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丁玲的崇高评价和伟大友谊

                                                王  乐  

    丁玲是我国惟一获得过斯大林文艺奖的女作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延安时代当选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建国前夕第一次文代会上当选中国文协副主席，任《文艺报》主编，新中国成立以后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民文学》主编。从其年表中不难看出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何其显赫、何其辉煌。如果选一位女作家来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风云、历史风云，那是非丁玲莫属的。纵观她的一生，对其人生的影响最为深远，也最具指导性的，应该说只有毛泽东一人。同时毛泽东也对丁玲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 “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

 丁玲与毛泽东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至１９２１年，那年夏天，丁玲参加在船山书院开办的补习班时，就曾听说有一位毛润之先生，是一位奇人，要来讲课的。但是，这位“润之先生”当时正在同易礼容（湖南建党初期共产党员）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终于没有来。后来，她与几个女同学一起转入岳云中学，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杨开慧。后来丁玲在上海大学读书，从瞿秋白等人的口中知道了一些毛泽东的情况。1930年，她在上海从事“左联”工作时，又从冯雪峰的谈话中，听说了一些毛泽东的事情。但她真正与毛泽东的直接会面与接触，却是在她到达陕甘宁边区以后。

 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后，随即押到南京，被囚禁了3年多。直到1936年秋天，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她才逃出南京。1936年11月1日，她从西安出发，经过11大的行程，辗转到达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后改为志丹县）。

 那时，红军经过长征，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缺乏人才，尤其缺乏知识分子。国统区著名女作家丁玲此时到来，便成为一件重要事情。党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化界、妇女界对丁玲的到来，极表欢迎。中央宣传部特地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是在一个四五十平米的大窑洞里举行的，由宣传部长吴亮平主持。洞内共设4席，各界代表济济一堂，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党中央领导都出席了。后来她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会上，许多领导同志都讲了话，对丁玲的到来表示欢迎。接着，是生动活泼、别具一格的文艺表演，李克农、邓颖超站在土炕上清唱《武家坡》，全场气氛甚是热烈。

 毛泽东说，你是从国统区来到苏区的第一个作家，现在这里的条件很差，打仗的人多，文化人少，你来了好，可以把苏区的文化工作开展起来。你在上海领导过左联工作，多想些办法，多发挥一点作用。丁玲建议：先要成立组织，比如文艺俱乐部之类，把文艺爱好者聚集起来，开展活动。于是十天后的11月22日，在保安，我党在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第一个文艺协会组织，毛泽东称之为“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组织的名称，开始叫“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毛泽东建议改为“中国文艺协会”。丁玲被推选为中国文协主任。[1]

 毛泽东又问她：“你现在还打算做什么？”丁玲爽快地回答：“当兵，当红军。”毛泽东高兴他说：“好呀！最近可能还有一仗打，正赶得上，就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到前线去吧！”随后不久，毛泽东向她宣布了任职命令：任命丁玲同志为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这样，丁玲在保安仅住了12天，便赴前线去了。

 在战斗前线，丁玲结识了一批红军将领。前线的见闻和军旅生活，使丁玲感觉到粗犷和豪迈，她被感染着，即便在行军途中也坚持写作，其中就有散文名篇《彭德怀速写》。其事迹与奇文不断传到毛泽东耳中，不禁为丁玲特别高兴，遂于12月30日挥笔写出《临江仙》[2]一词，用电报发到前线聂荣臻司令部，嘱转给丁玲同志。词曰：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技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7年元旦，丁玲在甘肃庆阳看到了毛泽东的这首词后，高兴得忘记了行军的疲劳。她说：“我收到词的几天里都沉浸在快乐之中。”这年春天，她陪同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到延安，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边说话一边在一张巴掌大的白色油光纸上，用毛笔以横书格式写下了十行字，未标题目和词牌，也没有落款，这便是几个月前在电报中附上的那首《临江仙》。

 二、“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考虑到丁玲在国内文化界的影响，毛泽东根据形势需要，决定调她去从事文化工作。于是，丁玲、吴奚如等青年组成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同时政治部任丁玲为团长兼党支部书记。

