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霞村的时候》再解读

洪砾漠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1940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原载《中国文化》1941年6月第3卷第1期。这篇小说和《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在“文革”时期被左派人士定为丁玲的三株“大毒草”。粉碎“四人帮”后，“大毒草”说被人们一致否定了。1985年冬天，我曾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丁玲短篇小说选(上、下)》里读过《我在霞村的时候》，并写过一篇评论。事隔三十多年，我重读丁玲小说原作和自己的旧作，发现了新的东西，即小说原作带有丁玲的“思想”自传和“精神”自传的成分。
      有人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主题是作者批判了女主人公贞贞的“淫秽的丑恶行径。” 而我却认为此文主题不是批判，而是歌颂。丁玲以这篇小说来歌颂了一个抗日战争时期遭受日本鬼子凌辱和摧残而为游击队传递情报的普通姑娘。贞贞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祖国的时候，追求恋爱、婚姻自由，思想活泼而激进。她同夏大宝感情友好，情投意合。但是，她受到家族势力的压制。她个人力量弱小，抵抗不住压制，坚决违背父母攀富贵门庭而许婚的愿望。因她迷信天主教，找外国的神父要求做姑姑，却不幸落进了日本鬼子手中，忍受蹂躏和糟蹋，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后，发挥了情报通讯员的良好作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当她脱离敌人，回到家乡来治病，休养身体，霞村的人虽然同情她，但是嫌弃她，鄙视她，讽刺她“缺德” ……如果说这篇小说批判了什么，就是批判人们的封建残余思想。批判不是主要的。主题是盛赞贞贞在敌营垒里养成的艰苦抗敌的精神和强硬性格。由于她受过极大的人身和精神两重性的痛苦，而且一直长时间地忍受下来了，便逐渐形成坚强和硬朗的秉性。霞村里的人中，只有夏大宝和年轻人才体贴，谅解她，帮助她，热情地对待她。由于性格原因，她又不愿接受夏大宝的爱抚。她和小说里的“我”（成名作家）本来陌生，却一见如故，短暂相处，彼此了解，亲切热烈，于是她的情感流露出来了，和“我”的情感水乳交融。
       塑造抗日时期情报人员的作品有许许多多，随着时间流逝，一些作品渐渐被人遗忘了。丁玲的这篇小说为什么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因为它的艺术表现方法是完善而成功的。
       小说以第一人称手法，用“我”到霞村休养为线索，慢慢引导出贞贞摆脱敌人并且回到家乡的故事。通过对“我”的见闻感想的记叙，表现出主人公的思想和性格，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
       开头部分在引入正题上是巧妙的。“我”到霞村休养，指明故事发生所在的地方。一个村庄的景物和建筑，如窑洞、松林、磨房……这些东西都是普通平凡的。不过作者根据中国的历史所造成的现实情况，几次提到天主教堂。这个教堂的“设置”（因为有些村庄里没有），是为了描写贞贞的思想性格的需要。故事发生的时间呢？“我”的女伴阿桂进村时介绍说了，鬼子打过霞村一年半之后。“我”住在村子里靠山的最远最高的刘二妈的家里。到达的当天晚上，院子里突然出现了村人看热闹的场面。“我”莫名其妙的疑惑，在村干部马同志首次和我接头时就消除了。这就交代了贞贞的身世是住家主人的侄女，而且交代了故事的开端——马同志护送贞贞回家。然而，贞贞的故事因人事暂时不济。“我”只了解一点，也就是向读者讲了一个开端。贞贞在鬼子队伍里干了一年多，受糟蹋，逆来顺受，俾躬屈节，做了鬼子官太太，享富贵荣华，还是干了别的什么？这就设立了一个大悬念。开头写了霞村不少人事，落脚点是放在贞贞身上，使读者从纷乱的事情里摸到了头绪。
       小说第二部分，主人公贞贞出场了。
