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语境下的“自由”言说
——评《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自由”话语

  张  露

 
                                      
       《我在霞村的时候》包含着不同的自由形态。在贞贞不同经历的诉说过程中，作者带领我们逐步冲破重重遮蔽，在不同时代语境的演绎中，阐述着青年一代对自由人格、个性及生命尊严的追求。在不同的情况下，自由的内涵有所侧重，但人类对自由火焰的追求永远不会停息。下面本文就从“自由”的角度阐说这部作品的丰富意蕴。
 
       一、对自由的遮蔽
 
     深谙“五四”个性解放精神的丁玲，一生执着于对“自由”的追求，以个性主义和个人尊严对抗着封建伦理，客观上也对政治话语的束缚有所突破。《我在霞村的时候》即彰显了丁玲对于“自由”的追求。
     自由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而经翻译家及革命家演绎，又赋予其中国现代语境下的新内涵，“西方的自由话语在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其意义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初的‘自由’主要指个人自由，后来则衍生出了民族、国家自由的含义，并且在现实与逻辑的层面上，二者具有统一性，从而形成了既不同于中国近代‘自由’，又不同于西方‘自由’的中国现代自由话语”。古代“家国同构”的特质以及民族危机的影响，使得现代的“自由”观念具有了个人和社群的二重性。《我在霞村的时候》表现了个性主义在主人公生存困境中的演变及其向集体主义的过渡。它记录着在自由与不自由的对抗碰撞下的启蒙者们的心灵震颤。
     《我在霞村的时候》在表现个性解放和张扬自我的同时，故意淡化故事背景，但在彰显自由的过程中，无数的羁绊戕杀着人的个性与尊严，外在的局限遮蔽了人的自由与权力。贞贞争取自由婚姻的努力以及贞贞的失节，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这已成为这篇作品的一个十分鲜明的主题。但是，在反封建的意识背后，隐藏着由来已久且暂时无法改变的群体对个体的扼杀。贞贞在抗婚未果的情况下，赌气去教堂当姑姑，结果被日本人掳去，当了随营军妓。贞贞以治病为名，从日本军队回来后，贞贞的“不贞”遭到了群体性的攻击与嘲讽。封建意识和封建思想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但在它们背后潜藏着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群体意识。在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爱国主义，但在日常状态下则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中国‘民’之概念不是‘人’的意念，它是一种群体的、整体的、抽象的概念；中国‘人’之意念，虽然与‘民’有所不一，但在根本上与其‘群体性’有‘统一性’，可以这样说，传统中国‘人’是‘天’的有机契合，它也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具体的、个体的存在，而是渗透着天命的整合，‘国民’，是一个在中国很少有个人承担，只有群体关系，抽象的、道义的词汇”。