 此后，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在部队的掩护下，穿过日军的封锁线，进入敌后的晋绥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火热生活，使丁玲了解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回到延安后即写出一系列作品。

 1942年3月丁玲搬到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驻地，准备以陕北革命为题村写一部小说。3月7日晚，《解放日报》编辑陈企霞派人送信来，一定要让丁玲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于是，丁玲连夜挥就，把当时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出来。这篇杂文就是《“三八”节有感》。文章替女同志说了几句话，给男同志提了点意见，特别是对那些扔掉“土包子”，另娶年轻、漂亮老婆的男同志提出了一些批评，也反对了一礼拜跳一次舞的人洋洋得意的宣扬。这就得罪了一些人。适值延安整风刚开始，在4月初召开的一次党的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上，继会议主持人毛泽东讲了开场白之后，康生的老婆曹轶欧首先站出来发言，对《“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最后，毛泽东作总结时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正是由于毛主席的这句话，使已经面临严重危险的丁玲得以在延安整风中平安过关。这件事就是后来丁玲所说的“毛主席保了我！”[3]

 1942年5月21日，党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首次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会上还特地提到丁玲。1944年6月，延安召开边区合作社会议，期间，丁玲广泛地接触了互助合作中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并以靖边县某乡合作社主任、模范田保霖的人生历程及其先进事迹为素材，创作了报告文学《田保霖》。该文和作家欧阳山写的文章《活在新社会里》一并发表在《解放日报》6月30日刊上。7月1日，毛泽东读完这两篇文章，已是凌晨4点，欣然提笔写了一封短信给他们致贺，“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4]同时约她和欧阳山到他那儿去叙谈。当丁玲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对她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不久，在文艺工作干部会上和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均提到《田保霖》，他说：作家要去写工农，“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5]

 在写《田保霖》前后，丁玲还写出了一组反映边区新生活的作品，如《三日杂记》《袁广发》《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后来都以《陕北风光》为名结集出版。一个月后，丁玲将新作《三日杂记》请主席指教，毛泽东看后，笑逐颜开：“丁玲，你能够和拐子婆姨睡在一起聊天呀，不错嘛！”丁玲在领袖鼓励下，佳作迭出，连续写出了《民间艺人》《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一批颂扬工农兵形象的好作品，又受到毛泽东的夸奖。

 三、“丁玲是个好同志”“同人民有结合”

 抗战胜利结束后，党中央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丁玲的眷恋之情有了新的寄托，她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河北怀来、涿鹿一带参加土改。丁玲来到涿鹿县温泉屯村，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了土地改革工作，和当地的农民交融在一起，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当她从张家口撤退时，一幅土地革命的壮丽图景已在她的头脑中描绘出来了。她根据这段亲身经历，从1946年春动笔，于1948年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农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巨大变革的作品，一经出版即受到解放区读者的好评，成为解放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大收获，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苏联、东欧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小说后来荣获斯大林文艺奖。

 1948年6月，按照中央安排，丁玲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去匈牙利出席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于6月14日从正定县华北联合大学启程，到平山县西柏坡集中去哈尔滨。6月15日，丁玲意外地在西柏坡遇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好得很，几年不见你了！”他邀丁玲一起去散步。丁玲止不住内心激动，坦率地告诉他说：“这本书稿如算成功的话，全是您的指导思想明确和谆谆教诲，说句心里话，我是为了不辜负您的殷切希望而写出来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那都是因为您的《讲话》啊！”后来，当毛泽东得知丁玲为写这本书，吃尽了苦头，对丁玲更加钦佩，向丁玲投以慈祥赞许的目光，再次鼓励丁玲更进一步。

 丁玲在1948年6月14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散步之后，他邀请我同他一道吃晚饭。我们在他院子里树下谈话，他又说历史是几十年的，看一个人要从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并将我与鲁、郭、茅同列一等。我说我的文章不好，不及他们。毛主席和江青都表示愿读我的文章。我是多么的高兴而满足啊!……”[6]

