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主体和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40-50年代转变之际的丁玲

                                                                                                何吉贤  
 
    1936年11月中，挣脱“魍魉世界”的丁玲，辗转进入苏区“红都”保安，从此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1945年10月，丁玲离开延安，与杨朔、陈明等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步行前往东北。后因国共战事，先后在张家口、晋察冀根据地等地停留，参加土改，从事写作，直至1948年7月离开华北，经东北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回国，从东北进北京[1]，又跨入了她人生的另一个“新时代”。
         陕北9年（包括山西、西安的一年），河北2年半有余，在丁玲的人生和文学历程中，是特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经历。经过这11年半多的时间，丁玲从一位都市“亭子间”里的时髦女作家，激进左翼文化组织上海“左联”的组织者之一，成长为一位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中的有机工作者和革命作家。这一巨大而艰难的转变过程，究竟包含了怎样的内容？尤其是，它在丁玲的生命、创作和思想、精神上，如何具体而微地体现出来？近年来，由于文学风潮的转变，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创作经历虽颇受关注，但多集中于一些有争议性的作品如《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夜》等，并以此作为丁玲与革命龃龉、抵牾的佐证。而丁玲在这个阶段中“与革命相向而行”[2]所产生的真正精神、思想上的转变，以及由这些转变而引起的关于自我，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关于知识与实践关系等认识的转变，却无法得到细致的展开。丁玲被称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肉身形态”[3]，在相当的程度上，丁玲在40年代的经历、思考和创作，也奠定了她一生“变与不变”的基础，深入这一过程中的一些核心内容，不仅可以有助于恰当理解对丁玲一生的“左”“右”变动的评价，而且，对理解40-50年代转变之际知识分子的精神变动，乃至20世纪中国革命中的一些核心命题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例子。
 
                                                                             丁玲的“黄金时代”
 
       1977年初，幽居太行山麓山西长治嶂头村的丁玲向前来探望的儿子蒋祖林谈到了1936年底进入苏区至1938年10月离开西战团的经历，她感叹道：“那两年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4]这两年中，丁玲初进“红区”，辗转陕北，北上、南下，曾随红军总政治部到前线；她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深入部队，开始接触实际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尤其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又发起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并任团长，成为这一独立行动的准军事组织的负责人，同时，作为一位成名的作家，在实际工作的背后，她并没有丢掉作家的身份和自我要求，时时抱有创作的目的。丁玲这一时期的创作以通讯、报告文学、速写、戏剧、散文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通讯和报告文学等创作中开始脱离基于个人经验的、以第一人称为主的方式，试图去叙述“他人”。
       这个时段中，“西战团”的近一年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经历。这一年中，丁玲从一位专业作家、上海滩文人，首次成为一个准军事性的流动宣传队的负责人，在山西、陕西，乡村、城镇，前线和后方，进行流动演剧和宣传动员。在山西的六个月中，西战团辗转3000余里，历经16个县市，在大小60多个村子驻留、宣传和表演。在西安的4个半月中，在易俗社舞台公演3次，招待公演41次，并进行歌咏、演讲、书写街头漫画标语、出版刊物书籍等形式的宣传。[5]
       对于一支主要以文人、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流动宣传队，从在延安组队一开始，他们就面临了一系列的挑战，诸如军事性的组织生活与个人性、较散漫的文人习性的矛盾；有目的的事务性工作与个人艺术创作工作的协调；宣传、艺术工作与地方势力、地方团体的关系；集体性、流动性的宣传工作与固定的、日常性的创作之间的差别等等。丁玲主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6]比较全面地展示了“西战团”此期的创作、生活和工作状况。丁玲除了主持“西战团”的工作外，还编写了《西线生活》，自己也撰写了三幕话剧《河内一郎》和独幕话剧《重逢》，以及近30篇散文特写[7]等。对于丁玲个人来说，“西战团”的“一年”也是其从一个来自“亭子间”的文人向一位肩负具体领导职责，投身实际的革命工作[8]，同时又以自己特殊的笔触表现这种革命生活的革命者转变的过程。从《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到《战地服务团再度出发前应有之注意》的近30篇散文、特写、戏剧，表现了丁玲这一时间段的经历和转变的细节，在相当的程度上，这一阶段的经历和体验，也为之后，尤其是延安的创作高峰期奠定了思想、生活和经验的基础[9]。
