，研究的时候，才能肯定下来。……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心思：随时随地都准备吸收营养，吸收东西，像海绵一样碰上水就吸进去了。花朵吸收了太阳，花就好了。花果树木，一定要太阳、水分，要肥料，时时刻刻要吸收，所以我们应当随时都准备吸收东西，不是只发现一种新鲜东西，发现完了，就过去了。”[3]丁玲就是以海绵吸水的精神对待新事物的。这尤其体现在她1981年的这次美国之行。她积极去了解和认识陌生的事物，向国人介绍美国的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等。这具体体现在对美国丰富的物质生活和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的描述和对美国人昂扬奋进精神和热情友好品质的描述上。这些客观描述恰恰体现了丁玲开放的文化视野，而不是文化保守主义。
 
                                                                               二、开阔的文化视野
 
       丁玲开放的文化视野在《我眼中的美国》系列文章中具体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对美国丰富的物质生活和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的介绍；对美国人昂扬奋进的精神和热情友好的品质的赞扬。
                                                                          （一）美国物质生活的丰富和生活工作环境的舒适
       丁玲对现代美国丰富的物质生活和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的描述，主要包括对超市、汽车、城市和公司办公室的介绍等。这里是丁玲笔下的食品超级市场：“这是一座平面建筑，进门之后，顾客就各自推一部像儿童车一样的轻便四轮车，走进商品橱架组成的一道道走廊。两边橱架上摆满了各种五颜六色的葡萄、桔子、柚子、苹果、梨、桃子、李子、菠萝、切开了的西瓜，春夏秋冬的水果都有，都洗得干干净净，色泽鲜艳。有的包在塑料薄膜里面，更加晶莹透亮。价格标签清楚，初到的顾客一看就懂，也像老主顾那样，能够自由挑选。选好之后，有的原来就有包装，有的就用挂在旁边的塑料口袋，自己盛装，放在自己的小推车上……装满一小车，推到出口处，只在这里，才看见有穿制服的售货员，都是一些青年男女。他们含笑接待你，点检你小车上的食品，一一计价，按动电钮，价码单据都出来了，包括税款，都算得清清楚楚。……就这样，买东西像逛公园，悠悠闲闲，消消停停，不用一个小时，就把一个星期用的东西都买全了。”[4]有过超市购物经验的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记述，并不觉得新奇，但在1981年，对于大多说中国人来说，对超市购物还是很陌生的。丁玲对此的记述可以说是准确及时的，她给普通的中国公民宣传了到现代超级市场购物的理念。除了记述食品超市，丁玲还记述了服装超市，并讲述了服装款式时兴与否与价格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商品销售方式的关系等，还深入思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在消费上的浪费、社会主义计划生产方式下生产上的浪费等问题。丁玲在美国的四个月里，没有停止过思考，她是边走边思考边记述。
      《汽车与计程车——我看到的美国·之十四》介绍美国各种各样价格不等的私人汽车，并说“美国人没有汽车等于没有腿，等于我们没有自行车。”并讲述了停车场和车位的紧张，还特别讲述了计程车为保护司机安全而在前后座之间设置的隔板。这些今天我们看来司空见惯的现象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还真的都是新鲜事。丁玲确有生动细致描述事物的才情，她的描述无疑为中国出租车行业的兴起和发展开启了一扇学习的窗口，让那时的许多中国人大开眼界。
       关于美国城市的静谧与安宁，丁玲这样记述了爱荷华的繁华、和平与安全：“这里每年有纽约百老汇来的歌剧，休斯顿来的芭蕾，还有意大利的四重奏，瑞典的著名哑剧，有西德的电影、美国的卅年代的电影……大都市的繁华，优裕的物质生活，这个小城市样样都有；但大都市的喧闹，污染，纸醉金迷的狂欢，恐怖的枪杀与强奸，以及难堪的孤独的寂寞，这里却少得多，住在这里的人特别高兴的是有一种难得的和平的安全感。在爱荷华我没有看见在纽约住宅区必须有的双层、三层铁门；有些住宅装有电子报警的设备，看来也是备而不用，形同虚设。汽车停在路边，可以无须上锁，这在现代都市是少有的。这城市像是一个公园城市，是一个大农庄的城市，满眼都是绿树、青草、流水、美丽的小屋。这是一个安宁的，舒适的文化城。”[5]除了记述爱荷华的繁华与宁静，丁玲还记述了芝加哥的繁荣：“车行四小时，六点半到芝加哥，时已傍晚，华灯初上。车子走在宽阔的高速公路上，六路纵队，八路纵队，东来西往，车灯，红灯，黄灯，远灯，近灯，来灯，去灯，天上的灯，地下的灯在身边快速地飞驰。车在车的海里，在灯的海里，我感到：我落入到一个从未到过的，也不能想象的现代化的繁华城市。”[6]这些记述还不足以表明丁玲对美国现代城市文明、繁荣的认同和赞美吗？
