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作初探

                                          章晓虹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创作的描写我国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自1948年出版以来，这部作品得到大多数评论家的肯定，虽然在1957年作家被打成“右派”以后，作品曾遭受诬蔑与打击，但那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短暂片段，大家比较一致的认为这部作品不论在丁玲本人的创作道路上，还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一、难得的创作契机

 在1942年整风运动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受到批评后，她按《讲话》精神要求创作了通讯报道《田保霖》，毛主席认为这是作家到群众中去的好文章，为此丁玲努力深入工农兵，接连写出了《三日杂记》《袁广发》等反映陕北农村的系列通讯报道，但她并不满足这些报道与速写，她要寻找新的形式来表现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毛泽东决定全国战略向北推进。丁玲和陈明，也跟随延安干部团奉命奔赴东北。队伍走了一半，就传来情况说蒋介石已经抢先到了东北。于是，丁玲不得不停留在河北张家口，而张家口作为共产党从日军手中解放的第一座省会城市，大批的干部从延安调来建设新城，一时之间张家口成了当时的第二个延安。

 1946年夏，党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传达下来后，创作契机终于来了，丁玲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近一个多月时间里，她在张家口涿鹿县温泉屯乡参加了土改的全过程，在工作中，她感觉到觉醒了的广大农民，从封建剥削压迫下挣脱出来的伟大力量震撼了她的心灵，触发了她强烈的创作欲望。1946年秋，丁玲告别了温泉屯，到阜平县红土山，开始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其间她曾两次搁笔去体验生活，修改写作计划，1948年6月小说完稿，由东北光华书店发行，1951年小说获斯大林文艺奖二等奖，并被译成十几国文字，驰誉于世界文坛。

 二、土地改革运动的复杂性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是描写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有丰富的内涵和历史深度，其主要原因是丁玲在创作时没有陈述似的描写土改的一般过程，没有重点写如何斗地主、挖浮财、分田地等内容，而是深入农民的思想和心理，写他们从思想上如何转变，从而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这一艰难历程。这种经过作家对生活的提炼、加工和“反刍”的作品，使人们感到是多侧面、多层次、富有立体感的，而不是图解政策、人云亦云的作品。

 例如作者在描写农民精神上“翻身”这个方面，没有把他们写成一讲就通、很有觉悟的人，因为当时温泉屯村里有恶霸地主、有奸商、有土匪，还有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跟他们勾结，而且土改前一个月，国民党曾围攻中原解放区，土改中又向山东等解放区进攻，八路军能不能守住?会不会“变天”？如果天再变了，八路军撤退了，地主反攻了该怎么办？老百姓心里还是有些顾虑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动群众进行土改相当困难，就像丁玲自己说的：“我觉得农民要自觉起来，跟着共产党勇往直前，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宣传宣传就可以做到的。”于是丁玲就每天和群众聊天，说我们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大家的，就是为老百姓谋福利、求解放的，而且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此外，还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宗族观念、宿命论观点等等这些精神枷锁禁锢着农民，这种思想在老一辈农民中较为突出，如老农民侯忠全就有种逆来顺受的心理，在农会让他找地主侯殿魁算账时，他却说“是来看二叔的”，说完还在院子里扫起地来，后来农会硬分给了他一亩半地，他还是不要还给了地主，并说是前世欠了他们的，拿回来下世还会变牛马，这说明因果报应和宿命论思想还深深地影响着广大农民。还有部分善良的农民认为人家种的地是人家的，咱们分人家的，心理上感觉有点不公平，也自觉地给人家往回送。

由上可见，作者并没有把农民写成一宣传就起来，一拨就通的人，而是写他们觉醒的艰难性与复杂性，说明土改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场农民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帮助农民解开带在身上的封建枷锁，启发其阶级意识，只有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土改才能取得胜利。

 三、人物描写拒绝脸谱化

 众所周知，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是各种各样的人物，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丁玲塑造了一大群生动鲜活的人物，他们是恶霸地主钱文贵、地主侄女黑妮、工作组长文采、村党支部书记张裕民、农会主任程仁等等，在这些人物中，作者并没有把恶霸地主写得十恶不赦、把地主侄女写得丑陋不堪，也没有把村党支部书记张裕民、农会主任程仁写成“超凡脱俗”的圣人、“完美无缺”的英雄模范，而是在人物创作时拒绝脸谱化、表现其真实性和复杂性。