       贞贞出场以前，“我”清早外出散步，心情不愉快。一家杂货铺老板和两个打井水的妇女的谈话里面，表现出人们嫌厌和嘲笑贞贞的态度，同时交代了贞贞和夏大宝从前的恋爱关系。
       “我”的情绪低落。描写这些寂寞无聊的心情是前衬手法，为后来“我”和贞贞相处融洽畅快的心情作了反衬。
       接着，刘二妈及其媳妇、女儿同“我”谈话，介绍贞贞从前痴心痴意地爱忠厚而精悍的磨房工夏大宝，被村里人奚落，贞贞的名声甚坏；违抗爹爹包办订立的婚约，不幸在天主教堂被鬼子队伍抓去了。
       贞贞才走出场了。贞贞向“我”讲述了她当通讯员的经过和感受。贞贞说：
       “苦么：现在也说不清，有些是当时难受，于今想来也没有什么；有些是当时倒也马马虎虎的过去了，回想起来却实在伤心呢，一年多，日子也就过去了……人在那种地方（指敌营）住过，不硬一点心肠还行么，也还是因为没有办法，逼得那么做的哪！
       “人大约总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后来我同咱自己人有了联系，就更不怕了……”1
       就这样，贞贞将自己一年半的生活娓娓动听地谈出来。这是间接叙述。假使直接描写日本鬼子怎样糟蹋她，她怎样忸怩和应付，就有色情和淫秽的弊病，所以作者避免了读者能在作品里寻找低级趣味并下流的东西的直接描写，通过谈话隐约地表现出来。贞贞谈话，如叙家常，这种方式又表现出那种有热情、有血肉、有快乐、有忧愁、性格明朗的人的精神境界。
       避免直接描写鬼子强奸贞贞的弊端，小说末尾又提到了：
       “……我总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有病的人了，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蹋过，到底是多少，我也记不清，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2
       小说第二部分，贞贞说：“只有今年秋天的时候，那才厉害。人家说我肚子里面烂了，又赶上有一个消息要立刻送回来，找不到一个能代替的人，那晚上摸黑路，我一个人来回走了三十里，走一步，痛一步，只想坐着不走了……”3贞贞忍受着重病的折腾，赶紧送一个重要的情报又怕被鬼子发现了，又怕误了时间。这有力地表现了贞贞不怕吃苦、对于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小说主题的一个方面。
       第三部分是小说的高潮。
       院子里聚集了许多人看热闹，房子里的人正在伤心哭泣，都是围绕贞贞能不能和夏大宝结婚的中心问题（即矛盾）展开的，为什么贞贞在这时候表现出强硬、与众不相合的性情？这种强硬和贞贞的思想性格相矛盾吗？
       “因为她是受过伤的，正因为受伤太重，所以才养成她现在的强硬，她就有了一种无所求于人的样子。”4贞贞不幸落入凶残的鬼子手里，难免失掉了贞洁，因此，村里人嫌厌她，妇女们以自己没有被鬼子强奸而骄傲。她为打击鬼子作出了努力，忍辱负重，表现出崇高的自我献身精神。人们不能看到贞贞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反而骂她是“破铜烂铁，还搭臭架子”。她怎么能够与这些村人有共同的语言？她又怎样能够安然处之？
      尽管贞贞有了强硬的性格，但她也还是有感情的。自身的坚强和硬性，需要同良好的感情配合，才更加好起来。她遇到知心人，还能够敞开心灵，让他人全然了解自己。一些年轻人和“我”正是佩服她的自我献身精神，都对待她很好，很亲热，关怀她，希望她恢复健康。夏大宝不仅是这样，而且他“明白一个男子在这样的时候对他相好的女人所应有的气概和责任”5，他懂得这时爱情对于她是重要的。事实上，在贞贞方面，“可是如果有些爱抚，非一般同情可比的怜惜，去温暖她的灵魂是好的。”同时，贞贞“从没有表示过她希望有一个男子来要她，或者说是抚慰吧。”她担心自己成为夏大宝的累赘，为了保护夏大宝的名声，减少乃至消弭人们对于夏大宝的笑骂，她宁愿不与夏大宝结婚，也说不上憎恨夏大宝，这是她身上表现出来的又一种高贵的精神。贞贞和夏大宝的爱情是圣洁的，真诚的，忠贞不逾的。这篇小说是抗日时期中华民族儿女纯洁爱情的颂歌。
       小说的结局是贞贞决定离开家里，到新的地方去重新学习，重新做人。至于她和夏大宝后来究竟结婚没有，小说没有明确交代。但是，作者通过隐约的言语，寄托了对这一对青年新的希望。