       对于美国企业的工作环境和现代化办公设施，丁玲也做了详细介绍。这里是她对美国一家生产农业机械的公司约翰·迪尔办公楼内陈设的描述：“我们一次走了进去，好像是走进一个艺术博物馆，一直通到最后面的长长的走廊里，以及两侧沉静的房间里，我们看见的都是一幅幅属于各种流派的绘画。这些大块的、小幅的画框，都是主人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艺术珍品，用来装饰着整个长廊。……他们的办公室，构造也很别致，都像舞台上的布景。整个三层楼，好像都没有正经的房间，只是矮矮的薄薄的墙壁，把大楼隔成许多大大小小的一格一格的办公室。每个格里设置非常简单，小的办公桌，轻便的椅子，一溜文件柜，紧紧靠着矮壁，桌子上就是计算机、电话机等。办公室的格子都不大，只能容下一个人，但丝毫没有拥挤、局促的感觉。……从走廊上纵目四眺，蓝天绿树尽收眼底。人们就像在公园里办公，感到心旷神怡，心情舒畅。”[7]在描述约翰·迪尔公司的办公楼和办公室之后，丁玲紧接着描写了这家公司铸件厂的车间，特别强调了车间里没有电弧光刺眼、尘烟呛人和热烈的劳动场面，而是各种用电子灯光显示的图表和操纵机器运转的电子控制装置，仅有少量的几个工人。丁玲在这里所描述的现代化企业办公楼里的艺术装饰以及办公室内的陈设、车间的运作情况等，今天我们看来都已经很普通了。但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有如此生产格局的企业似乎很少，所以这在当时属于新事物，丁玲描绘得非常细致，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了某种借鉴。当然，对于约翰·迪尔这个国际托拉斯，丁玲也写到了他们的工人工资、女工待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而这些，作者基本是一笔带过，并没有给予过度渲染，只是提出了思考。
                                                                          （二）美国人的昂扬奋进和热情友好
       在丁玲的笔下，有和善的美国学生、敬业的美国杂志社记者和热情的美国朋友，还有那些热爱橄榄球运动的美国国民。
       五月花公寓里的美国学生：“星期六或星期天，那些学生一双双或一队队带着一包包、一袋袋的食品、饮料、衣服等回来。这些学生忙些什么，想些什么，我很想知道，可惜我只能在走廊里、电梯里同他们点点头，笑一笑。他们的天真的洒脱的容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很难完全相信一些人对他们的传说，说美国青年人都没有信仰，没有理想，只知道玩乐，吸大麻。我想，这可能吗？如果真的都这样，美国的物质生活是从哪里来的？难道不是美国人民、美国的青年人的劳动创造而全是掠夺与剥削得来的吗？是不是有些人习惯看外表，或者只凭一时的一知半解就下结论，容易夸大缺点呢？在五月花公寓里我常看见的那群青年人，总是和善地对待我们，给我留下可爱的印象。我对他们像对我们自己国家的青年人一样，寄以无限的喜悦和希望。”[8]在此，丁玲不仅没有附和“美国青年颓废、缺乏理想”的观点，反而以自己的亲眼所见描述了一群充满朝气、礼貌待人的美国学生。难道这不是对美国精神文明的一种赞美吗？称赞一个国家的青年，就是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的表现。
       《People杂志的采访工作——我看到的美国·之十七》记述了美国People杂志记者高德惠严肃认真谦虚的工作态度，赞扬了他的妻子同时也是摄影师的张正明执着的敬业精神。通过这篇文章，丁玲充分肯定了以高德惠夫妇为代表的美国青年的踏实进取的精神。“从小就听到家里人和学校老师，以及后来在革命队伍中的一些老同志，常常讲到美国人在工作上的求实精神。八一年在美国的四个月中，处处我都看到一些在工作上勤劳、认真、负责、和气的美国人，我觉得很好。我与他们偶然的萍水相逢，但他们给予我的印象，却是习以为常的道德表现。纽约People杂志记者高德惠先生对我的采访，就是一个例子。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工作作风的一斑。”[9]该文详细记述了与高德惠夫妇的数次交往，描述了自己对他们从最初的戒备心理到最后满心喜欢的经过，表现了这对美国年轻人谦逊、低调而又执着勤勉的为人做事的态度。
       《在梅仪慈家——我看到的美国·之十一》和《罗伯特·佩恩——我看到的美国·之十二》主要记述了梅仪慈、罗伯特·佩恩两位国际友人的热情友好，表现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高德惠、张正明、梅仪慈和罗伯特·佩恩不正是美国人的代表吗？对这些人的称赞不就是对美国国民的赞美吗？这哪里体现了丁玲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啊？
