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所看到的美国

                —以“爱荷华大学写作计划”的中美交流为线索

                                       〔日本〕青野繁治  

                                     聂华苓和爱荷华大学写作计划

聂华苓出生在武汉，念大学于南京，父亲是一个国民党的军官，牺牲于和八路军的战斗之中。聂华苓后来渡海到台湾，但因为参与《自由中国》杂志的编辑工作，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后来她结识美国诗人兼爱荷华大学教授保罗·安格尔，应邀去美国帮助安格尔的工作。那个工作就是有名的“爱荷华大学写作计划”。

这个“写作计划”本来以培养美国学生提高写作文学作品的水平为目的，但后来安格尔把招生范围扩大到世界各国去，并请外国有名作家讲学，所以到了70年代，聂华苓参加这个项目的主办工作以后，白先勇、於梨华、郑愁予等当时已在美国的台湾作家、诗人等，都参加了这个计划。这时中美邦交已经恢复，但还缺乏一些文化上的交流。所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中美交流正是需要而且是非做不可的活动。

后来聂华苓她们决定开办爱荷华大学写作计划的“中国周末”[1]。第一届“中国周末”是在1979年召开。聂华苓邀请的大陆文学家是萧乾和毕朔望，尤其是邀请萧乾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而且是最恰当的人选。因为萧乾懂英语，跟其他国家的文学家进行交流时不需要翻译，而且他对西方文学和西方国家有很深刻的知识。果然他跟在美国的台湾籍或是美籍的华语作家们进行交流之后，感觉到中国大陆文学的落后。结果他回国后呼吁要研究台湾文学。萧乾1989年出版的文章里回忆道：“1979年，我初次接触到台湾文学，猛然发觉六、七十年代，当大陆大搞阶级斗争，八个样板戏逞强称霸，诗神处于五花大绑状态时，那座宝岛上却在百花齐放，而且果实丰硕。归来，我曾为开展台湾文学的研究而大声疾呼。”[2]第一届“中国周末”之成功就在这一点上。虽然她所邀请的台湾作家不为国民党当局所认可，没能参加。

第二届“中国周末”是在1980年进行的。大陆方面被邀请的是诗人艾青夫妇和王蒙。聂华苓不曾讲过邀请人选的理由，但是她心中有些对于过去受到批评，经历过不好遭遇的作家们抱着认同感吧，因为艾青是在延安，王蒙是在反右运动的时候，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影响，是类似于她在台湾参与《自由中国》杂志时受到的压迫。王蒙当时已经是中国大陆现代派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了，那60年代在台湾办《现代文学》杂志的白先勇、陈若曦等应该有很多共同话题，他们互相交流，意义有多么大啊！

1981年第三届“中国周末”被邀请的是丁玲和陈明。

如上面所说，聂华苓邀请中国文学家的人选是有战略意义的。但是她为什么选择丁玲呢？

事实上，聂华苓、於梨华并不是第一次在爱荷华见面的。聂华苓在文革刚刚结束时曾和安格尔带着儿女们回武汉老家探亲，经过厦门时和丁玲见过面。於梨华也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在北京见过丁玲。

                                      聂华苓、於梨华和丁玲

丁玲对聂华苓抱有好感，其原因估计是来自聂华苓虽是美籍华人却她保持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这一点。丁玲写道：“聂华苓虽然入了美国籍，是爱荷华大学的一个教授，但实际是一个非常中国式的中国人，一个讲究人情，殷勤能干、贤惠好客的中国妇女。”[3]但从聂华苓来看，我认为有一种默契的感触在她们之间。聂华苓在她的《林中·炉边·黄昏后》里写出这样的场面来。

晚饭后四人（丁玲、陈明、聂华苓、安格尔：笔者注），坐在火光跳跃的炉边闲谈。

“丁玲！”安格尔兴趣勃勃地，“你是哪一年从南京逃到延安去的？”

“一九三六年。”

“怎么逃去的？“我急急地问。

“在南京，他们本来要杀我的呀！“丁玲笑起来了，仿佛是说：多么荒谬！现在我却在爱荷华！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听着丁玲的笑声，我也恍恍惚惚的，一九三六年我在哪儿？在武昌紫阳桥“一女中”，刚进初一的小女生，要抗日，要救国，唱起“松花江上”就流泪……

“后来呢？安格尔问丁玲。”

