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写作与丁玲思想的复杂性呈现
——以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为中心来考察
 
袁盛勇

 
       近来，最令我愉悦的事情莫过于阅读李向东、王增如先生写作的《丁玲传》。该传记分上、下两部，五十余万字，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通读全书，我的感觉是：这不仅是一部平实、厚重之作，而且是一部叙写细腻、史料与见解均有发掘和创新的著作。我想是不是可以说，这部传记的出版，乃是2015年丁玲研究界的一件大事，以后人们对于丁玲文学和思想的研究及相关传记的写作，该书肯定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因为它不仅在一些重要方面推进了丁玲研究的深入，而且在传记写作如何呈现丁玲思想的复杂性及其心路历程方面也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范本。
       在《丁玲传》中，作者善于把对作品的解读跟丁玲一定时期所处的社会状态及其思想发展、心路历程联系起来予以理解，而且拿捏得比较准确、到位。对于丁玲这样一个作家而言，理解她的最好方式当然最好是用心阅读和感受其精心创构的文学作品了，她的梦想、追求，她对社会和人生的体悟，她的欢愉和痛苦，她的洒脱和挣扎，等等，其实大多呈现在作品中，她用创作构筑的文学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她心灵世界的波动。当然，这里仍然要做适度的间隔和区分，小说世界毕竟是虚构的，跟作者本身的经历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使用文学社会学和文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去进行细致剖析，也不能做些简单的对应的。这是在给丁玲一类的文学家作传时应该牢记在心的，不少传记写作者恰恰因在这方面注意得不够而留有不少遗憾。在这点上，《丁玲传》的阐释显然是讲究一个度的，比较合适。
       因为作者非常用心去感受和体悟丁玲创作的一切，所以，他们在写作中，往往善于把丁玲在不同阶段创作的文本勾连起来，让人们理解其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这在丁玲传记的写作中，不能不说既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冒险。但无论如何，它都带给了我一些惊喜，好几次都使我感受到这种理解的有效性，是的，这样来处理，是能带给人们一定启发的，它能让人明白，丁玲的一些成功的小说创作并非是空穴来风、凭空而起，而是经过了一番精心准备的。事实上，即使在充满无奈和勉为其难的延安后期，丁玲都在为实现她心中的文学转型，为写出更多的经典作品而默默地又是处心积虑地做着生活和创作上准备，丁玲的韧性和坚强，她的对于文学的爱，也在此油然而生。这就是从湖南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火凤凰，不死的火凤凰了。读李向东、王增如的这部《丁玲传》，感觉丁玲不仅令人好奇，令人钦佩，令人肃然起敬，而且令人不能不爱她！是的，想着丁玲的身世，尤其是想着她对于文学创作的挚爱和真诚，人们不能不爱她，而且还要为她的未竟之才长哭当歌，祈求那样的时代不要再次降临在如丁玲一样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身上。随风而逝的并非都是不堪回首的命运，也有一些令人感动的身影永远浮动在历史的纪念碑上，活在人们心里，延续着古老文明不断新生并走向辉煌的神话。或许，这就是文化和文人的魅力之所在了。
       延安时期是丁玲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她的悲与喜，呈现出来的不是一般，而是大喜和大悲。所谓喜极而泣，泣极而喜；如梦如幻，如幻如真；真实与虚妄，虚妄又真实：作为一个革命作家，丁玲真的是在几年间就感受到了生命极限的体验，也许天堂和地狱之间开出的白色小花，已经过早地攫住了一个作家的心。在这意义上，后来丁玲的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头目，被流放北大荒，被侮辱和囚禁，也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这就是丁玲的命。她的命就是她注定要成为一个时代悲剧的承受者，要成为一个萧军对毛泽东在延安所言的要“代表这个世纪的女人上十字架受难的人”。也许在这个意义上，丁玲在20世纪中国革命女性作家中具有一种超越性，具有一种女性的圣徒之美。丁玲后来之所以要自愿去北大荒，自愿在中国贫瘠而广袤的大地上接受流放的洗礼，这实在是一种勇于担当的体现，她仿佛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那黑暗的闸门，这种精神曾经在鲁迅那里得到过生动的实践，其实这也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传统之一。丁玲实践的意义在于，她要向人们宣告，人的尊严和享受尊严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
