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地的大胸襟
——再探丁玲《“牛棚”小品》

  文戡

 
      1976年10月，中国结束了十年的文革动乱。1979年，劫后重生的丁玲写下了《“牛棚”小品》。《“牛棚”小品》记录了丁玲从1968年到1969年间在北大荒被隔离于“牛棚”中的苦难生活，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牛棚’窗后”、“书简”和“别离”。
      学术界对丁玲《“牛棚”小品》的研究并不集中。笔者目前搜集到的专门论述《“牛棚”小品》的论文包括洛文《重试锋芒：<杜晚香>与<“牛棚”小品>——丁玲的创作心态之二》（《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赵焕亭《从<“牛棚”小品>论丁玲晚年创作的个性特色》（《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以及陈桂良与周红合作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读丁玲的<“牛棚”小品>》（《名作欣赏》2009年第29期）。其中，洛文对比了《杜晚香》与《“牛棚”小品》两部作品的成败得失以及所反映出丁玲晚年写作心态，颇有见地；赵焕亭看到《“牛棚”小品》所折射出的丁玲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细腻柔婉的内心世界，认为“丁玲晚年并没有失去创作个性”；陈桂良和周红则主要发掘《“牛棚”小品》所蕴藏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此外，还有李钦业的《丁玲的<“牛棚”小品>与杨绛的<干校六记>》（《汉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他认为《“牛棚”小品》与《干校六记》都强烈控诉了“文革”对人性的摧残，表现了女作家们顽强的生存精神，是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散文珍品。
       《“牛棚”小品》是丁玲独特精神境界的集中展示，体现出这位饱经苦难的作家既基于历史又超越历史的非凡胸襟与气度。从小处着眼，《“牛棚”小品》只是记录了特殊时期丁玲夫妻相濡以沫的情感天地，是历史吉光片羽的精彩留影；往深处探究，丁玲没有以伤痕文学常用的笔触来控诉非人遭遇，而是在对历史伤痕的反思中体现了超越历史的豁达胸襟，显示出丁玲精神世界的独特气质与内涵。
 
       “牛棚”——夫妻之情的“小天地”