“因为鲁迅、宋庆龄、罗曼罗兰、史沫特莱，还有其他国际人士抗议，他们才没有杀我。……[4]

保罗·安格尔如此这般坦率地把微妙的历史问题问丁玲，丁玲的回答让聂华苓联想起自己初中时的抗日情绪。但安格尔似乎没有注意到妻子的思绪，继续问丁玲。可见安格尔只是想知道一些丁玲生平中的一些不太公开的事实，但聂华苓似乎通过丁玲的命运，看出自己的命运。换句话说，聂华苓把自己的命运投影在丁玲身上。我推测这是聂华苓邀请丁玲到爱荷华的心理上的动机。

                                      於梨华、梅仪慈和丁玲

於梨华、梅仪慈对丁玲的感情也有类似的地方。

丁玲和於梨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在北京。丁玲将这一次见面这样描写。

一两天后，於梨华就坐在我住的友谊宾馆的一间屋子里。她穿着朴素，举止言谈很亲切随便，显得非常高兴和有些压抑不住的激动。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她是坦率、热情，虽是中年妇女，但还显得年轻。[5]

她坦率问到：“听说你在一九五八年就到北大荒去了。你在那里呆了多少年？”我说前后有十二年。

她又问：“听说你在北大荒喂鸡，是吗？”我告诉她，是喂过鸡。

她不问了，低着头，慢慢地用手绢去擦眼睛。我有点意外，也有点歉意，怎么使客人难过了呢？于是我补充说：所谓北大荒，在黑龙江省的东北部，解放前比较荒凉现在虽然仍旧袭用旧名，但那里实在不荒凉。[6]

这里反映着文革刚结束时在国外的华人由于国内信息的缺乏导致的焦虑和经过困难后生存下来的中国女作家的情感上的参差不齐。

丁玲还写：

我心里感到一阵热，我想：“这哪里像是一个外国作家？简直就是一个纯朴、善良、热情的中国女孩子。”[7]

丁玲这个感受好像有两个层次；第一，丁玲以为这位美籍华裔女作家对丁玲的理解上有一点误解，要纠正外国人对中国的偏颇的观点。第二，丁玲在这位美籍华裔女作家身上看出中国女性的美德。我看，这第二点很重要，因为丁玲的这种思路是，对聂华苓也好，对以后讲的梅仪慈也好，是共同的。而且这样的观念笼罩着丁玲对于美国的整个的看法。这在后面再谈。

丁玲跟梅仪慈相见和於梨华、聂华苓等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1980年丁玲在北京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那是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讲授比较文学的华裔美人梅仪慈写的。而且里面还包括丁玲的著作年表和遗失旧作的复印件。但是因为丁玲刚刚动手术之后不便立刻回信表示感激。后来1981年春天丁玲在鼓浪屿时，梅仪慈来访问丁玲。关于这次的会见，丁玲是这样描写的。

这位梅仪慈女士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得过两个博士学位，在密歇根大学教文学，我想象中一定是完全洋化了的。但一见面，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仪态万千，高不可攀，而像一位非常中国化的女学生，也不是现代的时髦学生，像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些比较朴实、勤工俭学式的女学生。她穿一件普通格子花布的中式上衣，黑色毛呢裤，看来衣服很旧。言谈动作都文静得很。[8]

梅仪慈后来跟着丁玲到北大荒参观农场，加深她对中国的理解，所以丁玲又写：

她是一个有成就的美国学者，但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中国人。谁也没有把她当作外宾看待。[9]

我们在这里也能看出同样的理解框架。

丁玲所接触的美籍华人女作家或者是女学者，乍看是堂堂正正的美国女性知识分子，其实她们在本性上是典型的中国妇女。丁玲看出了这种真相，就对她们有所亲热的感觉。丁玲接受聂华苓到美国的邀请是有这么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她们之间已经形成一种感情的纽带了。

                                      丁玲美国之行所感

丁玲是1981年8月29日上午从北京坐飞机赴美的，因为时差的关系，到旧金山也是8月29日上午。到了就住在领事馆里面。她本来想出去看看有名的唐人街，但领事馆的同志说为避免不愉快的事，不让她们出去。后来，她们到了爱荷华，在她们住的“五月花公寓”写一篇《二十九日又一页》的时候，这样写：

