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左转”再思考从时髦女作家到无产阶级战士

                                              施小芳  
   
    在现当代史上，丁玲始终是个复杂而又富有意味的存在。相较于其他许多作家而言，她的成名之路相对顺遂。1927年秋，丁玲写作短篇小说《梦珂》，受到时任《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的赞赏。时年冬天，她一气呵成，完成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一文的创作。从此声名鹊起，成为五四退潮时期女作家中的一位“后起之秀”。然而，时隔不久，这位以表现“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1]而登上文坛的时髦女作家却又迅速“左转”，蜕变成为左联的无产阶级战士。变化之快，不是不让人感到惊讶的。为什么一个满怀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短短几年之内能够否定自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速成长为一个“革命文学家”？这种转变之后又蕴藏着怎样的意味？

 纵观丁玲一生，可以认为，她的转向绝不是盲目之下所做的选择。作为一个极富自主性的作家，面对自己的人生抉择，丁玲的转向其实是时代大背景与个人独特气质相结合的产物，而由转向的剧烈，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到丁玲“左转”之时所历经的迷惘、挣扎与艰难抉择。

 作家的作品往往能够极致的展现作家当时的思想状态。翻阅《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及《水》，不难发现丁玲思想转折过程中的些许痕迹。当莎菲看清凌吉士的真实面目，意识到自己所幻想的美好爱情惨遭破灭之时，她并没有孤注一掷，将错就错，相反地，她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去，“我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剩余。”[2]显然，此时丁玲的内心是苦闷而迷惘的，对于原先对女性情欲与主体性表达的热衷开始产生怀疑。然而，对于未来，她仍旧困惑、焦虑，没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但“莎菲”又怎会真的选择一个陌生之地，将余年虚度？她的逃离，可以被视为告别过去，重新开启人生旅程的一个转折点。

“莎菲”的孤独总需要有一个解脱，那么，她的出路又在何处？受到文学界“革命加恋爱”大行其道历史背景的影响，再加上丁玲爱人胡也频在此时也创作了《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们前面》等相关主题作品，潜移默化之中，丁玲逐渐将目光转向革命的力量。《韦护》一改丁玲之前专注抒发小资产阶级女性内心苦闷的题材，转而开始关注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探寻知识分子的内心困境。当个人爱情与革命信仰相互冲突之时，经过强烈的思想斗争，韦护坚定了革命的理想，离开丽嘉到革命的中心广州去，由此革命战胜了爱情。而失去恋人的丽嘉也不再继续伤痛，在时代的召唤下，决心做点事来。这里，丁玲寄情于革命，将革命视作人生新的希望，渴求通过革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正如丁玲自己在《我的创作生活》这篇文章中所说，“《在黑暗中》是这样的态度，写《韦护》还是同样的态度。好些人看到出版的日期，硬拿来作为普罗文学批评，我真觉得冤枉。因为我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有想写革命，只想写出在五卅前的几个人物。”[3]丁玲在此表示当时她的写作态度、写作目的并未发生变化，仍然坚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因而我们现在只能将《韦护》视为迈向革命的开始，是其创作从“莎菲型”走向“革命型”的转型标志，而不能将其视为“恋爱加革命”小说的范型，更不能以普罗文学的标准对其加以批判。这时的丁玲，将目光转向革命，却始终徘徊在自由与革命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可历史必须前进，停滞与矛盾终归只是暂时。《水》的诞生，意味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左翼作家的生成。从此，丁玲不再踌躇、犹豫，坚定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水》是基于丁玲童年时期对于常德水灾的一点记忆，以十六省水灾这一事件作为历史背景，力图展现人民在水灾中的悲惨遭遇及与反动政府的奋力反抗。在这里，群众代替了革命先觉者成为革命世界的主体，群众以整体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内在呼声。冯雪峰就曾认为丁玲的《水》标志着中国文学“新的小说的诞生”。以历史事件作为选题，以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展现作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打破了左翼文坛“革命加恋爱”的固定模式。《水》的完成，也意味着丁玲自身走出困惑与茫然，迎合了历史的潮流，成为无数无产阶级战士中的一员。从此，革命成为她人生崭新的诉求。