      《一年》中有两组文章，可进行有意思的比对阅读。第一组是《第一次欢送会》和《忆天山》。这两篇文章分别记述了进出“西战团”的两位青年知识分子。王琪是一个年龄偏大、思想和性格上都有问题的团员。他思想上来源比较杂乱，有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三民主义的，也有唯物论的。他“甚至在我们如此紧张积极的集团之中，仍不能有对革命工作有极大的热情”，越来越感到感伤和孤独，时常抱怨，常常与人吵架，甚至几乎动武。在月底的生活会，同志们对他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批评了他的思想，“……我极承认王琪同志比我的书读得多，同时我相信他是非常热心于救亡工作，可是他的头脑里却跑进了很多危险的思想，现在连托派的思想都钻进去了，这真是可惜的事”[10]。生活会后，王琪慢慢发生转变。后来他要离团去军队，团里给他开欢送会，又进行了热烈的批评。“一个一个的轮流说话，坦白，直率，热情，亲爱，王琪总是用心的听，贪馋的更多的要求着。我又去把塞克请了来，我以为这可以供给他一些材料的，年青的人，求进取的热情真使人感动啊”[11]。天山进“西战团”时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也在抗大受过培训。他的三部曲作品《铁轮》，分别写“动荡的城市”“溃败的农村”和“新的土地”，构思和企图不可谓不宏大，但丁玲认为写得不好，“以他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决不能担负这末一本巨著的负担”。“西战团”成立后入团，“因为工作的关系，直率的话是不免的，互相之间也许有过不满之处，我常常觉得他多疑，度量不大，他也曾批评我对人冷热无常，我听了又嫌他不从工作上着眼，只注意人事”[12]，团里的生活会上，大家对他的批评也比较多。后来找他谈话，他“脸上盖满了木然的忧郁”，认为大家批评他，是有意要打击他，两人发生吵架，不欢而散。后来天山要调走，团里的欢送会上，他很动感情，但团里部分同志还是感到“天山的意识太知识分子气，不舒服”。丁玲自己也是不舒服的一个，并拿这个批评了他。到汉口后天上给丁玲来信，消除了一些误解。丁玲感叹：“我每一想到他，就不免想到我们过去的争执，做工作负责，在集体中受磨炼，克服自己，真是不容易的事啊！”[13]这是两个青年知识分子在具体工作中发生摩擦、碰撞，并获得进步的具体事例。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另一组文章中的两位青年知识分子。《马辉》记述的是“牺盟会”巡视员马辉，他不是“西战团”团员，但给“西战团”的住、吃、联络地方官员和政府部门等，办了不少实事。“他去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每到一处，都有预备好的房子等着，预备好须要我们做的工作等着，这实在于我们有许多方便。”[14]马辉的工作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他乐观、随和、能干，个性与流动性的工作具有高度的配合。丁玲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马辉已牺牲，她这样评价马辉：“现在是我们，无数的马辉，以血、肉、骨，灰去抵抗强权，葬埋丑恶的时候，就用这些血，肉，骨，灰堆积在旧的，脏的中华国土上，而新的，光明的国家就在血，肉，骨，灰的基石上建立。”[15]《序〈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写的是田间。田间在临汾加入西战团前，已经是一位有颇有名气的“牧歌诗人”，所以丁玲在犹豫是否吸收他入团。丁玲这样解释：“我是想希望所有的作家们，都能不放过这一个抗战阶段的生活，如果能四方八面跑了，到一些实际的工作团体或是部队里去，不特是在抗战的宣传上即使是对文艺建设上，都尽了很多力量，所以我是非常欢迎的。然而却常常顾忌着对于我们这末一个纪律严谨，生活劳苦的集团，这些在上海逍遥过了的文化人是否可能勉强一阵。所有的大部份的团员都是热情认真，已经习惯了思想斗争和生活检讨，而作家的工作和生活的自由性似乎总要范围大一点。”[16]田间个性温良纯厚，又使丁玲怀疑他的工作能力；演讲、接头、组织民众工作，以及处理对内对外的一切事物，对田间沉稳寡言的个性都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但最后他都坚持了下来，“他克制着自己同许多个性并不相同的人相处得很好”，“他对工作是不惮烦的认真，虚心无骄气。”“田间脑子虽说很活泼，人却不活泼，于是有了同志给他的批评，说他不接近群众，不求健康。”于是田间在球场上出现了，也出现在了歌咏班的后边歌唱。[17]田间的例子是一个知识分子作家适应抗战宣传团体生活需要而努力改造自己的范例，丁玲特意将其作为一个例子提出来，应有其用意所在。在相当的程度上，这也是丁玲的某种夫子自道。
       史轮的《丁玲同志》一文，举了多个例子，说明丁玲在处理“西战团”团内事务中的方法和态度，也可以由此理解丁玲在“西战团”的工作方式和状态。史轮如此评价：“就我个人的观察（诸同志们也一致承认的），就是她和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事务人员一样地在——‘学习，学习，再学习！’一样地在抗日工作中，在战场上，在集体的生活里艰苦地学习着。也就是——‘从实践中学习’着。举凡所遇到的事物，她总一点不轻易放过，不惮麻烦，不辞劳苦地去思索，去分析，务要找出它的核心，它的根源来。”[18]“我觉得她的确把过去写小说的天才如今完全献给眼前的工作了，她把观察力，透视力完全应用到团里来了，她想使她领导着的团成为一件艺术品，一件天衣无缝的艺术品。她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知道对待某一个人用某一种方法。”[19]史轮认为丁玲是将西战团当做一件“活的艺术品”来经营的，支撑她如此孜孜以求的是“抗日高于一切”的信念，对此她比别人有更透彻的理解，“因为别人只不过做到在信仰上，把这个口号施用。她却更进一步地把这口号推广到生活上，工作中，思想里……即‘一切’之中了”[20]。值得注意的是，史轮和田间在《西线生活》中都撰文写到了“西战团”中的“生活检讨会”。史轮详细描述了一次“生活检讨会”，展示了受批评者在检讨会上受到的冲击和折磨，以及痛苦转变的过程。史轮文中这个代号叫“隆”的例子让人想起丁玲文章中提到的王琪或天山，具体情况极类似，只是前者描写更为详细，内心变化的叙述也更为详尽。田间则将“生活检讨会”的场景与珂勒惠支木刻《商议》中众人把脸扭向真理的场面相类比，对其进行了诗意化的描写。面对面的批评使人痛苦，但确也促人进步，“——人是害怕批评的。但在大风沙里锻炼过的，一定能觉醒着！”[21]田间的自我认识与丁玲的描述和分析具有深刻的关联，它们包含了40年代民族解放战争中优秀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一些共同的主题。
       不过，无论是随部队上前线还是带领“西战团”活跃于城市/乡村、战地/后方，都是一种短暂的经历，这种短暂而强烈的经验给丁玲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但由于其短暂，并处于不断变化中，这些经验要落实为塑造其主体的因素，甚至转化为其创作的动力和素材，可能还需要沉淀的时间或转化的契机，对于丁玲而言，经验的短暂、进出延安的心境的起伏，既是外在要求所至，在相当的程度上，却也符合了她内心的需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将“西战团”经历之后，她所写的《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三八”节有感》《夜》等，看作是这一转变期的停顿、沉淀、怀疑、思索后的作品。
 
                                                                             战争、“流动性”与主体的位移和重组
 
        1947年底，因受上海出版商春明书店之托，冯雪峰编了《丁玲文集》，并写了名为《从〈梦珂〉到〈夜〉》的后记。这本文集收入丁玲1941年前止的7篇小说，尽管不完整，但也大致可以反映丁玲此期之前小说创作的成就。在这篇后记中，冯雪峰试图从丁玲的小说文本中概括其精神的蜕变历程。冯雪峰说，如果将《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与从《新的信念》到《夜》等一系列到延安以后的作品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一个极大的距离，这个距离，是“作者跟着人民革命的发展，不仅作为一个参与实际工作的实践者，并且作为一个艺术家，在长期艰苦而曲折的斗争中，改造和生长”[22]，而带来的结果。在后面这些作品中，丁玲开始“深入现实人物的意识领域”，对于这些人物，“作者必须在新的对象的世界中生活很久，并用这新的世界的意识和所谓心灵，才能走得进去。作者并且必须拥有这个世界及其意识和心灵，才能够把这世界和人物，塑造成令人心惊肉跳的形象，用感动力而不是用概念或公式的说教，去感服读者，使他们也走进新世界”[23]。