旧金山，唐人街，几百年来，一代一代，我们的同胞在这里留下了多少苦难辛酸。我们的祖先，为了生活，离乡别井，飘洋过海，又为了有朝一日能返回故里，与亲人团聚，他们在异乡奔走流离，牺牲挣扎，省吃俭用，慢慢地积聚了一笔血泪钱，很多人把这些钱，汇回国内，造福桑梓，支援内地。他们为了保持中华民族固有的文明、纯朴、勤劳、无私、纯真、充实，面对西方近代的一些腐朽的、空虚的精神生活，曾经自然地长期地潜蓄着无声的抗拒。现在他们在比较优裕的物质生活面前，仍不能不感到精神上的寂寞和苦闷。[10]

这似乎是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对美国华人的典型的看法。从这一段描写中，我们能看出丁玲对祖国的信心和对流离在外过着辛苦生活的同胞们的感情。而且丁玲待在美国之间一直保留这个心情的。她对聂华苓、於梨华、梅仪慈的感情也如此。

那么，对于地道的美国人或者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的人是怎样看的呢？比方说，在这次美国之行中，接触得最亲密的保罗·安格尔是怎么看待呢？

关于保罗·安格尔，丁玲如此写：

他喜欢中国人，但遇到意见不一致时，他是要争辩的，不过争辩之后，还像往常一样。去年九月间的一个傍晚，我们有一位同志在聂华苓家里的走廊上同保罗·安格尔聊天。不知怎么这位同志偶尔谈到“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个名称的时候，这位美国人听不下去了，便说美国是一个崇尚民主的国家，她从来不是侵略者。这位同志也忘记了是同一个美国人说话，很直率地说：“怎么不是侵略者，朝鲜战争不知杀害了多少中国人、朝鲜人……”我马上感到异常不愉快的争论要发生了。这时聂华苓却说：“保罗，我想我们不应该谈这些，我们不能换一个题目吗？”安格尔惘然若失地望着楼外的景色，然后恍然若有所悟，笑了一笑，对聂华苓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英语，便坦然地谈到别的事情去了。[11]

这一段描写，我觉得，和於梨华打听到丁玲在北大荒喂过鸡后哭起来的插曲是一脉相通的。丁玲认为一直在外国，没有实际体验过中国政治运动的人，是把运动中的受害者看得过于悲惨，所以当於梨华安慰她时，她要解释自己在农村并不苦闷。但是这次美国是否“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论辩，在丁玲没有表达看法之前，聂华苓已经让保罗把这话题一了了之。看不出丁玲的态度如何，但实际上丁玲是赞同“一位同志”的看法吧，但她也不愿意参加这样的论辩，所以把这气氛说成“异常不愉快的争论快要发生”了。但有时她也跟保罗进行过争辩。那是有关美国的德国人移民的话题。

最早来美洲的德国人，是公社的社员，生活在一起，财产也是公共的，后来才逐渐分开，但现在这个卖纯毛织品的店铺，仍是集体共有的。这次保罗又谈到他的祖先们的集体生活，我开玩笑说：“那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让我们为美国最早的公社社员们干杯！”也许保罗不愿意喝这杯酒，却出于礼貌，勉强陪着我喝了一一口随即说道：“公社老早就散了，散了以后才逐渐富起来的。原来很穷。”我也不愿让步，便说：“那可能是由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小小的原始的共产主义给美国庞大的资本主义吃掉了。”保罗忍不住又说：“现在美国公民的最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看样子他还要说下去，我有点后悔我不该惹他。[12]

丁玲是对于保罗·安格尔有好感，因为他是客观地观察世界情势的人。如有一个台湾留学生批判大陆抓魏京生，保罗却对他不以为然地反驳说，台湾国民党比大陆抓人抓得更多。但是丁玲认为保罗的观点有时候有所偏颇于西方媒体的老一套，就想拿德国最早的美国移民开他的玩笑。结果惹出保罗许多议论来了。对丁玲来说，这种议论是不需要的。因为她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铁定的。

丁玲看到的美国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值得赞扬的东西。这次访美丁玲有机会见见几位旧友。丁玲见到了尼姆·威尔士和罗伯特·佩恩。尼姆·威尔士曾是斯诺的妻子，也是一个有名的记者、文笔家。但是丁玲见到的居然是一位比较穷的老妇女。丁玲感到意外，为什么像她那样有成就的文化人在美国过着这么穷的生活。这种处境在中国是想象不到的。尼姆·威尔士对丁玲说，她那里还有三十几本稿子还没出版，她想设法出版，但其实她自己也想象得出那三十几本稿子是没有希望出版的。丁玲或许是从尼姆·威尔士的处境看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告别时尼姆·威尔士把一封信递给丁玲，后来丁玲和陈明听了翻译念给她那封信，才知道尼姆·威尔士把另一间房子租给年轻夫妇，但那房租不够交每月的电费，支持她生活的社会保险金只有中国赴美留学生各项经费的一半。丁玲想：

