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丁玲与中国特色现代性之路
——重读涂绍钧长篇纪实文学《丁玲》
 冯望岳

       
       丁玲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忠贞不渝的共产主义文化战士和“鲁迅精神谱系”现代知识分子。从王中忱教授著《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杨桂欣、宋建元、秦林芳先生诸教授所著各具特色的《丁玲评传》、张永泉先生著《个性主义的悲剧》，到周良沛先生著《丁玲传》、涂绍钧先生著《图本丁传传》、李向东先生、王增如女士合著《丁玲传》等数十种著述，或评说丁玲创作的丰富性、独特性与卓越成就，或探究丁玲风雨人生及其历史文化渊源,已为世人认识丁玲人生与文学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珍贵资源。而涂绍钧先生所著具有相当历史长宽度、文化厚重度、史料真实性和艺术表现力的长篇纪实文学《纤笔一枝谁与似——丁玲》（后文简称《丁玲》）[1]（P475），则分明是一部具有鲜明的丁玲主体性和时代性特征、浓郁的民族气息和地域乡土文化气息、“通过一个人来写出一个时代”的史诗型的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政治之信史[2]（P82）；是一部夸父逐日般忠贞追求光明，精卫填海般不倦造福人民，愚公移山般坚毅启蒙新民，凤凰涅槃般一次次浴火自焚重生的丁玲形象的颂歌；是一部讴歌主人公坚贞追求自我主体现代性，民族精神现代性、国民之人的现代性三位一体的呕心之作！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证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以资本理论-商品理论-阶级斗争学说为坚实基础，并为近百年中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所验证的人类社会发展蓝图及其实践指南。而在西方现代哲人那里，现代性尚是一个“未完成的社会方案”。近些年来人们往往热衷于以“现代性”一词言说社会文化现象。其实，人类追求“现代性”历来就有迥然不同的途径：一是正派、人道、民主、和谐的；一是市侩、兽性、专制、霸权的[3]（P6）。显而易见，仅仅以言说“现代性”为时尚，却缺少对其真相做具体辨析，就不免有虚妄浮华与盲人摸象之嫌。
      《丁玲》中传记主人公分明是最富有现代意识和人格，坚持正派的、人道的、民主的、阳光的现代性之路的人民文学家。而丁玲以健全、圆满、崇高的现代人格为基础的正派、人道、民主、和谐的中国现代性之路，却是从湘西故乡启程的。
