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心路历程
 
 吴长华

 
　　丁玲是中国二十世纪最有艺术才华的女作家，她生活在1904年至1986年，经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处于革命的旋涡中心，几番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是中国女作家中命运最曲折、最坎坷的一个，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个。丁玲塑造了二十世纪各个历史阶段的女性形象：莎菲、丽嘉、曼贞、陆萍、黑妮、杜晚香的身上都有时代的烙印，她把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溶铸到女性形象中，可惜的是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还不如她自己，她没有写一部完整的自传。
       她是幸运的，也还算长寿，生活并没有把她压垮。她逝世于1986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0年，她等来了平反，而有些作家等不到这个日子已经抱恨而死，她虽然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自传，但也写了不少回忆文章，坦露了心迹。丁玲一向为人爽直，不说假话。她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讲话中说：“我不会撒谎，有什么话都直说。”（1981年11月6日）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她的心路轨迹。^①
　  《死之歌》是她1985年7月至9月在协和医院中的口述稿^②，在她逝世后的1986年7月由刘春根据录音整理而成。1985年她的健康状况已经极差，7月13日进医院，9月12日出院，最后在家住了二十五天，10月8日第2次进院，一直到逝世。当时她自己已知道来日无多，她在录音中最后说道：“未来的世界多么美好，人类将多么幸福，……一切都使人留恋。倘有可能，我还要活着，还要工作下去……”。这就是她最后的心愿。这时候她历史问题的尾巴也已经解决了。1984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她的心情是坦然的，她曾经说过，在受诬蔑时不能死，因为死了只能证明清白，却已无法说明心迹，所以这个时候，她要坦露心迹，这篇《死之歌》，非常坦率，篇名虽然是《死之歌》，其实也是《生之歌》，因为只有能正确对待死，才能正确对待生，人如果经受了生和死的考验，精神才能得到升华。
　　这篇从她3岁半写起，到她81岁（1985年）时的回忆，她从一个爱哭的小姑娘成长为一个不怕死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生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死亡考验。经过时间的过滤，漫漫人生留在她记忆中最早、最难忘、最深刻的印象竟然是死亡，这真不幸呀！
　　她最早的记忆，才3岁半，一个稚气的小女孩，还不懂死为何物时，因为父亲的死，她与死有了密切的关系。满屋都是白色的，家里人给她穿上孝衣，戴上孝帽，白色的棉花球在颤动，在一片哭声的气氛中留下了她一生中第一个深刻印象，几十年后都不能忘却。
　　从此她就跟着在死亡边缘上挣扎的母亲生活。在中国封建礼教下，天字出头夫作主，妇女以丈夫为终身的依靠，死了丈夫的妇女，被称为未亡人，就是一个没有希望、等死的人。不管在夫家，还是在娘家，都没有前途，只有愁苦、眼泪和黑暗。
　　幼年一直陪伴她长大的第二件事，就是她的表哥病死了，表嫂还要嫁过来，由四姨抱着表哥的木头灵牌，和表嫂拜堂成亲。脱下新娘的凤冠霞披，就披麻戴孝，磕头祭灵，哭昏过去。她留在婆家守寡，不到一年就死了。
　　接下来是丁玲弟弟的死，她的姨妈以为，与其她弟弟死，还不如让丁玲死，一个弱女子能有什么前途和希望，丁玲那时沉浸在生不如死的感情里。
　　好在丁玲有一位出色的母亲。母亲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个知识分子，幼年与弟弟同在家塾中读书，突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规距。丈夫死后，留下了幼小的一儿一女，还欠下了许多债。家道破落，人情冷暖，不断有人上门讨债，母亲被迫卖房卖田还债。
　　辛亥革命前夕，维新思想的浪潮激荡下，先觉者欲强家国，提倡女学，开办女子速成师范，母亲听到这些消息，顿觉绝处逢生，前途有一线光明。她毅然冲破家庭的束缚，进女学堂读书。母亲进师范班，让7岁的丁玲进幼稚园，湖南常德女子师范的开学轰动了县城，当时寡妇要关在家中守节，抛头露面上女子师范是了不起的革命行动。从此，母亲从一个三从四德的旧式千金成为自食其力的新女性。
　　母亲是丁玲小时候最崇敬的人，是她的榜样。丁玲的小说《母亲》就是以她的母亲为原型的，茅盾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赞扬丁玲真实具体地描写了“以曼贞为代表的我们‘前一代女性’怎样挣扎着从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的重围中间出来，怎样憧憬着光明的未来”。^①前一代女性为着解去裹脚布，坚持上体操课，不怕别人笑话，坚持跑步，在前进的路上辛酸而壮烈的行动，每一步都伴随着眼泪，她们就这样艰苦地在寂寞中挣扎。母亲在实践中成长为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向往革命、热心教学的教育工作者。母亲的坚强、勤奋、努力而豁达的品德深深地影响了丁玲的一生。