       丁玲还对美国国人健康昂扬的精神风貌进行了展示。《橄榄球赛——我看到的美国·之六》描述了波澜壮阔的比赛场面、人潮轰鸣赛场。尽管丁玲更喜欢乒乓球，但她以理解的文化态度来记述这次橄榄球观感，赞赏美国人民的文化修养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等：“我们没有等球赛结束便回公寓了。一路上，那赛场的人声、乐声，时远时近，仍在脑海中回旋，好似仍然置身球场。那种强烈，那种欢腾，那种狂热，实在表现了美国人民的精力充沛，勇猛如雄师，执着如苍鹰，在这样倾城空巷，热烈竞争的赛场上，秩序井然，闹而不乱，也表现了美国人民的文化修养，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虽然不懂橄榄球艺，但我能够懂得那些为球艺而喝彩的普通人的满足。他们乐观和健康。他们很会生活，会工作，会休息，会玩。”[10]八十多岁高龄的丁玲能够从她并不太懂的橄榄球赛事中来肯定美国文化健康昂扬的一面，这充分说明了她晚年在文化问题上的开放心态，体现了一种视野、自信、胆识和创新。有人说，丁玲访美期间是一种政治视镜和国粹心态。[11]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公允。在文化先进性的选择方面，丁玲从来都是一种开放心态。她根据自己的观察思考来判断，好即说好，坏就说坏。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并不受国度的局限。
       丁玲早在1956年与四川大学中文系师生的一次谈话中，就明确过这样的观点：“一个人不能光从报纸上、书本上、别人的报告里去找思想，自己应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作家首先必须是思想家。不能光是接受别人的思想，否则，作品的思想就不会超过社论的水平。……所以作家对生活一定要有所发掘，要看得深些，透些，作品才会有价值。”[12]丁玲的《我所看到的美国》做到了这一点，具有敏锐的观察和独立的思想，是有胆有识的纪实作品，为当代中国留下了一批很值得研究的史料。
       丁玲在访美期间，在介绍美国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对美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失业、住房上的贫富差距、电影思想性单薄、艺术表演低级趣味等现象给予了批评，甚至还介绍了纽约博物馆内新建成的苏州亭园，特意讲述了中国艺术的魅力等。但这并不影响丁玲总体上对美国文化先进一面的充分肯定。在《我所看到的美国》系列文章中，就所占篇幅来说，还是称赞多，质疑少。
 
                                                                              三、必要的文化自信
 
       不卑不亢、不辱使命并不代表文化保守主义。面对强势文化，这是一个身在海外的出访者所应有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等于文化保守，更不等于固步自封，恰恰相反，文化自信是文化之沟通与交流、借鉴与融合的前提和基础，否则，就容易变成邯郸学步。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推动文化吸收和文化发展。失去了文化自信，谈何交流、借鉴和吸收？
       在美国，面对民主与自由问题的提问，丁玲不卑不亢、不辱使命难道有错吗？在《一九八一年的新问题——我看到的美国·之十五》这篇文章中，丁玲谈到1980年艾青、王蒙在美国时，经常被问的问题是关于北京民主墙和魏京生被判刑的问题，而1981年丁玲自己在美国经常被问的问题是对《苦恋》的批评、中国作家有没有创作自由、有什么样的审查制度等。她认为这些问题的实质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民主与自由的问题。对此，她的解释是：“中美两国的根本制度不同。我们热爱社会主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愉快地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天地里。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意愿，相信美国人民的选择。我们彼此友好，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许多美国人、华裔美人出于对我们的友好和关心，许多旅美侨胞出于对国家、民族的热爱，提出一些他们还不十分了解的问题，要求解答，我们应该欢迎，并且满足他们的要求，耐心解答他们的询问。