       首先，湘西地区丰富的人文遗存，诸如招屈亭及屈原爱国忧民、光明磊落的高洁人格以及为“美政”理想而九死不悔的高远志趣；岳阳楼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济世情趣和终极关怀；陶渊明《桃花源记》对亲善和睦、礼遇互惠的“真的人”生存境界的诗意畅想，“朗州司马”刘禹锡[1]（P51）……以及湖湘文化之心忧天下、经世致用、任侠尚气、勇于任事、韧战争雄、自强有为的精神内蕴，都必然会作为积极元素和正面能量的民族集体无意识，融入少年丁玲主体性精神世界之中。
       其次，母亲余曼贞生长于常德城内“余太守第”，善诗文，能棋画。丧夫后回常德携带子女求学、教学并办学，成为一位勤奋坚毅、热情进取、民主豁达、自食其力的现代知识女性，平民教育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如此伟大的母亲不独是丁玲思想和精神的导师，而且是丁玲文学志业的蒙师。聆听母亲讲神话与童话故事，背诵母亲口授的唐诗，细读母亲教授的《古文观止》《论语》《孟子》等。稍长则独自躲在“余太守第”后园阅读草本旧小说，商务馆《说部丛书》，林译小说以及《小说月报》《小说大观》等刊，滋育了少年丁玲富于民族性的民主主义人文情怀、人格理想、浓厚的文学兴趣和强锐的艺术感受力。
       再次，四岁丧父的丁玲随母寄居于常德“余太守第”。一是“怕人的人”[4]（P23）思想保守的大舅父余笠云、“王熙凤式”精明而刻薄的舅母等负性人性，使聪慧天真的丁玲较早体验了世态炎凉，不禁有寄人篱下的压抑与悲凉，较早形成敏感，多疑，叛逆，坚毅的性格[5]（P76）。二是母亲学友向警予穿着朴素，勤奋好学，且思想早熟，常给姐妹们讲国家大事、《共产党宣言》及法国巴黎公社运动；其时小丁玲就挤在阿姨们中静静聆听[6]（P3）。当丁母生活窘迫而执教于桃园期间，是九姨受托精心照管长沙女师幼稚园的小丁玲的。当与舅父闹翻而寄居在母亲任教学校时，是母亲好友蒋毅仁慷慨济助苦寒中的丁玲母女，她购买常德忠靖庙街6号无偿赠予丁玲母女[5]（P76）。从母亲挚友向警予、蒋毅仁诸位身上，少年丁玲则感受到凡事与人为善、“顾及他人”善良人性的温馨光辉和中华民族振兴的曙色。
又次，“五四”高潮期于桃源女子师范预科读书的丁玲，剪短了头发，参加街头反帝爱国的抗议游行与演讲，并到女工夜校上课，被誉称为“崽崽先生”。随后，转入长沙著名的周南女子中学，受陈启明老师的影响在《湘江评论》上发表诗文。时代风浪唤醒了丁玲个性主义和民主主义意识，彰显出与其父蒋保黔颇相似的自由浪漫气质。她在母亲支持下大胆冲破传统婚姻的羁绊，决计创出“特立独行”的新女性人生之路[6]（P4）。1921年与“闺蜜”王剑虹前往上海求学，受到瞿秋白和沈雁冰等教诲。1924年当失却“闺蜜”王剑虹后则独自一人抵京。她于极度苦闷与迷惘中，潜心读鲁迅先生小说获得到心灵的安慰、思想精神的启迪和激励。上海、南京、北京求学期间，丁玲每年都回到常德与母亲相住一些时日的。
     《丁玲》卷端，以辛亥、“五四”、“五卅”及“四一二”风云为大时代背景，充分揭秘和宣示出丁玲那现代意识、现代人格修为的坚实人文基础和良好地色，表现了登上现代文坛之前常德时期“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丁玲的飒爽英姿。而丁玲平生正是以其生命和精神原点的基本人文标准和价值取向来辩识良莠、鉴别真伪、评说是非、追逐中国梦的。

