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和温泉屯的人们

谷新声

       1986年2月的北京，春寒料峭。
      被无情病魔击倒在病床上的著名作家丁玲，病情日渐严重。丁玲或许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她嘱托着守在病床前的丈夫陈明：“让曹永明他们来，我再看他们一眼……”。陈明认真地点着头。他知道，此生此世，丁玲忘不了那滔滔的桑干河，忘不了桑干河畔那些勤劳朴实的农民，忘不了那艰苦岁月结下的深情厚谊。
       当曹永明带着温泉屯人们的良好祝愿，从桑干河畔风尘仆仆赶来的时候，丁玲的病情已急剧恶化。病床前，她摸索着握住曹永明伸过来的茧手，目不转睛地望着这桑干河畔的亲人。许久、许久，两滴泪水落了下来。
悠悠岁月，历历往事。一切都像是发生在昨天……
       延安来的作家
       1945年底，丁玲和丈夫陈明经过长途跋涉，从延安来到了晋察冀解放区的张家口。他们本来是要到东北解放区去的，但由于国民党向东北大举进兵，道路已被阻断，丁玲和陈明不得不在张家口住了下来。
阔别多年的城市生活，本来是他们所熟悉的。然而在感情上，作家丁玲却眷恋着解放区的农村，时常觉得那些熟悉了的农民，一个个走到她的面前，埋怨她不该离开他们。这时候，丁玲才发现自己是这样地爱他们，同他们竟是如此的难舍难离。此刻，她多想再同那些相处了八九年的农民们生活在一起，同那些可亲的“土包子”干部们再一起工作啊！
      她想啊，盼啊，从赐儿山披白盖絮到青翠欲滴，从清水河畔的柳叶萌芽到柳絮飘落，她终于又盼到了奔赴解放区农村的时刻。1946年初夏，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传达到了张家口。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将要发生一场重大的变革。这时候，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召唤。丁玲和陈明立刻报名，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土改工作队。丁玲把两个孩子留在张家口，满怀着对火热生活的向往，踏上了奔赴农村土改一线的路途。他们先到了怀来县的辛庄子、东八里村，由于这里大都是菜农，土改任务不大，丁玲又渡过洋河、桑干河，来到与东八里隔河相望的涿鹿县温泉屯村。
      丁玲到达温泉屯之前，附近几个村子的土改工作已经开始。外虎沟村开斗争大会那天，温泉屯的许多人都去参加了。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使温泉屯的干部、群众看痴了，他们的心灼热起来，盼望着温泉屯也赶快卷入这场斗争中。但是，他们心中隐隐约约地有着一种担心，担心自己这样一个近二百户人家，九百多口人，情况复杂的大村子搞不起来。村党支部书记曹永明更是着急，他几次到区上催促，要他们快派得力的人来。
       八月初一个傍晚，由丁玲、陈明、赵可和区工会主席老董组成的土改工作组，走进了温泉屯。
       工作组的到来，使平静的温泉屯骚动起来，人们奔走相告：
       “工作组来了！”
       “还有个女的！”
       “听说是延安来的作家。”……
       这些话题很快从街头，从灶头传到炕头、田头。人们对工作组，对这位品貌端庄，衣着素雅的中年妇女——延安来的作家寄托着殷切的厚望。而她，丁玲，也像回到了阔别的故土，心里欣慰了许多。
       贫苦农民的开“枷”人
       温泉屯座落在桑干河南岸轩辕黄帝的陵寝地桥山之下。
     从山西宁武发源的桑干河，狂荡不羁，奔泻千里，却乖乖地流进涿鹿盆地，滋养丰饶了这里的土地。温泉屯六千多亩土地中，有着茂密的果园和成片的稻田。然而，残酷的历史却剥夺了桑干河的恩赐，它把这一切都给了村里的富裕人家，留给穷人的只有村南那贫瘠的山地。
       当时，在内战逼人的形势下，要尽快完成土改，任务十分艰巨。工作组进村后，为了尽快地把握全村的阶级状况，不分白天黑夜的忙碌。丁玲走家串户，以拉家常的方式，作着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正像作家本人所说：“我在工作上虽然本领不大，却有一点能耐，无论什么人，我都和他聊天……都能说到一块。和那些老大娘躺在炕上，俩人睡一头，聊他们的家常……我可以和老头子一起聊，也可以和小伙子一齐聊……”