        从“意识和心灵”的再造，也即新的主体的再造，解读丁玲及其作品，冯雪峰可谓丁玲的“解人”。
        除了通过作品解读丁玲“意识和心灵”的成长，还可再考察其主体重组和再造过程的背景和条件。上文已经提到，丁玲到延安后，处在一个战争和频繁流动的条件和状态中，战争带来的组织化、军事化要求，流动状态下对经验和主体生成的冲击和重组需引起重视。另外还需要强调的是，丁玲在战争环境下的流动，也是一种相对的状态。她并不总是处于简单的流动中，流动之后，还会有一段停留、稳定，学习、总结的时间，如1938年年中率“西战团”返回延安后，一直到1939年底，有一年多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经历；而1943年则几乎整年都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据现有材料披露，1943年也被称为“丁玲最难挨的一年”[24]。这些较为安定但也并不平静的时间，可供丁玲学习新理论，反刍经验，总结思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当然也是进行创作的时间。这种流动——停留（学习、总结、“整风”等）——流动——停留的经历，对丁玲而言，是极为独特的，它对一种稳定性的主体状态带来的冲击和改变值得进一步思考。
       丁玲是从“国统区”进入解放区的，有脱离南京被囚的特殊经历，在她40年代的“改造”乃至她之后的整个人生历程中，信仰和忠诚的问题一直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挥之不去，在不同的话语氛围和历史条件下，成为挑战和考验她的“利器”。丁玲进入延安，未经审查。1940年，丁玲听到康生在1938年就说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便写信给中组部部长陈云，要求对她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同年10月，中组部作出《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认为丁玲被捕被禁南京期间，虽然没有利用可能条件，及早离开南京，但“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25]。这一“结论”虽然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可成为当事人的“定心丸”，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历史问题（也即对于她的信仰的忠诚的质疑）一再浮现。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丁玲由于南京被捕那段经历，思想压力很大”，这年8月，她补充交代了一个材料，即在离开南京前，她曾写过一个字条，内容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有待，未经过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26]丁玲在“整风”“审干”期间，并没有获得结论[27]，她在审干后期，是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不能和其他党校同学一起参加学习党的路线[28]，为此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负担。丁玲1945年10离开延安前，曾找任弼时，提出“审干”中没有甄别结论该怎么办的问题，任除了鼓励她放心走之类的话，并没有做什么。丁玲去往河北之时，心理上应该还背负着这一沉重的政治负担。
       关于丁玲的历史问题，相关当事人和学界已有颇多叙述和分析，此不赘述。与本文相关的问题是，信仰和忠诚的问题，在丁玲的“改造”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作用？历史经历和记忆，为丁玲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改造”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背景，在特定的时刻，甚至将信仰与忠诚的尖锐和残酷性推向了极端的程度，在丁玲的叙述和论述中，她是怎样从心理和认识层面上触及这一问题的呢？丁玲40年代的创作中，尽管没有直接处理这一问题，但如果有这一问题作为背景，对于她此一阶段的一些作品，无论是话剧《重逢》里的情报工作者，《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甚至《新的信念》里的老太婆，对这些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和误解，背离了常人的理解和生活道路，但心中深藏信念的悲剧女性的理解就会不同了。
       1945年底离开延安时的丁玲，在经验、认识和人生阅历上，已不是她初入延安时的状态。她再一次开始流动性的生活，但作为一位具有比较明确的专业作家意识的革命作家，此时的丁玲已不满足于流动状态下的碎片化经验表达，所以，如果说“西战团”“一年”是其表达新的“意识和心灵”的开始阶段，之后延安的6年是她反刍、沉淀甚至表达疑惑、痛苦反省的阶段，再之后两年半的河北“过路”，则是其积聚经验，集中表达其转变后的“意识和心灵”的努力的结晶。这一时段中，丁玲的努力是自觉的，它也与经过抗战“惨胜”后，文学界一些自觉者力图以“较巨型”的作品来书写新的“意识和心灵”的努力，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同构性[29]。
        河北的两年半，丁玲本拟赴东北，是个“过客”，从张家口到阜平，从温泉屯到抬头湾到宋村，丁玲也一直处于一种相对流动的状态中。此时的丁玲，历经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磨练，用冯雪峰的话说，“你工作了多年，生活了多年，斗争了（也被斗争了）多年”[30]，已经有可能“准备从事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作品的写作”[31]工作。同时，作为一位较为成熟的党的工作者，丁玲参加了多支土改工作队，在张家口、冀中、正定等地的不同村庄从事了大量具体的土改工作和群众动员工作，在这一阶段，她既是一位党的工作者、社会活动家，同时又是一位孜孜以求的文学写作者，土改工作、群众动员工作和写作工作交错进行，互相促进。如果说“西战团”时期的丁玲尚是一位一定程度上的具体事务和群众工作的“生手”的话，河北时期的丁玲已是一位成熟的党的工作者，具备了“无论什么人，我都能和他聊天，好像都能说到一块儿”[32]的本事，而且特别能与村里的妇女尤其是老太太们聊天。更为重要的，作为一位党的工作者，一位力图通过自己的创作表现新的政治最新进展的“老作家”，丁玲的创作也触及了新政治中最为核心的一些问题，如土地问题、阶级划分问题，群众路线中干部的作用问题等，从而也触及了当代文学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党的具体政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丁玲在河北的两年半中，最终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
