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与鲁迅“爱憎不相离”思想

                                                张慧强   

    《我在霞村的时侯》（以下简称《霞村》)是丁玲延安时期的一篇力作，是她对抗战文学、女性的积极拓展。丁玲别出心裁，独具慧眼，选择了新颖的题材，采用了特殊的视角，表达了她对生活深入而真诚的思考，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思想胆识和革命作家的创作态度。在小说中，丁玲成功地描绘了两个世界：外部世界和心灵世界。对外部世界的描绘，达到了高度的真实，充分显示了丁玲直面人生、忠实反映、大胆暴露的文学良知和艺术勇气。对心灵世界的开掘，不做作，不拔高，从容地勾勒了人物性格的各个侧面，使之丰满浑厚、富有张力、蕴育着成长的巨大可能性。两个世界和谐地交融在一起，避免了偏执一端的片面性，使读者获得了对生活立体性的认知。应该说，以《霞村》《在医院中》《夜》为代表的一批现实主义力作，开拓了丁玲小说创作的新境界，在她的艺术道路上具有非同凡响、不可忽视的意义。
    读者都会体会到，《霞村》是丁玲真挚热烈的情感的结晶，在创作过程中，她是动了真情的。这份真情穿透了白纸黑字，给读者的心灵造成了强大而持久的冲击。在小说中，丁玲吐露了她的爱，表达了她的恨，爱是那么强烈，恨是那么鲜明。爱与憎，这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情感，纠结着，互斥着，形成了强大的张力，使作品坚实、丰厚、富有质感，也使读者获得了丰富、多义的阅读感受。本文便试图以“爱·憎”的心灵命题为切入点，探索《霞村》的情感世界。

                                      爱的大纛

 没有一个真正的作家不懂得真正的爱。鲁迅意味深长地说：“创作总根于爱。”[1]爱是人类生活中最具哲学深度和艺术美感的问题，更是古今中外无数作家永远感兴趣却又永远不能索解、永远不能穷尽的创作母题。据巴金回忆，他认识的第一个字，便是母亲教给他的“爱”字，从此这个字便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冰心一生都坚守“爱的哲学”，一以贯之，始终不渝。萧红的生平和创作，始终贯穿着对于真爱的呼唤和寻求。丁玲亦然，其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便叫出了“没有爱的悲哀”，叫出了“无所可爱的悲哀”。[2]可以说，“爱”是构成丁玲作家和战士双重品格的基本元素之一。

 《霞村》放射出奇异而璀璨的爱之光。小说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与作家本人存在着高度的同一性。在刻画女主人公形象的时候，作家本人是心潮澎湃、激情喷涌的，而在叙述故事的时候，叙述者“我”也并不是不动声色的，而是感情色彩洋溢全篇。作家、叙述者、主人公贞贞都是女性，女人的心灵是相通的，作家能够充分感受和细致体贴贞贞“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巨大痛苦，叙述者也采取了理解、悲悯、同情、钦佩、敬重的叙述姿态。于是，贞贞立体的形象被成功地塑造出来了，与此同时，作家的自我形象也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凸现，叙述者也成了作品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形象。

 贞贞是民族革命战争大背景下的青年女性。她的个人命运被深深地打上了战争的烙印：她被鬼子掳去，沦为“慰安妇”，遭受蹂躏长达一年多，身心均受重创。可贵的是，贞贞在苦难中没有沉沦。她曾两次从日本军队中逃出，与游击队取得联系，以自己的特殊身份搜集情报，抱病冒险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在她的“捣乱”下，日军吃了一些败仗。这是她的真诚告白：“人大约总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后来我同咱们自己人有了联系，就更不怕了。我看见日本鬼子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万不得已。”就这样，这个朴实可爱的农家女儿，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完成了对自身悲剧命运的超越。她在非人的境遇里找到了生存的理由，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参与了民族抗战事业，向蹂躏她的日本强盗实施了复仇，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实现了自身价值，实属难能可贵。贞贞不是失节者，更不是叛徒，她有民族气节和爱国良知，她还能够忍辱负重，直面人生，放眼时代。对于这样可爱可敬的女子，丁玲必然会产生高度的敬意，而这份敬意鲜明地体现在文本之中。为其取名“贞贞”，就是一种明确的褒扬和充分的肯定。诚如冯雪峰所言，丁玲发现了贞贞灵魂中的“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3]。读其书，“想见其为人”[4]，是中国文学批评中传之久远、行之有效的美学方法，于是读者也发现了丁玲灵魂中的“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

