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丁玲的“第二延安张家口”叙事
陈韶旭

      1945年8月23日，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光复了华北重镇、察哈尔省省会、伪蒙疆政府“首都”张家口，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光复的第一座省会城市。经过艰苦卓绝的铁血抗战，张家口地域在部分沦陷12年、全部沦陷8年之后，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因为张家口位于东北、西北和华北的连接地带，是我党经略东北的战略走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能否管理好张家口这座中国当时的大城市满含不屑冷嘲热讽。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和治理张家口的明显成效给了国民党响亮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光复张家口，还能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能治理好张家口，还能治理好全中国。
       1945年9月，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和相关单位、文教机构、大专院校陆续迁入张家口。不久，准备从延安到东北开辟工作的革命者因为战局变化留在了张家口开展工作。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张家口，开始了接收大城市、管理大城市、建设大城市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如果把党中央进入北京城比作“进京大考”，那么接管治理张家口可以称之为“进城预考”。这场预考从1945年8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光复张家口至194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战略撤出张家口。这一时期，作为晋察冀边区首府的张家口因为经常紧随延安之后被提及并称，并且传承了延安精神，成为在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之间的连接点，被誉为“第二延安张家口”时期。这次“进城预考”为中国共产党在“进京大考”之前做了成功的铺垫和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的“进城预考”，不仅在政治上民生上考出了好成绩，革命文化建设上也考出了好成绩，张家口也被誉为“模范城”、“文化城”。风云际会，延安文化大军和晋察冀文化大军在张家口汇聚融合，共同开创了张家口革命文化的红色高峰。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丁玲1945年12月从延安长途跋涉来到了张家口，在此开始了与张家口血脉相连的革命文化活动。在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指引下，丁玲与农兵工结合，与劳苦大众结合，与张家口地域文化结合，创作了一系列革命文艺作品，并且对自己的观点和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总结。丁玲从张家口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看到了张家口人民群众在争取翻身解放革命斗争中的进步性和典型性，以桑洋流域农村为原型发端酝酿构思的长篇力作应运而生，化育成“第二延安张家口”的丁玲叙事。
       一、丁玲“第二延安张家口”叙事的特点
      （一）作品多，影响大
      丁玲同志在张家口创作或者以张家口为题材的作品超过了40多万字，占丁玲文学创作总量400多万字的十分之一。这些作品包括直接创作于“第二延安”张家口期间的散文、杂文、短论、随笔14篇、3幕话剧《“望乡台”畔》（1949年12月大众书店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窑工》）；以“第二延安张家口”时期桑洋河畔革命干部领导农村群众翻身斗争为原型和题材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严寒的日子里》。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家喻户晓，享誉文坛，蜚声国际。这部作品既是丁玲革命文学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学作品中的“红色经典”，更是“第二延安张家口”革命文学的扛鼎之作、压轴之作、高峰之作。对张家口而言，“第二延安张家口”的丁玲叙事，把张家口桑洋流域的土改点化为新解放区农村土改的缩影，把张家口桑洋流域的农村革命群众上升到了新解放区先进农民的典型和代表。“第二延安张家口”的丁玲叙事，把张家口书写进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史诗。
      （二）情至切，用意深
       丁玲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丁玲投入的激情和热度，几乎到了欲罢不能不吐不快下笔即不能止的地步，非有深情不能至此。另一部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可以视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姊妹篇，它从创作到发表几经波折，时间迁延30多年之久，最终竟成为丁玲唯一一部没有完成的革命文学作品，为作者和文坛留下了扼腕般的遗憾，引发了人们对小说未完部分的诸多猜测和设想。但是，我们对情节发展无论如何推测，都会毋庸置疑地形成共识：那就是，故事的结尾一定是革命者和农民群众度过了最为严寒的日子，走向了最终胜利，迎来了太阳再一次照在桑干河上的辉煌壮丽。没有完成没有尾声的《在严寒的日子里》，是丁玲一个情未断意未了的心结。在丁玲内心深处，她着实想把这部作品写成第二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甚至写成超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第二座文学地标。遗憾的是，《在严寒的日子里》不仅因其没有完成失去了完整性，也失去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举成名的环境和机缘。但是，我们如果细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在严寒的日子里》，就会发现两部作品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两部作品的叙事让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翻身解放的历程展示得更加完整，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曲折和不易记录的更为真实和形象。从时代意义上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在严寒的日子里》的联袂而出，一显一隐，共同填补了晋察冀革命文学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间的文学叙事欠缺和单薄。
      （三）接地气，方向明
     丁玲“第二延安张家口”叙事中，主要部分和重头是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严寒的日子里》和话剧《窑工》。这三部作品中前两部取材于桑洋流域农村，另一部取材于宣化城郊的森下砖瓦厂。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有原型，话剧中的人物更是真名实姓。这三部作品的语言描写、环境描写更包含了很多张家口地域的农村文化元素、华北解放区干部群众的性格特点。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小说名字，更是真真切切地告诉了读者，作品记录的是以张家口桑洋流域农村为代表的农村解放史诗，表现形式上同时具有张家口农村鲜明的地域性。
     丁玲“第二延安张家口”叙事中有14篇散文、杂文、短论、随笔也非常接地气，既接革命之气也接群众之气，读之有一种强烈的气场扑面而来，这种气场是刚健爽朗爱憎奉命直抒胸臆的，有对胜利者的豪放赞美，有对敌人酣畅淋漓的指斥和其必然失败的自信。丁玲在《窃国者诛》中，以公审枪毙战犯、伪蒙疆政府副主席于品卿为由，勾勒出于品卿卖国求荣、狡猾奸诈的嘴脸，抒发了“国人皆曰可杀，杀无赦”、“只有人民的中国，才是窃国者诛!”等大义凛然的呼声！在《海燕行》中，丁玲将架机投奔延安的国民党上尉刘善本比喻为“中国人民的海燕”、“我们向你欢呼，你的行为同我们的信誓一样，它征兆着，中国前途的光明和胜利。”在《自掘坟墓》中，喊出“你们（国民党）愚蠢的举动，只是替你们自己掘坟墓，撞丧钟而已。人民绝不会饶恕你们！”透过这些爱憎分明的澎湃话语，我们看到了“第二延安张家口”时期昂扬健朗的政治文化主基调。