       《桑干河》在河北创作完成，主要基于丁玲在河北，尤其是张家口地区的具体工作和生活经验，当然也是其此前经验和精神积累的结果。写完《桑干河》后，张家口和冀中也成了丁玲的“文学根据地”，也就是说，一种流动的状态，在经验和主体上，仍然需要暂时性或相对较长时期地走向某种稳定的状态。建国后为了创作《桑干河》续集《在严寒的日子里》，她多次回返河北，回返温泉屯，甚至在她被打成“右派”，陷入人生“低谷”时，也有回到河北，回到她的“文学根据地”的想法[33]。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丁玲在河北的文学活动，正如她在西战团时的活动一样，是一种“行走在路上的文学”，是扎根于大地的活的文学。
 
 
                                                                         作为知识分子“改造”“典型”的丁玲的内涵
 
        丁玲《桑干河》一书的出版，曾一度受阻[34]，后在离华北赴东北的途中，在西北坡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鼓励，最终得以出版。在与丁玲的见面中，毛泽东肯定了丁玲这些年的“成长”：“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并鼓励她：“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35]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丁玲除了作为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出现之外，在文艺界和知识分子中，她还作为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得到褒扬。1949年8月初版的《论知识分子改造》一书中，丁玲的《同青年朋友谈谈旧影响》（1948年10月作于哈尔滨）被收作第一篇。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丁玲的大量文章和讲话中，都涉及知识分子改造的内容。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49年夏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书面发言）、《“五四”杂谈》（1950年）、《知识分子下乡中的问题》（1950年7月）、《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1950年）、《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1951年7月）、《谈新事物》（1952年8月）、《到群众中去落户》（1953年）等，甚至在一些谈读书、创作或青年恋爱问题的文章和讲话中，也大量涉及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丁玲是作为改造成功的“典范”，在现身说法、介绍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知识分子改造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全面展开。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36]把知识分子的改造提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不过从20世纪中国历史的角度观察，知识分子的改造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在现代知识体系、现代社会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从晚清到“五四”，新的知识人一直面临如何调整自己的知识构成、调整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处理知识与实践，知识分子自我改造与社会改造关系等问题。20年代现代政党政治兴起后，知识分子更在现代启蒙与社会革命、“先锋队”成员与群众代表性之间面临着尖锐的挑战，因而成为现代政党政治的核心内容。丁玲的“改造”过程与这一历史进程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用冯雪峰的话说，丁玲的精神发展肇始于“五四”脱胎而来的“感伤主义的绝望与空虚”，这种带着“颓废和空虚性质的东西”“固然也是时代的产物，却并没有拥有时代的前进的力量”[37]，而要“深入现实人物的意识领域”，则须将“作者自己的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与对“人民大众的斗争和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结合起来。当然，作为知识分子改造“典型”的丁玲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中，除了与时代相关的命题外，又包含着自身经验而来的特殊的命题。按丁玲自己的表述，它们具体表现为：如何处理知识分子成长过程中留下的旧影响、旧趣味？如何认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如何处理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关系？如何处理具体工作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如何理解新政治下出现的新事物？等等。在丁玲这里，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间和背景下表现出不同的针对性和迫切性，需要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具体展开。