 贞贞对自己的伤心往事采取了一种漠然置之的态度。“心里受伤，永不痊愈的。”[5]贞贞心灵的伤口一定会终生淌血，可她只是悄悄舔舐，暗暗包扎，不展览，不乞怜。她讲述惨痛经历“像回忆着一件遥远的事一样”。作者不无惊异地发现，贞贞“一点点有病的象征也没有，她的脸色红润，声音清晰，……使人感觉不到她有过什么牢骚，或是悲凉的意味。”“后来阿桂倒哭了，贞贞反来劝她”。贞贞的确不是一个“小女子”，倒像一个满身风云气的伟丈夫，足以使许多男人汗颜。她的这份坚强和冷静，与冷酷无情、飞短流长的现实有莫大关系，也是她内向的性格和强烈的自尊心使然。她的态度越平淡，作品的悲剧效果反而越强烈。在这方面的艺术处理上，作者可谓独具匠心。如果贞贞哭天抢地、喋喋不休，肯定有损于她在读者心中的形象，并影响小说的审美趣味。在艺术表现上，作者是懂得“留白”，懂得分寸感的。正因为她的特殊刻画，读者从贞贞身上看到了某种神性的光辉。

 在塑造贞贞形象的时候，丁玲的笔尖始终蘸满了爱。贞贞被她视为自己不幸的同胞姐妹，她心中蓄满了悲悯与怜惜，她很想温暖这颗伤痕累累的女儿心。这种感情线索在行文之中触目皆是——“我也不知道如何来开始我们的谈话，怎么能不碰着她的伤口，不会损坏到她的自尊心呢？”“如果当她说起她的这段历史的时候，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心平气和，甚至就使你以为她是在说旁人那样，那时宁肯听她哭一场，哪怕你自己也陪着她哭，都是觉得好受些的。”“她应该有些温暖才好，……我总以为如果有些爱抚，非一般同情可比的怜惜，去温暖她的灵魂，是必须的。我喜欢她能哭一次，找到一个可以哭的地方去哭一次，我是希望着我有机会吃到这家的喜酒，至少我也愿意听到一个喜讯再离开。”多么体贴入微！作家真正是以一颗女儿心去贴近另一颗女儿心的。在上述引文中所体现的，已经不单是阶级之爱、同志之爱了，更多的是姐妹之爱。这份爱的纯净和真挚，不容置疑。

 有一种观点认为，丁玲对贞贞的偏爱说到底不过是一种强烈的“自恋”情绪，是借贞贞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众所周知，丁玲曾经在南京度过噩梦一样的三年，为此还曾被疑为叛徒、变节者，在数十年间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丁玲的经历的确与贞贞不无相似之处，说她在《霞村》之中寄托一些个人的感慨似乎并非全无道理。但是，这种“自叙传”成分是不是很重呢？作者的创作动机难道就是一个“抒愤懑”吗？七十年代末，丁玲谈到这篇小说的创作缘起，原来贞贞是有人物原型的，并且有类似经历的人还很不少。“于是，我想了好久，觉得非写出来不可，就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个时候，哪里有什么作者个人的苦闷呢？无非想到一场战争，一个时代，想到其中不少的人，同志、朋友和乡亲，所以就写出来了。”[6]说得很明白了，《霞村》的确不是简单的抒怀自辩之作，作者的确不是从“小我”出发而是着眼于“大众”的。鲁迅说过：“革命的爱在大众”[7]，丁玲是鲁迅的学生，是革命作家，自然会模范地落实鲁迅的教诲。

