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语言与作者心境 

  王丹红

       自古以来，文学为了表情达意，“诗言志”，“言为心声”、“文以载道”等等文论不绝于耳，所以我们不难通过作家的文学语言厘清他们的思想脉络与感情波澜。丁玲的母亲作品也成功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范例。她以不同词语、句法、对话、语言、标点符号等语言手段表现母亲形象，由此可见作家的心境。
       丁玲怎么走上创作之路呢？她在《我的创作生活》一文中自述：“我当时为什么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不满，自己生活无出路，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给这社会一个分析。因为我那时是一个很会牢骚的人，所以《在黑暗中》，不觉的也染上一层感伤。”又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回忆：“我那时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乱的时候，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盲目地曾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由此可见，丁玲走上文学之路主要因为对现实的不满和内心的苦闷。她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描写女性恋爱与精神叛逆的小说震动了文坛，充满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的思想。茅盾曾说过：丁玲是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 丁玲的思想感情还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与个人解放甚至无政府主义的范畴。而之后一系列描写母亲的作品却显示她思想变化的进程。
      《从夜晚到天亮》、《田家冲》、《水》、《母亲》展示丁玲1931至1933年的思想变迁。
      《从夜晚到天亮》写于1931年4月23日，同年2月7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优秀的左联作家胡也频、李伟森、柔石、冯铿、殷夫及其他革命者被国民党秘密杀害，血染荒野。这一年彻底改变了丁玲的命运，更扭转了她的思想立场。爱人的牺牲极大地撼动她的心智，使她从个人孤独的反抗投入到革命阵营的斗争，从无政府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之前的丁玲受到向警予、瞿秋白的影响向往革命，但一直徘徊于共产党的领导之外，崇尚自由，观察革命，胡也频的牺牲惊醒了她的灵魂，让她做出重要的抉择，1932年在革命最艰难的时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一生“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执着追求。所以1931年是丁玲一生的转折点。
       美国学者丁淑芳在《丁玲和她的母亲》一书中分析丁玲当时的心理：“在胡也频可怕的死亡余悸中她加入共产党。她入党的动力看来好像基于个人复仇而不纯粹是思想信念。”同时她又运用“认识不一致”的心理学理论解释丁玲的转变过程：“当丁玲加入共产党时，她无疑就得摒弃国民党这个执政党。知道这个行动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而且她的选择是自由和自愿的。在共产党这方面甚至当他们急需党员的时候，也是高度地选择。丁玲以写作无产阶级文学和作为一名烈士的未亡人从事革命事业证明她自己是有价值的。而且，在‘白色恐怖’时期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以后，丁玲冒着生命危险加入党。入党的程序可说很严格，根据认识不一致的理论，预料是她对党的高度评价。而且，那不仅是为她的丈夫的死报仇的行为。她的母亲的最要好的朋友对丁玲像是阿姨一样也被国民党杀害的这个事实也一定增加了她抉择取舍的因素。”这个心理学的分析的确很精辟，也就是说，丈夫与向警予的死为丁玲选择入党增加了心理上的重要砝码，使她心理与认识达到平衡一致。其实丁玲选择革命的道路经过近十年的深思熟虑，不是一蹴而就的，她一直追求光明和真理，也很自觉地靠近共产党的进步人士包括瞿秋白、冯雪峰等，当然胡也频牺牲这个突发事件确实让思想的天平完全倾斜，这是可以理解的。重要的人事变迁经常会改变我们一生的走向，偶然中有必然。
    《从夜晚到天亮》表现的正是胡也频死难后丁玲的一段心情，文本中的语言叙述显得很杂乱，场景切换很快，缺少条理和逻辑性，好比电影中剧烈晃动的镜头，令人“晕眩”，开篇第一段就能给人这种强烈的印象：
 
