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丁玲的三次“相遇”

                                        ——女性主义与跨日本视角

                                                贺桂梅  

《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论集》（后文简称《探索丁玲》）的四位作者秋山洋子、江上幸子、前山加奈子和田畑佐和子（后文均简称姓氏），自1993年开始，多次一起结伴到中国参加丁玲研究国际研讨会，她们因此自称（也被圈内戏称）“四人帮”。四人组成关系紧密的研究小团体，不仅源自对丁玲的共同关注，还因为相似的思想历程和研究立场。书中收入的21篇文章（分别是秋山6篇、江上8篇、前山2篇、田畑5篇），写作时间跨度长达30余年。最早的一篇是田畑写于1980年的《丁玲会见记》，这也是1979年丁玲“复出”文坛后，第一篇外国学者采访报道丁玲境况的文章。最晚的三篇文章发表于2016年。本书尚在编辑过程中，秋山先生于2016年8月去世。以四人论集的形式出版的这本丁玲研究，因此格外具有纪念意义，代表的是日本一代女学者以丁玲为媒介、融汇了她们生命与历史体验的思想探索。

                                        一

    四位作者的文章都表现出对文本的细腻解读、对材料的精细把握和对研究对象的深入体认。同时还有另一个突出特点，即敏锐的历史意识和从性别问题出发的思考。可以说，这是一部基于女性主义立场、从日本女性学者视角展开的丁玲研究著作。
    丁玲与20世纪中国女性解放思想的密切关系，一直是受到关注的重要议题。但从女性主义角度展开的相关研究，在中国大陆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被称为开启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学与女性主义研究的著名学者李小江，在她的著作中，将丁玲称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奠基者”[1]。戴锦华与孟悦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2]是大陆学界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丁玲与现代女作家最早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在大陆以外的丁玲研究界，类似思路也主要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唐尼·白露1980年发表的《〈“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中作品中的表现》是较早的代表性尝试[3]。相对而言，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在中文世界并没有受到相应的关注。但事实上，早在1974年，秋山就写作了用女性主义思想阐释丁玲创作的《关于丁玲》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她们当年组织的女性主义小团体刊物上，并被译成英文。这也是“世界最早的‘女性主义文学观’特色的丁玲论”[4]。从那时起，秋山等四人就侧重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丁玲，其代表性成果就是这本《探索丁玲》。
    关于为何开始从女性主义角度关注丁玲，秋山的《20世纪70年代的日美女性运动与丁玲》和田畑的《丁玲会见记》《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与丁玲》等三篇文章，都谈到1970年代从美国开始继而蔓延到日本的女性主义新思潮对她们的震撼和影响。这次被称为“第二次女性解放运动”或“第二次女性/女权主义运动”的思潮，在她们的理解中，区别于“第一次”运动的地方是强调“思想革新”，即“要剔除在风俗、习惯、语言一直到学问和艺术等各领域内深深渗入的性别歧视，要打破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男性的优越思考方式”[5]。在与中国学者李小江后来的谈话中，她们将两次运动的差别概括为“社会性的妇女解放”与“个人内部的运动和家庭内部的运动”[6]。这次运动的主要社会群体，一是“全职家庭主妇”，“她们受过教育，尽管具有活跃于社会的诸般能力，却被要求呆在家里做一个贤妻良母”；一是1960年代参与反战、民主运动的“左翼知识女性”，“她们看到，即使在进步的运动中，领导权依然在男性手里”[7]。秋山这样回忆自己当年的处境：“虽读完了硕士课程，可女性要找一份做研究的工作很难，作为家庭主妇如何是好让我很是烦恼”[8]；田畑虽然有工作，但一边承担照顾孩子等家务一边工作的职业女性生活，也使她具有了“女性主义的意识”[9]。可以说，这并非一次“外部”传输理论影响下的实践，而是共同的生活经验和问题意识使她们自发地找到了女性主义，因此，她们“不觉得女权主义是从外国来的，而是同时爆发的”[10]。正是这种性别意识，使她们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丁玲。她们从丁玲的早期作品《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延安时期作品《“三八”节有感》等中，感到了极大的共鸣，觉得与自己关注的问题“在内容上是那样的相似”[11]。