 读丁玲这一时期的一批小说，会产生这样一种鲜明的阅读感受：无论是《霞村》中的贞贞，还是《在医院中》的陆萍，以及《夜》中的何华明，他们都打着历史的烙印，都表现出历史纵深感，让人感觉到他们是从远远的过去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身上还披着昨天的风霜，肩头还背着因袭的重担。贞贞就是一个这样成长中的女性，她有她真实的昨天，也有她真实的今天。她的昨天那么痛苦，她的今天仍然艰辛。苦难造就了她，她的眼界扩大了，她的胸怀开阔了。面对周围的白眼和鄙视，她毫不退缩，表现出少有的倔强和清醒。她甚至不顾父母含泪的哀求，决然拒绝了昔日恋人夏大宝的求婚。她已经看清，夏大宝并非她真正的知己，她不能接受以“爱情”名义而出现的施舍、补偿、救赎。她要选择的，是自救。这是贞贞抗婚时的肖像：“贞贞把脸收藏在一头纷乱的长发里，却望得见有两颗狰狞的眼睛从里边望着众人。”这让叙述者有点不能理解：“她的样子完全变了，几乎使我不能在她的身上回想起一点点那些曾属于她的洒脱、明朗、愉快，她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她像一个复仇的女神，她憎恨着谁呢？为什么要做出那末一副残酷的样子？”看似疑问，实际上是在提示和强调贞贞身上那宝贵的反抗精神。读者由此意识到贞贞是柔中寓刚、刚柔兼备的，她的性格是立体、多维的，而非单一、扁平的，从而扩大了作品的审美空间。

 贞贞的明天将会怎样？其实贞贞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就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乐观的答复。她要到延安去，“到了延安，还另有一番新的气象。我还可以再重新做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寥寥数语，便体现了贞贞身上可贵的自我意识——人不是只属于父母的，所以不能屈从于父母的愚昧安排而断送自己的人生；也体现了贞贞初步觉醒的阶级意识——人也不是只属于自己的，所以不能永远沉浸在个人的身世之痛中而忽略了生命的要义，忘记了身外广阔的世界；还体现了贞贞可敬可钦的上进心——要重铸新我，彻底走出历史阴影，奋然前行。贞贞义无反顾地奔向光明的新天地了，她的光明未来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作者也以她的把握力使我们这样相信贞贞和革命。”[8]叙述者表现出抑制不住的惊喜：“我觉得非常惊诧，新的东西又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了”，“我仿佛看见了她的光明的前途”。丁玲果然是一个柔肠丹心的性情中人，她已经能够做到与笔下心爱的人物同悲同喜、同歌同泣了。

 我们完全可以说，丁玲创造了贞贞，贞贞又反过来征服了丁玲。是贞贞本身具有的真与美，贏得了丁玲对她的敬重和喜爱，引起了丁玲塑造她、表现她的欲望。贞贞绝对不是丁玲出于一己之私，用以抒怀自辩、浇化块垒的傀儡，恰恰相反，贞贞形象有着巨大、独立、自足的审美价值。丁玲主动贴近一个伤痕累累的生命、一颗血迹斑斑的心灵，不是为了猎奇，不是隔岸观火，而是从博大的爱心出发，“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9]。没有这种博大的爱，作品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创作主体拥有博大的爱，才可能有传世杰作。丁玲和她的《霞村》，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憎的丰碑

 爱是一门绝大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说，恨是一门更大的学问。鲁迅认为：“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10]，“不能只说爱是伟大的，憎也是伟大的。”[11]面对这个远远不能称为完美的世界，只抱住一个“爱”字是远远不够的，是要犯“幼稚病”的。那种不分青红皂白、没有是非判断的所谓“博爱”，其实只能视为“糊涂的爱”。丁玲深明此理，在《霞村》里，在“爱”的一侧，她又成功地构建了情感的另一极——“憎”。

 显而易见，在《霞村》中，丁玲的“憎”的指向是解放区群众。因此，这篇小说曾被指责为“仇恨解放区”，发泄“对党和人民的怨毒”。这种指责究竟有没有道理？究竟如何看待这种憎的指向？值得我们深思。

