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延安的“两个口号论争”

                                          王锡荣  

                                      一、引   言

 当1936年上海开展两个口号论争的时候，丁玲因为正在南京处于软禁状态，所以没有参加讨论。我们无法推测，如果她在上海，会不会参加论争？按照她的人事关系状况，以及一般倾向，她很可能参加论争，并且很可能站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边。但是当时的条件不允许。后来到了延安，她却不但参加了讨论，而且卷入了旋涡中心，并且在讨论中明确表示支持“国防文学”口号。对这件事，丁玲晚年还真碰到人问过她。她的回答是：“我是不想开那个会的，因为我对两个口号没有研究，我当时也不在上海，我又不是搞理论的，我也不想在这里做个总结，做个结论。但他们有意见，那么就开。吴奚如和白丁因为他们在上海是大众文学这一派的，李应生（按即朱正明）在上海是个小联络员，不是大联络员，他比较年轻，又没有写过什么文章，他是‘国防文学’派的。”[1]

 几乎所有的丁玲传记都没提这件事，只有王增如、李向东最新的《丁玲传》（2014年）里面有记载，就是上文所引用的。而相关资料线索则在2006年的《丁玲年谱》中已经记载了陕西省社科院有两个人来访“采访延安文艺情况”，但没有披露来访者姓名和访谈的具体内容。[2]

 丁玲这个答问，耐人寻味，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告诉我们几个信息：一是，那个会确实是她召集的，她是主持人；二是，她本人并不想召开这个会，但是有别的人坚持要开，她拗不过，是被动召开；三是，参加会议的吴奚如和白丁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派，而朱正明是“国防文学”派；四是，朱正明在上海时，不是左翼组织核心层的人员。

 从这个答问的语气，可以感觉到：丁玲对这次会议的回忆并不是很愉快的，似乎有着什么难言之隐。我们读这短短的几句话，就有不少问题和疑惑没有得到解答：究竟是谁提出开这个会的？动议究竟是来自上面还是文协内部？既然她不想开，作为文协主任她不召开不就完了？但她却说因为“他们有意见”，所以她不得不召开，这也是颇费解的。这些“他们”究竟是谁？他们为什么可以迫使丁玲出面召集一个她不愿意召开而议题多少有些敏感的会议？会议为什么非要让丁玲出面主持？当时延安已经开始大力推崇鲁迅，上海的论争并没有得出统一的最终结论，而这个会议的结论又为什么是一边倒地支持“国防文学”口号？

 这都是我们非常希望得到解答的。本文即试图依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对此作一个梳理。即使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也希望把问题梳理清楚。

                                     二、相关记载

 关于这次会议，我们首先看到2009年艾克恩主编的《延安文艺史》有专节谈此事，概述如下：1937年5月（具体日期不明），中国文艺协会理论组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讨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3]。按照该书的说法：“丁玲提出并组织了两次座谈会，到会七八十人，丁玲任主席。第一次座谈会上，根据丁玲的建议，由原来从上海来的文艺理论组的负责人李殷森（朱正明）作了关于联合战线下的文艺运动的报告。”“他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更适于组织和建立统一战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太狭窄了。”原因很清楚：因为“非大众的分子”不应该“被关在门外”。“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这样广泛，而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却这样狭窄，那么这个统一战线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文艺界有一部分人他们愿意抗日救国，但可能接受不了革命和大众的要求，势必保持独立姿态或站在统一战线之外，那不利于团结全国的抗日力量，所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从建立全国统一战线方面来说，在目前是不大合适的。”“接着丁玲发言。她认为这两个口号内容的根本意义并无冲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在现在是不大合适。”[4]而到会的吴奚如和白丁则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

 由于第一次讨论发言热烈，很多人尚未尽言，所以很快又召开了第二次座谈会。这次会议上，吴奚如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国防文学”应该是作家间联合的标志，而不是创作上的口号。他还说要使各种主张与立场不同的文艺家和作家们，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是不大可能的。最后，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作了总结发言。他明确说，关于这两个口号，他曾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商讨过，结论是：“在目前，‘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合适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作为一种前进的文艺集团的标帜是可以的，但用它来作为组织全国文艺界的联合战线的口号，在性质上是太狭窄了。其实双方都无根本冲突。至于说‘国防文学’只是文艺家联合的标志的那种理论却是错误的，因为它犯了形式与内容不一致的错误。”[5]