       她开朗健谈，平易近人，赢得了乡亲们的心。他们有什么忧虑、苦恼，都原找她倾吐诉说。姑娘媳妇们一双双粗壮的手伸进了“丁大姐”温暖的掌心，一个个充溢着奶香的小头颅扑向“丁姑姑”的怀抱，偎依着她跳荡的胸脯……几天功夫，丁玲不仅掌握了村里各类人物的生活、家庭和土地财产情况，而且知道了这些人都在想什么，做什么。
       丁玲渐渐发现，土改工作组的到来，的确使那些贫雇农无比欣喜。但是，由于这里解放不久，消息闭塞，旧习深重，尽管经过减租减息斗争的冲击，可封建思想仍像无形的大山，依然沉沉地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做梦都在盼望土地，然而，当要他们挺起身来夺回本应属于他们的土地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左顾右盼，疑虑不安。
       “人家的土地不是祖上留下的，就是银子买来的，咱们分人家的合适吗？”
       “本乡本土的，祖祖辈辈东家是东家，佃户是佃户，分了以后咋见面呢？”
       “八路军是咱穷人的军头，可中央军有美国帮助，八路军在这儿能呆长吗？”
       就连村里的一些干部，虽说对这即将开始的土地改革抱有极高的热忱，但农民心里的“变天”思想也反映到干部头脑中来。干部们也有很多顾虑。土地改革的宣传发动工作异常艰难。这一切，使本来早有思想准备的丁玲，也不免悚然诧异。
她顶着落日的余辉，穿过苍苍茫茫的青纱帐，来到了桑干河边。望着滚滚东去的桑干河，想着封建土地制度的万恶，丁玲止不住流下了泪水。乡亲们啊！你们祖祖辈辈被封建土地制度残酷地剥蚀，可自己竟毫无所知。你们用自己的的血汗养活了东家，可他们给你们的却是一腔苦水！         如今到了你们直起腰杆吐尽苦水的时候，你们却这般难得昂起头来！难道你们的苦水都随桑干河水流走了吗！
       丁玲心情十分沉重。若不将套在农民脖子上的封建枷锁打破，不把党的政策熔化为群众自己的东西，何以谈得上土地改革呢？此刻，丁玲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
      突然，丁玲的思绪被玉米地里异样的声音打断。“谁？出来！”丁玲大喝一声。随着悉悉索索的声响，曹永明从玉米地里钻了出来。原来，曹永明看到丁玲自己朝桑干河边走来，担心她的人身安全，便悄悄尾随在后。听完曹永明的叙述，丁玲心头一热。多么朴实的农民啊！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他们从封建土地制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回到村里后，丁玲立即把工作组的同志召集在一起，神情严肃地对大家说：“现在，干部群众的思想情况明确地告诉我们，封建土地制度像一道无形的枷锁，依然禁锢着农民的思想，如果不把他们从封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如果我们把土改只看做是党和民主政府对农民的恩赐，而不是在提高农民觉悟的基础上，形成农民的自觉行动，那么，我们的工作将会毫无结果。即使开过了斗争会，分了田地，也会是一锅‘夹生饭’，胜利也是不巩固的……”
       工作组的成员们十分赞成丁玲的分析，大家认真分析了村里的情况，决定通过贫雇农会、中农会、妇女会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宣传党的土改政策，结合算账诉苦，启发农民的觉悟。
重大的使命感，使丁玲比以往更忙碌。灶膛边，饭桌前，油灯下……她耐心细致地给乡亲们讲解土地改革政策，帮他们算剥削账，引导他们认识“谁是土地的主人”，“到底谁养活谁”，“共产党和国民党谁强大”。她平易近人，深入浅出的谈话和生动形象的事例，像说故事一样，使乡亲们         逐渐解放了思想，逐步懂得了以上那些浅显而又深奥的道理。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贫苦农民由左顾右盼变的急不可耐的时候，温泉屯第一次诉苦算账大会召开了。会上，村党支部书记曹永明看到过去抬不起头的乡亲们，一下子像挣脱了囚笼的小鸟，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这位刚强的庄稼汉，眼里竟充满了泪水，他好像突然间发现了什么，大步来到了丁玲跟前。“丁大姐，你可是咱们的开枷人呀！”他说着，深深地，深深地弯下了自己的身躯，向丁玲鞠了一躬。
       重要的是推翻封建土地制度