       中国革命的发展及其胜利既成就了丁玲，也限制了丁玲。它对丁玲所带来的身心创伤是多方面的，她在生命的晚期其实就是在一种信仰的执迷中自我疗伤。一些自以为是的批评家以为丁玲陷入了一个“左”的怪圈不能自拔，而自鸣得意，殊不知，这些人，尤其是曾经把丁玲打成“右派”的那些人，其实正是一些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是一群没有良知的势利者。丁玲的苦痛在于她要疗伤，她没有忘记创伤及其所带来的屈辱，她要疗伤，但又没有忘记曾经对于革命的热情，所以，她所要承受的苦痛，她所采取的一种战士的姿态，从她个人一面而言可能真的成了一个悲剧，但也正是打开这个悲剧之门，可以看到丁玲执意承受苦痛的价值所在：无论如何，丁玲至死都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个信仰就是她活着的意义。所以，丁玲最后的执迷，并不是毫无意义，而是很有价值的。对于一个知识分子作家来说，有信仰总比没有信仰好，尽管时过境迁，这个信仰已经被善于与时俱进的有识之士弃之脑后，这个信仰已经变得有所模糊和虚幻。丁玲或者真的已经成了一个新时期的堂·吉诃德，但是，她的可贵也正在这里。想到此点，人们还有什么资格、理由去嘲笑一个受苦受难的革命前辈呢？
       但是，丁玲所受的创伤并不仅仅来自革命的外部，更多地来自革命内部。所以应该给以适度的反思。这方面，《丁玲传》也能给人以诸多宝贵的思想启发，我以为，这是很难得的。作者在理解丁玲时，也是在感同身受，受着一种煎熬，一种疼痛，有些地方，情不自禁地为丁玲受到的不公正而流泪，而感叹唏嘘。正是在这样一种感叹中，我强烈感受到了一种反思力量的可贵。革命与丁玲，是一个值得给以反思的话题。历史和现实一样，既是复杂的，也是有缺陷的，既是必然的，更多又是偶然的，既然如此，作为一个后来者，为什么不能对革命与文学乃至与文人的关系给以一种积极的认知呢？而此种积极的认知，在我看来，原本就是包含着一种理性的反思的。
       丁玲是一个充满傲气的人。正是这一个傲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就了丁玲，丁玲之所以为丁玲，一个重要原因就在此处。也正是如此，丁玲受着革命的洗礼，尤其是经历延安文艺整风和审干运动之后，她的思想和话语实践就呈现了更为复杂的景观。在一些方面也表现出了延安文人的共性，这就是说假话，或者归结为一个字：装！对此，《丁玲传》有所揭示，也是它的一个创新。
       丁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人，甚至为了一时的心境不适和对于命运不公的抗争，而不惜批评和迁怒自己曾经的友人——比如沈从文——甚至与之交恶，至死不肯原谅他们。丁玲与沈从文，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一般的丁玲传记写作者，总是站在同情和肯定传主的角度来看待沈从文，就像沈从文传记的写作者，又大都是站在沈从文的角度来认知和评价丁玲一样。这方面，李向东、王增如在其《丁玲传》中，应该说做了一定的超越性努力，在其所做的相关分析和阐述中，可以说较为公允、客观地评价了沈从文，因而也就自然地指出了丁玲某些方面的不足。这种较为公允、客观的叙述和说明，其实就是一种新的创见。
       我想，对于跟传主有着亲密接触的作者而言，这样来研究和写作，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热情和智慧：对于探究和坚守真知的热情，对于揭示与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所应具有的敏锐和智慧。传记写作，应该在还原传主的本来面目上更加真实与深刻地揭示历史事件的内涵和意义，也只有如此，才可能使人们在阅读相关人物传记时，获得真正富有历史和人文价值的启示。这就是：历史中的人与事，偶然和必然，暗淡和辉煌，甜蜜与苦涩，亮丽与灰暗，真诚与虚伪，自然和做作，等等，原本就是难分难解的，它们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经历和拥有的一部分。一句话，人的生命及其所经历的，其实相当复杂。丁玲更是如此。所以，一部优秀的丁玲传记的写作，就是一种新的历史还原和重构，也是一种新的人文意义的探究和展示。李向东、王增如显然在这部传记写作中，不仅力图重新梳理和审视了丁玲所曾经历的事件及其心路历程，而且也在做着一种重构历史中之人与事的价值的努力：历史上的恩怨在其笔端并非泛滥成河，而是显得那样节制，有分寸；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并非不可理喻，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水面泛起的浪花，尽管是那样灿烂和喧哗，但又转瞬即逝。人与物终究由来有自，由何处来，就向何处去。既然如此，人们在面对那些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时，为什么就不能多存一份沉静、理性之心来看待？为什么就不能秉笔直书，直指人与物的本真？所以，在这意义上，李向东、王增如对丁玲所做的较为符合历史和思想实际的审视与评估，其实既昭示了一种严谨学术态度的可贵，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论的意义，在我看来，它们正构成了丁玲研究和传记写作能够不断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前提。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