      弄堂，沉寂的，一弯眉月高高地挂在天上，星星在闪呢，电车轮轧在铁轨上。小孩，一个可爱的后影，两边走着的是父亲和母亲吧……混账，这一切都是很无道理的呵……
 
       这一段中的几个意象：弄堂，眉月、星星、电车、小孩、父亲、母亲，很随意地粘合在一起，没有必然联系，从地上到天上，从天上到地上，天旋地转，语无伦次。两个省略号意味深长，第一个省略号说明眼前的景物还很多、很杂，第二个省略号显然是想说出心里的不平，但无从说起，思绪极为混乱。夹杂一句“混账”又想骂人，究竟要骂谁呢，没说明。这一切却构成了一个刚失去丈夫的女人真实的心境，混乱绝望而莫名的愤怒。这种意识流的杂乱贯穿了整篇文章。即使处境如此不堪，即使自己的孩子没有买奶粉的钱，却还惦念着给朋友的孩子买衣服，为了使那个孩子的母亲高兴，“我给她点愉快吧，让她更快乐些吧，我？……我要，我去买了那小衫把。我送给她。”这段比较清晰的语言表述，五个“我”字最终指向还是“她”，反映的是那种“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无私爱心，这是丁玲之前描写女性作品所没有的感情，不再只是个人主义的表达，而显露了关怀他人的崇高情愫，这也是丁玲自己思想感情的进步。
       丁玲的意志并没有瓦解，反而锤炼得更坚定。她说：“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问题横竖是一样的。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丁玲的思想感情就这样在痛苦中升华。 
      《田家冲》、《水》、《消息》显示丁玲已经把视角从小资产阶级转向广大的工农群众，竭力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她也逐渐从小资产阶级作家转化成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在《田家冲》里描写了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朦胧愿望，但是大量关于农村美丽景物的语言又客观上冲淡了农民的劳苦，对地主出生的革命者三小姐的语言描写也充满浪漫的气息，有点概念化倾向。正如丁玲在《我的创作生活》中说的，“材料是真的，失败是我没有把三小姐从地主的女儿转变为前进的女儿的步骤写出，虽说这是可能的，却让人有罗曼蒂克的感觉。再者，我把农村写得太美丽了。我很爱写农村，因为我爱农村，而我爱的农村，还是过去比较安定的农村。加之我那种对农村的感情，只是一种中农意识。”美国学者梅仪慈也非常中肯地指出：“小说里对田园生活的渲染美化显然是不合思想意识的逻辑，因为作者没有弄清情节发生的时间。”“现实的刻划、背景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小说情节处于革命进程中的哪个时间表上。革命前的旧世界整个为黑暗与苦难弥漫着”，“革命的必然是因为他们终究还是在贫困与剥削的桎梏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所以，丁玲的语言驾驭、艺术表现受制于她的“中农意识”与生活体验，特别是对农民的理解。《水》的发表为她迎来巨大声誉，被当时的革命作家认为是里程碑式的小说，何丹仁认为“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新的小说”，茅盾也高度评价这篇小说意义重大，“不论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这篇小说之所以被赞誉，除了因为取材于1931年十六省大水灾的时事背景外，重要的“显示了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理解” ，灾民要抗击天灾，更要与军阀混战和地主官僚的剥削现实作斗争。这在文中多处对话中被一次次强调：
 
      “我晓得，有钱的人不会怕水，这些东西只欺侮我们这些善良的人。我在张家作丫头的时候也涨过水，那年不知有几多叫花子，全是逃荒的人，哼，那才不关财主们的事，少爷们照样跑到魁星阁去吃酒，说是好景致呢，老爷那年发了更大的财，谷价涨了六七倍，他还不卖”。“有钱人的心像不是肉做的”。
      “塌鼻！你莫吹，你有本领，不会连条不破的裤子都没有。你做了二十年长工，插田，种地，打杂，抬轿，没有饿死，算你的运气，还把你的东家当好人，你这猪猡！”
      “没有法，家被水冲了，又不是懒，又不是抢，为什么他们不给我们吃？他们拿了我们的捐，不修堤，去赌，去讨小老婆，让水毁了我们的家，死了我们多少人，他们能不给我们吃吗?”
      “处处的老鸦一般黑，哪里种田人有好日子过？”
 