 这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上海两个口号论争风波过去将近一年之后，在延安还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话题，而结论是肯定“国防文学”口号，否定“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而且这个结论最后是由中央局宣传部负责人来做的。如果说，上海的论争从鲁迅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章后，逐渐趋缓，而在鲁迅逝世后基本上平息了，但双方并没有得出明确的一致结论，或者其中一方赢得多数人的支持。而在延安，却是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甚且吴亮平还明确否定鲁迅明确支持的“国防文学是作家间关系的标帜”的提法。

 那么《延安文艺史》这些说法，有依据吗？有的。它依据的，是朱正明发表于《新文化史料》双月刊1987年第一期上的文章《丁玲与陕北苏区“中国文艺协会”》，文章一共三节，其第二节就是《在延安讨论两个口号论争的座谈会》，《延安文艺史》忠实地几乎全文引录了朱正明文章的相关段落。

 但朱正明这篇文章其实并不是第一篇谈此事的文章。朱正明在该文中说：“（参加延安两个口号讨论会后）不久，我从延安又回到上海，曾用李应声（L.Insun）外文名写过两篇文章。”[6]

 朱正明化名“L.Insun”（在延安时常用“李殷森”或“殷森”）于1938年在上海写的关于延安文艺的两篇文章，就是收入《西北特区特写》一书的《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和《陕北的戏剧运动》两文。[7]

 朱正明的《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一文，着重谈了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半年多的活动状况，重点写到这两次讨论会。该文一共三节，其第三节《陕北文艺运动的回顾和瞻望》，用将近一半的篇幅（3000多字）讲述了这次讨论。

 但在1938年这篇文章里，朱正明的有些提法跟他自己1987年的文章提法略有不同。在1987年的文章中，朱正明说，会议是“丁玲提出并亲自组织了两次座谈会”（《延安文艺史》也依照这个说法），而在1938年的文章里，却并没有这个提法。只说“后来我们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座谈会。在上海及全国文艺界所喧争很久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在苏区及文协内也曾引起了一些非正式的讨论。这次，丁玲要我做一篇关于联合战线下的文艺运动的报告，对于这二个口号的论争作一个决定的检讨。”[8]这就是会议召开的背景，并没有“丁玲提出”这一说，而按照丁玲自己的说法，她是被一些人逼着才不得不召开的。

 在1987年的文章中，朱正明说“我只是参考几册文艺刊物和一本《夜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专号等准备了我的发言。”而在1938年的文章里，他说自己除了上述资料，还专门研究了“联合战线的政治理论上的材料”，包括“王明的几篇联合战线的名著以及毛泽东与当时苏维埃政府的全部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材料”，“有系统地仔细地研究好了”，又看了两个口号论争中双方的主要文章，然后才开始写[9]。

 朱正明的观点有明显的倾向性。正如丁玲所说的：“他是‘国防文学’派的”。他的“决定的检讨”发言，一上来就用一个大前提作了定调：“在我的报告中，开首第一句我就主张文学不能同政治脱离，文学不能是超出现实而存在着的东西”[10]，实际上，这个前提一出，结论已经没有悬念了：在国共已开始第二次合作，建成联合战线、一致抗日的大背景下，“国防文学”更加适合当前形势，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最后吴亮平做结论，还明确说这个结论是经过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都商讨过的，言下之意，这个结论是中共中央定的。吴亮平还明确否定吴奚如提出的“‘国防文学’这口号确应是作家间联合的标帜而不是创作上的口号”的提法，实际上，参加过论争的都知道，这是在上海论争中郭沫若提出而鲁迅明确予以肯定的说法。

 综而言之，按照相关当事人的说法，这个会议，是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半年后，在延安，丁玲作为中国文协主任出面召集的，并由她委托从上海来延安的朱正明作主旨报告。朱正明在上海时，是一个年轻的联络员，他原来并不很熟悉论争情况，经过从政治理论到双方观点的研究，他认为“国防文学”口号更加适合当时的形势。在他作报告后，丁玲、徐梦秋都表示同意他的意见。但吴奚如、白丁等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立场更加鲜明。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得很厉害，最后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出面作结论，明确表态支持“国防文学”。之后也不见吴奚如等再发声。这样，这个讨论看来就取得了一致的结论，以后也没有再出现对这个话题的讨论。

