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玲文学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王中忱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丁玲研究会，向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感谢和欢迎，向陕西师范大学领导，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争鸣》杂志社、陕西师大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陕西师大《学报》编辑部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为举办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做的周到细致的安排。

“丁玲文学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让人很自然地产生很多历史联想。八十二年前，也就是1936年9月，曾被国民党政府囚居在南京的丁玲，经过多方营救，特别是从陕北奉命到上海的冯雪峰的安排，辗转多地，到达了西安，在中共所设秘密交通联络机关住至11月1日，然后经耀县、洛川，通过东北军西北军的防地，行程11天，抵达红军长征至陕北后设置的第一个首府：保安。如所周知，丁玲离开西安一个月后，“西安事变”发生。可以说，丁玲和一个历史大变动蓄势待发的时刻直面相遇。由上海经西安到陕北，丁玲实际是走在了中国历史大变动发生的核心地带，投身到了浪涛汹涌的历史激流之中。

 对此，丁玲当时或许并不完全自觉，但她的生活环境和方式无疑都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自从1922年春季离开常德到上海求学，直至1927年发表小说作品，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登上文坛，丁玲一直生活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当然，在五四以后形成的新教育和新文化体制里，丁玲其实是一个很边缘的人物。她不是经受现代学院科班训练出来的青年，也不曾受惠于学院体制。“旁听”，是她一直保持的身份和姿态。她在大都市的人群里游荡，过着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

 不过，即使如此，丁玲也不可能完全逸出现代都市的生活逻辑，尤其是在她以《莎菲》等作品一举成为著名作家之后，她的生活方式便基本上被固定在文学写作者与出版媒体、都市读者群这样一个网络里。即使在她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和领导者之后，其生活方式也未能摆脱这一模式。就此而言，陕北十年在丁玲文学历程中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估价都不过分。毛泽东《临江仙赠丁玲同志》写到的“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可以说是对丁玲生活与写作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最恰当描绘。在民族战争的烽火前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丁玲投身到一个新型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也在这个过程艰苦地改造自己，初步实现了新的个性主体的建设。

 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丁玲把在新型个性主体和新型共同体建设过程感受到的激动和兴奋，所体验到的苦恼、忧伤和欢乐，所高扬的理想，所经历的艰辛，都熔铸为文学作品，从而为中国文学拓出了新的道路。如果说，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初期，在中国新文学发生转折的几个重要时期，丁玲都走在了前列，那么，在陕北十年写下的系列作品，以及随后创作的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则是丁玲写作的最具实验性，也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深深扎根于中国革命土壤上的艺术精品。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研究，有时做一下“假设”的思考不是没有意义的。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丁玲这位作家和她的作品出现，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历史将失去多少光彩？

 丁玲的人生历程和她的作品的丰富内涵，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也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应的阐释能力。近几年来，我不止一次听到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同行说，在有关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中，丁玲研究做得“风生水起”。我知道这是对研究会工作的鼓励，同时也觉得说出了实情。近些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发表的丁玲研究论著，其阐释的深度和产生的影响，都远远超出一个作家研究本身，有些文章有意识地回应了有关中国革命和文学研究的大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转换。当然，丁玲研究还应该继续扎实地推进，理论性的阐释需要深入，基础性的史料整理和发掘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令人高兴的是，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在这两方面都有明显的贡献。相信在会议的研讨过程中，还会有更精彩的展开。

 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作者系中国丁玲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