事实上，这并非她们与丁玲的第一次“相遇”。早在1950-1960年代，四位作者在战后日本的大学就读中国文学专业时，就开始了解和阅读丁玲。在中日尚未建交的冷战年代，选修中文、选择中国文学专业，大多出于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注热情[12]。曾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艺奖的丁玲，在日本学生眼里，“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学令人炫目的存在。尤其是女学生们，对身为女性同时战胜了种种困难的丁玲，充满了极大的兴趣”[13]。但1958年中国的“丁玲批判”，使她们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她们既不满于当时中国文坛激进派对丁玲的激烈批判，也无从获取更多资料以探究事件的真相，于是逐渐放弃了丁玲研究。丁玲在她们的心目中，成为了“过去的偶像”。

第一次“相遇”构成了她们多年持续研究丁玲的起点和内在动力。本书后记中，她们这样写道：“若简单地说明持续这个关心的主要原因，一个是我们曾经相信以和日本不同的民力为依据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反右、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事件，这不得不让我们对自己年轻时的思考产生怀疑”[14]。1970年代，她们开始从自觉的女性主义意识出发“重新发现”丁玲。因为有第一次相遇的“前史”，因此对“女性主义者丁玲”的关注，始终与她们如何理解“革命者丁玲”构成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关系。

                                        二

    田畑称女性主义思路产生了“崭新的实践、组织、思想和艺术”[15]，同时也形成了全新的丁玲研究视角。这里所谓“崭新”，显然包含了对此前丁玲研究“革命范式”的批判性评价。收入本书、写作时间较早的一篇，是前山1986年对丁玲《在医院中》的重读。她希望摆脱日本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界主流的“政治与文学”框架，打破“政治与文学之间呈现出上下、直线性和短路性”[16]的思考模式，而提出如果“更单纯地从女性的社会地位来把握问题的时候，就会给读者予以一种新型而又积极的课题”，那就是女主人公陆萍的“解放度”[17]。陆萍与抗日根据地环境的冲突，此前的革命范式将其视为陆萍/丁玲对延安革命的否定与批判，但前山认为，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个女性人物作为“新人”的特质及其呈现的性别/革命问题。另一篇稍后写作的文章，前山重新评价了丁玲1930年代“向左转”时期《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中的两个女性人物美琳和玛丽。如果仅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种“摩登女郎”无疑是要被否定的人物，但前山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发现，丁玲小说对她们的描写，“一点儿也不冷淡，也没有攻击性”[18]。因此前山认为，丁玲实际上要表现的，是“当时一个‘摩登女郎’是如何接触到‘革命’周边的、是在哪里生出不协调的声音”这样一种历史化诉求。可以说，前山希望在这样的重读中，将女性人物的表现与革命书写放置在一种“平等”并具对话关系的关系中加以考量，而不希望仅用单一的“革命观”统摄小说的全部内容。
    江上的文章不仅瞩目于丁玲文学文本的细读，更偏向重构文本置身的历史语境，将小说中的相关叙事，视为当时中国性别秩序的“症候式”呈现。因此，她的研究都很注重文本的“背景”讨论。关于《“三八”节有感》的“背景讨论”，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及其方针转变”。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后出台的新妇女政策，主流观点一般认为与此前的妇女运动形态发生了很大的断裂。但江上通过梳理《中国妇女》杂志上的文章，强调此前的妇女运动已经形成了后来被延续的组织形态和运作方式，主要的变化发生在从“多元的妇女运动维度”向“经济的独立即可解决妇女解放的‘唯经济主义’”的转变。这一变化导致的结果，其优点在于强化了妇女的经济独立，而其问题则在“轻视其他妇女问题”[19]。这里所谓“其他妇女问题”，也正是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提出的，女性获取工作权利之后，在婚姻、家庭特别是生育等方面遭受的性别制度与观念的“压迫”。在关于小说《梦珂》的“背景”解读文章中，江上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现代”本身。小说中，梦珂在美术学校遭遇人体模特被男老师性骚扰事件。从这一情节出发，江上细致梳理了西方现代美术制度在日本和中国的建立过程，其中，女性被建构为“现代性”的象征，同时这一现代制度又是以“歧视女性的性别结构”组织起来的。处于最底层位置的女性人体模特，她们的身体“与其自身相分离而被置换为具有现代性的形象”，但实际上“女性欲却被现代性本身所排斥”；女性画家在这一制度中，同样处于被压抑的位置。因此，江上认为，小说中梦珂带领人体模特从美术学校出走这一行为，象征性地呈现了丁玲“对于现代中国男性精英们不断建构起来的性别结构所发起的反抗”[20]。