但是也有少数这样的人，他们曲解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也不顾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几年里，我们拨乱反正，在正确的航道上扬帆前进的壮景，他们不断提出一些所谓的新问题的时候，其实心目中早已有了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答案。他们属于明知故问，并且希望我们的解答符合他们的偏见。”[13]对于这一类人带着挑衅的明知故问，丁玲的回答当然不会让他们满意。否则，就掉入一个陷阱了。也正因为如此，当有人问丁玲为何去北大荒的问题时，她说是为了体验生活，当有人问她在北大荒是否喂鸡时，她说喂鸡很有趣，很有意思。她的回答不卑不亢。但有人指责她说谎：“明明是被打成右派了嘛！”“一个作家，不写文章，却被处罚去养鸡，还认为养鸡很有趣味，我真难理解，倒要请教丁女士，这‘意思’不知从何而来？哈哈……”[14]丁玲去北大荒之前虽然的确是被打成右派了，但她本可以继续留在北京。选择去北大荒，确实是她主动提出来的。到劳动人民中间去改造自己，同时为写作积累一些生活体验。这确实是她的真实想法。她认为给生产队喂鸡，为人们提供高蛋白确实比贵妇人养猫养狗作宠物要有意义。这有什么错误吗？作家到基层深入生活、体验生活，难道不正是那个时代的创作时尚吗？是谁规定了只有农民才可以喂鸡？笔者认为，倒是那些提出质疑甚至加以嘲笑的绅士先生和阔太太们有些不解详情、少见多怪了！
       正如丁玲在《养鸡和养狗》中所记，丁玲在访美期间，也遇到过尴尬和不愉快，但她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和看法，在可能具有反共反华情绪的某些人的有意发难下，她坚持捍卫祖国尊严，坚持家丑不外扬、不制造新的内部矛盾、维护团结大局、不辱使命的精神难道有错吗？因此而称她是文化中心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这样合适吗？丁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政治素养和作为一名中国作家的主人翁精神，我们又理解了多少呢？
        在《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我看到的美国·之三》一文中，丁玲对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负责的国际写作中心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们主持的文学交流工作成为推动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丁玲本人自然会在这样的交流活动中肩负起一名老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对此，她清醒地认识到了让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真正了解中国这一工作的艰巨性，同时对那些质疑大陆的海外中国人也表达了一种包容和理解：“凡是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都很自然地对祖国抱着强烈的希望，希望祖国繁荣强盛。但同时也存在着对祖国的不十分了解，有的人因时间、地域、知识等等的原因以及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产生了一些怀疑，特别是由于十年浩劫，‘四人帮’的大破坏和某些反共反华专家的肆意渲染，使我们在世界一部分人中留下很坏的印象。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别人都能完全同我们自己一样，同我们走过几十年战争历程的老党员那样，理解那深藏在我国各族人民之中的力量和美德，以及共产党的伟大作用。”[15]丁玲这次出使美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海外人更多地了解中国，让世界了解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因此，在学习借鉴美国先进文化的同时，保持文化自尊和自信是非常必要的。义正言辞地回击别有用心的挑战，帮助更多的中国人理解饱经患难、正在走向复兴的祖国，是丁玲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芝加哥学生中心，丁玲与漂泊在异乡的一群中国青年的一夕夜谈让她感慨万端：“他们向我们倾诉自己的心曲。他们是从我们祖国漂流到异乡的孤儿。他们有家不能归，有国不能回，有力无处使。他们有年轻人的理想、热情，他们切盼祖国的统一、富强。他们对认为的分裂、灾难，心急如焚，忧心忡忡。我认为我完全能理解他们，我十分愿意帮助他们。可是我的年轻的朋友们呵！我怎么说好呢？我在半个多世纪里，对世界、对世事，对社会，对人情的经历、体会，能否在一个晚上就能讲清楚，作为你们今后生活思考的借鉴呢？