 其实，人民群众总是历史的具体的人群，而不是抽象的、超验的符号。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又往往因袭着沉重的历史负担，为历史所累。如何看待群众呢？鲁迅一贯坚持“平视”：既无仰视的自卑，也无俯视的自傲。用他自己的话讲，知识分子“是大众中的一个人”，“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12]这种视角无疑是非常可取的。鲁迅的确深爱人民，为人民呼号战斗了一生，但他并不盲目地、无条件地崇拜人民，反对将人民“神圣化”、“完美化”。与鲁迅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代作家杨朔。在他的一系列散文中，塑造了不少圣人一般的劳动者形象，散文中的“我”毕恭毕敬地跟在他们身后，听他们讲无产阶级之经，布社会主义之道，如小学生认真听课一般，虔诚地领受精神洗礼。通过对比，我们也可以更深人地领会到鲁迅的超前和深刻，与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存在的某种偏失和狭隘。

 丁玲同鲁迅一样，不把人民神圣化、完美化。她秉持艺术家的良知和勇气，为群众的愚昧、自私、冷漠、毫无同情心做了逼真的素描。这就是他们没有人情味、没有道德感的言论——

 “亏她有脸回家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

 “那娃儿向来就风风雪雪的，你没有看见她早前就在街上浪来浪去，……。”

 “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

 “弄得比破鞋还不如……。”

 “怎么好意思见人！”

 谁会想到这是在解放区？谁敢相信这是解放区群众说出的话？二十年代就被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激烈批判过的“节烈观”，到了四十年代的解放区，竟然还牢牢盘踞在一部分群众的头脑里，“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13]

 《霞村》还告诉读者更难以置信的事实：“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就这样，一部分愚昧狭隘的群众，用虚伪冷酷的“道德”无情地伤害着贞贞。其实“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14] 

 面对这种群众，这种道德，叙述者和作家本人怎能没有失望和恨意？尽管出于艺术上的考虑，叙述者没有大发议论，但是我们还是从一些文句中感受到了她的情绪。听了群众的议论之后，叙述者感到压抑，于是眼前之景也都著上了她鲜明的主观情绪色彩——两个粮食篓子“颜色同墙壁一般黑”；只“看见一片灰色的天，（已经不是昨天来时的天气了）”；树只有“几株枯枝”；只看见“死寂的铅色的天”；“院子里简直没有什么人走动”；“冬天本来是很短的，但这时我却以为它比夏天的日子还长呢。”正如王国维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15] 叙述者的态度和作家本人的态度，跃然纸上。

 对于落后群众的憎恨，虽然没有明说，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语句中捕捉到，例如：“邻居的人全来了，他们交头接耳的，有的显得悲戚，也有满感兴趣的样子”；“天气很冷，他们好奇的心却很热”；“在院子中你看我，我看你，他们在探索着很有趣的事似的”。落后群众看着贞贞，却不知他们自己正被贞贞用“两颗狰狞的眼睛”看着，也不知他们自己正被富有正义感的叙述者看着，更不知他们自己正被懂得大憎的作家丁玲用一双悲天悯人的慧目看着！围观者才是真正的示众者。鲁迅小说的经典模式——“看/被看”，被丁玲成功地借鉴过来了，从而造成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使作家的憎恨之情力透纸背。

 贞贞是清醒的，她知道如果继续生活在这样的人群之中，她的生命必然会窒息，她必须另寻一块灵魂的栖息地。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大家扯在一堆并不会怎样好，那就还是分开，各奔各的前程。”这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16]，如同黄钟大吕一般，宣示着贞贞成长的巨大可能性。延安是地理上的异乡，却是精神的家乡。霞村是地理上的家乡，却是精神的异乡。贞贞的船不愿在霞村永远抛锚，她的灵魂要在延安安全着陆。贞贞能够迈出这一步是十分可喜的，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当年鲁迅在S城感到窒息，对S城人的心肝也有些了然，便决然地说：“好。那么，走罢！”[17]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8]。没有这次“逃逸”，就不会有后来的鲁迅。同理可证，贞贞的“逃逸”也有益于她的未来。

                                    爱憎不相离

 在同一篇小说里，既写到了爱，又写到了憎，爱得真挚，恨得彻底，对立的两种情感既存在巨大张力又保持了必要的平衡。这就是丁玲的艺术腕力。在小说的深层结构里，爱与憎还有更高程度的契合、更大意义上的统一，这集中体现在对于群众的情感态度上。