 左转前后的几大特点

 一、左转时间的滞后性

 考察丁玲左转的时间节点，显而易见的，丁玲的转向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就已经提出有关“革命文学”的建设问题。1924年和1926年，蒋光慈、郭沫若等人又相继重新提倡。1928年到1929年，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生论争。这场论争中初步提出了文学应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等一系列理论问题，鼓舞了当时广大文艺工作者思想价值观念的转型。当时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将民族独立、阶级改革等重大社会问题当做自己创作的重要来源，由崇尚个性转变为崇尚革命与政治。但即使是在“革命文学”口号如此风靡一时之时，丁玲对于这种社会变化仅仅抱持冷眼旁观的漠视态度，依旧沉浸在自我的狭小天地中进行资产阶级女性悲春伤秋的感叹。即使1930年5月在当时左联党团书记潘汉年的宣传鼓动下与胡也频双双加入左联，然而直至胡也频牺牲，丁玲对于左联的各项活动始终是排斥的。于她而言，“自由地写作，比跑到一个集体里面去，更好一些。”[4]由此可见，相较于文学革命发生的时间及其他许多作家的转型时间而言，丁玲的转型明显带有滞后性。直到１９３１年，丁玲才终于完成了其思想和创作的真正转变。究其原因，是什么使得她在革命之初并未参与，却在１９３１年坚定转身？这就不得不说到影响丁玲至深的胡也频与冯雪峰了。

 胡也频是丁玲的爱人，二人于１９２５年秋结为夫妻。胡也频是一个思想上积极向上的青年，在加入左联之初，就曾去济南高中执教，并成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最激进的人物。胡也频的思想转变，对于丁玲的影响势必是深刻的。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就曾描述说“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鲁迅与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看见那样年轻的他，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而他却是那样的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丁玲内心有“说不出的欢喜”，因为她看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式的”，而自己“也在进步，却是在爬”。[5]如果说胡也频这时候对丁玲的影响是隐形的，那么１９３１年，当胡也频在参加中共秘密会议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最终被杀害致死则成为了丁玲“左转”的直接导火线。胡也频的牺牲，对于丁玲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却也是丁玲转折的一大契机。倔强而叛逆的丁玲，从此对国民党满腹仇恨，为了继承胡也频的意志，她主动要求去往苏区，体验真正的革命生活，创作真正的革命作品。现实的残酷磨砺迫使丁玲放弃了原有的立场，成功转型成为左翼文坛的中坚力量。

 如果说胡也频是丁玲转型的直接促成者，那么冯雪峰则使丁玲对于革命的渴望日渐升温。初见时的冯雪峰在丁玲眼中是土气的，就像一个乡下人，但就在与其谈论国事、文学之后，丁玲对他产生了由衷的好感。冯雪峰有共产党人宽阔的视野，先进的文艺理论，博学的个人才能，使丁玲大为震撼，却也无形之中加深了丁玲对于革命事业的认同。《不算情书》中，丁玲坦言“对他的言行，从来是深信不疑的”，并且渴望冯雪峰能够“勉励我，想我所期望于你的那样，帮助我，因为我心总是向上的。”[6]在《给我的爱》中，丁玲用诗歌同样表达了自己希望追随冯雪峰脚步的神往与热情。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冯雪峰给丁玲带来的不只是坚定的革命信仰，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更有小女子的甜蜜爱情。而只有革命，才能使丁玲追随冯雪峰的脚步，加深对其的进一步了解。此时，革命似乎已成为丁玲寻觅爱情的良好途径。

 正是生活的变迁及个人的情感需要使丁玲做出了“左转”的选择。这就为其在“左转”时间节点上的滞后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只有在个人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之时，她的行动才能做出同步的选择。显然，文学革命对其的个人影响不够深刻，而生活却像一个大磨坊，始终催促人们向前。