二

       涂途先生曾经把“丁玲精神”概括为“巾帼精神的完美体现”；“延安精神的优秀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诗意象征”和“人类理想的光辉写照”[7]（P53）。《丁玲》在20世纪中国“个性—时代性”历时性纵向轴与“民族化—世界性”共时性横向轴构建的无比宏大坐标上，以对传主其人其作“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式独具见地的真切理解把握，熟练运用读图时代极大众化现代影视文学范式、灵活多样或推拉摇、或特、速写、或渐入淡岀、闪回、意识流叠印，等镜法和一组组宽幅度的蒙太奇画面，全面准确而又生动形象的“肉身”化、感性化地表现丁玲灵魂、人格和故事，彰显丁玲追求自我解放、人民解放、民族解放、人类解放过程中，追求人的主体现代性、中国文学现代性、中国社会现代性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过程中无比博大高尚、健全圆满的现代人格理想、现代人格精神和现代人格魅力。 

颜海平教授重访以丁玲为代表包括秋瑾、冰心、萧红、白薇等女作家的写作人生，“现代中国变革”及其精神资源。在颜海平心目中“革命”最开阔的定义，就是弱者对于强者的反抗；而现代女作家们的革命性写作，则意味着对于“命运”的抗争，隐喻着“精卫填海”的诗性意蕴[8]（P32）。丁玲传奇人生与文学之路就凝聚着神话和现代性的诗性意蕴。
       丁玲早期小说以创作主体所初具意识现代性、人格现代性、价值理想现代性和艺术审美现代性为基石，以超凡脱俗、顶风抗逆的识见和义勇，以大胆挑战的目光和笔触，描绘并质疑、否定和扬弃殖民地化大都市社会主流的生活风尚及其隐含的戕害、异化人性的非现代性、负面人文价值的陈腐物，而热情赋予敏锐“感受到但看不见的、尚未显现的人性内容和生活世界以形式，而这人性内容和生活世界正以这些形式暗示其应然的力量和已然的存在”[4]（P6），从而启迪、引导人们去沉思、去明辨、去追求和创造那阳光、正派、人道、合理、幸福的现代性世界。《梦珂》主人公是追求现代教育，渴望“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女性。她渴望凭自我的智慧、本领从事职业劳作并建立普适主义家庭生活。可是，在上海无论是学校、姑妈家，还是电影公司，她都逃避不了人性物化、异化、商品化、性别化殖民地都市环境欺辱与压迫的愤怒、恐惧和厌恶相结合的煎熬痛苦。《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作家莎菲有青春期的生的“激情”与“苦闷”，而凡事取审慎透视态度，使她不仅没有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南洋阔少凌吉士所诱惑和降服，反倒被她因浮华、视女性为摆设和玩物、根本不懂莎菲的心和现代爱情真谛，以及“最热情的”“蕴姊”横死于“爱上那苍白脸色的男人”的活生生启迪和警示，而被她一脚踢开去。当莎菲毅然拒斥对“迷人”的凌吉士爱之欲望，同时就既拒斥几乎实现了的“凌吉士”式现代性前景和已经融入殖民地化大上海社会价值结构有机体中的“金钱关系的逻辑”、“性别化生物种性逻辑”，又坚持了“五四”时代风浪影响下鲁迅为代表“真的人”谱系中新女性真正现代性品格。丁玲笔下的梦珂、莎菲谱系中海派知识女性，既非“走回去”的子君型，也不是“堕落”的陈白露、赵惠明型，而以清醒、勇毅的灵魂于拜金主义、人性异化、女性玩偶化的殖民地大都市上海高擎起抗逆顶风大旗，不仅实现了自我灵魂救赎，而且开拓、创造、昭示着通向未来人类“应然”的“人性内容和生活世界”[4]［P6］。
       从《韦护》、《母亲》、《水》、《田家冲》到《夜》、《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杜晚香》、《严寒的日子里》，丁玲小说描述和表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反帝反殖反封建、仁义爱国公道利他为内核的中国立场、抗日救亡为内核的民族意识觉醒与民族精神的高扬，也表现了人的觉醒、人的全面发展要求以及集体主义暨社会主义精神的萌发与高扬。同时彰显了丁玲历经火与铁的炼狱考验、涅槃更生之后、作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人格现代性和创作主体现代性的至真至善至美之境，即丁玲晚年所自诩的“成佛”境界。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意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国家政治、社会文明层面，又有公民精神文明层面上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一切物质主义、科学主义、拜金主义的现代性，都是以人性为代价的、畸形的。这就是一部《丁玲》中传奇人生与文学世界所昭示的中华民族、人民大众、科学健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现代性之路。