在群体性意识的灌输下，从中国古代延续到近现代的群体意识，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种群体困境中，贞贞成了霞村人共同的敌人，在近乎妖魔化的幻想之后，贞贞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社会环境，可怜的霞村人正利用传统道德的枷锁攻击着贞贞，正是由于群体意识和封建思想的合流，造成了贞贞在霞村的生存困境，“我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在群体的攻击下，贞贞更愿意逃离这个扼杀她个性的地方。从表面上看是封建贞操观和个人解放的矛盾，实际上展现的是集体性的群体意识对个人自由的绞杀。从情理上讲，贞贞的“不贞”也是有情可原的，意外的被日本人掳去，成了慰安妇，这一切已经成了贞贞内心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贞贞忍受着疾病折磨的同时，还遭受到了群体的攻击。“个人的条件及社会的环境限制了个人化的成长，而社会环境的限制尤为主要，因为，在这方面，个人之间的差距虽很大，但是，每一个社会只能达到某一程度的个人化，一般的不能超过这个限度”，贞贞在寻求自由婚姻以及在冲破贞操观限制的征途中，不能不受到群体的、社会的限制和制约，自由的道路成为以贞贞为代表的年轻人的毕生追求，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积累了千年的落后的群体意识，必然会成为一种隐蔽性的障碍，因此对自由的遮蔽也是在所难免的。
       贞贞在茫然与罪恶的时代背景中背负着解脱自身、获取自由的双重重任，她犹如一个“被困的野兽”，在一个众数的社会里，承担着本不属于她的罪恶和渊薮。特殊的时代环境，把贞贞的解脱和救赎凸显在了时代面前。正如作者在开篇提到的教堂，“但我知道的，这村子里还有一个未被毁去的建筑得很美丽的天主教堂，和一个小小的松林，而我就将住在靠山的松林里，这地方就直望到教堂的”。显然，教堂应该在历史语境与时代语境中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教堂被认为是解脱精神，救赎自我的理想所在。然而贞贞在教堂准备当姑姑时，她的命运在此发生了转折，“谁知道贞贞却赌气跑下天主堂去了，就那一忽儿，落在火坑了哪”，反抗包办婚姻的失败，夏大宝的怯懦，使贞贞决意从宗教里寻找精神的解脱，她却没有想到会意外落入更深的陷阱。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教堂不是贞贞的最终归宿，相反，却是罪恶的开始，在时代语境的困境中，教堂成了作者需要否定的所在。“原罪说”在个性解放的时代语境中失却了以往的存在基础，“人，由于堕入罪恶状态，已经丧失了一切追求任何获得拯救而来的精神善德的意志能力”，这显然是对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挑战。作者有意让贞贞在教堂被捕，堕入罪恶的深渊，凸显了作者对于宗教救赎的一种否定。宗教救赎是一种超越肉体存在而追求彼岸幸福的灵魂追求方式，这与贞贞追求自由婚姻——现世幸福是不相容的。在这种矛盾设置的命运困局中，教堂成为遮蔽自由的一种掩体，它的背后隐藏着对人性的扼杀。贞贞在第三次回到霞村后，之所以没有再次皈依天主，到教堂寻求解脱，正是因为宗教具有欺骗性。在时代的抗争中，青年男女希冀求得作人的尊严和权利、自由的婚姻、完美的人性，但宗教的本宗教义与当时的时代语境是格格不入的，教堂意象的设置，颠覆了传统宗教的神秘性，彰显了宗教对人性与自由的羁绊，教堂在松林深处，远离人世的处境更深深的印证了宗教与自由意识的对立。贞贞的不幸，并不是源于宗教的教义，然而贞贞在教堂被捕，这一偶然性情结的设置，更加凸显了作者的本意。在寻求肉体与精神自由的年代，单向的解脱无法满足“五四”启蒙后的精神需求。于是，在与时代对立的语境中，教堂也就被作者安放在了“松林深处”了。
 