《现代中国的‘新妇女’话语与‘摩登女郎’丁玲》和《现代中国性别制度的形成与丁玲》两文，江上集中探讨了丁玲早期女性主义实践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复杂关系。关于丁玲早期作品表现的女性意识，许多研究在“传统”（“封建”）/“现代”的二元对立关系格局中突出其现代性内涵。但江上强调，这种女性意识同时具有“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即“对现代的希求与抗拒”这样的双重性。现代中国性别秩序是与“国民国家建设进程”同步发生的，“虽然性别秩序的形成主要由现代的男性精英主导，但也有不少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在言论和行动上与男性精英时而合作，时而对抗”[21]。丁玲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女性。江上勾勒出了现代中国构建“新妇女”话语的五个历史时段[22]，将丁玲视为“摩登女郎”的“极少数代言人”。丁玲小说塑造的梦珂、莎菲等“摩登女郎”形象，一方面是“新妇女”这一现代话语产生出来的，同时又表现出对“现代小家庭”（核心家庭）的反叛意识。“小家庭”是反对封建父权“大家庭”的现代产物，但同时也形成了“男性在公共领域、女性在家庭领域”的性别分工，“家务育儿作为女性的‘天职’、‘母爱’被强调”[23]。这种家庭制度并不否定女性成为“职业女性”，但这意味着她们必须同时承担家庭和工作的双重角色。丁玲的“摩登女郎”们，“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不愿做小家庭的妻子、母亲角色的态度”[24]，虽然也没能指出更合理的女性出路，却尖锐地揭示出了“小家庭”制度歧视性的性别结构。1930年代成为主流的解决方案是“劳动妇女”转向，这也构成“革命”中国主流性别秩序处理女性问题的基本方式。江上批评这种转向具有“幻想性”，并不能直接解决“新妇女”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做了一种从阶级论角度的迂回处理。与其对“现代性”的批判相似，江上认为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也表达了对延安时期和人民共和国时期性别秩序的“危惧”。

从“反抗”到“危惧”，都力图呈现的是丁玲的女性立场与现代中国主流性别秩序之间的矛盾关系。江上并没有明确地将丁玲的女性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而尝试揭示出其在“现代”与“革命”中的“二重性”。这也可以说是《探索丁玲》一书四位作者的相似立场。女性主义使她们特别关注丁玲遭遇的女性问题及其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从而以一种新的角度和视野，重构了丁玲研究的重要议题。