 作者为什么选取钱文贵这样一个土地并不太多、作恶也不是很大的“阴险狡猾”型地主作为描写对象？而不是写孟家湾那个强奸女人、私藏军火、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陈武，这是作者的独具匠心所在，作者是想通过钱文贵的复杂性、隐蔽性，给复杂的土改斗争抹上斑驳陆离的色彩。钱文贵在旧社会虽然“不做官，不做乡长、甲长”，但他是个“诸葛”，村里人都怕他。他凭着自己的政治敏锐送儿子参军，把女儿嫁给治安员张正典，利用侄女黑妮和农会主任程仁的恋爱关系来控制程仁，因此，他的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就给这场斗争增加了复杂性，而且实际生活中并不是只有陈武那样恶贯满盈的地主，这种表面看上去还有些人情味、隐藏得较深的地主可能更符合生活的真实。

 此外，作者在描写村党支部书记张裕民和农会主任程仁时，正如作者所说：“我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也不愿把程仁写成了不起的农会主席……，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面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它要推翻几千年的剥削制度，砸烂农民身上的枷锁，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因此，暖水屯开始土改时，张裕民和群众一样也怕“变天“，也有私心、也碍情面，农会主任程仁也有“动摇”，副村长赵德禄有时也自私胆小，其实这并不是歪曲了农民形象，因为生活在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缺”的，因为暖水屯才解放两年，封建专制的落后、愚昧思想在农民身上残留是合情理的。

 作者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拒绝脸谱化描写人物，这是作者抛开脱离实际的“教条”和简单的“模式”，面对生活进行独立的分析与思考，力求写“自己发现的东西”的佐证，也是其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坚持。

 四、心理描写富有层次

 欧洲小说家普遍重视人物的心理描写，他们认为小说水平高表现在内心描写越多，事件描写越少，他们以挖掘内心的深度来衡量小说的水平。丁玲的小说，一开始就吸收了西方小说注重描写人物的内心的特点，如《莎菲女士的日记》就借鉴了歌德的日记体小说，用第一人称直抒胸臆的方法，大胆的描写莎菲的心理变化，并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来剖析她的内心世界以塑造人物。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非常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但与《莎菲女士的日记》不同的是，它是通过作家客观地描述来剖析人物心理。如在《果树园闹腾起来了》这一章里，作者通过三个层次来描写地主李子俊的女人曲折的心理变化。第一个层次是写李子俊女人对“自家果园被统制”的心理活动：她“望着树，望着那缀在绿树上的红色珍宝”，感到的不是欢喜，而是憎恨，感到自己的权势已颓，“这是她们的东西，以前谁要走树下过，她只要望人一眼，别人就会赔笑脸来奉承解释”，她不免感慨：连过去给自家看园子的长工李宝堂也开始反对她了，真是事变知人心啊！但她还是舍不得离开果园，在周围徘徊；第二个层次是写她对富裕中农顾涌果园被“统制”的幸灾乐祸的心理：“她不禁有些高兴，哼，要卖果子就谁的也卖，要分地，就分个乱七八糟吧”，这又表现了她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第三个层次是她发现钱文贵的果园没有受“统制”时的心理活动：她“忍不住悄悄的骂钱文贵会舔干部的屁股”，骂干部、共产党“守着个汉奸恶霸却供在祖先桌上，动也不敢动!”就这样，李子俊女人的心理活动，通过作家的三个层次的描述，细腻入微的呈现出来，这段千字心理描写，直接剖析和挖掘了人物复杂的心理变化。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一生中唯一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冯雪峰认为它是“一部艺术上具有创作性的作品，是一部相当辉煌的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的、史诗性作品”，但也有人认为此作是丧失了作者的创作个性公式概念化之作。本文从土地改革的复杂性、人物描写拒绝脸谱化和心理描写富有层次几个方面初略阐述了其创作并非是图解政策、简单概念，并没有在人物脸上贴政治标签，而是充分描写了土改斗争的反复曲折，人物关系的错综复杂，农民翻身的举步艰难，干部的顾虑和矛盾等等，从而展现出了作品独特魅力的反映轰轰烈烈土改运动的成功之作。

（作者系中国丁玲研究会秘书长、常德市丁玲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创作二级。）

参考文献：

1、《观察丁玲》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杨桂欣编。

2、《丁玲全集》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2出版，张炯主编。

3、《丁玲全集》之《一点经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2出版，张炯主编。

4、《丁玲小说的嬗变》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彭漱芬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