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人生轨迹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张玉春

       纵观丁玲一生，是辉煌还是悲凉，实如万花筒之壮丽，又像五味瓶之复杂。让我们不得不冷静地深入思考。
       一、文学该不该干预生活
       丁玲一贯倡导文学要干预生活，主张作家要贴近生活，深入生活。她对那些游离生活的胡编乱造之作不肯苟同。因此，她在文学上推崇鲁迅、叶圣陶等，在政治上受胡也频影响加入共产党，并于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担任党团书记，主编《北斗》，后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押解到南京，囚禁三年。面对威逼利诱，丁玲信念坚定，千方百计跟党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奔赴陕北。如果当初她不是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追求女性自由，为颠覆腐朽的封建制度和黑暗的现实生活而摇旗呐喊，而像有些文人一样，只作些花前月下的文章，置人民于水深火热而不顾，不为民族存亡而担忧，那她就不会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三年多的囚禁，也不会因为南京这段历史，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当作“紧箍咒”来诽谤她的一生。
       二、作家应如何面对政治
       丁玲作为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到达陕北后，受到党中央高规格的欢迎，她一心要参加红军，毛主席答应了他的请求，在崭新的生活中，她满腔热情地创作了大量的进步文艺作品，讴歌党所领导的军民生活，为开创新天地竭尽全力。然而，当她发现延安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某些不足，善意地提出批评时（如创作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却在延安上层引起争议。自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丁玲的创作方向有所转变，并在土改工作实践中，创作出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二等文艺奖。

但此后因南京问题和创作方向的问题，丁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终没逃脱厄运，她戴着“右派”，“反党集团”的帽子，遭受批斗、“流放”、围攻、直至入狱。若不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以恢复，那么一切不实之词，恐怕难以清除。然而在经受长达二十年的磨难之后，她仍然坚信共产主义不动摇，站在民族利益和祖国大局的立场上，抛弃个人恩怨，坚持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思潮给予有力的回击，坚持文学创作在表现伤痕的同时也不能丢失希望，并拿出《杜晚香》和《牛棚小品》两种风格的文章。
       综上所述，丁玲的人生轨迹告诉我们，优秀的文学作品应扎根于生活，反映社会现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面对国家政治变革，作家要以民族利益和祖国大局为重，即便受委屈、遭误解也无怨无悔，这也是丁玲精神的体现。

                                     
 
      （作者系河北省涿鹿县温泉屯人、中国丁玲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