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研究之我见

                                      安俊杰    

    今天召开“第二延安·丁玲与张家口”学术研讨会，是一件大好事。在衷心表示祝贺的同时，我想冒昧地谈一些个人的陋见，就教于方家。

 一

 研究丁玲，是个老课题、难课题，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个国家级课题、世界性课题。要想使我们的研究院有所作为，就得了解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丁玲的动态和成果；清楚我们研究丁玲的优势与缺环；明确研究院研究工作的思路和方向。解决好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就能上对路、出成果、办红火，使研究院办得名符其实不落虚。

 丁玲，不但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中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星，而且是位列鲁迅、郭沫若、茅盾之后的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名列榜首的革命女作家。想想看，1936年，当她作为第一位知名作家从南京奔赴陕北后，毛泽东、周思来等中央领导亲自出面欢迎。毛泽东还作临江仙词一首相赠，其中有两句云：“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一位作家能得到领袖这么高的评价，丁玲是唯一。

 丁玲的一生，跌宕浮沉，颇具传奇色彩。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她于1922年初到上海，就受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接受了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的革命教育并开始文学创作，继而参加了“左联”和中国共产党，并出任“左联”党团书记、《北斗》主编，创作了很多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和叛逆女性的小说，鹤立于当时派别众多的作家群中，成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文学界的翘楚，是鲁迅旗下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之一。1933年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囚禁，3年后在国内外著名人士和中共的帮助下逃离樊笼，到了陕甘宁边区。担任了边区文艺界的多个重要职务。她边从政，边写作，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不少思想深刻的作品。特别是1945年带领延安文艺通讯团来到张家口后，立即投入了晋察冀边区首府的文化建设之中。她满腔热忱，活跃在张家口的文坛，张垣城内，东山坡上经常闪现着她的身影，是与成仿吾、邓拓、艾青、周扬、萧三齐名的领军人物。她身兼数职，办报、编刊，给华北联大学生讲课，参加《毛泽东选集》的排版、校对；指导、帮助张垣、宣化两地的旧剧界搞戏剧改革；她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深入宣化的工厂体验生活，同陈明一起创作了反映窑工与资本家斗争的话剧；她主动要求参加工作队到怀来、涿鹿农村进行土改。尤其是到温泉屯后，与农民一起的生活，触发了她强烈的创作欲望，完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生活体验和创作构思，也与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新中国成立后，丁玲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繁忙的领导工作之余，她写出了大量散文和小说，并扶植了许多文学新人。期间，还陪同邓颖超来张家口宣传《婚姻法》，看望旧友。

 不幸的是，1955年和1957年，丁玲两次遭受极“左”路线的残酷追害，被错划为“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下放到黑龙江垦区劳改12年，“文革”中又被关进监狱5 年。粉碎“四人帮”后，丁玲的冤案才逐步得到平反。

 可以说，丁玲经历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到改革开放60多年的征程，参与和见证了这一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和运动，而且大多处于风口浪尖。她是一位作家，更是一名革命战士，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她虽然历经磨难，劳改、坐牢，但仍然初衷不改，坚守理想信念，始终追求真理，与人民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把全部才智和精力奉献给了我国的革命文艺事业。

丁玲的写作，始终以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实践作为创作源泉，热情讴歌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业绩。她善于吸收中华文明的丰富营养，把文艺创作融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创作出许多思想深刻、为人民喜爱的优秀作品。她激情永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而且，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鲜明的女性意识，始终贯穿于她的所有作品之中，成为一大特色。自1927年发表处女作《梦珂》开始，她一直没有中断文学创作，于顺境时，任职高官，在繁忙的政务中坚持写作；在逆境中，虽然无法写作，但仍在积蓄素材，为将来的创作做准备。当粉碎“四人帮”，中央为她平反后，步入晩年的丁玲，不顾体弱多病，陆续写出了《杜晩香》《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100多万字的作品。而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杜晩香》等作品，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杰作，也堪称世界文学宝库的优秀篇章。可谓著作等身，文功煌煌。

 二

 对丁玲的研究，最早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也就是说，年仅24岁的她，从1928 年发表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后，就进入了读者和评论家的视野。文艺界陆续出现了评论丁玲作品的文章，如：茅盾的《女作家丁玲》、毅真的《丁玲女士》、钱兼吾的《丁玲》、方英的《丁玲论》等。毅真说她的小说“好似在死寂的文坛上，抛了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茅盾的评论认为：“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创伤的青年女子的叛逆的绝叫者”、“是五四解放以后的青年女子在性爱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对她创作的《水》《一九三0年春上海》等作品，研究者们从时代的高度肯定了她的迅速成长。何丹仁认为《水》“有新小说的萌芽”，蓬子说“《水》是她（指丁玲）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过程中的一个最大的收获。”