       丁玲到达张家口后的首个重要公开演讲是1946年1月6日在“青年讲座”上的讲话《青年知识分子的修养》，谈的问题即是抗战以来左翼知识分子中一直思考和讨论的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丁玲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知识分子的处境出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在现代中国的革命中要起一种“媒介的作用”。这要求现代知识分子考虑“我们的修养和如何修养”的问题，比如要清除旧式教育中养成的一些思想，像帝王崇拜、权威崇拜，及由此造成的名誉、金钱、地位等对革命者的动摇，革命中的软弱和幻想情绪和思想，以及清高思想等等。她认为：“我们知识青年最容易犯的是理智不强，感情脆弱，稍受挫折，便丧气灰心，一灰心，便无视现实。”[38]由此提出，“我们必须向人民大众学习。向他们学习知识，也学习他们的优良品质。”她特别提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举了延安劳动模范袁广发等的例子。“我说要学习他们的品质是从我亲身体验出发的，我以为工人农民，尤其是有了觉悟的工农，有着最好的品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丁玲没有直接谈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而是从青年的“自我修养”及“修养养成”的道路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也就是从青年（知识分子）成长和自我修炼的角度谈这一问题。在她这里，抗战以来从各种方向上形成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潮流中或隐或显存在的关于民众、知识分子的等级序列，也即相比于人民大众，知识分子的自惭形秽、“自我贬低”的叙述和心态并不明显[39]；在丁玲这里，知识分子与民众仍处于一种相对的、辩证的关系中，知识分子要向人民大众学习，并成为人民大众的有机的部分，而且，同群众结合后的知识分子还是可以承担引领者的作用。因此，在这个演讲的最后，丁玲说：“知识分子如不同群众运动、群众生活相结合，最好，也只可以写点小小的作品；但如果一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生活结合，则立即可以称为英雄人物。”应该看到，在自抗战以后逐渐强化，并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成为某种政策的“知识分子改造”潮流中，丁玲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她处在这个潮流中，但是作为一位具有鲜明个性和高度自觉性的作家，她始终有自己进入这个问题的特殊角度，因而也无法为这一潮流所彻底囊括。
       在这一问题上，丁玲显然与赵树理、柳青等有不同的取径。后者以自己家乡或与家乡相近的地域作为自己的“文学根据地”，在对地域民俗、人情、语言、历史的了解乃至人脉关系上，具有先天的优势，所以，作为一位深入生活的作家和工作干部，其身份与丁玲这样的纯粹“外来者”是有本质差别的。如果说赵树理和柳青是一种“回家”的文学，在丁玲这里，则是一种“在路上的文学”。由此，在深入生活和做群众工作中，丁玲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但在这一问题上，丁玲体现了一位优秀作家和成熟的革命者扬长避短的能力，一方面，她施展了自己已经练就的“与什么人都能聊到一块儿去”的本事，通过与不同人的聊天，从各种家长里短的琐事中，了解到村庄里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构成的村庄的基本结构，通过张家口、冀中所做的新的群众工作，又使得“脑子里原来储存的那些陕北的人物和故事激活了，陕北的农民移植到了察南农民身上，这些新人物便似曾相似了”[40]，“他们是在我脑子中生了根的人，许多许多熟人，老远的，甚至我小时看见的一些张三李四都在他们身上复活了、集中了”，“许多人许多人纷至沓来，拥挤盘踞在我脑中”[41]。我们也可以说，丁玲的独特文学才能和革命工作的锻炼，发挥了“在路上的文学”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丁玲在具体工作中所做的是与人聊天、交农民朋友。在她的作品中，无论是《桑干河》还是其续集《在严寒的日子里》，贯穿起来的是一个个的人物画廊，对不同人物的命运的关注是这些作品的核心。也正因此，群众工作、作为外来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以及文学创作这三者之间，得到了统一。
       丁玲对于这种“行走在路上的文学”的局限性也是有认识的，在1949年夏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书面发言中，她谈到了这一问题，认为在深入生活上，要有“较长期的生活，集中在一点。”过去由于战争的环境，流动太多，不可能在一点上长期深入生活，由于全国的解放，以后就有可能了。[42]
       丁玲写作和出版《桑干河》的纠缠、挣扎和曲折的过程已广为人知，除了外在的一些因素（如和周扬等的个人关系），对丁玲本人而言，文学创作如何把握和体现党的新的政策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内在制约性因素。丁玲抗战胜利后不久进入张家口，此时中国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将迎来全面胜利。无论是党的领导人、理论工作者还是文艺工作者，都面临着总结多年的革命历史经验，同时又要出台新的政策，并对新的政策提供理论和文学阐释和表达的迫切需要。应该说，丁玲对此是有相当自觉的，《桑干河》如冯雪峰所愿，是一部“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作品”的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冯雪峰评价该作的现实主义成就时，提到了三点：“第一，从对于人们的生活与斗争的深入的观察、体验与研究出发，对于社会能够在复杂和深广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的和比较全面分析，而排斥那从概念（不管是哪一类概念）出发以及概念化的道路。第二，从写真实的生活和社会的要求出发，对社会的内在的矛盾斗争的复杂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同时也这样地分析人的思想与行动及相互关系，以为真实的人，从而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写人和写典型的基础。第三，艺术的表现能力已达到相当优秀的程度。”[43]
       冯雪峰从现实主义和新的人民文艺的角度高度肯定了这部作品，而并没有回答“外间”对于它与一些官员脑中的“政策”思考相矛盾的质疑。这既是从丁玲创作小说开始即纠缠她的问题，也是深埋在当代文学史中的难题。具体而言，即是与当时的“阶级划分政策”的不尽一致，尤其是丁玲最有心得的黑妮和顾涌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在写完小说并获得肯定的1949年2月，丁玲在沈阳告诉胡风，描写“新人物”不光需要生活、技巧，还需要对于党的政策的把握，自己在这方面“把握不住”[44]。王中忱说：“丁玲在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苦恼，说明作家投身群众斗争生活之后，还会遭遇许多新的问题，在大众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和情感，如何纳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政策轨道上来，并不像丁玲原来想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解决。”[45]