                                     三、种种疑问的解读

 但这些说法还是把很多疑问留给了我们：

 第一， 延安为何要在论争过去一年，形势大变（西安事变、国共合作已经初步达成）以后来讨论这个问题？谁都知道，在上海，由于开展争论，左翼形成了两大派系，争得热火朝天，甚至伤肝动气。局外人则莫名其妙，在某种意义上，右翼反倒在一边看笑话，成为左翼之痛。鲁迅逝世，争议稍微平息，但观点之争、意气之争并没有真正解决和消除。由于全民抗战爆发，人员流散，争议各方投入抗战宣传，无暇顾及。又由于联合战线的逐渐建立，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达成，原来的争论已经没有必要，除了少数论争核心圈的人们相互心存芥蒂外，绝大多数人已经聚焦于全面抗战的热点。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局面正在打开，正需要各方齐心协力一致对外。这时候旧话重提，重开论争，犹如把刚刚结痂的伤疤重新揭开。尤其是，这时候的争论，参加论争的人竟然仍然是一批从上海来的左翼文化人：丁玲、朱正明、吴奚如、白丁、吴亮平，全都是上海左翼文艺界的人，这不等于把上海的论争现场转移到延安来了吗？在上海的论争已经造成了同一阵营的人们观点与感情的裂痕，人们受的伤还不够深吗？到这里来继续争论，就不怕造成战友间更加严重的裂痕？

 第二， 形势发生大变后检讨这两个口号的意义何在？根据上引记载，无论是做主旨报告的朱正明，还是主持会议的丁玲，还是表态支持的徐梦秋，或是最后代表中共中央做结论的吴亮平，都众口一词肯定“国防文学”口号，而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现在“是不大合适”。当然，在“现在”，即1937年5月，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共识，联合战线初步建成，正需要共同一致对外，同心勠力加强“国防”，提“国防文学”当然更加合适，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了。但问题是，说“现在不大合适”，那么在一年前鲁迅、冯雪峰和胡风提出这个口号时，是否合适呢？当两个口号论争在上海展开时，西安事变还没发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还并没有出现，联合战线也还没有建成。形势与一年后不可同日而语，怎么可以用后来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形势去套之前的论争呢？据我所知，鲁迅、冯雪峰和胡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民族革命战争”和“大众文学”都是萧三由王明授意从莫斯科来信中提到的，当时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的意见当时是能代表中共中央的。如果从鲁迅、冯雪峰和胡风的角度，按照这个口径提口号，也未始不可能。再说，“抗日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不就是换个词的事吗？性质完全相同。这个定性无论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还是之后，都并不错，至于“大众文学”，就是通俗易懂的，普通人都能读懂看懂的文学，也不必然“把资产阶级地主和军阀关在门外”[11]。但无论如何，时过境迁，一年后形势大变，再来讨论同一话题，又不可能回到当时的语境，其讨论的出发点令人费解。

 第三， 朱正明立论的根本依据，就是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他说，要判定这两个口号孰是孰非，“不得不拿当前的政治局势来作衡量的尺度”。意思是说，在当前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全民抗日的政治大背景下，“国防文学”当然比较合适。但是，唯其文学不能同政治脱离，尤其不能与当前的政治脱离，不能不看事情发生时的“当前的政治局势”。那么当上海论争的时候，有那时的政治，到了延安论争，政治形势已经大变了。这是不能不注意到的。朱正明却不关心这一点。所以，无论他的结论是否正确，他的论证已经脱离了话题本身产生时的政治。他说“统一战线的最高原则，在对外方面是抵抗日本，在内部方面是全国大团结大联合实行民族抗战，以挽救祖国，保存祖国，保存民族”[12]，很显然，朱正明的这些话，是基于1938年的政治形势而言的，在1937年5月延安讨论的时候，形势还不是这样，当时全面抗战还没有爆发，不具备提“全国大团结大联合实行抗战”的条件，也是显然脱离了事情发生时的“当前的政治”。如果说对内实现大团结大联合是最高原则，那么这个讨论本身是否有利于大团结大联合，就是个问题。

 第四， 朱正明说，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者对“国防文学”的非难和指责，“大多很少有成立的根据，有许多是他们的误解和不了解”[13]（这与徐懋庸指责鲁迅的原话何其相似。）他说胡风提出口号的文章写得非常笼统和含糊，读了几遍仍没有看懂（但奇怪的是他却完全没有提鲁迅的文章），而“至于说‘国防文学’只是文艺家联合的标志的那种立论却是错误的”则似乎是针对鲁迅的：这个观点是郭沫若提出，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明确表示支持的。[14]