      小说的描写侧重于心理方面。人物的心理是复杂的，必须用细腻隽永的语言表现。作者塑造的贞贞的心理也极端复杂，既有罹患病痛而产生的苦恼，也有霞村的社会环境的恶劣影响，还有她自己对于夏大宝的求婚和善爱的疑虑……与此同时，小说中的“我”也是大病刚愈而到霞村休养，心情也不太好，对于贞贞的关心也唯恐不周到，而她们相处融洽欢畅，这些都与心理有密切的关系，非三言两语所能表现的。作者往往直抒胸臆，将感情流露无遗，突出地表现了主人公的思想矛盾和性格特征。
     肖像描写在这篇小说里是简约的。贞贞眼睛很长，眼珠明亮，下巴很尖，背上垂着一条长辫，这些只是外貌上有特点的东西，不算俏丽或标致。至于她的脸庞宽窄、身段腴瘦、刘海儿长短，……这些一般作者常爱写的，读者也比较熟悉的方面却没有细写。小说第三部分里，贞贞被众人围着，她“把脸藏在一头纷乱的长发里，却望见有两颗狰狰的眼睛从里边望着众人”，就这么简略地描画她发怒时的外貌。贞贞的装束也没有写，既然从游击队伍回来的，大概是军衣吧。夏大宝的面孔很机伶（灵），也很忠厚，有两条细细的长眉，眼睛很大，嘴巴是小小的，鼻子也很忠厚，他给人的印象是短小精悍的年轻人。夏大宝穿深蓝色棉袄，戴一顶古铜色翻边毡帽，外貌写得比贞贞的还细致而具体。次要人物，如护送贞贞的农救会干部马同志、“我”、阿桂、刘二妈等等，都没有描写肖像。
       环境描写也甚粗略，既无渲染，又无烘托，在这一方面，文笔更显得朴实无华。社会环境也是霞村人创造的，尤其是杂货店老板和妇女们的言谈足以表现出来，表面上看不算恶浊，却比较单纯。自然环境也不多花费笔墨。霞村有村公所和农救会的房子，有美丽的天主教堂（如何宏伟美丽没有写），有松树，有错落的石砌的窑洞，有一条冷清的杂货店街……都是点明提到罢了。刘二妈院子里，地面扫得很干净，边缘有几株枯枝的树，天空是灰色（铅色）的，早晨显得疏朗寂静。我住的窑洞房子里面很空，有一炕靠近可以活动的窗户，有两个黑色的粮食篓子。冬天的霞村，能够看见一只苍鹰飞到教堂的树林里边去。刘二妈院子后面的山上有些坟堆，坟周围都是松树，坟前边有些断了的石碑，再往上走便是更厚的松林，傍晚的景象萧条，“更显得万山的沉静，天边的红霞已经退尽了，四周围浮上一层寂静的烟似的轻雾，绵延在远近的腰边”。
       当我重读丁玲这篇小说，发现这篇小说带有丁玲“ 思想自传”和“精神自传”的成份。小说原文倒数第三段主要是贞贞对小说中的“我”讲述的一大段话，末尾说：“我还可以再重新作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别人说我年轻，见识短，脾气别扭，我也不辨，有些事情哪能让人人都知道呢？”这八个长短不一的句子实际上是丁玲1940年写作这篇小说时自己的思想状态的描述，具有非常深奥的人生哲理意义。1940年10月4日，陈云、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组织部签署《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而丁玲这篇《我在霞村的时候》，与组织审查时间大致吻合。当时，她还不打算写她三十年代中期在南京囚居生活的回忆录，这种想法就隐写在小说人物贞贞讲述的一段话里。丁玲到了晚年，因为中央为她平反和恢复名誉的事情遇到周扬等人的阻力而迟迟没有结论，她才被迫推开杂务，专心致志地写作《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
       三十多年过去了，整理拙作旧稿，感触良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读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千万不要拘泥于作品文本的限制，必须联系到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化的情况，才能真正做到比较客观而又公正地理解作家及其作品的“原初”意义和终极意义。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注  释
1、《丁玲全集》第4卷第224页-22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2、《丁玲全集》第4卷第232页。
3、《丁玲全集》第4卷第225页。
4、《丁玲全集》第4卷第227页。
5、《丁玲全集》第4卷第227页。
6、《丁玲全集》第4卷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