     随着群众的觉悟逐步提高，丁玲和工作队员们组织群众开展了局部的、小规模的斗争。第一次是组织佃户分别向地主说理算账，亲手从地主手里拿回本来属于自己的红契，并把红契交到农会，分地时统一分配。第二次是在水果成熟的季节，把全村地主、富农的果园统起来，禁止他们私摘私卖，继续私吞果实。由农会组织农民摘果子，卖果子，全部收入分配给农民。
     经过这两次斗争，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信心增强了。接着对八大尖（地主）中的头一尖进行了彻底的清算斗争。这个往日威风八面的地主，跪在全村群众面前认罪求饶，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农民们看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无敌力量，在斗争中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
       温泉屯已经不是昨天的温泉屯。
       醒悟过来的农民，感到了从祖宗起被压迫的苦痛之后，爆发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震撼着腐朽的封建土地制度，温泉屯的土地改革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然而，丁玲和工作组员们，一刻也没有放松。在这样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中，有多少工作需要做啊！
       一个三星高挂的夜晚。开完村干部会，丁玲拖着疲乏的脚步走过评地委员会的门前，看到里边还亮着灯。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她走了进去。
当她来到屋里，一个异样的场面，竟使她有些吃惊。十几个大大小小，黑一半亮一半的头影正围着一盏油灯，七嘴八舌争论不停。原来清算斗争大会后，贫雇农们把几十年来的深仇大恨，把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到村里几户地主身上，心里只有一种感情——报复！他们对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认识不深，有的说八路军太宽大，主张把地主“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有的认为留命可以，但要扫地出门，更不留给土地，要让他们活受罪。
       看着一张张认真而又疑惑的面孔，丁玲笑了。她又一次详尽地向大家讲解了土改政策。“咱们今天的斗争，重要的是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还不一定非要消灭地主的肉体。只要在政治上打垮他们，就是不杀也无关紧要。只要他们向大伙低头，不再做恶事，还应当留给他们房，留给他们地。不给他房，他到处串游，不利改造；不给他地，他就不干活，讨饭还不是吃咱们吗？”一席话直说的疑惑的面孔上露出了笑容。
       能团结的都要团结
       农历八月，温泉屯的土地改革运动进入高潮。看到乡亲们敢说话，敢做人，丁玲的心灵被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激动着。然而，一件平常的小事，为她愉快的心境增加了一些不安。
       那是清算斗争大会之后，村青联主任顾长龙默默地推开了丁玲住所的屋门。顾长龙是个性格开朗，思想进步的青年，工作组进村后，他成天乐呵呵的，样样工作干在前，可今天却愁云满面。
       “顾长龙，你有事？”
       望着顾长龙忧郁的面孔，丁玲有些不解。
       “大姐，我，我想再献点儿地。”
       丁玲有些吃惊。顾长龙虽说家境较为富裕，可土改一开始已经献出了几亩果园，拿出了半个家当。今天，他不顾家庭经济状况，要求再献地又是为了什么？是群众对党的土改政策没有完全理解，还是我们工作上出现了失误。丁玲心里有些不安。
       “顾长龙，你把自家的那点儿地全献出来，日子怎么过？”
       “我，我是怕人说我跟乡亲们有二心。”
       “长龙，你要是信得过大姐，听大姐给你说说……”
       丁玲又一次以十分亲切的话语给顾长龙讲解了土改政策。劝走这位青年之后，她立即找到村党支部书记曹永明和农会主任韩义，交流了群众的思想和土改情况，提醒他们要进一步宣传群众，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决不能凭一时的感情出发，损害中农的利益……