      《“牛棚”小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炽烈的感情。作者以大量的笔墨记录了在极端压抑的环境下，夫妻相互扶持的温情与真爱，营造出一片夫妻情深的“小天地”；对严酷的斗争经历和监视隔离的处境反而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方式。
       串联起《“牛棚”小品》三个短篇的线索是丁玲对与自己仅仅隔着一个过道、住在另一个大牛棚的陈明浓烈的思念之情。她渴求陶芸能够准许其出去扫地，这样她就能感受到“我们都在一同劳动，一同在劳动中彼此怀想”、 “互相睨望，互相凝视，互相送过无限的思念之情”，但这对失去人身自由的丁玲来说无疑是奢望。于是年近七旬的丁玲像一个热切希望见到情郎的少女一般，猛然一跃，“跳”上了坑，“跳”到窗棂上，用旧制服做掩饰，“我就可以站在那个被制服遮住的窗后，悄悄将制服挪开，露出脸面，一瞬之后，再深藏在制服后面”，偷看一眼在操场上劳动的丈夫，就能心满意足并支撑起其继续苟活的希望。“这些微的享受，却是怎样支持了我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和这岁月中的多少心烦意乱的白天和不眠的长夜，是多么大地鼓舞了我的生的意志”。
       在第二章中，思妻心切的陈明也想尽一切办法给丁玲送去抚慰的书简。一方面，丁玲担心陈明的冒险行为一旦被发现，两个人可能都要面临严厉的惩罚；但另一方面，丁玲却为这样大胆的行为而欢欣鼓舞，她说“我真高兴，我欢迎你大胆！什么狗屁王法，我们就要违反！”热烈的感情喷薄而出，灼人心扉。陈明通过苞米叶子、废报纸的一角、破火柴盒子传来的只言片语，鼓舞了丁玲，“这些聪明的发明，给了我多大的愉快呵！这是我唯一的精神食粮，它代替了报纸，代替了书籍，代替了一切可以照亮我屋子的生活的活力，它给我以安慰，给我以鼓励，给我以希望。我要把它们留着，永远的留着，这是诗，是小说，是永远的纪念”。而当丁玲被脱光了衣服搜身时，这些珍贵的书简，则“全部被当作废纸毁弃了”，只留下丁玲永远的遗憾。
       在《别离》中，丁玲被告知要调到二十一队去，对于年近七旬的她来说，这次与陈明的分别很有可能就是天人永隔，于是这种别情显得更加炽烈纯粹。在即将分别的时候，丁玲和陈明终于匆匆见了一面。当陈明走进丁玲的小牛棚时，丁玲感到“整个世界变样了。阳光充满了这小小的黑暗牢房。”即使前途难料，陈明还不忘鼓励丁玲“我们已经到了现在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们得准备有一天要迎接光明。不要熬得过苦难，却经不住欢乐”。丁玲在回望陈明的身影时，说“春风拂过我的身上，……他的臂膀高高举起，好像正在无忧地、欢乐地、热烈地遥送他远行的友人。”虽然心有戚戚，但丁玲面对陈明爱的鼓励，仿佛一切的迫害与苦难在此刻都不存在了，更多的是对重聚的期待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与丁玲集中表现“小天地”中的夫妻情相比，杨绛的《干校六记》显得沉静内敛，她并不正面描写干校的主要生活内容——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斗争，反而多描写干校的衣食住行、同志之谊、夫妻之情和人狗奇缘等生活琐屑之事。比如在《下放记别》一文中作者以平静的语调冷静的叙述了夫妻下放的前前后后，包括为丈夫打点行装，送别丈夫，女儿为自己送行等情形，虽然包含着夫妻离别、母女送别以及女婿之死等场景，但作者几乎都是一笔带过。将悲伤处理得不露痕迹。人生最悲伤的事情莫过于老年丧子。杨绛的女婿得一受不住宣传队“阶级斗争”的压力，又不想捏造名单害人，于是选择了自杀这一条道路。杨绛将悲伤处理得不露痕迹，她写到“上次送墨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个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杨绛以淡笔写深情，蕴藉深沉；丁玲以重彩衬深情，热烈明快，各有殊胜。
       如果考察丁玲在建国后的政治社会地位，可以知晓其所遭受的压迫与斗争都远胜于杨绛。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记“别”、“劳”、“闲”、“情”、“幸”和“妄”，几乎都是平常事件、日常的喜怒哀乐，所展现的也是正常人性的普通交往，甚至花笔墨来描述对一条小狗的关心。杨绛似乎还能“苦中作乐”，当然对丁玲而言，这根本不算什么“苦”。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认为：“杨绛的文字简约含蓄，语气温婉，对历史事件多少保持适度距离，做平静审视的态度。”反观丁玲，她虽历大劫却不失赤子之心，她在《“牛棚”小品》中，描写自己想尽办法偷看丈夫，夫妻间暗度陈仓般的鸿雁传书以及匆匆别离的深情嘱托。丁玲没有回避自己内心激荡的感情，她如此直接而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浓墨重彩地将牛棚岁月里夫妻间的脉脉温情倾泻出来，用乐观积极的态度直面惨淡的人生，一个有血有肉、有个性、有真性情的女性形象呼之欲出，非历九死一生者难有此笔力。
 