 二、左转初期“个性解放”与“阶级解放”并存

 十九世纪初的中国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经历了五四运动和种种文化的冲击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发现西方诸如民主政治、人道主义的种种理论在中国并不切实际，毫无发挥之地。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使知识分子看到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思路。政治革命成为知识分子的新诉求，个人理想主义逐渐被集体理想主义所取代。然而始料未及的，“集体理想主义与时代政治联姻的最大产物就是哲学的一元论和排它主义的真理观。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最神圣的贡奉，这种理念发展到极致就是普遍使用决不宽容甚至不容讨论的言说方式。”[7]但是与许多左翼作家强调人的阶级性而排斥人的主体性不同，丁玲在“左转”之初，并未与五四中所提倡的“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绝缘，她在接受左翼文学“用大众做主人”的文学观念的同时，仍然坚守着五四时期勇于批判与质疑的精神，从而为左翼文坛献上了一批兼具“个人解放”与“阶级解放”思想的独特作品。

 《不算情书》是丁玲写给冯雪峰的一篇特殊的散文。在这篇文章中，丁玲俨然化身遇见心爱之人后的莎菲，向恋人表达着自己的炙热情感。作为一个有夫之妇，在封建礼教仍然残存的那个年代，丁玲敢于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另类爱情，不可以说是不大胆的。何况当时的丁玲已经投身于革命阵营，誓言成为革命的螺丝钉。正是丁玲始终怀揣着五四情怀，坚守着“个性解放”的信条，才得以冲破传统的束缚，在集体主义的大潮中不至于随波逐流，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

 《法网》是丁玲创作的揭露“国民劣根性”的作品。文章中，丁玲将顾美泉打妻杀人的残暴恶行，王婆婆辱骂阿翠的私心嫉妒，邻居对阿翠小产的麻木不仁，众人煽动顾美泉揍死于阿小的冷漠无情等下层人民劣迹斑斑的行径展现的淋漓尽致。难得的是，丁玲能够在后期将革命精神穿插进去，将个人的悲剧归咎于社会的病态，并安排顾美泉成为抗日英雄，而于阿小也原谅了顾美泉的杀妻罪行，甚至愿意替他求情。国民的愚昧无知转瞬成为了社会觉醒的力量。丁玲依托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主旋律，结合启蒙思想的变奏，在迎合时代潮流的同时，坚守了自我的立场。

 三、左转后期文艺与政治分道扬镳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指出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文艺界应该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将政治性作为创作的首要因素。在这种政治压力下，丁玲例如《“三八”节有感》等旨在揭露的文章受到了猛烈批判，作为一个有政治敏感度的作家，丁玲终于放弃了自己原先的态度。但究竟怎样的创作才符合《讲话》的要求，丁玲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沉思。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丁玲不再进行小说创作，而是写了一些非小说的作品，如秧歌剧《万队长》，报告文学《田保霖》《袁广发》，传记作品《民间艺人李卜》等。在经受群众斗争锻炼、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她终于在1948年如愿推出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反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小说俨然是根据《讲话》精神布局的，其叙事风格已与其前期作品迥异。小说按照“阶级斗争”的基本逻辑展开，将张裕民、程仁等为代表的农民与钱文贵、侯殿魁、李子俊、江世荣等为代表的地主二元对立，其中穿插正面内部先进和落后之间，新我和旧我之间的冲突，最终以农民战胜地主，先进战胜落后，新我战胜旧我的结局圆满收官。这种结局虽然未必与现实相符，却很好地契合了《讲话》“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的要求。小说继1948年出版之后获得剧烈反响，并最终获得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的荣誉。

 1942年后的丁玲，似乎走上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当政治镇压文艺，文艺工作者成为了政治化的人。以政治性作为创作的首要考虑因素，政治性代替了本该有的艺术性，丁玲的创作生涯出现了断层。很难想象，如若不是《讲话》的强力介入，丁玲的创作风格会发生如斯变化。当政治掩盖了审美，创作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但也正是由于这种转变，丁玲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与肯定。对于丁玲而言，这到底是幸抑或不幸，我们其实很难加以界定。