　　母亲在学校里与有民主思想的同学共7人结拜姐妹，他们励志教育救国，振奋女子志气。幼小的丁玲被母亲带进了一个新的环境，接触到各种革命的人和事。1911年辛亥革命时，正值常德女师的校长和监督均去省城，校中还有住宿生，都是年青姑娘，丁玲母亲恐有意外发生，冒着滂沱大雨，把同学们接到弟弟家中，一同经受革命风暴中的紧张、担心、兴奋和喜悦，共同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向警予是她母亲结拜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年龄虽小，却最受敬重。她后来参加共产党，成为党的著名妇女领袖，是丁玲母亲一生最知心的姐妹。丁玲在幼稚园时，就受到向警予的悉心照顾和教育，丁玲对她无限敬佩。“认为她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女性，是女性的楷模。^①”向警予在1928年因叛徒告密在汉口被捕，5月1日，她高呼革命口号走向刑场，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
　　向警予的牺牲震惊了丁玲，当权者不经过审讯，就砍下了她的头，这血淋淋的现实使丁玲看清了刽子手们的野蛮残暴，但是她当时还不想加入共产党，她记下了向警予对她委婉的谈话：“你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妇女，她非常困苦，她为环境所困，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②”丁玲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话，不会忘记她对我的教育和她对我母亲的同情、了解。可是，当时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固执地要在自由的天地中飞翔，从生活实践中寻找自己的道路。”她没有如意地探索到一条真正的出路，她在苦恼中拿起了笔，开始写文章，参加左联，她的丈夫胡也频比她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胡也频的牺牲使丁玲的思想有了飞跃。1931年2月7日夜里，胡也频被国民党秘密处死，身中3枪，丁玲说胡也频刚刚寻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一只罪恶的手，把他掐死了，给予我的悲痛是不能想象的，没有经历过来的人是不容易想象的，那真像千万把铁爪在抓你的心，揉搓你的灵魂，撕裂你的血肉。”怎么办，经过反复思考，她把幼小的儿子送到湖南母亲处，一个人回到上海，决心踏着胡也频的足迹，继续冲上前去。
　　她对阳翰生提出了入党的要求，1932年3月，在上海大三元饭店举行了入党仪式，与她同时宣誓的新党员有田汉、叶以群等，由文委负责人潘梓年主持会议。丁玲激动地说：“我只是一个同路人的作家是不满足的。我要当一颗革命的螺丝钉。”
　　丁玲入党后，1932年下半年就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一直到1933年5月被捕。
　　1933年5月14日，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第2天就被押送到南京秘密囚禁。敌人对她软硬兼施，逼迫她屈服投降，还在他们控制下的刊物上，刊登造谣污蔑的文章。在敌人严密的看守下，她几次想逃走都失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写下遗书，投環自尽，被人解救。国民党要丁玲写“归隐回家养母”的条子。丁玲为了欺骗敌人，达到不伤害党而回到革命队伍的目的，写了一张“居家养母”的条子。但敌人并没有释放她，最后她终于在曹靖华和张天翼的帮助下，通过鲁迅和冯雪峰，逃出牢笼，奔赴陕北根据地。
　　丁玲于1936年11月11日到达她想向往的党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党热情地欢迎她的到来，中宣部特地为她召开了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亲自参加。会后，毛泽东为她填写了《临江仙词》，用电报发给行军途中的丁玲。词中有“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之句，表达了他对丁玲来根据地的重视，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空前的。丁玲的到来，促使苏区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亲临文艺协会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致辞：“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丁玲被选为首届文艺协会主任，她积极投入工作。
　　由于丁玲多次要求上前线、当红军，组织上批准她跟杨尚昆随军队上前线。1937年7月7日芦沟桥开战，抗日战争开始，丁玲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带领西战团同志奔赴抗日前线。1941年5月，她调任《解放日报》主编副刊文艺栏。
　　1942年3月9日的副刊上，丁玲发表了《“三儿”节有感》后，受到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做总结时保护了她，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上作了检查，并把检查稿发表在1942年6月16日的《解放日报》上，并没有受到组织上的处分。
1942年，党中央召开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为了正确解决新形势下革命文艺工作和文艺思潮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和倾向。开会前，毛主席找了许多人个别谈话，也找了丁玲，与她讨论有关批评的问题。丁玲在1982年3月写的回忆录《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中，回忆当年她是“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我很情愿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然后轻装上阵，以利再战。……这一段严肃紧张、痛苦、愉快的学习经历，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中，成为一生中幸福的一页。”