 笔者已在本文第二节《憎的丰碑》中，集中分析了作家对于群众的“憎”。那么，作家对于群众有没有爱？对丁玲的生平和创作稍有了解的人便会知道，丁玲始终都保持着一个人民作家的姿态，全身心地投入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以笔为枪，以笔为旗，耕耘不止，愈挫愈奋。代表她最高创作成就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尤其具有高度的人民性，作家对人民的爱自文本中喷薄而出。因此，丁玲对群众的爱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霞村》之中对于群众落后一面的表现？

 丁玲爱的不止是贞贞一个，她也爱那些落后群众。区别只在于：对于前者的爱，更明朗，更单纯；对于后者的爱，则必然含有一定程度的犹疑、保留。对于后一种爱的审视，或许有更丰厚的美学意义和更广大的认识空间。

 丁玲对群众的爱不是“糊涂的爱”、无条件的爱。因为爱得深，才对其弱点感觉特别真切，才恨不得立即拔除之，才有了冷嘲和热讽，才有了鼓与呼。只有真正的革命作家、人民大众解放事业的一分子，才会有这种介入、干预的态度，才会把“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9]视为自己的天职。护短、包庇，甚至“瞒和骗”，都不是真正的爱。爱人民，并不意味着为人民无休止地唱赞美诗。

 鲁迅曾经这样表达他鲜明的爱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20]诗无达诂，应有充分的释义弹性，句中的“千夫”其实并不一定指敌人，也可指群众。落后群众背负着历史传统的因袭重担，精神解放总是滞后于政治、经济的解放，而只有精神解放了才是真正的解放。作家期待着，期待着。爱愈深，期待也愈切，——憎也愈烈。“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21]是广大左翼文艺工作者从鲁迅那里传承而来的对于群众的情感态度。“哀其不幸”是爱，“怒其不争”是憎，爱憎之间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先有了爱，才有了憎，爱是憎的必要前提。因此，爱与憎原本就是可以沟通的，二者之间并无牢不可破的森严壁垒。

 “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作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22]恩格斯这一思想是理性、科学的历史观。选择理性的历史观，放弃对完美世界的幻想，正是丁玲对笔下群众采取爱憎交织的情感态度的前提。爱中有憎，憎中有爱，一个壮观、瑰丽的情感世界顺理成章地展开，真正做到了“爱憎不相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23]。“爱憎不相离”并不是中庸之道，两种相异情感的交汇，没有引起相互抵消、同归于尽，二者的碰撞也没有造成棱角的消磨、锋芒的锐减，更不是等量正负电荷的消解，不是同浓度酸碱的中和。而是互为背景，互相烘托，互相强化，互助声势，各自均呈如火如荼之态。

 是鲁迅，以其人格，以其著作，以其思想，率先垂范，树起了“爱的大纛”[24]，立起了“憎的丰碑”[25]，创造了“爱憎不相离”的光辉命题。是丁玲，以其力作《我在霞村的时候》，有效地落实了鲁迅的思想，有力地支持了鲁迅的论断，对“爱憎不相离”的美学境界做了富有成果的诠释和呈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因此受惠无穷。

（作者系河北北方学院中文系讲师，博士。）

注  释：

[1]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2页。

[2] 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页。

[3] 冯雪峰：《〈丁玲文集〉后记》，《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

[4]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原文是：“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5] 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6] 丁玲：《谈自己的创作》，《丁玲文集》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页。

[7] 鲁迅：《书信·290407·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第664页。

[8] 同[3]。

[9] 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

[10] 鲁迅：《译文序跋集·〈医生〉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页。

[11] 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页。

[12] 鲁迅：《两地书·九五》，《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13]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四)》，《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14] 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

[15] 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第三则》，《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85页。

[16] 同[2]。

[17]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页。

[18]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5页。

[19]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20] 鲁迅：《自嘲》，《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21]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原文是：“（拜伦）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

[22]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列著作选读（哲学）》，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23] 鲁迅：《译文序跋集·〈幸福〉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24]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4页。

[25] 同[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