       这里，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丁玲在这一问题上的坚持和调整，及其背后包含的原因。在获知周扬、彭真等领导人对小说的意见后，丁玲在又参加了冀中几个村庄的土改工作后，并未对小说人物设置和叙述作根本性的改动，只是将黑妮从地主钱文贵的女儿改为其侄女。这一坚持和妥协的背后，既反映了当时关于阶级划分的认识状况以及丁玲本人对此的经验和思考，也体现了丁玲对于文学表达在处理诸如阶级划分这样的政策性问题时处境的尝试性努力。中国革命中尤其是农村革命中阶级划分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预先有清晰的理论界定，接着再有明确的政策可供执行的过程，农村中的阶级问题，既是一个以土地占有、经济结构为基础的认定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与变动性的政治力量密切相关的能动过程[46]，阶级划分既是新的政治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新的政治的构成部分，因此，阶级划分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本质化的结果，而是一个政治动能的动态过程。在这点上，丁玲从一位成熟的革命工作者的经验，优秀作家的感受出发，深入了阶级问题的核心。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政策的制定本身，也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而且，政策的执行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互动和调整的过程。丁玲在写作《桑干河》时，任弼时关于农村阶级成分的报告还没出来，还没有富裕中农这一阶级成分，而关于地主、资本家子女与其家庭阶级成分在政策和意识上的认定问题，一直到50年代初仍是一个有纷争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丁玲通过《桑干河》小说的写作及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文学写作、文学写作的过程，也成为了制定和调整政策的组成部分。
       关于“写政策”的问题，丁玲在1949年夏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书面发言中有进一步的阐述，她谈到了作家要深入生活，要写真人真事，但“我们并非满足于真人真事，我们要求更典型、更完整的人物与事迹，我们也向着这方面努力”。她认为作家应该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但“作家应该较一般工作者政治水平高，较当时当地的工作者有进一步的比较深刻的看法，他不仅能反映当时生活的战斗的情况，而且要指出那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加以分析批评，对正确面，对光明面有无限的热情，这样才能达到教育人，感化人，把人们的理想和情感更提高一步。”[47]相比于同期同类作家的相关发言，丁玲关于理论的自信，关于党的政策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的看法是值得注意的。
       在谈到“五四”时代的文学经验时，丁玲有一个观察颇有意味。她认为“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大半都是在说明一个问题，并且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尽管这个问题以今天的标准看也许并不复杂，“但却充满了强烈的政治情绪，有不解决不罢休之势。我们很强调作品的政治的社会价值，而今天我们作品里的那种政治的勇敢、热情，总觉得还没有‘五四’时代的磅礴，可是我们有处于军事、政治、经济大进攻大变革的时代，所以就更觉得问题工作不相适应，文艺反映现实未免落后。”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创作者限于具体的工作中，缺乏从实际经验和工作中提炼出来的政治感觉和视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脑子里有一件东西，是当时当地一般干部都可以有的感觉、认识和经验，我们还没有养成我们自己的较深刻的，较敏锐的，较远大正确的见解，所以我们不能表现出比当时一般干部更高的政治思想来。”[48]也就是说，相比于30年前的“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文学的政治性，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到了50年代初反而减弱了，因为在后者那里，问题的意识消失了，政治的视野减弱了，作家成为了一般干部的“尾巴”。
       在张家口期间（1946年夏），丁玲收到了冯雪峰的一封信，这是两人分别将近十年之后的一次重要通信，对于理解丁玲此一阶段前后的思想和工作状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是冯收到丁玲信后的一封回信，丁玲在信中谈到了自己这些年的情况，谈到了自己的“进步”。冯雪峰在回信中为此感到高兴，他接着说：“‘平静’是和‘热情’一样需要，无论写文，无论做别的事情。我们所要注意的，大抵‘平静’须是见到深广，沉着而坚毅地工作的意思，所以这是‘热情’之最高级的表现。否则，‘平静’往往是开始枯萎或停滞，对革命或创作的探求力，冲动性减退了的表现。……我相信你在长期的磨练中已逐渐达到了深广明快的地步，并且能够沉着和坚毅的缘故，我很羡慕，因而我觉得我们在个人方面说，都才开始走路。”[49]丁玲即是在这种“平静”下蕴含着“热情”的饱满情绪中，沉着、坚毅而又深广明快地投入土改工作和文学创作活动中去的。当然，这种情绪和工作状态也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仍处在一种调动、充实的状态中。1948年4月18日，即将结束在宋村土改工作的丁玲在给蒋祖林的信中谈到，“这几年我东奔西走，常常下乡，生活较苦，心也不闲，但对于创作兴趣更浓，一生能写点，觉得才不惭愧呢”[50]。这应该是一种真实心境的透露。冯雪峰敏锐地捕捉到了丁玲的这种状态，并认识到了这种心境和状态的重要性，要求丁玲给他寄近年来的全部作品，他“想写一篇论文，专论你在十五六年间的‘心’的经历”。这当然不仅是关于丁玲的“心”的经历的论述，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动荡的十五六年间——从30年代一直到抗战结束——的“心史”。冯雪峰“心史”的概念对丁玲非常恰当。因为这些年丁玲的转变和“进步”，不仅是一种理论学习和政治改造的结果，而更是一种经验性、身体性的体验。张家口期间，她写过几篇纪念性的文章，在关于瞿秋白的文章[51]中，她重点讲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她说当时在上海的时候，没有理解瞿秋白对文艺大众化的论述，经过那么多年的实际革命工作，现在理解加深了。可以说，丁玲是用自己十多年的文学实践和生命体验体会了瞿秋白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吁求和批评，她不是从纸面上去理解的，是从实践中去“身体性”地理解的。冯雪峰把握住了这一点，也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冯雪峰鼓励丁玲开始创作总结性的大作品。“你‘平静’是我所希望的，但在写作上引起‘野心’和燃烧起‘热情’则更为我所希望！”而正如冯雪峰所希望，这年年底，丁玲就开始了《桑干河》的写作。