                                         三

    不过，与其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入分析相比，如何处理丁玲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对于四位作者仍旧是一个“难题”。一个明显表现是，本书从女性主义角度展开的丁玲研究，主要集中于丁玲早期和延安整风运动之前的作品，很少涉及1943年经历“脱胎换骨”之后的丁玲创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典范之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讨论不多。似乎可以说，四位作者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压抑”了丁玲的女性主义，而无法解释丁玲进入革命体制的内在逻辑。
    这种基于女性主义立场对丁玲阐释的偏向性，极有意味地体现在1980年田畑与复出后的丁玲首次见面的碰撞之中：“其实这次见面，我也想跟丁玲谈谈现在世界盛行的新的‘女性解放运动’，要告诉她这运动的思想和活动内容，以及我们怎样‘再发现’或‘再评价’她过去文章中表现的‘女性主义’。可惜，这个愿望落空了”[25]。丁玲对新“女性主义”表现出来的冷淡和漠视，显然不能用她离开主流文坛20年造成的“封闭”和“陈旧”做出解释[26]。田畑对丁玲1980年代创作的自传性作品《魍魉世界》和《风雪人间》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这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女性主义作品之一”[27]。如果说80年代的丁玲仍旧没有丧失其女性意识，那么四位作者对她延安转向及其创作研究的“留白”/“空白”，或许表明的是日本视角的女性主义在面对丁玲时的难题性。
    田畑1999年的《丁玲与佐多稻子》引入了对革命与女性的日本比较视野。丁玲和佐多稻子这两位女作家的生平与创作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所经历的时代、参与左翼运动、中日战争、与左翼政党的关系以及注重女性写作主题等各个层面。但她们对于如何写作女性，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同佐多是有意识地‘从来就是关心妇女的’相反，丁玲是下意识选了‘女人’做主人公”[28]。显然，如果说佐多是自觉的女性主义者，丁玲或许是“不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在1974年用“女性主义”命名丁玲时，秋山就如此解释：“丁玲虽一贯忠实地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但一旦拿起笔，她强烈的女性意识、或者说作为女性解放论者的意识便不自觉地浮出表面，她的这种姿态跨越出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论的框架”；同时说：“丁玲所追求的女性自立与共产党为目标的人民解放并非一致，而恰恰跟我们现在追求的自立基本是一致的”[29]。在“自觉”与“不自觉”、“女性主义”与“共产党”的分裂中，丁玲与革命的“二重性”矛盾某种程度被简化为“二元性”冲突。
    正如秋山的文章提及的，197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的主体是“家庭主妇”和“左翼知识女性”，其试图解决的也是战后美日等发达国家与社会的中产阶级女性问题。其中，对“小家庭”制度的批判和“作为认知主体的女性对自我权利的主张”，构成了这次运动的“原点”[30]。这样的问题在丁玲置身其间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并非不存在。但中国革命动员和参与的主体人群，是底层的劳动妇女。局限于中产阶级的女性主义视野，如何在这样的中国语境中言说“女性主义”？丁玲的内在逻辑和复杂经验显然超出了四位日本学者的理解。这里既有不同国族语境下女性问题的差异，也有普遍的女性解放议题内部不同阶级主体意识的差异。

                                         四

    女性主义是一项世界性议题，四位作者都相信“全世界妇女有很大且根本的共同点”[31]。正是基于此，她们从丁玲的经历与创作中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但由于女性解放运动总是在特定的民族国家场域内展开的，因此也必然与国族历史发生复杂的关联。“中国语境”与“日本视角”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女性主义的必然分割，而是在共同的女性解放议题下对差异性历史语境的关注。打破自身的民族主义限定，在尊重彼此历史前提下构建更富于批判性的议题，才是女性主义的共同使命。《探索丁玲》一书对丁玲的女性主义乃至革命的关注都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这也使她们有了与丁玲的第三次“相遇”。