我怎么能帮助你们在满目疮痍中，看到灿烂光明的前景，在大灾大难以后看到十亿人民重新建立起来的必胜信心呢？……我们之间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想法，做法，我们之间的理解，可能也不是短时间就能达到完全一致。但我们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人民的安康的目的，是相同的。”[16]丁玲对自己祖国未来的强大表示了极大的信心，但仍担心海外的这些中国青年一时无法相信。这使她感到很苦恼。因此，她写到：“第三天，我在一种木然的神态中参观了博物馆，观看了马戏，但这些浮过的影已经不能再进入我的脑子。因为那里面已经塞满了问题，塞满了忧郁，也塞满了憧憬。”[17]由此可以看出，丁玲对祖国强大的殷切期待，对释解海外同胞心中疑虑的那份迫切！在丁玲的这些陈述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和主人翁意识尽显其中。
        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坚持文化自觉，才能以包容的气度来对待其他文化，以理性的批判来学习和借鉴其他文化。丁玲访美期间所表现出的不自轻自贱、不妄自菲薄不正是我们今天增强民族凝聚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需要的文化态度吗？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坚持了文化自信，才能自觉学习先进文化，自觉借鉴有益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局面，从而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作者系中国丁玲研究会理事，河南平顶山学院文学院教授。）
 
 
注  释：
[1]秦林芳：《在文化中心主义阴影的笼罩下:丁玲〈访美散记〉的文化学考察》，《学海》2010年第4期。
[2]丁玲：《People杂志的采访工作》，《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3] 丁玲：《谈新事物》，《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322页。
[4] 丁玲：《超级市场——我看到的美国·之五》，《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168页。
[5] 丁玲：《爱荷华——我看到的美国·之一》，《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6] 丁玲：《芝加哥夜谭——我看到的美国·之八》，《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7]丁玲：《约翰·迪尔——我看到的美国·之七》，《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8] 丁玲：《五月花公寓——我看到的美国·之四》，《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
[9] 丁玲：《People杂志的采访工作——我看到的美国·之十七》，《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页。
[10]丁玲：《橄榄球赛——我看到的美国·之六》，《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11] 秦林芳：《政治视镜与国粹心态——从访美之行看晚年丁玲文化心理的保守性》，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12]丁玲：《作家必须是思想家》，《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3页。
[13]丁玲：《一九八一年的新问题——我看到的美国·之十五》，《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
[14] 丁玲：《养鸡与养狗——访美散记》，《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15] 丁玲：《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我看到的美国·之三》，《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162页。
[16] 丁玲：《芝加哥夜谭——我看到的美国·之八》，《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
[17] 丁玲：《芝加哥夜谭——我看到的美国·之八》，《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