美国有许多好处，我应该对她说些好话；可是，她却以她许多浓重的阴影压迫着我，我喘不过气来。[13]

丁玲到了纽约在欢迎她们的酒会上见到了罗伯特·佩恩夫妇，后来在美国是一共见了三次。他抗战后不久到解放区，会见聂荣臻将军，写了书。又在七十年代访问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形让他失望。

他会想得很多，要问的太多，可是我的时间有限，我们言语不通，我只能用诚恳亲切的眼光回答他，简略地告诉他，十年动乱期间，我们都很难过，但现在我们又好了，我们的国家又走上了正确的航道，我们十亿人民正在同心同德，诊治创伤，重建家园。（中略）我请他放心，中国不会再搞人为的政治运动了。（中略）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们总结经验，警惕不再重犯就行了。我们感谢很多友人对我们的关心，我们不会辜负他们的瞩望的。他又紧紧握着我的手，坦然说到：“好！非常好！我们的友谊永远永远！”[14]

除了这两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安娜。丁玲本来不认识她，后来到爱荷华参加安娜主办的一次宴会认识她。安娜的丈夫是美国的一位比较富裕的出版商，也是保罗·安格尔的朋友，所以她们夫妻一直在经济上支持爱荷华大学写作计划。安娜的丈夫逝去之后，她也继续资助这个事业。丁玲在安娜家里了解到美国有钱人家的典型生活，写道：

美国的科学发达，警铃造得非常敏感；美国的警务工作，也做得很周密准确，警铃一响，不需三分钟警车就能迅速赶到出事地点。因此安娜老太太一人住在这里，还是很安全的。这里却像世外桃源，神仙洞府，而安娜的生活比神仙还舒适。她闷了时，可以打开电视机，靠在沙发上欣赏那红尘中凡人的享受。那里有音乐、舞蹈、诱人的“的斯可”（disco），有香艳的故事，恋爱，性欲，还有阴谋和凶杀，更多的是新式的汽车、各种美容的香膏香水和各色蛋糕点心的广告，男女老少都在那里吃得津津有味。但安娜有时也很厌倦这种生活，于是她就出国旅游，她从这个美好的笼子里飞出去一会，透透新鲜空气。[15]

我们可以说丁玲就很敏感地看出这位美国老太太富裕生活并不是幸福的。所以丁玲很同情地说：“安娜！安娜！多可爱的人呵！”

                                      结  语

丁玲通过1981年的美国之行，总的来说没有改变对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反而让她对祖国和社会主义更有信心。这可算是这次出国的一个收获吧。她在出国在外的中国女作家们的身上，看到她们虽然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下，还保留着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我认为这是丁玲游美的最大收获。

（作者系日本大阪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

注  释：

[1] 关于“中国周末”，有汪静文“海峡两边文学的桥梁——美爱荷华海内外华人作家的两次盛会简况”《当代文学》1981年1期，日本方面也有岛田顺子写过一篇题目叫《聂华玲和“国际写作计划”》的介绍文章，收入山田敬三编《域外之文化——环太平洋圈的华人文学》（2004）里。

[2] 《台湾新文学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0。

[3] 《丁玲全集》第六卷《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161页。

[4] 《聂华苓札记集》读者文化公司 1991.10。

[5] 《丁玲全集》第六卷《於梨华》254页。

[6] 《丁玲全集》第六卷《於梨华》254-255页。

[7] 《丁玲全集》第六卷《於梨华》255页。

[8] 《丁玲全集》第六卷《在梅仪慈家》199页。

[9] 《丁玲全集》第六卷《在梅仪慈家》199页。

[10] 《丁玲全集》第六卷《二十九日又一页》131页。

[11] 《丁玲全集》第六卷《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158页。

[12] 《丁玲全集》第六卷《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159页。

[13] 《丁玲全集》第六卷《会见尼姆·威尔士女士》145页。

[14] 《丁玲全集》第六卷《罗伯特·佩恩》230页。

      [15]《丁玲全集》第六卷《安娜》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