       超越“牛棚”——对待历史的豁达胸襟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新时期人道主义精神复苏，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彻底摒弃了“从属论”的影响而趋于正常。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伤痕文学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大幕。“个性”、“人道主义”、“人的价值”、“自我”等观念重现于散文创作中，构成了新时期散文创作的总体基调和特征。“散文美学观念的嬗变、问题意识的强化，也促使作家对自然、社会、人生注入了更深层次的体察和历史的反思。”也使得五四以来形成现代的知识分子“批判社会弊病、针砭时弊、热忱干预当代生活”精神得以复归。
       《“牛棚”小品》丁玲回到北京之后创作的。1979年1月12日，丁玲经过上级部门的批准，从生活了7年的山西长治樟头村回北京检查身体和治疗，由中央文化部接待。同年2月12日，丁玲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检查结果显示丁玲疑似患有青光眼；尿糖为4个“＋”；血糖为280；右边乳房有一个花生米大小的瘤子，尚不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丁玲请求医生推迟手术，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写作上。根据丁玲日记，可以知道她曾就《“牛棚”小品》的创作和发表多次征询家人及朋友的意见：读给陈明听，陈明表示“颇感兴趣”；给秘书凤珠看，凤珠表示这种东西会有读者的，“未说好坏”；李纳、朝兰两位朋友读《“牛棚”小品》，“说很感动”。丁玲后来在《<“牛棚”小品>刊出的故事》中道出了创作背景和动机：“我原无心写我自己，只是在读了别的同志写的‘牛棚’生活、夫妻爱情、生离死别的散文以后，心有所感，才提笔一试为文的。”因此《“牛棚”小品》的问世，丁玲是十分珍视的。
       那么丁玲在《“牛棚”小品》中仅仅只是想要表达患难夫妻的相濡以沫吗？她虽然没有正面描写在牛棚中的处境如何，我们也可以从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丁玲生活的境况。“我现在随时都可以倒下去的心境”、否则他们一定要把这上边一层的两块玻璃也涂上厚厚的石灰水，将使我同那明亮的蓝天，白雪覆盖的原野，常常有鸦鹊栖息的浓密树枝，和富有生气的、人来人往的外间世界……从此告别”、 “我是无权自己去打饭的，大约是怕我看见了谁，或者怕谁看见了我吧”、 “整天反锁在小屋子里严加看管，上厕所也跟着”，“没有一本书，没有一张报纸，屋子里除了她之外，甚至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只能像一个哑巴似的呆呆坐着，或者在小屋里踱步”，甚至在被带上手铐转去其他地方还要“脱光了衣服被搜身”。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里，丁玲也有深沉的怒吼“现在我即使有冲天的双翅，也冲不出这紧关着的牢笼！即使有火热的希望，也无法拥抱一线阳光”，所以她要低唱地下斗争时期广泛流传的一首诗：“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那火线上扑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扑来。凭它怎么样压迫，热血依然在沸腾……”作为一名曾经被国民党囚禁的共产党员，在黑白颠倒的岁月里她又被关进特殊时期共产党的牛棚里，丁玲用“我们并不犯罪”去控诉，深沉而又蕴藉，充满力度。即使担心陈明偷偷传递书信会被发现，丁玲仍不失洒脱，她说“你真大胆！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呵！我真高兴，我欢迎你大胆！什么狗屁王法，我们就要违反！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应该这样……”丁玲用了四个惊叹号来表现内心激越的情感和欢愉的心情，而“只能这样”和“应该这样”心酸而又无可奈何地道出了丁玲在监视隔离的环境下，与陈明仅一墙之隔却咫尺天涯的艰难处境。但是控诉毕竟是极少数的。丁玲说“我想要写出这种伤心，但不要使人灰心，使人怜悯，而要留几缕情思，让人回想。”由此可见，她在写作《“牛棚”小品》中对夫妻感情是任其倾泻的，而对历史伤痕的镌刻则是用理智在克制。
       实际上，在20世纪的中国，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像丁玲一样毁誉参半，人生境遇遭遇如此巨大的落差。作为曾在中国文艺领域位高权重、又受极左势力迫害至深的一位女作家，丁玲复出文坛是受到万众瞩目的。学界、社会层面都希望丁玲能够以身示范，将她被打击戕害的真实经历公之于众，将伤痕文学推向另一个高潮。《“牛棚”小品》除了应和“伤痕文学”回顾文革历史的基本主题外，并没有对牛棚生活和文革采取“哭诉、指控、谴责、批判、暴露，并借以宣泄自己悲怆愤怒的情感”的方式，这也正是一些文学评论家诟病丁玲晚年创作失去亮点的症结所在。丁玲曾说“‘伤痕’小说，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这有什么赞成不赞成呢？社会里有那个事你就可以写嘛”，对伤痕文学顺应历史潮流而生的必然性丁玲是表示赞成的，并且认为它“反应了社会的广度，能够切中时弊”。实际上，受尽磨了难、历经了坎坷的丁玲在《“牛棚”小品》中，展现的仍然是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丁玲对历史充满了包容和豁达，认为自己的遭遇仅仅是个人的，党和国家受到的损失与伤害才是无法估量的。在丁玲的心目中，“小我”的位置并不多，她看到的是更遥远的将来与更广阔的世界。因此，她笔下极少控诉，也极少自怜自艾的哭哭啼啼，说明丁玲的思想境界已大大超出当时学界人们的期望，其时的各种不满与失望也就不足为奇。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回首看待这一段历史时，会惊讶于丁玲的胸襟与气魄，当然也会对当时学界的期望有个客观的审视与评价。
 