三

       马克思主义是最精纯的现代人学理论，“共产主义就是完善（完成了）的人道主义”[9]（P77）。在共产主义“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发展的条件[10]（P）。丁玲是现代中国“历史内涵最为厚重的作家” [11]（P116），最富现代品格的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坚贞追求人性修为和党性修养有机统一、人的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有机统一的中华人典、炎黄人花。而《丁玲全集》则是20世纪中国最富有主体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颜海平著《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共七章，以第六、七两章篇幅书写丁玲，足见对丁玲的重视和推崇。著者并不是不了解张爱玲，也并不是不了解“非意识形态”思潮和“重写文学史”热潮下被炒作的“张爱玲热”。但是在这专著中张爱玲虽说并未完全缺席，却仅了了数言，一闪而过，与其视为一种评述，勿宁当作一种意味深长的参照和颇“撄人心”的反衬：“对1940年代的重要女作家张爱玲而言，这种超出现代暴力之上的现代亲人维系，大致是天真的幻想……尽管很可能显得天真，但是改变这种惩罚性命运的富于想象力的动力，却在整个20世纪一系列中国女性的作品与生命中反复出现，特别是在1940年代。似乎那作为天真反义词的‘老练精致’，无论其意义如何，本身并不一定总是具有优越的价值，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其他方面，至少在这些女性的写作和生命中是如此。……它的实现远远地超越了那种目标在永远既定的‘原初’状态中‘作算计占上风’的女性形象所体现的‘机关算尽的努力’，这目标本身宣告了这类女性的破产，正如张爱玲笔下那世故人间所透露出的人性本体的废墟和荒芜”[12]（P231）。在这里我们不难感受到身为“秋瑾式”革命女性后裔的作者，基于对人的生命的珍重和人性现代性的渴望的激情与浩然正气。同时我们由衷地钦佩和激赏作者独立而非凡的现代人性标准和人性现代性鉴别力！也替遵从他人价值观来“非意识形态”，给鲁迅、茅盾、丁玲等泼污水者而汗颜！
       其实，只要不是闭着眼睛，丁玲《新的信念》中老太太遭遇强暴的情景，在张爱玲生活过的殖民地大上海与香港都是不新鲜的。而张爱玲特有家庭环境、“超狭窄”个人社会文化圈所助成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不仅使她的“传奇小说”往往以旧时代中上层社会男女的世俗人生为描写领域，表现那世故人间以“算计”为能事者的自私、乖戾心性，而且使她毫无民族意识，不懂现代爱情真谛，连爱情（如与胡兰成、赖雅的关系尚算爱情）都商品化、势利化了。由此可见被炒作为“最卓越的作家”张爱玲，其人格是畸型、非现代的。她至多不过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在文化上和美学上的代表”[13]（P150）。其笔下则多是拜金主义世界中“算计”他人、游戏人生的男男女女。大凡有现代品格和良知的人们都会读出“人性本体的废墟和荒芜”[12]（P231），从而拒斥此病态人性的腐蚀性的。

