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史——读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

王锡荣

        翘盼已久，王增如、李向东的《丁玲传》（封面上署名是李向东、王增如）终于面世了。早想写一篇读后感，但总是迁延没机会，这次来开会，决心来写一点。但是，一读书前解志熙的序言，就觉得写不出来了。感觉都被他写完了。
       不过，为了对得起王增如、李向东两位一向对我的关照，还是决定写一点。
       关于丁玲的传记，数起来已经有十多种了。（丁言昭、周良沛、宋建元、涂绍钧、王一心、秦林芳、杨桂欣、宗诚，朱丹红、还有沈从文，连这次两位的，至少有11种了，还有陈明的《我说丁玲》、潘剑冰的《豪客丁玲》等等。还不包括相同作者的不同版本、改写本。还有李辉的《沈从文与丁玲》，也没包括《丁玲办〈中国〉》这样的专书。我读得不多。但是，我是一直在关注中的。现在就根据我粗读该书后的印象谈几点感想。我感到这部传记具有突出的个性和特点：
       一是持论平实。这点，已经由解志熙先生在序言里说了，深得我心。我要说的是，看得出，作者是非常小心地把握这一点的。有时候甚至刻意降低调门。
       丁玲这一辈子，很明显地呈现波浪形发展的态势，人家说三起三落，她是四起四落甚至五起五落：左翼文学运动中崭露头角，创作丰硕、政治上成为左联党团书记，这是第一个高峰；接着被捕，幽禁南京三年，跌入低谷；这是第一个波谷；到了陕北，受到罕有的高规格接待，成为文协主席，主编《解放日报》文艺版，星光闪耀，是第二个高峰。但很快遭受第一次批判，加上审干，成为反面教材，这是第二个波谷；到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又一次风光无限，是第三个高峰；紧接着被打成反党集团、右派，这是第四个波谷，而且这次打得最惨，看看几乎永世不得翻身了。好在终于“文革”结束，丁玲竟然又奇迹般地起死回生。晚年办《中国》使她又一次站上时代潮头，但是最终还是黯然熄灭。时而风光，时而悲催，大悲总是紧追着大喜，这就是丁玲的一生。但是在丁玲的一生中，她最郁闷的是两件事：一是关于自己的“南京时期”，二是跟周扬的关系。但是《丁玲传》在写到所有激烈的批判、斗争，无情的打击，都是用一种十分平静的语气叙述，不加一字议论。写“中国作协党组（1955年）9月3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里列举了20多项‘罪证’，绝大部分未经查对核实。”，“丁玲被打成反党小集团，至今令人费解，笔者以为分析此案，要看1955年上半年的中国政坛”，然后在分析了高饶案殃及丁玲的背景后，说：“可见，作协党组在起草《报告》时，是比照着《决议》来定案的。”不加一个字评论。
       再如叙述丁玲在1963年国庆前后，中宣部已经明确调他们回京，但是调令却迟迟不来，最后还是黄了。丁玲在农场没有工资，农场党委决定发给她每月30元，“文革”一爆发又没了。作者这样写：“1966年夏天农场党委决定每月发给30元生活费，但是只发了一个月，‘文革’就开始了，生活费即停发。”写1966年3月后，丁玲写了《杜晚香》的初稿和《在唁函的日子里》好几万字，其他散文近两万字，“文革”开始后，陈明怕丢失，新藏在熟人家里怕被抄，又送到公安局交给负责人，希望妥善保存，但是“后来公安局遭造反派打砸抢劫，文稿全部失散”，不多写一个字。口气之平静，语气之客观，叙述之简洁，令人惊异！在整部传记中是最常用的笔法。作者语气平实，读者却反而从中更能感受到一种被捂得严严实实的激情在笔底激荡。
       她的冤狱是无处诉说的。对这样一个倔强、执着而又命运多舛的女才子，她有多少郁闷需要发泄，她有多少屈辱需要宣泄！作者对丁玲的了解之透，理解之深，同情之烈，旁人是难以企及的。但是作者没有把这种情绪带到书写上，而是用了特别客观、特别理性的态度和笔调，纯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去描述整个事态的发展，和丁玲整个人格的发展。
       再如丁玲与鲁迅的关系。以往人们写丁玲传，涉及鲁迅时，总是刻意往高里拔，往密切里拉，往友谊里靠。对于一些人把鲁迅和丁玲写十分亲密的记载，他们是不用的。就是写到了鲁迅，也是很低调，很简单。甚至说“联系并不是很密切”。这表明，作者不想把与鲁迅的接触说过头。虽然这并不表示看低与鲁迅的关系，看低鲁迅对丁玲的影响。而且事实上鲁迅对丁玲的一生影响巨大，丁玲自己后来也是非常看重这一段与鲁迅的接触史，看重鲁迅对自己的影响。事实上，不可否认的是，鲁迅当年说的：“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这话对她还是造成了很大伤害的。当然，鲁迅本身对丁玲并无恶意，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鲁迅当时所能了解到的情况，使他做出了丁玲可能被软化屈服甚至变节的判断。那也无可厚非。虽然鲁迅当时只是在与友人通信中提到，但是以鲁迅影响力之大，这种说法一定会快速传播。更何况，后来鲁迅的书信出版，对丁玲就更加不利了。但是在丁玲的心目中，鲁迅仍然伟大，鲁迅仍然是她的人生导师。在外界看来，丁玲也仍然是鲁迅弟子，甚至认为她的道路坎坷，还因为她与鲁迅、冯雪峰的关系。所以，她一直就很注意避免让人说打鲁迅的旗号，借鲁迅的声威，来吓唬别人。事实上丁玲后来很少谈鲁迅，在她与中宣部、作协领导接触中，从来就没有打过鲁迅牌。作者当然是十分了解这一点的，所以，在这年谱中队丁玲与鲁迅的接触，叙说的很简略，只讲事实，点到为止。这也是丁玲的态度吧。
       由此及彼，想到丁玲对待自己，对待自己与鲁迅，对待自己的传记，恐怕也是这样的态度：就是平实，不爱张扬。我觉得作者是在非常自觉地实践丁玲的理念和操守。
       作者在对其中一些敏感人物和敏感事件，以及一些敏感争议，也是采用只谈事实，点到为止的态度。包括丁玲与周扬、丁玲与沈从文、丁玲与冯雪峰，都是采用这样的方法，点出了事实，却并不急于做出自己的结论，留下了回味与评说的空间，这样反而使自己站在更高立点上，以俯视历史的姿态，引导读者更加客观、更加冷静地看待历史。这是很多传记作者没能做到的，他们常常因为陷入传主的情感世界太深而不能跳出历史，因而有意无意为传主掩饰，辩解，甚至偏袒，为史家所不取。