      温泉屯“八大尖”地主中有一个人名叫李仲祥，他念过私塾，在村里算是个文化人。工作组进村后，丁玲曾有几天住在他家的西房里。土改工作还未开始，这个胆小怕事的中年人便寝食不安，好像一场灭顶之灾就要来临。丁玲发现这一情况后，心平气和地找他谈话，讲党的土改政策，讲封建地主阶级的罪恶，并明确告诉他，斩尽杀绝不是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只要不与人民为敌，共产党是会给出路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多次谈话，终于使李仲祥——这个地主阶级的一员，对土地改革运动有了较明确的认识，主动献出了八亩果园和土地。
土改结束后，温泉屯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大部分地主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他们瞧着锣，站在大街上高喊“吃了我的吐出来，分了我的送回来。”许多农民含着眼泪，把刚刚分得的胜利果实又送还了地主。然而，李仲祥却没有这样做。有些胆小的农民把土改中分到的东西送给他，他也不收。并对送东西的人说，别怕，我算看透了，国民党长不了，天下终究是共产党的。
       1953年，丁玲又一次回到温泉屯之后，被家庭出身所困扰的李仲祥，为了见丁玲一面，从傍晚到深夜，一直在曹永明家的大门外徘徊，直到被丁玲发现。
       乡亲们，我会回来的
       1946年秋天，温泉屯的土改胜利完成。此时，国民党集结军队向晋察冀解放区发动进攻。傅作义的部队在占领集宁之后，开始向张家口逼进，怀来东线战场的炮声，也清晰可辨，战事变得异常严重。
      晋察冀解放区的党政机关，根据上级指示，实行战略转移，参加涿鹿土改的工作队大都奉命离村。到涿鹿一带观察部队转移路线的朱良才同志见到丁玲，催她赶快转移。尽管她的两个孩子还留在即将放弃的张家口，可一想到将要离开这个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怎么也挪不开脚，离不开这块土地。她遗憾自己在温泉屯的时间太短，所做的工作太少。尤其是想到温泉屯刚刚获得土地的男女老少，不久就要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蹂躏，遭到反动地主的报复和迫害，她心里就像刀绞一样难受。
       她想留下来，同这里的地方武装一起打游击，保卫刚刚得到的胜利果实。然而，没有晋察冀中央局的批准，她是不能留下的。
       中秋节下午，开完土地还家大会之后，丁玲漫步在温泉屯的田野里，她第一次发现，那清新的田野风光，那独具特色的“槐抱榆”，以及那古朴典雅的桥山，是那样的美丽。
       夜晚，她在村里的小巷内漫步。如水的月光涌进每一个农家小院，家家户户传出菜刀和案板欢快的声响，人们都在包饺子，准备吃翻身饭。
       去谁家吃饭好呢？乡亲们的邀请丁玲都答应了。她挨家挨户拜访着那些并肩战斗过的乡亲们，嘱咐乡亲们，“对敌人要坚决，自己要团结。”这时，她突然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他们同我不只是在一次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而是老早就有了很深的交情。
       农历八月十六，丁玲和工作组的同志们一起，满怀依恋之情离别了这片洒有自己汗水的亲切热土。她站在村西的土岗上，望着依依不舍的乡亲们，望着那滚滚东去的桑干河水，挥动着双臂大声呼喊着，“乡亲们，我会回来的。”
     向阜平转移途中，缠绕在丁玲灵魂深处的，依然是温泉屯那些可歌可泣的人们和令人振奋的场面。到达阜平之后，丁玲以自己对人民、对生活的忠诚，写下了以温泉屯土改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波澜壮阔时代的壮丽画卷，成为她全部文学创作中具有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小说里塑造的人物，大多以温泉屯人为原型，以原温泉屯党支部书记曹永明为原型的暖水屯党支部书记张裕明便是他们的代表。这部作品很快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1951年荣获苏联部长会议颁发的斯大林文艺二等奖，并先后被译成十多种文字。丁玲的名字随之超越了国界。