 朱正明以此立论，当然使自己一开始就预设了立场和结论。在上海那么多大腕争论得面红耳赤没有统一的结论，在朱正明这里三下五除二就得出了明确结论，而且还有中宣部部长的强有力支持，甚至还得到了中共最高领导的明确表态。这样，就使讨论失去了悬念。结论也就水到渠成了。

 对此，另一个材料以往被我们认为是不支持“国防文学”的，现在看来却有了不同的内涵。这就是徐懋庸回忆录。该书记载，1938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凤凰山窑洞里跟徐懋庸谈话，毛泽东说：“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以往我们不认为这是说争论有了结果，只是说一个一般规律，说争论的好处。现在我们对照朱正明和丁玲的说法，就看到：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白：这个争论已经有结果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现在“事情就好办了”。当然，也有一些与此不一致的说法。比如，根据艾克恩《延安文艺纪盛》记载：“根据负责这次座谈会的一位同志回忆，当时他曾就‘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问过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笑着回答：‘两个口号都是对的。不过，一个有立场，一个没有立场”[15]，这就显然是说，“国防文学”没有立场，那就成了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就与这次讨论的结论相反了。《纪盛》没有指明是哪位“负责这次座谈会的”人，但负责这次座谈会的人，不就是丁玲吗？协助丁玲筹备会议的就是朱正明，但朱正明当然不可能说这话。所以这个说法只能存疑。

 延安的两个口号讨论，结论是明确支持“国防文学”，从朱正明1938年的文章看是这样，从他1987年的文章看还是这样，从丁玲的回忆看，也大体上是这样。从各个方面看，好像难以推翻这个结论。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从种种现象来看，朱正明个人起了很大作用。

 首先，正如丁玲所说，他是“国防文学”派的。从他的文章看，他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并非从研究了材料开始，而是原来就持有这观点。虽然他自己说，当丁玲让他写这篇文章时，“这时候我才懊悔在未进苏区前，为什么不对这二个口号的论争作一番详细的研究。不错，我对这二个口号的论争的文稍为看过一部分。”[16]我们看他研究的材料：是《夜莺》和几本文艺刊物，包括两个口号的代表性文章。还有就是关于联合战线的材料，尤其是毛泽东、王明等人关于统一战线的文章。他手上，两个口号论争材料并不多，所多的是关于统一战线的文章。他没有谈及怎样研究“国防文学”的，而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以前并不太了解，而研究之后也没怎样看懂。他更加下功夫研究而有感悟的，是领导人们关于联合战线的论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得出“‘国防文学’更适合当下”的结论，是自然而然的事。这同时也表明，他原来就比较倾向于“国防文学”，而且与当时党的领导人的论述很合拍，就使他很快得出结论。

 其次，这个会议究竟是谁先提出动议的？朱正明在1938年没说，到1987年却说是丁玲提出的。但是丁玲刚刚在1986年3月去世，无法证实了。综合各种材料，我认为提出开会动议的人正是朱正明。理由是：

 第一， 他做这个主旨报告，是个令人意外的人选。丁玲说他在上海只是个“小联络员，不是大联络员”，而且是“国防文学派”的，又没写过什么大文章，他自己也说：“我不是一个文学家，也不会写文艺创作，对于文艺理论更是只晓得一些名义，不过因为对文学尚有一些兴趣”，[17]那么，无论从资历上说，从对情况熟悉程度说，从观点的客观化角度说，他都不是写主旨报告的合适人选。他为什么会来写这个主旨报告？除非他主动要求，否则丁玲不太可能找他写。

 第二， 如果丁玲不召开这个会，“有意见”的人里肯定包括朱正明。考虑到他对这个会议的热心态度，他又是“文协”研究部部长，又几乎是当时文协唯一的专职工作人员，很可能丁玲说的“有意见”的“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朱正明。

 第三， 我们再看吴亮平总结时专门对“国防文学是作家间关系的标帜”做的分析批评，完全是朱正明观点的复述，这也是非常奇怪的。吴亮平作为中宣部副部长作总结，本应高屋建瓴，居然然会来呼应朱正明，而且重复他的论证，只能说明，朱正明的观点影响了他。就是说，他的总结与朱正明刚好形成首尾呼应，主导了会议的方向和结论。