       二是资料丰富。
       据我的观察，以往的丁玲传记，多半比较简要。一般都在20万字左右，甚至更少。这跟以往研究者掌握的资料多少有关。而王李的《丁玲传》却达到53万字。篇幅甚至超过了《丁玲年谱长编》，你就可以想见它的丰富性。因此，这部《丁玲传》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材料丰富性。我发现，作者首次披露的第一手资料特别多，这当然是由于他们得天独厚的便利：长期在丁玲身边工作。这是别人无法企及的。例如很多丁玲晚年的谈话记录，这是“独门秘籍”，从中可以更真切地看到历史真相和丁玲的心情。
       这部传记有一个很突出的地方，就是在写法上，时常穿插丁玲晚年对相关史实的谈话内容。例如，在《上海：文学与革命的起点》一章的末尾，有一段很有意味的叙述：在谈到《水》发表后，茅盾等都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认为丁玲在创作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冯雪峰的评价却不是特别高，而丁玲自己也认同。这时候，作者突然笔锋一转，说起1983年12月19日骆宾基来看丁玲时，两个人的谈话。骆宾基谈到他1939年到义乌去给冯雪峰送《鲁迅全集》的时候，曾与他谈起对丁玲的看法。谈到了《水》，在表示欣赏的时候，冯雪峰也谈到与丁玲的关系：他看见丁玲，“有一个感想：完了，什么都完了，名誉呀，地位呀，都完了。”当时骆宾基还想：“怎么会有这种感情呢？后来年纪大了才懂得，那是一种被俘虏的样子，一见钟情的样子。”那时候骆宾基才22岁。丁玲听了骆宾基的叙述，大笑道：“那他都没有给我讲过，没有表现过。在形式上、心理上，事实上我和冯雪峰两个人有一种感情，而这种感情是我和胡也频没有的。”这一段叙述非常有意思。叙述非常客观，近乎白描，就是如实记载这件事，这段别人不了解的对话。但是其中的内容却是非常有意味。这不明明是说，冯雪峰对丁玲其实是一见钟情，但是却从来没有表白过，甚至没有丝毫的流露。直到几年后彼此音信毫无的时候，才在与骆宾基旷夜长谈的时候，一吐为快。但是从丁玲来说，她其实多次表示了对雪峰的爱慕之情，例如《不算情书》，实际就是公开的情书。
       《丁玲传》通过这样写法，不用多着墨，既披露了新史料，又讲述了两个苦难的灵魂相惜、相慕、相敬、相爱，但又顾虑重重，生怕伤害对方，因而相互保持冷静，保持距离，保持风度。冯雪峰最终没有表白，丁玲虽然已经近似表白，但毕竟最终还是止于理智。两人的关系，通过这段史料的披露方式，就定位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角度，这样的高度，这样的深度上了。这也就是这部传记读来特别有味道之处。它既不刻意回避，故作清高，而是直面史实，也不故弄玄虚，眩人耳目，而是通过相关人物的旁证，有力地证明了这件一直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的悬案。