《探索丁玲》中有一组文章涉及抗日战争中日军的性暴力问题。秋山的《重读〈我在霞村的时候〉》从小说中村里人对主人公贞贞遭受日军性侵害这一事实的歧视态度，提出革命话语所忽略的问题——“性的问题仍然是一个禁区，男女平等只是局限在法律、经济和社会劳动范围内来谈，因此旧的贞操观念反而渡过了‘解放’之关而被残留下来”[32]。这里的批判也不仅针对中国革命话语，“蔑视受了性侵害的妇女”是“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儒教社会共同存在的现象，是一个全世界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33]。正是由于这种性别歧视观念的普遍存在，东亚国家在批判日本侵略战争时，普遍忽略了加诸于女性的特殊暴力，特别是“慰安妇”问题；而受到性侵害的女性，由于这种观念造就的耻辱感，也都限于“沉默”。江上在《“讲述”战争中性受害的“耻辱”：从对丁玲《新的信念》之误译和删改说起》中，通过分析丁玲的小说《新的信念》在日文中的“误译”和中文中的“删改”，讨论女性在“讲述”自身受到的性侵害时面临的限制。特别提到，《新的信念》表现出对“讲述”的信任感，女性通过讲述“耻辱”而转化成社会性反抗力量的源泉；但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则“拒绝‘讲述’，并且主张有拒绝的权利”[34]，表明此时的丁玲对于是否能够通过讲述而获得理解，抱有“明显的忧虑”。在另一篇文章中，江上则整理描述了日军妇女暴行和战时中国杂志，以重构《我在霞村的时候》的“背景”。
    这些文章集中讨论丁玲的“抗日小说”，但研究角度和问题意识则是从90年代语境生发出来的。秋山和江上的文章都提及了90年代后日本、韩国对日军“慰安妇”问题的重新揭露。秋山在《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35]一书的前言中对这一问题做了明晰的追溯。二战后日本的战争研究和反省，很少纳入女性视角，“通常女性是作为战争受害者被书写的，这种受害体验仅限于身边的日本女性”。从1970年代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开始，这种反省超越了国家主义限制，开始追问“女性是不是在作为体制的受害者的同时也是体制的共谋？”1990年代，韩国“慰安妇”受害人开始站出来揭露日军罪行，这一运动扩展到东亚地区，“从军慰安妇”问题在国际上被提起，并得到了日本女性的声援和帮助。江上的文章提及日本学者石田米子等1990年代中期在山西盂县对曾受到性侵害的中国妇女的多次调查，秋山则提及2000年在东京召开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和2005年成立的“女性的战争与和平资料馆”（WAM）。
    从这样的历史语境和问题意识出发，她们重新发现了丁玲的“先见性”。丁玲作品对女性遭受的性侵害以及难以讲述的痛苦，做了“超越时代”的书写。这也使秋山、江上等人与丁玲作品再次产生了共鸣。这里的女性主义超越了民族/国家主义限制，而对战争的侵略性有了更深刻的批判。值得提及的是，她们也从日本文学的视角，对丁玲作品提出的问题做了另一侧面的呈现与发露。秋山的《日本文学中的“贞贞”：重读田村泰次郎的《肉体的恶魔》》以对田村泰次郎《肉体的恶魔》的重新解读，探讨丁玲小说所未曾直接呈现的贞贞在日军军营中遭遇的痛苦，并对日本作家拘囿于男性和国族立场的遮蔽作出了不留情的批判。另一篇文章《在丁玲故居居住过的日本人：洲之内彻与中国》，秋山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江上的《中国女特务的表象：郑苹如、王佳芝与贞贞》，则在跨越国族、党派、区域、文体、时段的宽阔视野中，批判国家和政党政治对女性身体的征用，表现了更明显的跨越民族国家而思考普遍女性问题的诉求。

    《探索丁玲》记录的是30多年时间中，四位日本学者从自身的女性意识和日本经验出发，而对丁玲的不断探索。她们与丁玲的三次“相遇”，凝聚的既是丁玲与20世纪中国现代、革命与战争的核心议题，也是日本学者超越民族国家限定而对女性议题的思想探索。正是在这样的持续探索中，丁玲不仅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成为了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沟通媒介和批判性思想实践的场域。