 第四， 延安的讨论过后，在延安不再有人对此问题公开发声，但朱正明却在第二年在上海发表文章，详细回顾这次讨论，且用了很长的篇幅谈具体内容，这也是很奇怪的（事实上迄今关于延安讨论两个口号问题的原始记载，只有他写的这篇文章），这又有多大的必要性呢？延安的讨论本身已经是时过境迁，现在形势进一步剧变，全面抗战已经到了即将转入相持阶段，再来发表这样的记述，更是有点白头宫女说当年的味道了。唯一的作用，就是宣传国共合作。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朱正明对这个话题的挥之不去的情结。由此也可见，这个会议是他的一件得意之作。

 第五， 朱正明1938年的文章，具有强烈的倾向性。他的讲述，主要是在论证“国防文学”的正确和必要性，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只是陪衬。按他的说法，在讨论会上，延安的主要角色全都为“国防文学”站台，而支持另一边的在整个会上只是很不起眼的配角甚至反面角色。

 第六， 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丁玲在晚年谈到这件事时，说话的口气中，对朱正明的不满溢于言表。当时由于丁玲自己很忙，“文协”日常工作由朱正明打理。因此，他们提出要开这个会，丁玲虽然很不情愿，但是不开他们就有意见（不排除另一派也愿意开），很难拒绝。有理由怀疑，这个会议其实是朱正明提出来，并自告奋勇写主旨报告[18]，然后又取得了吴亮平的支持，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个结果。

                                      四、在此过程中丁玲心态的解读

 耐人寻味的是丁玲在整个过程中的态度。按照丁玲1983年的说法，她是不愿意开这个会的，因为上海论争时她不在场，她对此也没有深入研究，到了延安也不想来对此作结论。这是很正常的思维逻辑，种种情况证明她的关注点真不在此。但是，朱正明在1987年写的文章，却说这个会是“丁提出并主持”的，让朱正明作主旨报告，也是丁玲的提议。而且她发言的态度也很明确：“‘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在现在是不大合适。”从外界看来，整个事情似乎都是丁玲在主导，而且观点鲜明。

 但是，1938年朱正明的文章，并没有提到由“丁玲提出”。只是说作为中国文艺协会的一个活动：“后来，我们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座谈会”，而召开的原因是“上海及全国文艺界所喧争很久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在苏区及文协内也曾引起了一些非正式的讨论。”[19]这就是会议召开的真正理由。这就是说，由于当时文协成员绝大多数是从上海来的，对于那场论争尚耿耿于怀，议论纷纷，甚至争议不断。作为延安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组织，为了领导会员更好开展工作，文协有必要对此进行统一思想。显然内部呼声很高。作为丁玲这个文协负责人来说，面对着这种压力。实际上她周边的人，包括研究部部长朱正明、联络部部长王亦民（汪仑），发起人之一及理事（后来的西战团副团长）吴奚如等，都曾参加或关注上海论争。他们的观点相左，难免有争论，希望文协做一个“决定的检讨”，也是合乎情理的。丁玲虽然不愿意，也很难拒绝这样的提议。说“丁玲提出”可能是不符合实际的，只是因为“他们有意见”，她才勉为其难召开会议。那么这个“他们”究竟是谁呢？这有几种可能：

 一种可能：来自上级。因为既然不是她自主提出，就很有可能来自某种压力。1938年，徐懋庸到延安后，同毛泽东谈关于两个口号论争问题。毛泽东对他说：“关于两个口号论争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这就是说，在周扬他们到延安以前，毛泽东他们并不了解论争的情况。而延安讨论会的时候，周扬还没有到延安。毛泽东又说：“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很激烈。”[20]毛泽东说得很客观。迄今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当时的领导指示召开这个会议。在此之前，中共领导人也没有关于这问题的任何表述。当时真正的“国防文学”派主帅周扬还没有到延安，也不可能给中央施加影响从而导致开会。唯一不能排除的是吴亮平。他是中宣部副部长，他也来自上海（虽然1932年就离开了），他在会上是朱正明的强有力支持者，会议出自他的意思似乎也不能排除。当时，宣传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很自然的事，而“国防文学”口号，正适合这一形势需要，作为宣传部副部长，他选取这一角度来宣传，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是这样，无论是朱正明后来的文章，还是丁玲、朱正明、吴亮平在会上应该都会指出这一点。既然这是符合当时大环境、大形势和需要的，完全没必要隐瞒中宣部指示开会的意图。朱正明1938年写文章，既然是为了向国统区宣传国共合作，那就更没有必要隐瞒。所以，由吴亮平授意开会的推测，不能成立。实际上，吴亮平并不是毫无保留地支持朱正明。他在总结中还有一句话，也是值得注意的：他说：“其实双方都无根本的冲突”[21]，而这句话，正与丁玲的意见完全一致。而这个观点，在朱正明那里是看不到的。