而从中国现代性的意义而言，丁玲则分明是无产阶级及劳动大众在文化上和美学上的代表。鲁迅“人立而后凡事举”、“立人”而后“立国”文化战略目标下创造的《呐喊》《彷徨》中小说堪称为现代中国伟大的人道主义宣言：《狂人日记》中劝阻“从来如此”的为私利而“算计”他人、妨碍人性健全发展的“吃人”行径，追求人人放心地“吃饭”、“睡觉”、“走路”、“做事”的中国梦！《药》、《阿Ｑ正传》等改造国民劣根性和《社戏》、《一件小事》、《伤逝》等提倡自惭自新、顾及与善待他人的美德，皆为创造“真的人”的生存世界，即“完善的人道主义”[9]（P77）境界。大凡卓有成就的现代文学家，无不首先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经受“五四”文风时风洗礼并“吃鲁迅精神之乳汁”成长的丁玲，其整个人生与文学世界则堪称为现代中国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统一的“人道主义宣言书”！作家笔下的梦珂、莎菲、韦护、陆萍、贞贞、文采、张裕民、程仁、章品、黑妮、杜晚香等等系列人物，无不表达出作家对人的关注、悲悯、终极关怀，无不是诅咒、反叛、扬弃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压迫的旧世界，追求、创造、建设新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之民族精魂，无不是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独立自我主体性与转型期时代性相结合的现实主义艺术典型。
       郭沫若十分重视“师友”在个体进步与成功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明确指出：二位生活时代、家庭境遇、个人履历、思想发展、治学方法和态度均极相似。但于大节之处、人生结局却迥然不同：王国维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旧时代的“遗臣”；鲁迅则是“一个伟大的完成”、“近代民族的杰作”。王国维的悲剧主要在于遭遇到一个“落伍的虚伪者”罗振玉，虽说受其帮助不少，却受其控制与束缚而不能自拔。鲁迅则是幸运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没有民族偏见的藤野、开一代风气的教育家蔡元培等师长的奖掖，同龄或年轻些的朋友许寿裳、钱玄同、孙伏园、沈雁冰、冯雪峰、瞿秋白、柔石、丁玲、胡风等等，使鲁迅实现了“伟大的完成”[14]（P389）。丁玲宏放的个人社会文化圈中，以余曼贞、王剑虹、王毅仁、向警予、瞿秋白、鲁迅、胡也频、冯雪峰、潘汉年、沈从文、叶圣陶、沈雁冰、宋庆龄、蔡元培、李达、曹靖华、史沫特莱、斯诺、张天翼、聂绀弩、萧红、萧军、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陈云、林伯渠、彭德怀、贺龙、王震、胡乔木、陈明、吴奚如、周巍峙、田间、艾思奇、柯仲平、法捷耶夫、艾青、胡风、陈企霞、马烽、牛汉、刘绍棠为代表的文艺、思想、政治、军事、经济、新闻界师长、同志和亲友，使丁玲实现了“伟大的完成”，成为现代“民族的杰作”！
     《丁玲》中往往以“人”为尺度讲述丁玲故事，诸如胡也频“一个伟大的人”[1]（P117）、任弼时“好人哪”[1]（P378）、“北大荒人好呵”[1]（P414）、“好人哪，为什么总要遭罪呢？”[1]（P430）。曾经挤压和折磨过鲁迅的周扬，近半世纪对丁玲、胡风、冯雪峰及其相关人残酷迫害，始终唯我独尊，“借革命以营私”，“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15]（P231）的“横暴者”伎俩。然而，历史与人民雄辩地见证：丁玲是经炼狱而涅槃之“活佛”、“真的人”、中华人典、“向着人性热情的生存和创造而去”[16](P97)举行“一场真正人性的长征”[16]（P103）的真正中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而某些人则是寄身文坛而热衷于“机关算尽”和“爬”与“撞”的政客、“奴隶总管”，最后坠入“社会主义异化”的泥淖。
       综上所述，涂绍钧著《丁玲》虽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出版，其原稿却是一部二十集电视剧本（见该书“后记”），个中无奈，勿用言说。但作者娴熟运用影视文学艺术形式，并将平生积累的翔实史料、作家文本细读和破译等，转化为极具史诗性的壮剧，在“个性——时代性”和“民族化——-现代化”宏大坐标上，多彩立体地审美表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巨星丁玲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人格风貌，坚贞追求民族复兴、人类解放与人性健全发展的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相统一的人民文学卓越成就，由个性主义而民族至上人民本位、从现代主义而民族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人民文学金光大路。从而在丁玲那动态开放的个人社会文化圈中，为丁玲及同时代群星灿烂的人民共和国缔造者建设者群体立传雕像。有哲人曾说过：鲁迅是现代圣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在笔者看来，用此语来评说丁玲，也十分切当而公允！勿庸置疑，《丁玲》是一部极富前瞻性文化视野、高品位文化价值的电视传记作品。我们由衷呼吁并祝愿：一切有胆识、有眼光的文化领导部门领导、影视导演和投资人士，尽早将这部作品还原为电视剧，让足以彪炳史册的丁玲的文学形象搬上银幕或荧屏！

 
 
        (作者系西安文理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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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涂途著 《丁玲精神的真实影像——<丁玲>赏析 》[J]，《丁玲研究》2011年第一期。

3. 冯望岳等著《陈忠实小说——在东西方文学坐标上》［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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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颜海平著《非真的蕴律（一）：丁玲的女性主义之旅》[J]《丁玲研究》2012年第一期。

2. 章晓虹著《丁玲与常德》[J],《丁玲研究》201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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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永泉著《丁玲与20世纪中国-----读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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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颜海平著《中国现代女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
（13）温儒敏陈晓明著《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M]，北京大学岀版社2010年版。
（14）引自冯望岳著《郭沫若的文学世界》[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鲁迅著《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J]，《且介亭杂文末编》。
（16）颜海平著《非真的蕴律（二）：丁玲故事与中国革命》[J]，《丁玲研究》2012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