 这一时期，随着丁玲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出版，国外学界也开始了对丁玲生平和作研究。丁玲以“左联五烈士”受难为背景，以她的爱人胡也频为原型写的小说《某夜》，于1932年6月在《文学月刊》上发表不久，就出现了英文译本。此后，在美、英、日陆续出现了介绍和评论丁玲的文章。抗日战争时期，丁玲的作品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在南京被囚禁时写的小说《松子》，1937年日本《三田文学》予以译载。两年后日本造社出版了丁玲小说选集《母亲》，而丁玲创作的戏剧剧本则受到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史沫莱特和尼姆·韦尔斯的关注。
    丁玲到了延安后，创作进入了旺盛期。她相继发表了小说《一颗未出膛的子弹》、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散文集《苏区的文艺》、报告文学集《一年》《陕北风光》等著作。丁玲作品的高产和文学样式的多元，引起了文艺评论家的兴趣，评论的文章不少，观点也见仁见智。以冯雪峰为代表的持肯定的态度予以评价，冯雪峰在《从〈梦珂〉到〈夜〉》的文章中说：“丁玲进入延安后的艺术创作，标志着她从一个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成长为真正的人民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她的艺术创作可以作为作者于人民大众的斗争和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也可以作为作者自己的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丁玲创作的《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夜》这些作品相比较《水》而言，已经走进人民的世界。”也有持否定、批判性的观点。燎荧在1942年6月的《解放日报》上撰文，批评她的小说《在医院中》“将个别代替了一般，将现象代替了本质。是暴露黑暗的作品。

 这一时段国外对丁玲的研究侧重在丁玲的生活经历上。来到延安的外国记者，不少很关注她。史沫莱特写的《中国反攻》《中国战歌》，里夫写的《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以报告文学体讲述丁玲来到边区后的生活与工作。印度还出版了英文版的名为《我在霞村的时候》的丁玲小说集。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对丁玲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主要是对丁玲于1948年完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一出版就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大多数持肯定的态度，是第一部反映我国土改运动的作品，具有一定的高度和史诗意义。也同时指出一些语言、情节等创作技巧方面的间题。但是也有持相反意见的，周扬就是其中一位。当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艺奖二等奖了，他也就不再批评了。

 对丁玲整个文学创作的研究和评论，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丁玲从五四运动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特别是抗战以来根据地军民英勇不屈的战斗生活，给人留下了强烈鲜明的印象。刘绶松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认为，在本时期解放区的许多重要作家中，我们首先应该提起的是丁玲，丁玲本时期作品较之上一时期更为成功。他指出：“从《水》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中间不仅刻镂了差不多二十年丁玲的创作思想和长久的创作发展道路，同时也明显地记录下了中国人民革命经历过的悠长曲折的斗争历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国外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先后被译成德、日、波、捷、罗、朝、丹麦、巴西、英等国文字。此外，不少外国的文艺评论家还写了多篇论文，特别是在日本，丁玲的不少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也被引进翻译，影响进一步扩大。

 自1957年丁玲被打成右派以后到1979年平反，国内对丁玲的研究基本销声匿迹，而国外并未中断。尤其是日本，竟然出现了研究丁玲的热潮，中岛碧的《丁玲论》，叙述了在革命的大背景下，丁玲由创作“自我表自型的心理小说向“长篇客观小说型”的转变过程及其优劣得失。中川俊的《丁玲和她的作品》、桧山久雄的《延安时代的丁玲及其文学》《丁玲转向考》等，则为丁玲鸣不平。

 1979年丁玲复出后，文艺界正在拨乱反正。研究丁玲的工作回归到了反右前的结论上来，不但破除了对丁玲形象的歪曲和误解，而且研究的单位和学者也日益增加。对过去遭受左的、不公平批判的作品，进行了再评价。1980年6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抗战时期中国文学讨论会上，丁玲及其作品成为讨论的重要内容。1986年3月，丁玲逝世后，研究丁玲的组织和活动方兴未艾。同年6月，中国丁玲研究会在湖南长沙成立；不久，八卷本《丁玲文集》问世；1993年丁玲创作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相继在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召开；1994年为纪念丁玲诞辰90周年，由周良沛主编的《丁玲传》出版发行，为研究丁玲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认知，使研究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与此同时，研究丁玲的领域也不断扩大，涉及到了丁玲在左联时期、解放区时期、以及“文革”后新时期的各种文体的创作；特别是对丁玲的文艺思想、现代意识、女性意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等方面开始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丁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丁玲的文学道路和文学创作的特点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丁玲研究出现多元化趋势，主要是有的对丁玲在女性文学中的地位进行研究，从而拓展了丁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的对丁玲在解放区的文学创作进行再思考，探讨当时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边区作家创作所产生的作用；有的则侧重史料的分析和挖掘，研究丁玲和中共领导人、文化名人的关系对其创作和经历的影响。

 三

 现在，我们成立研究院，组织力量对丁玲进行研究，应该说具有很多优势，比如：这里是丁玲创作其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体验生活、收集素材、构思创作的原创地；小说的众多人物特别是主人公的原型就生活在这里；丁玲与这里的干部和群众一直保持着联系，尤其是与主人公的原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丁玲曾几次重返温泉屯并出资创办第一个农民文化站等等。只要认真挖掘，这些独一份的资源会使研究工作取得新的成果。

 著名文学评论家、全国丁玲研究会名誉会长严家炎，1987年在《文学评论》的《开拓者的艰难跋涉——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中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迄今反映土改最深刻、最丰富的长篇小说”“是继《子夜》之后的一个新的突破，是丁玲对无产阶级文学做出的最大贡献。”而该书反映的内容正是1946年夏，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执行中央“五四指示”开展土改的真实写照。这样，当时丁玲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始末就值得挖掘研究；同时丁玲在边区首府张家口近一年时间里的工作、创作情况应列为一个专题进行研究；还有丁玲在张家口期间创作的其它作品以及与其他文化名人的关系；丁玲及其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涿鹿以及张家口所产生的影响等等，都值得研究。这就需要我们明确研究院工作的思路和研究方向，组织研究员队伍，制定研究计划，从而将老课题做新，把大课题延展，与当下的文化建设联接，促进涿鹿县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系张家口晋察冀边区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