       在这一点上，冯雪峰与毛泽东的意见有相当的一致性。1948年年中，在完成了《桑干河》的写作后，丁玲为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事赴西北坡并征求相关人士对小说的意见。6月16日，丁玲致信陈明，谈到她一到西柏坡就见到毛主席的情况，毛跟她说：“他说我已经到了农村，找到了‘母亲’，写‘母亲’，我了解土地……”“他并且说我同人民有结合的，我是以作家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我是代表，代表中国人民。陈学昭也去，却只能做随员，因为她没有做工作，不懂得中国人民，不能做代表。”[52]
       40年代中后期，经历了长期的战争流离，现代时期的许多重要作家都进入了一个创作的爆发期，出现了很多重要的作品，如小说中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钱锺书的《围城》，以及赵树理、张爱玲的创作等；诗歌中的穆旦的写作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戏剧中的郭沫若和曹禺的创作等。战争中的流散经验，逐渐沉淀为更趋近民间、日常生活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叙事，艺术上也表现出雄浑、沉郁或明快的特色，现代汉语也更趋成熟。冯雪峰之鼓励丁玲写作“总结性”的大作品，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作出，丁玲也以其创作，汇入了这一大潮流之中。
       在1949年夏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书面发言中，丁玲也谈到了具体工作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丁玲说，在下乡参加具体的工作，同群众结合的问题上，要与群众一同做主人，“我们下去，是为写作，但必须先有把工作做好的精神，不是单纯为写作；要以工作为重，结果也是为了写作。”[53]也就是说，在下去进行工作时，身份是一位作家干部，是为了“体验生活”而与群众结合，但作为一位干部，先要有把工作做好的态度和精神，以工作为重，甚至一度脱离自己的“作家”身份，但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写作这一目的上。这是一个不断进、出、变换身份的过程，但其中有中心，有不变的基点。这一态度取向使她的群众工作有了着力点，有了作为“作家/干部”的特色。
       宋村是丁玲在河北期间，最后一个深入参与土改的村庄。陈明在回忆丁玲领导和参与宋村土改的经历时说，“丁玲在这个土改点工作做得很深入，走张家，进李家，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对那些被认为落后的群众，总是她去做工作。……分浮财时，她比那些当地的干部还要熟悉当地的情况，谁家有几口人，有多少地，谁家有多少房子，质量怎么样，她都一清二楚，能做到公平合理，所以她在宋村的人缘非常好。”[54]这段叙述清楚地呈现了丁玲既作为土改工作干部，又作为作家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状态。这段经历不仅让她对《桑干河》有了更大的自信，也为之后创作续集《在严寒的日子里》奠定了素材和经验的基础。上文已谈到，丁玲在做群众工作时，其基本的工作兴趣和工作方式是关注人，与人聊天，关注人的命运。这与作为文学创作者的作家丁玲的兴趣和关注点也是一致的。阅读《桑干河》及其续集可以注意到，作品的构成基本是故事和人物，其中不同人物的命运及其命运变化所关联的社会关系、历史情境，更是构成作品的基本要素，在《桑干河》的续集《在严寒的日子里》，这种写法更为突出。这种写作形式上的变化不仅与丁玲因对大众化的追求而产生的文学形式上的变化有关，也与她在河北进行土改工作时的基本工作方式有关。
       离开河北后，丁玲在1949年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她在宋村结交的一位朋友——陈满[55]。这位一生充满苦难的农村老太太是宋村土改中自发涌现的积极分子，虽然最终没能成为贫农团的小组长，但她与丁玲的交往却给了后者极大的冲击。这个人物与《在严寒的日子里》的陈满不仅名字相同，经历也基本相似，而且，她的个性、言行也散布到了小说中的陈满和万福娘身上。丁玲的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塑造具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特殊深刻之处，即使在战争、革命的环境下，她那种特殊的女性的视角也没有磨损，甚至散发出别样的光芒。在这篇记载一位苦难的普通农村妇女的结尾，丁玲写道：“到如今，当我每次脑子中有空的时候，或者当我需要感情的时候，就会想起许多人们，而陈满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惜我现在还只能为她做些简单的记载，但这些永远活在我心中的人们，我总希望我能使她们永远在一切人们的心中。”[56]这就是她要在《在严寒的日子里》要做的工作。这些人物构成的画廊并不是路上的风景，这种“行走在路上的文学”，因为这种特殊的感情和工作的连结，也活在了行走在路上的人们心中。
 
       （作者系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杂志编审。）
 
 
注  释：
[1] 到1949年6月初赴京参加全国文代会筹备止，丁玲两度往返东北与苏联、东欧。对于是否赴京从事行政工作，或居留东北，专门从事创作，丁玲曾有犹豫。参看《丁玲年谱长编》，第231、25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参解志熙《与革命相向而行——〈丁玲传〉及革命文艺的现代性序论》，载《文艺争鸣》2014年第8期。
[3] 参贺桂梅：《丁玲的逻辑》，《读书》2015年第3期。
[4] 蒋祖林：《丁玲传》，第2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5] 参《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外十月来之工作报告》，载西北战地服务团集体创作《西线生活》，第223-229页，生活书店1939年版。
[6] 共10种，包括：劫夫、史轮、敏夫等编《战地歌声》（一）；丁玲著《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张可、史轮、醒知等编《杂技》；丁玲著《河内一郎》（三幕剧）；西北战地服务团集体创作《西线生活》；劫夫、田间、史轮等编《战地歌声》（二）；张可、史轮、醒知等编《杂耍》；田间著《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冈卫们》；丁玲著《一年》；史轮等著《白山黑水》。由生活书店总发行。
[7] 主要收于《一年》，生活书店1939年3月初版。
[8] 丁玲任“西战团”主任之初，心里不愿意，“说不出的懊丧”，“的确我曾写过一点文章，但以一个写文章的人来带队伍，我认为是不事宜的。加之我对于这些事不特没有经验，简直没有兴趣，什么演剧唱歌，行行军，开会，弄粮草，弄柴灰，……但是我人就被说服了，拿了大的勇气把责任扔上肩头了”。《成立之前》，见丁玲著《一年》，第5页，生活书店1939年版。
[9] 《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等都有与西战团生活的关联和印记，写于1939年9月的《县长家庭》更是直接出现了关于西战团的叙述。
[10] 《第一次的欢送会》，载丁玲著《一年》，第74页，生活书店1939年版。