　　正因为她是愉快地、诚恳地学习和贯彻《讲话》的精神，因此她是心甘情愿地深入到群众的生活中去。1946年，她到逐鹿县温泉屯参加土改，1947年到1948年夏，又到行鹿、东鹿、石家庄参加土改，在共同生活中对农民有了感情，使她的思想有了变化。她从1946年9月开始创作，到1948年6月，在老百姓的土坑上完成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把稿子送给周扬和毛泽东等同志看，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几次修改，这部小说出版后受到欢迎，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二等奖，她把奖金5万卢布全部捐给中国儿童福利会。
　　1955年秋，厄运开始，她被加上“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罪名，受到10多次批判。1956年春，她向党中央提出申诉，要求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进行辩证，申诉还没有得到结论，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丁玲又被加上“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罪名，开除了党籍和公职，陈明也受株连，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作协复查丁玲的小组成员李之琏等因持公正态度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更受到冲击，先被关进牛棚，人身失去自由。1970年4月一个夜晚，“四人帮”派人到北大荒宝泉岭农场，把她抓回北京，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10月，她出狱后被遣送到山西省长治老顶山公社嶂头村。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丁玲的生活才有了转折。1976年落实政策，丁玲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1979年春，由党中央批准，丁玲与陈明回到了北京，终于结束了22年囚禁流放的生活。
　　右派帽子摘掉了，人也回到了北京，恢复了党籍和工作，可以自由接触群众和写文章了。但是有的人还抓住她的历史问题不放，丁玲还感到有压力：“我仍感到还有一块阴云不时笼罩着我，还有阵阵阴风，不时袭扰着我。”她遭受种种的苦难，却常常还有人质疑她受难的日子是怎样活过来的。
　　其实她在南京的历史问题，1940年她在延安时组织上已经审查过了，并且已作了结论，但是在50年代挨斗争的日子里，在“四人帮的监狱里，她仍多次写过这段历史的交代材料，”每写完一稿，还要按上手印，她怨愤地说：“那时真恨不得把这指头剁掉，”她复出后，重点写了《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和《风雪人间》两部回忆录，这是她愿意向广大读者、历史后代和海外朋友所作的交待，也是“向她所热爱的人民的坦诚交心。”陈明说：“这次丁玲以同样的忠诚，把这一段历史，把当年自己的心境，毫无保留主，详尽无遣地披露在读者面前，听任读者和历史的再评判。”《风雪人间》是丁玲回忆她被错划为右派后，在黑龙江北大荒劳动改造的生活，从1958年到1970年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止，共12年，她在秦城监狱5年的回忆还来不及写出，生命已划上了句号。
　　这两本回忆录，陈明说是“饱含着血泪的回忆录”。“它既描述了多灾多难的中国知识妇女悲惨命运的一角，也反映了中国革命文学工作者在自己进军历程中苦争苦斗的情状。”它是真实的历史，不能把它当作文学作品看待。
　　这两部回忆录都很明白地坦露了她的心迹。在南京囚禁中，她受尽千辛万苦，只抱定一个信念，就是不能死，要活下来，要骗过敌人，远走高飞，继续革命。在北大荒的12年，她虽然被开除了党籍，她还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主动要求生活、劳动在最底层，受尽了折磨，也感到北大荒人的温情，与她一同受苦的陈明说：“她写出来的比起她所遭遇到的，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
　　当然，评价一个人，不能单听她说的话，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要全面观察，是否言行一致。周扬一再揪住她在狱中写的“小条子”，其实这张“小条子”并没有反共的内容，何况丁玲自从逃出囚禁到保安后，一再要求上前线、当红军，在战火纷飞中考验。当时革命尚处在艰难时期，陕北根据地的生活并不舒服，她也可以选择留在大城市过安适的日子，何必冒死去延安。1984年党给丁玲的历史问题彻底平反后，周扬还不同意，还要揪住不放，致她于死地。这只能说周扬的文人相轻、宗派情绪等阴暗心理在作怪。
　　丁玲的心路历程，是从一个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自从她入党以后，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她都是忠心耿耿，即使在遭受20多年的苦难后，她也并无怨言，不改初衷。有的人对她不理解，说她在说假话，是“矫情”，但事实上，是出于丁玲的真心。
　　当然，人无完人，丁玲不是毫无缺点，何况自从她被错划为右派后，就被赶出了文艺界，长期生活在底层，甚至被隔绝在监狱中，她与现实有距离，而且她不会察言观色，直话直说，容易冲动，往往招来非议，她已逝世30年，对她还有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
　　文如其人，白纸黑字，作品是作家最好的纪念碑。丁玲说：“我相信历史，相信现实生活，相信党，也相信我自己。”随着岁月流逝，宗派情绪、人事纷争的淡化，历史自会对她作出客观的评判，不必为她长歌当哭。

       （作者系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