 第二种可能：来自“文协”内部。

 事实上，不仅仅是朱正明等赞成“国防文学”的要求开会，吴奚如、白丁等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恐怕也赞成开。因为他们双方的意见显然很对立，可能都要求丁玲出面做个决断。因此，我不认为这个会是丁玲主动提出召开的，“文协”内部的几个年轻人，尤其是朱正明，开会的一员更加强烈。似乎开始丁玲表示过不想开，但是他们有意见了，不高兴了，丁玲没办法，只好召开。

 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丁玲会指定朱正明作主旨报告呢？她应该知道他是赞成“国防文学”的，而且在上海时只是一个“小联络员，不是大联络员”，也没写过什么文章，更何况对两个口号论争问题并不很熟悉。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找他写这个文章呢？同在文协协助工作，而革命和文学资历都更老，与丁玲关系更好、以往观点也更接近，对两个口号问题很熟悉的吴奚如，丁玲却不找他写。这是很奇怪的。本来，如果只是自由论争，那么开会就开会，不需要主旨报告，如果不是出自上级的授意，那只能理解为朱正明自告奋勇。但据朱正明的记载，会上“大家的情绪和兴趣都很热烈”[22]，其实不如说争论得很激烈，两派意见相持不下，毛泽东后来不是也说延安争论得很激烈么？所以不得不召开第二次会议。这也就是说，朱正明的主旨报告并没有被广泛接受。最后是依靠吴亮平以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意见为理由，才压住了另一派意见。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朱正明作报告后，第一个表态支持他的，却是丁玲。但是，我认为这里面是有她的衷曲的。应该认为，丁玲事先并不持立场。由于她对此并没有研究，也没有多大兴趣来争论。她认为没有必要在此时此地，对彼时彼地的争论做一个“决定的检讨”和了断。但朱正明报告中依据党的领导人的论述，并与当下形势密切结合的顺理成章的结论，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大背景下，对于本来就不持立场的她，表示接受是很自然的事。同期她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也正是典型的“国防文学”作品。

 但是，丁玲发言的主旨，可能被忽略或遮掩了。丁玲的意见是这样：“她认为这两个口号的内容的根本意义并无冲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在现在是不大合适。”[23]丁玲并没有一边倒地支持“国防文学”，而是采取了折中的态度：两者根本上并无冲突，这跟毛泽东后来跟徐懋庸说的，完全一致。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现在”不大合适，丁玲特别强调了“在现在”，那么在当时呢？这是很明显的保留态度，而朱正明都用来作为支持自己的态度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会议讨论开始前，丁玲特别“声明：我们在这二个口号的论争上不再太多费时间，大家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联合战线中文艺运动的目标与任务上。换句话说，中国文艺协会应该发展些什么工作和做些什么工作。”[24]朱正明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联合战线论；二是检讨两个口号论争，三是联合战线下文艺运动的目标与任务[25]。丁玲希望大家把重点转移到第三部分上去。从丁玲自己4月15日写的《文艺在苏区》[26]来看，当时她更加关注的，是陕北苏区蓬蓬勃勃的群众文艺运动，“大众化、普遍化、深入群众，虽不高深，却为大众所喜”。[27]这都表明，丁玲的兴趣点完全不在理论论争上，她更希望大家实际去做，去写，而不是纠缠于口号之争。从丁玲发言中透露出的情绪，不是对于这争论的“高兴”，而是厌倦，或焦虑。这大约就是丁玲在会议召开后的感受和态度。直到1983年答来访者问。从她的答问来看，她对那个会议及其结果，是不满的，无奈的，甚至是后悔的。