[11] 同上，第78页。
[12] 《忆天山》，载丁玲著《一年》，第89页，生活书店1939年版。
[13] 同上，第93页。
[14] 《马辉》，载丁玲著《一年》，第97-98页，生活书店1939年版。
[15] 同上，第99-100页。
[16] 《序〈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载丁玲著《一年》，第107-108页，生活书店1939年版。
[17] 同上，第110页。
[18] 史轮：《丁玲同志》，载西北战地服务团集体创作：《西线生活》，第176页，生活书店1939年版。
[19] 史轮：《丁玲同志》，载西北战地服务团集体创作：《西线生活》，第196页，生活书店1939年版。
[20] 史轮：《丁玲同志》，载西北战地服务团集体创作：《西线生活》，第197页，生活书店1939年版。
[21] 田间：《生活检讨会底场面——凡是一个人物要批评别人他必须检讨自己……》，载《西线生活》，第125页，生活书店1939版。
[22] 冯雪峰：《从〈梦珂〉到〈夜〉》，原载《中国作家》，1948年第1卷第2期，此处转引自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53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
[23] 同上，第254页。
[24] 参李向东：《丁玲最难挨的一年》，载《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4期。
[25] 参李向东、王增如《丁玲年谱长编》（上），第154-15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6] 同上，第179页。
[27] 1945年8月，其实有一个《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指出丁玲被捕后“政治上消极，失了气节”，到延安后“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国民党被捕后软化的影响，丁玲同志应自己深刻反省”，但“整风后有进步”。但由于此“结论”没有组织的意见和盖章，故不能作为正式的组织结论，也未与本人见面。同上，第190页。
[28] 同上，第180页。
[29] 40年代中后期是现代文学长篇巨制的创收期，老舍《四世同堂》（1944-1949）、巴金《寒夜》（1947）、钱钟书《围城》（1947年）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
[30] 见冯雪峰1946年夏写给丁玲的信。此处引自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第353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14年版。
[31] 同上。
[32] 丁玲：《谈自己的创作》，《丁玲全集》第8卷，第81页，河北人民出版者2001年版。
[33] 1955年受批判后，以及80年代初复出后，丁玲都曾努力想回到河北，重续她的创作。
[34] 《桑干河》1947年8月基本完成初稿后，丁玲曾誊写了一份给周扬，请其提意见。但周扬反应冷淡，并无回音。两个月后，彭真在晋察冀边去土地会议上批评“有些作家有‘地（主）、富（农）’思想。写起文章来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很漂亮，就同情地主富农”。对丁玲进行了不点名批评。见蒋祖林：《丁玲传》，第3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35] 丁玲1948年6月15日日记。见《丁玲全集》第11卷。丁玲一直将毛泽东对她的态度视为一种策略性的保护措施，1944年7月1日，毛泽东看到丁玲写的《田保霖》，特地给她和欧阳山写信约见，这使处于“整风”后心理重压的丁玲大受鼓舞，丁玲认为，“至少是为我个人在群众中恢复声誉”起了很大的作用。
[36] 此处转引自光明日报社编印：《思想改造文选》（第一集），1951年12月版。
[37] 同注8，第251页。
[38] 丁玲：《青年知识分子的修养》，《丁玲全集》第7卷，第85页。以下出自该文的引文不一一另注。
[39] 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可参看秦林芳：《论解放区前期文学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载《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应该注意的是，秦关于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历史背景的分析似过于简化。
[40] 转引自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第363页。
[41] 丁玲：《一点经验》，《丁玲全集》第7卷，第417页。
[42] 丁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丁玲全集》第7卷，第113页。
[43] 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文艺报》1952年5月25日第10号。
[44] 转引自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第373页。
[45] 王中忱：《丁玲与〈莎菲女士的日记〉》，载《新气象，新开拓——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6] 关于中国革命中农村的阶级划分及其分析，参看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载《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版。以及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载《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2009年版。
[47] 丁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集7卷113-114页。
[48] 丁玲：《“五四“杂谈》，载《丁玲全集》（第7卷），第156页。
[49] 转引自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据首次披露这封信的《丁玲传》说，这是至今发现的丁玲和冯雪峰通信中唯一保存下来的。
[50] 《丁玲全集》第11卷，第57页。
[51] 丁玲：《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丁玲全集》第5卷，第266-269页。
[52] 《丁玲全集》第11卷，第60页。
[53] 丁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丁玲全集》第7卷，第109页。
[54] 陈明：《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页。
[55] 丁玲：《永远活在我心中的人们——关于陈满的记载》，《丁玲全集》第5卷。
[56] 同上，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