这14篇文章中，更反映出丁玲的认识和思考。比如对群众观点的认识。丁玲1946年1月6日在张家口市青年讲座上的讲话《青年知识分子的修养》一文中，特别提出“我们必须向人民大众学习。向他们学习知识，也学习他们优良的品质”、“我以为工人农民，尤其是有了觉悟的工农，有着最好的品质”、“ 知识分子如不同群众运动、群众生活相结合，最好，也只可以起点小小的作用；但如果一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生活结合，则立即可以成为英雄人物” 、“离开了群众，离开了群众的革命运动，就没有了前途。”在《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一文中，阐述了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群众观点：“这就必须去研究大众现在读着的是些什么，大众现在对于生活和社会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大众现在读得懂的并且读得惯的是什么东西，大众在社会斗争之中需要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总之，是要用劳动群众自己的语言，针对着劳动群众实际生活里所需要答复的一切问题。”、“语言要有身份个性，这又必须要有长期的深入的生活，还不止是一种生活，而是所欲表现的各种人的各种生活。因此，急切要产生的确继承了中国民间形式的优美、而又有创造、完全使用新的语言，从老百姓那里提炼出来的语言的作品，便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了。”比如对报刊报纸文艺稿件的编辑思想。丁玲在《我们永远在一起》中回忆博古时写道：“文艺不辟栏，……，每版都可放文艺稿件，如果有最好的文章，这文章有它当时当地的政治意义，不管是散文，是诗，放在第一版头条也可以。总之，以文章内容来决定放在哪版较适宜。”丁玲并且为自己没能够在报纸编辑中对此付诸实施引以为憾。“第二延安张家口”的丁玲叙事中的接地气方向明，其实是延安精神在张家口地域的传播和扎根，是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深刻理解、生动诠释和张家口解读。
       二、丁玲“第二延安张家口”叙事诞生原因
       丁玲创作中之所以出现了“第二延安张家口”的丁玲叙事，偶然背后有其必然，偶然和必然相结合，交织成了丁玲人生的张家口亮色。
       丁玲在张家口10个月的时间里，期间有8个月在张家口市区工作和生活，有50天左右（大约从7月20日至9月10日）在张家口怀来县辛庄、东八里村和涿鹿县温泉屯村参加新解放区的农村土地改革。丁玲在张家口的时间不长，参加张家口新解放区土改的时间更短，但是对丁玲而言，在张家口时间不长，但是意义非凡，参加土改时间虽短，但是影响深远。
      在张家口，丁玲找到了革命文学创作的新的重大题材—-新解放区农村的土地改革；在张家口，丁玲受到了晋察冀党政军和文化界的真诚欢迎与礼遇；在张家口，丁玲感受到了桑干河洋河流域解放区农村干部群众的真诚和情谊；在张家口，丁玲按照自己的理想编刊物、写文章、谈人生、忆故交、歌颂共产党、痛斥国民党、还被选为出席国际民主妇联的候补理事、会见国际友人费正清夫妇。在张家口，丁玲在久违的城市生活和农村火热的斗争中，品味到了甘冽醇厚的别样味道。更可以说，在张家口，丁玲找到了贯彻落实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与革命题材的契合点、找到了书写工农兵与表现工农兵的闪光点、找到了革命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结合点。在张家口，丁玲没有政治压力，没有思想包袱，人际关系和谐，生活条件改善、夫妻家人团聚、社会声望很高。在张家口，丁玲达到了渴望的理想状态：一边写作、一边工作，革命与写作、积累素材与创作目标有机地结合，说想说的话，抒想抒的情，写想写的文。
       丁玲在张家口天时地利人和，顺风顺水顺意，丁玲“第二延安张家口叙事”应运而生。她的系列作品呈现出方向正确、健朗明快、痛快淋漓、高峰精品的风格特点。这些看似偶然，其实有其必然。这种必然，就是中国革命在日寇投降至内战全面爆发特殊阶段的大环境、晋察冀边区清新健朗的局部环境、丁玲自由挥洒的好心境三位一体的有机融合。因为张家口对于丁玲的意义和感情，才有了丁玲对张家口的不能忘却和牵挂，进而羽化为丁玲“第二延安张家口”叙事。
      纵观丁玲重要的人生阶段，由生到长、由成到熟、由蜕到变、由褐到红、由屈到辱，由暗到明。对于她在“第二延安张家口”的这段岁月，笔者认为是人生明亮的新起点。丁玲在延安寻找到了光明，完成了文化人向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的转变；丁玲在“第二年延安张家口”，用家喻户晓，享誉文坛，蜚声国际的作品，诠释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真正成为了文坛上立得住、文学史上有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
       丁玲“第二延安张家口”叙事，是丁玲在张家口人生的亮色的文学反映。张家口，给了作家丁玲晴空朗月。作为作家的丁玲，对张家口报之以璀璨芳华。张家口，感谢丁玲！张家口，为丁玲而骄傲！
 
      （作者系河北北方学院档案馆长，张家口晋察冀边区文化研究院院长，高级政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