                                      五、 结   语

 延安“两个口号”讨论会，是在国共合作初步达成之际，由一批从上海到延安的文学者发起，丁玲作为当时延安最高级别文艺组织“中国文艺协会”的负责人，身处旋涡中心，迫于“文协”核心层中两个口号论争双方的压力，出面召集了这次讨论。发起者努力以当下需要“实行全国大团结大联合”的时事政治形势为依据，证明“国防文学”为适合时代需要的口号。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他们的观点得到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认可。于是这个会议的过程是两派势均力敌，而结论却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但根据徐懋庸等另外一些人的说法，则毛泽东又有另一些说法，则差不多等于丁玲的表述：即这两个口号并无实质性的对立。因此，这次会议的结论，并不能真正代表中共中央的结论。而且对于新形势下的延安文艺发展，已经没有指导意义。现实中，从外部来说，在国统区宣传时，能够带来一些宣传“大团结大联合”的积极意义，而在内部，则只能带来一些相互心存芥蒂的消极影响。所幸当时延安文艺界并未受此影响，也并未纠结于此问题，而是按照延安面临的“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延安文艺自身的发展逻辑，创造了既是“国防”的、又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的文艺。但提起这件往事，丁玲还是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不舒服，因为这次会议无论是发起还是结论，都不是她要的，而历史的记载又无可分辨地安在了她的头上。而这一切的推动者，就是朱正明，所以，提起这件事，她就满腹委屈，并且对朱正明颇有微词了。

（作者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访问特聘教授。）

注 释：

[1]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出版，上卷第167页。

[2]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下卷第688页。按“李应声”，即朱正明（1910—？）原名朱维明，江苏无锡人，在延安又常写作李殷森或殷森。

[3] 见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上卷第41页。

[4] 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上卷第136页。

[5] 同上。

[6] 见《新文化史料》1987年第一期第11页。

[7]这本书1938年7月由上海每日译报社出版，全书共95页，仅收五篇文章，除了朱正明的这两篇文章外，还有尼姆·威尔斯（斯诺夫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转变前后》和埃德加·斯诺的《中国西北新社会》两文，以及一篇无署名的短文《西北特区杂写》。

[8] 见《西北特区特写》，第52页。

[9] 见同上书第53页。

[10] 见同上书第53-54页。

[11] 朱正明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合时宜的理由，却是可议的。因为他说，那样就排除了“非大众的份子”包括资产阶级地主以及甚至军阀等等。其实这个“大众”到底是个什么范围，是很难界定的，“大众文学”恐怕本来就是说“大家”的文学，而不是跟“小众”分开。他一面说统一战线除了少数汉奸卖国贼都可以参加统一战线，说到大众的时候却确定地把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切割开来，所以白丁同他争辩说：资产阶级和地主也是大众。

[12] 见朱正明：《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收《陕北特区特写》，上海每日译报社出版，第54页。

[13] 见朱正明：《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收《陕北特区特写》，上海每日译报社出版，第56页。

[14] 参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卷第551页。

[15] 见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出版，第19页。

[16] 见朱正明：《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收《陕北特区特写》，上海每日译报社出版，第52页。

[17]见朱正明：《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收《陕北特区特写》，上海每日译报社出版，第46页。

[18] 虽然他在文章中说自己写这文章是由于“文协主席的命令”，但是这或许只是一种词令。从程序上说，开会必须丁玲提出和主持，他写主旨报告，在形式上肯定是由丁玲“下命令”的。

[19] 见朱正明：《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收《陕北特区特写》，上海每日译报社出版，第52页。

[20] 见《徐懋庸回忆录》，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03-104页。

[21] 见朱正明：《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收《陕北特区特写》，上海每日译报社出版，第58页。

[22] 见朱正明：《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收《陕北特区特写》，上海每日译报社出版，第57页。

[23] 同上书第56—57页。

[24] 同上书第57页。

[25] 同上书第56页。

[26] 载《解放》周刊1卷3期，1937年5月11日。

[27] 转引自《苏区文艺运动资料》，汪木兰、邓家琪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52页。

我会吸收一批新会员

经本人申请，我会研究同意，吸收下列9名学者为中国丁玲研究会会员：

梁向阳      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郭国昌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卫国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向东      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  牧      许昌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李兆生      河北省涿鹿县峦庄乡政府退休干部

丰  杰（女）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        

陈  扬（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姚芮玲（女）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

中国丁玲研究会

2018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