注  释：

[1] 李小江：《女人：一个悠远美丽的传说》，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2] 戴锦华、孟悦：《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唐尼·白露：《〈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中作品中的表现》，收入《丁玲研究在国外》，王中忱、孙瑞珍主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唐尼·白露在《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英文版，2011；中文版，2012）中对丁玲的女性主义思想有更深入阐发。

[4] 田畑佐和子：《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与丁玲》，《探索丁玲》第369页。

[5] 田畑佐和子：《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与丁玲》，《探索丁玲》第368页。

[6] 田畑佐和子、秋山洋子、李小江：《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参见《女人：跨文化对话》，第8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7] 秋山洋子：《20世纪70年代的日美女性运动与丁玲》，《探索丁玲》第29页。

[8] 秋山洋子：《20世纪70年代的日美女性运动与丁玲》，《探索丁玲》第29页。

[9] 田畑佐和子、秋山洋子、李小江：《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参见《女人：跨文化对话》，第79页。

[10] 田畑佐和子、秋山洋子、李小江：《社会主义与女性主义》，参见《女人：跨文化对话》，第81页。

[11] 秋山洋子：《20世纪70年代的日美女性运动与丁玲》，《探索丁玲》第31页。

[12] 王中忱：《序·女性视线：跨越时空的交错》，《探索丁玲》，第8-9页。

[13] 秋山洋子：《20世纪70年代的日美女性运动与丁玲》，《探索丁玲》，第27页。

[14] 田畑佐和子、前山加奈子、江上幸子：《后记》，《探索丁玲》，第419页。

[15] 田畑佐和子：《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与丁玲》，《探索丁玲》，第369页。

[16] 前山加奈子：《新生活的新“荆棘”》，《探索丁玲》，第287页。

[17] 前山加奈子：《新生活的新“荆棘”》，《探索丁玲》，第314页。

[18] 前山加奈子：《美琳和玛丽的女性主义》，《探索丁玲》，第332页。

[19] 江上幸子：《从〈中国妇女〉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及其方针转变》，《探索丁玲，第125页。

[20] 见《探索丁玲》，第190页。

[21] 江上幸子：《现代中国性别秩序的形成与丁玲》，《探索丁玲》，第241页。

[22] 这五个阶段包括清末的“贤妻良母”时期、1910年代中期的“娜拉”时期、1920年代中期的“职业女性”时期、1920年代末期的“摩登女郎”时期和1930年代初期的“劳动妇女”时期。见江上幸子：《现代中国的“新妇女”话语与“摩登女郎”丁玲》，《探索丁玲》，第147-163页。

[23] 见《探索丁玲》，第245页。

[24] 见《探索丁玲》，第251页。

[25] 田畑佐和子：《丁玲会见记》，《探索丁玲》，第351页。

[26] 对相关思路的批评参见王中忱：《序·女性视线：跨越时空的交错》，见《探索丁玲》，第18-19页。

[27] 田畑佐和子：《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与丁玲》，《探索丁玲》，第374页。

[28] 田畑佐和子：《丁玲与佐多稻子》，《探索丁玲》第391页。

[29] 秋山洋子：《20世纪70年代日美女性主义运动与丁玲》，《探索丁玲》第32页。

[30]【日】江原由美子：《性别支配是一种装置》，见《女权主义是什么》，第59-74页；《女权主义与性差》，第128-149页，丁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31] 田畑佐和子：《丁玲会见记》，见《探索丁玲》第351页。

[32] 秋山洋子：《重读〈我在霞村的时候〉》，《探索丁玲》，第50页。

[33] 秋山洋子：《重读〈我在霞村的时候〉》，《探索丁玲》，第52页。

[34] 江上幸子：《“讲述”战争中性受害的“耻辱”》，《探索丁玲》，第215页。

[35] 秋山洋子：“前言”，秋山洋子、加纳实纪代编：《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第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