       明快洗炼的风格气度

       作家散文创作的心态与风格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冷峻内敛的心态，不动声色地将深沉的情感隐藏在字里行间，呈现出含蓄蕴藉的风格；有的则是热情外放的心态，即感情由内到外地迸发，呈现出激荡明快的风格。《干校六记》就属于第一种风格，而丁玲的《“牛棚”小品》无疑属于第二种风格。
       关于杨绛《干校六记》含蓄蕴藉的评述很多。评论界普遍认为杨绛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人文传统，将感情转向心灵深处，以深沉代替躁动，以冷峻代替热烈，以宁静代替喧闹。她“正视历史的劫难与民族的痛苦，而又能超越痛苦与一己的悲伤”。“展示了在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心理轨迹，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平和之中藏有冷峻的理性批判”，让读者领略劫难之中的作家精神风度，而且显示了散文艺术的辉煌境界。
       《“牛棚”小品》用三章的内容浓缩了两年的牛棚生活，在有限的篇幅中占绝大部分的还是丁玲内心激越的情感。丁玲表达情感信笔由缰，听任感情的随时迸发，呈现出明快洗练的风格气度。在第一部分《窗后》中，被剥夺了劳动权利的丁玲无法同丈夫一起劳动，更无从会面，那么她会想出站在被制服遮住的窗后，偷看在操场上劳作的丈夫身影的办法。她说“这些微的享受，却是怎样支持了我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和这岁月中的多少心烦意乱的白天和不眠的长夜，是多么大地鼓舞了我的生的意志呵”；而在《书简》中，当丁玲收到陈明费尽心思递过来的只言片语时，她说“那么新鲜，那么有力量”；而在《离别》这一章节，作者记叙最后别离的场景也是用情景交融的手法：“我看见远处槐树下的井台上，站着一个向我挥手的影子，他正在为锅炉汲水。他的臂膀高高举起，好像正在无忧地、欢乐地送他远行的友人。”丁玲虽然身处被监视和囚禁的环境下，但却用大篇幅的内容来刻画她与陈明真挚感情和乐观向上的心态，让文本呈现出不同于以往“伤痕”文学的控诉与悲伤的基调，而是明快洗炼的风格与力度，让人眼前一亮。
       谈及《“牛棚”小品》的创作，丁玲曾说“写的‘牛棚小品’不是当作伤痕，而只是抒写当时环境下个人的感情，我把这些当做有趣的东西来写”。在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的谈话中，丁玲就直接说到“粉粹四人帮之后，我看了一些抒写生死离别，哭哭啼啼的作品，我不十分满足，我便也写了一篇。我的经历可以使人哭哭啼啼，但我不哭哭啼啼”。她如实的写出了自己的遭遇，对个人的恩怨涉及得却很少。丁玲认为这样的灾难不是个人的，而是国家、民族和党的损失。晚年丁玲更多的是用一个饱经忧患，饱览沧桑的老共产党员的眼光看待历史与现实生活。作者写作《“牛棚”小品》并不旨在暴露，并不是对自己在“牛棚”中所受的非人待遇进行愤怒的指控，相反，她完全超脱了个人恩怨，站在历史制高点看待问题。而关于晚年丁玲的创作心态，张永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一书中有非常中肯和有见地的评价。从《“牛棚”小品》三篇的内容和思想来看，丁玲确实没有将自己饱经风雨和折磨的苦难经历当做“伤痕”与武器，来暴露与控诉极左思想对她本人的摧残。而是写出了丁玲与丈夫陈明身处逆境时，在精神上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爱的追求，以及“苦难人生的泥淖中不灭的人性之光”。穷不改其志，达无变初衷，光明磊落，坦荡大气，这也是丁玲精神特质最值得世人咀嚼和思索之所在。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