       三是敢说真话。实际上，从本书的出版过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有些事情，有些真相，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要公之于众，会遇到种种的障碍，这其实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就好比说，国家的档案要有一个保密期限，在保密期内，外人当然难以见到庐山真面目。问题是怎样掌握这个范围和期限。有些本不该归入保密范围的，或许被归入了，有些不需要那么长保密期限的，或许被设定过长，有些本来没期限，就看人们怎么对待。对本书中的一些史实，过去或许不被认为可以公开，或许公开了会涉及对某些敏感人物的总体评价，因此多被谨慎看待，以至于世人至今难见真相。但是，在保护一些人的同时，对另一些人却是伤害，而且事实上这“另一些人”却本来就是受伤害者，这样就更加不公平。
因此，对于那些不涉及高度机密的档案，是应该及早公开的：是非自有公论么。但现实往往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如意。还有一些事实，本来没有疑问，但是公开披露却也会让一些人有种种顾虑，或者即使说也要遮遮掩掩，欲言又止，也要为贤者讳。本书作者并非不知道这些明规则、潜规则，但还是对那些似乎敏感的人物、事件，也尽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讲述。例如讲到丁玲对白桦《苦恋》争议的态度，把丁玲既透彻剖析了白桦的创作动机和心态，指出其社会效果不好的一面，但又旗帜鲜明地主张对一个拿枪保卫自己的人擦枪走火不该一棍子打死。作者明确披露：在发表时“关于白桦的一段被删掉了”。1984年出版《丁玲文集》时才恢复。类似的例子所在多是。
       更难能的是，一般传记作者对传主常常会有极力维护的倾向，但是本书却是对传主也尽力客观讲述，包括丁玲一些似乎不尽妥恰的言行，也非常可观地讲述出来。举个小小的例子：本来在南京时，丁玲对谭惕吾是很信任的，但是1943年为了在审干中脱身，她用了敌意的口吻讲述与她的关系。因为她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内政部官员。作者用很客观的态度铺陈史实，也没加评论，表明对传主并不矫饰。其实说穿了也没什么大不了，虽然这样说对朋友不是很仗义，但设身处地为她想，处在当时的情况下，不那样说还能怎样说呢？何况对谭并不会造成实际的影响。
       所以，总体上可以说，本书态度很平和，叙述很客观，观点很明确，证据很有力。总体上是求真。作者虽然没有大段的评论，没有心理分析，几乎全书都是白描。但是你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丁玲：既是才情满怀，妙笔生花的纤纤文小姐，又是坚忍不拔，豪气冲牛斗的革命者；既是好强、奋进，不懈努力，执着于自己从年轻时建立起来的理想信念的时代健将，又是被风刀霜剑逼拶煎熬得缩手缩脚、茫然无措的知识分子；既是感性、洒脱、敢说敢干的湖南女子，又是忧郁、沉着，灰头土脸，超理智的“老运动员”。但是终究她的桀骜不驯性格会从重压中抬起头来，去强颜面对，去默默忍受，去顽强战胜一切威压和磨难；这样一个丁玲在这部传记中展现得更加充分，更加富于咀嚼的韵味。
       读完全书，你会发现，尽管已经长达53万字，但是你不会觉得冗长，反而会觉得意犹未尽。你会有兴趣进一步去探索丁玲。这里的原因，首先是作者的叙述，并不把话说完，很多地方只是点到为止。而且更多白描，少用心里描写。
       要说本书有什么不足，我想到的一点也正在这里。可能担心史实已经非常丰富，再加上心理描写，篇幅可能会更长。其实对于一些知情者来说，说到此处，已经可以引起强烈的感慨，或者会心一笑。但是，对于多数读者来说，因为没有更加透彻的心理解剖，就会感到不过瘾。银子，最好的传记，莫过于写出人的心路历程。比如1963年国庆前后，中宣部已经明确通知她，调回北京，但是调令迟迟不来，最后居然莫名其妙黄了！丁玲没表示什么，但是这病不表示她真的一点想法也没有，就莫名其妙继续在农村呆着，还做起了长期打算，绝不会是毫无想法的，作者在这里没有对丁玲的思想情绪进行探索，在世令人感到不满足的。再有，丁玲在农场遭到非人折磨，晚上回去，陈明问她，她也只是淡淡地说“没什么”，其实怎么可能真那么淡然呢？内心的冤屈、愤怒、欲哭无泪。作为年谱是不必多加解说的，但是作为传记，就需要加以解说，要缕述她的思想发展脉络，在这种地方正是需要着墨之处。可能作者是先编写了《丁玲年谱长编》后写作本书，可能因此受到一点思维惯性的影响吧。
但这是不足以降低本书的价值的。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信史，它是丁玲研究上的一项值得高度重视的重要成果，是丁玲传记写作上的一座里程碑。

      （作者系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