       二、“五四”时期的自由言说
 
       中国近代由于特殊的国情，在民族现代化的过程中，“启蒙”与“救亡”两个主题始终相互交织。“五四”时期的自由意识，主要表现为个人主义，正如陈独秀所说：“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皆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虽然个人主义不可能成为社会的终极价值，但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中，与西方自由主义具有了异曲同工之效。《我在霞村的时候》虽然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但丁玲秉承了“五四”时期对自由与个性的追求。“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集中表现为功利个人主义，表现为对“新人”的塑造，“把人从社会、家庭以及封建伦理道德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的个性与尊严”，把“立人”作为新文学的追求，在反封建的基础上，重塑人的个性与尊严。
       贞贞作为一个“复仇女神”，在时代话语的设置中，彰显着对“新人”的追求，她的性情在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与挫折后，表现出了一个变形与重塑的过程，虽然贞贞始终与周围的环境表现出了一定的距离与不协调，但贞贞对人的尊严的追求始终没有改变。对自由婚姻的追求，秉承了时代的价值立场，但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例，在“启蒙”不到位的特殊环境中，贞贞被赋予了与自身不协调的价值要求。所谓的“风声不好”，“风风雪雪”成了未启蒙的价值诉求，“没有人把我当原来的贞贞看了，我变了么，想来想去，我一点也没有变，要说，也就心变硬一点罢了”，贞贞的变化只是因为背负了时代苦难给予她的偶然性的命运悲剧，但是在经历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后，贞贞唯一没有改变的仍然是她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贞贞以一种对理想人性的向往，以执拗的心态对抗着与时代意识脱节的社会环境，与夏大宝的自由恋爱以及后来反抗的包办婚姻，直至最后准备去教堂当姑姑，这一切都折射着贞贞对周围的人与社会的反抗，其实所谓的“贞节观”只不过是封建社会的一种价值追求，它在贞贞的视域中它是一文不值的，虽然在她的思想意识深处还残留着男权统治的阴影，如“我总觉得我是一个有病的人了，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蹋过，……，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但是在与集体无意识的斗争中，贞贞勇于从“立人”的观念出发，追求女性的自由，勇于冲破统治千年的男权社会价值观的束缚，与其象征性的理念——“贞操观”进行了一场令人痛彻心扉的斗争，贞贞在追求自由婚姻和个人尊严的过程中，逐步淡化传统的压力与规训给予她的精神压抑，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不断地用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俯视着周围那些受伤的灵魂。
       “人”的观念的树立和重新解读，是对自由进行了一种新的阐释。人的个性、尊严以及独立成为了一种超越以往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对人的生命意识重新进行了阐释。在“五四”启蒙精神和个性解放的影响下，人的生命除了本能意识之外，还包含了个性解放的话语成分。落后的历史形态与众数的遮蔽并不能阻止年轻一代人对生命意识的挖掘，生命除了维持生存之外，还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贞贞在时代苦难与个人不幸遭遇的双重困境中，背弃了传统“贞操观”对于女性的规范与束缚，她没有以死来保全贞节，而是在“苟活”之后，用多余的生命来为国家、民族做贡献，以自身的屈辱来成就更大的人生价值。在自由选择的同时，将生命意识与责任意识结合起来，在个性解放优先被肯定的前提下，让自由承载着时代的责任与权力，贞贞肉体的苦痛不仅承载着现代的民族意识，更是以其自身的责任意识，在“献身”的同时，把自由选择的权利和时代的责任结合起来。“人大约总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只是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去，难道死了不成？”，在现代生命意识与民族意识的推动下，贞贞以顽强的生命力，冲破了周围的闲言碎语与自身的伤痛的束缚，在贡献自己的前提下，追求着属于自己和民族的新的自由。
 
       三、解放区的“自由”解读
 
       特殊的时代赋予了意义的多元性，由于中国现代特殊的国情，多种学说的交叉出现，赋予了“自由”的多种含义和多种解释的途径。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在传播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产生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自由观念。在马克思的自由视域里，个人自由是和阶级利益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的，“个人自由的主要内容应包括这样的一些范畴：认识的必然性，个人选择的能动性以及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自觉性”，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在认识领域则表现为人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和改造。《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讲述的故事发生在解放区，贞贞的行为由于特殊的环境设置，而具有了多重含义，贞贞对于封建婚姻以及贞操观的反抗，寄予了无产阶级在革命战争年代对平等人格以及乌托邦社会的美好追求。贞贞这个“复仇女神”正是“自由女神”的化身，在解放区，贞贞们的自由行动才是集体解放的最佳途径。
       结合当时解放区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自由的阐释是在个性解放的时代应有的思想内涵，同时与人民的翻身解放以及与之相关的婚姻自由、当家作主等相关联，由个人的自由过渡到了集体的自由，更多的表现为社会的自由和群体的自由。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在集体中才有可能有个人自由”,在集体自由的奋争过程中才能实现个人自由,贞贞忍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以“身体”为“工具”，忍受着肉体的苦痛来达到获取情报的目的，以“献身”的高尚情操来获取情报，“我看见日本鬼子在我捣鬼以后，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自己的吃苦与抗日战争联系起来，将个性解放与国家、民族的解放联系起来，在革命话语的言说下，由对独立人格的追求过渡到群体的自由与解放，贞贞在众数的舆论中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自由，她渐渐找到了通向光明的道路，“××”在文中指的应该是延安，“这次他们既然答应送我到××去治病，那我就想留在那里学习，听说那里是大地方，学校多，什么人都可以学习的”，在贞贞伤痕累累心的中，只有集体主义的温暖才能治愈她那颗受伤的心灵，超脱于社会、文化、心理压力的束缚，在一个新的世界里，她拥有了重新选择的自由，“组织”在这里代表了一个新的革命意识，在实现人类解放的过程中，革命政治形态的自由观成了指导贞贞及其一代人成长的灯塔。贞贞突破了个人的局限，在有所抛弃，有所觉悟的基础上，向往着一种新的光明。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