 丁玲在西柏坡期间，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丁玲将刚刚完稿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滕抄复写件面交已迁居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胡乔木，请胡审读。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以便尽快出版。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等在传阅小说稿后一致认定，“这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现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书”。“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发表。”胡乔木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7]

 胡乔木随即打电报给已在大连准备赴苏联、匈牙利访问的丁玲，传达修改意见。丁玲随即奉命对原稿作了修改。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党中央的直接关心下赶印出来。丁玲终于带上这部小说于1948年11月9日离开哈尔滨出国。

 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中谈到写这部小说时的心情：“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那时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8]

 四、“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迁居北京，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编以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等许多职务。1951年夏天，丁玲和陈明在颐和园云松巢居住，一个星期天下午，一位警卫员跑上山来告诉说：“有一位首长要来看望丁玲同志。”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踏着山坡抬级而上有点气喘，穿的黄绸衬衫都被汗湿透了。陈明同志赶紧跑下山去，扶着他慢步上来，丁玲迎上去拉着毛泽东的手在廊前的木椅上坐了下来。毛泽东和丁玲等边吃西瓜边聊天，互相问候，谈到了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这次交谈宛如老友相聚，气氛轻松愉快。毛泽东工作忙，很少出来游玩休息，这天是星期天，他来昆明湖散散心，抽时间爬山看望了丁玲，可见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文化工作的重视。

 1957年，丁玲被打成右派。但后来丁玲说，她被打成大右派，那是政治大气候，不能怪毛泽东主席。丁玲被下放到北大荒后，毛泽东主席对她的生活一直在关注，多次托总指挥王震询问丁玲的生活情况，带书籍和生活日用品给丁玲。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方面遵照中央的政策指示，摘除了强加在丁玲头上的种种帽子。1984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颁发文件，再次肯定1940年延安时期中央组织部对丁玲历史审查结论的正确和有效，重申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有贡献的共产党员。那是1940年的某一天，康生竟跑到中共中央党校的讲台上当众声称，正在此学习的丁玲有叛变自首的嫌疑，她没有资格到党校来。丁玲横遭诬陷，气愤难忍，当面向康生提出抗议，过后又去找毛泽东要求主持公道。听了她的叙述，毛泽东当即对她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陈云听了丁玲对她自己在南京被囚的那段历史的汇报，又看了书面材料之后，根据毛泽东的嘱咐，即组织有关人员对丁玲进行了认真的政治审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9]尽管经历了曲折，丁玲对毛泽东仍怀有很深的感情。1980年后，她在答外国驻北京记者提问时，有记者问：“对毛主席的看法，与过去30年的看法相比有无变化？”她回答说：“去年我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写道：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后来有人问我，你现在是否还有这种感情，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文革’10年动荡，不能说毛主席没有责任，至于责任有多少，可以讨论，以教育后代。”[10]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丁玲的高风亮节和对毛泽东的友情。

 综上所述，丁玲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建立的伟大友谊，是始终如一的。他们不仅是湖南老乡关系，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基础之上的。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非常重视，对丁玲和许多文化人士都给予了思想指导和重大影响。丁玲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创作和进步，成长为文坛巨星。在革命的历程中，他们相互关心，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辉煌事业。毛泽东在各个革命历史阶段对丁玲都给予了崇高评价。而丁玲尽管在50年代后期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但是在平反后无怨无悔，仍然对毛泽东怀有很深的感情，充分表现了丁玲的高贵品质。今天，我们回顾毛泽东对丁玲文化艺术思想的高度评价，对于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艺术讲话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编辑、中国西柏坡精神研究院副研究员。）

注  释：

[1] 武在平：《巨人的情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1月，第 2 页。

[2] 《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635页。

[3] 武在平：《巨人的情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11月，第 5 页。

[4]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第 233 页。

[5] 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第121-122页。

[6] (《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新文学史料》，1993年2期。

[7] 周良沛著：《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2月，第475页。

[8] (《丁玲选集》第三卷)。

[9] 于俊道、李捷编：《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65页。

[10] 梦棠：《回忆丁玲晚年的一次讲演》，载《纵横》，200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