 略有所思

 丁玲的秘书张凤珠曾在访谈中提到，“你问我对丁玲的印象和感觉，其实这是我的一个困惑，她在有些方面是我不能了解的。我一直感到我心中有两个丁玲。”邢小群也曾经提及“两个丁玲”的存在。“一个是革命作家的丁玲，一个是自由主义作家的丁玲。她始终在两种作家的角色中矛盾着，甚至无意识地经常转换着，以致构成了’两个丁玲’的无处不在”。[8]的确，丁玲的一生几经波折，几经沉浮，丁玲的作品丰富而又复杂、矛盾。以个人主义者的飒爽英姿亮相，却以无产阶级战士的身份告别历史舞台。丁玲一生充满着戏剧般的冲突。这其中最为显眼的矛盾或许就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或许也可以称为文学与政治的矛盾。

 鲁迅曾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过，“文艺与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但两者“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遗憾的是，纵观丁玲一生，无论是成功或是失败，她都未能将两者很好地融合。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纵然使得她的创作题材得以扩展、延伸，她的生活体验因此丰富，个人视野逐渐开阔，但迫于政治重压下的作品，逐渐丧失了文学本身的艺术性与审美性。难能可贵的是，当他人陷进单一的政治化的陷阱之时，她一开始还能保持清醒，用五四遗留下来的美好传统批判世界，坚守个人主体性的底线。可惜的是，个人的力量终归抵不过政治的压迫，于是只能顺从、屈服。可是我们怎能因此而加以怪罪、指责？这并非丁玲一个人的选择，而是当时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的最终归宿。或许，我们应该予以赞赏，感动于丁玲在最后的时光转变，感动她就算在那样的场景下也试图为我们留下时代的印记。我们能够怪罪的，唯有那个时代，毕竟“任何一时代的作家，都只能在历史和自身的局限中从事创造。”[9]当然，笔者在文中将丁玲左转前后的风格划分的如此泾渭分明，显然也是不适合的，因为二者之间还存在着模糊地带，这样的划分，只是出于写作手法的需要。于丁玲个人而言，无论她的作品暴露了怎样的局限，她都尽全力展现着对于人性与生活的体悟，那精神是如斯可贵，那笔触又是那般深刻。可以想象，撇去时代的因素，丁玲在艺术创作上的功力更进一步是极具可能的。

 那么，丁玲的个人经历又为我们的现实提供了怎样的指导？当今社会，文艺受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现象虽以大为改善，可是终归存在。我们当然应该密切关注广大工农群众的现实状况，当然应该以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为己任。但文艺与政治绝不是水火不容的，当时代给予我们更多的宽容与自由，我们绝不能步前人的后尘。当历史给于我们更多的选择，是非对错或许不仅仅只有一个答案，极端的思维路线已不再合时宜。当下，我们应该更大程度地展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做一个坚持自我的时代弄潮儿。当个人的政治意志与道德意志、哲学意志相互交织、融合以至统一之时，完全有理由相信高度的个人自由是存在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茅盾.女作家丁玲[A].见：杨佳欣.观察丁玲[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205。

[2]丁玲.丁玲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0。

[3]丁玲.丁玲全集第7卷-我的创作生活[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6。

[4]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Ａ］．张炯．丁玲全集．第６卷［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６８。

[5]丁玲．丁玲自传［Ｍ］．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７６。

[6]丁玲.不算情书[A].见：张炯主.丁玲全集.第5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68，69。

[7]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4月，第2版。

[8]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9]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丁玲文学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丁玲研究会

第七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在西安举行

2018年6月29日，由中国丁玲研究会、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争鸣》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丁玲文学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丁玲研究会第七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在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启夏苑成功举行。

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丁玲研究会会长王中忱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他就丁玲作品及其研究的现状做了梳理，他说，丁玲丰富的人生历程，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丁玲研究在阐释的深度和产生的影响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一个作家本身。

本次研讨会共安排了7场学术报告，除主持人和评议人外，每场都有6位专家学者发言，大家围绕“现当代文学思潮与丁玲文学现代性”“丁玲文学的现代性叙事”“丁玲文学与同时代作家作品比较”“丁玲与延安文艺现代性”“新世纪以来丁玲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等议题，做了精彩发言，每场评议人就每个人的发言均做了认真而富有学理性的点评。

在随后召开的中国丁玲研究会第七届第一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上，对我会2017年工作进行了总结，下阶段工作作了计划和安排。

来自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诸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香港、日本的知名专家学者、代表7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