       乡亲们，我回来了
      正如丁玲所焦虑的那样，国民党军队占领涿鹿之后，刚刚经过土改的温泉屯，经历了对敌斗争的艰苦岁月，经受了黎明前最黑暗的苦难。在恶势力疯狂进行反攻倒算的沉重压抑下，温泉屯的人们更加思念同自己一起战斗过的亲人。1949年初，在第二次解放的锣鼓声中，温泉屯的乡亲们收到了丁玲寄来的书信。他们眼含热泪，请来识字先生，投书给丁玲：“乡亲们盼望你呀！盼你回来看看我们的好日子……”
丁玲听见乡亲们的心声，感受到了他们的深情。虽然她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有着很多工作要做，但她还是抽空踏上了温泉屯的土地。1953年秋，在温泉屯村口，当狂喜的人群朝她涌来的时候，她激动得张开双臂，向乡亲们呼喊“我回来了！”
丁玲见到了土改中结下深情厚谊的父老乡亲，格外兴奋。然而，当她看到生活的改善与文化的贫乏在这块土地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一种责任感又深深地袭上心头。于是，她毅然决定用自己的稿酬在温泉屯建一所文化站，改善乡亲们的文化生活，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她拿出四千元钱，在村里为文化站购置了四间房，购买了图书、乐器等。并留下自己的秘书张凤珠帮助建站工作。文化站建成那天，丁玲从北京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差人送来了电影《白毛女》和收音机、留声机、有线广播器材，还请来了北京木偶剧团。从此，丁玲和温泉屯的来往，更加紧密了。
       可是，自打1957年，人们再也找不到丁玲的下落。然而，纯朴的、对于友情执着的温泉屯人，他们一直在想念着这位从延安来，又到北京去的女作家。每逢有从北京来的人，他们都忘不了打听丁玲的下落，甚至还有人到北京去打听……
       1979年6月，丁玲经历了二十多年坎坷的岁月，重返文坛。《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之后，温泉屯犹如一块巨石投进平静的湖水，再也不能平静了，人们压抑了二十多年的感情一下了爆发出来，他们喜出望外，奔走相告，桑干河在笑声中颤抖着……
       像温泉屯的人们思念丁玲一样，二十多年来，丁玲也无时不在想念着温泉屯的亲人们。9月下旬，年逾古稀的作家和老伴陈明从山西回到北京住处还没有着落，家还没有安顿，便带着女儿，风尘扑扑地来到了温泉屯，回到了阔别了多年，日夜思念的乡亲们中间。满头银发，步履蹒跚的作家，看着眼前一张张熟悉而又陌生的笑脸，心情格外激动。
       曹永明等老一辈人们，还有那些从儿时起就知道作家名字的青年男女们，围着他们熟悉敬仰的作家，有着说不完的心里话。她和年青人谈着过去，和当年的老战友憧憬着未来。人非昨日，可他们的情还是那样浓烈。
       在曹永明家，丁玲吃着荞面抿抿曲，连连对女儿说：“多吃些，这是妈妈的家乡饭……”
       得到丁玲到来的消息，涿鹿县委的领导赶来了。第二天，县委领导邀请丁玲到县里看看，丁玲欣然接受。
       “老曹，合张影吧！”
       临行前，依依不舍的丁玲拉着曹永明的胳膊。
       “你和领导们照吧！”
       曹永明，这位不爱抛头露面的农民有些迟疑。
       “你是老丁的主子（主子为涿鹿方言，指娘家兄弟）啊！怎能不照。”
       曹永明被陈明推到了前边。听了陈明的话，大伙在笑，丁玲也在笑，可她笑着的眼里却流出了泪水……
       当吉普车发动的时候，老作家已是泪流满面了。她向同样流着泪水的乡亲们一一道别……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可她的手却依然朝乡亲们挥动着，挥动着。
       丁玲，她本打算还要回温泉屯多住些日子，继续完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然而，无情的病魔，使她这一夙愿未能实现。
       1986年3月4日，丁玲以82岁的生命之躯，走完了她壮丽的一生。
       丁玲永远离开了温泉屯的人们，可她永远活在温泉屯人们的心中！
 
     （作者系河北省张家口涿鹿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涿鹿县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