       以上几段对话只是文中的一部分，还有不少地方都在揭露官僚地主的残酷剥削使得农民民不聊生，食不果腹，地主勾结官僚遇到天灾更是变本加厉，趁火打劫，“有钱人的心像不是肉做的”，这个比喻句生动地显示农民对财主的憎恨，天灾、人祸共同激化了阶级矛盾，说明丁玲对阶级对立的深刻理解，具有了无产阶级的观点。
       此外，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在《水》里面，“不是一个或二个主人公，而是一大群的大众，不是个人的心理分析，而是集体行动的展开。”，展现了大众的力量。《水》里描写了农民的集体群像，他们没有名字，老外婆、三爷、塌鼻、张大哥、女人、男人等等，没有太多个性和心理描写，只是一拨拨的声浪，对话描写充满了整篇文章，农民的话语带着怨恨、绝望、野性和愤怒，还有排山倒海如洪水般势不可挡的力量，如同文末一段叙述的：“于是天将朦朦亮的时候，这队人，这队饥饿的奴隶，男人走在前面，女人也跟着跑，咆哮着，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过去。”“咆哮”、“凶猛”、“扑”三个词语将民众的愤怒与力量写到极致。把群众比喻成洪水，将人物化，巧妙地讽刺反动统治者“防民甚于防川”的历史认识，表明丁玲已看到农民无比巨大的反抗力量，这也是历史巨大的洪流，必将摧枯拉朽！
      《消息》写出工人老母亲的觉醒，她自觉自愿自发地组织起来支持革命，文中描写老太婆的语言更细致，更有个性化，尤其对她偷听消息时的动作、神态语言的描绘栩栩如生，不再是《水》中的群像，但在老太婆的背后同样站着无数不知名的和她一样的母亲，丁玲展示这股革命的暗流悄悄地涌动。至此，丁玲的思想也自然转变，从个人主义的叛逆到对工农革命群众运动的理想追求，从离社会到入社会的新生。从此以后，丁玲逐渐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表现社会，反映人生。
       除了对工农母亲觉醒意识的赞赏外，丁玲作为一个历经磨难的共产主义战士，作为遭受屈辱的母亲，在历史的沉浮中坚贞不屈，能辩证地看待历史，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把党当成精神母亲一样歌颂和追随。《风雪人间》描写她被错划为“右派”以及到北大荒的生活见闻，语言描述客观理性，其中虽然有激愤，但更多地表达出对党的热爱与坚持的信念、对人性的信心和希望，就像书名传达的寓意，风雪严寒中还有人间的温暖。丁玲的思想认识巧妙地蕴含在书名或篇名语言的选择上。同样是回忆类纪实性文章，她把国民党囚禁她的文章命名为《魍魉世界》，充满对国民党的仇恨与憎恨，而对共产党她始终抱有信心，即使自己蒙受不白之冤时也不放弃希望，这是信仰的力量。正如她自己所言：“我总还是愿意鼓舞人，使人前进，使人向上，即使有伤，也要使人感到热烘，感到人世的可爱”。1979年她写的《“七一”有感》就像子女写给母亲的口吻，并反复将党称为“母亲”，犹如失散的女儿找到了家的温暖：
 
       党呵，母亲！我回来了，今天，我参加了政协的党员会。
       整整二十一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为了今天，我度过了艰难险阻；为了今天，我熬尽了血泪辛愁。我常常在早晨充满希望，昂首前进，但到了晚上，我又失望了。何时能见到我的亲娘呵？哪年‘七一’，周围的同志们都兴高采烈，拥挤着去开会，庆祝党的诞辰。每当这时，我就独自徘徊在陋巷树阴，回想那过去战斗的幸福岁月，把泪洒在长空，滴入黑土。在那动乱的日子里。我是饱受磨难。好心人对我说；“你死了吧，这日子怎么过？”我的回答：“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我会回来的，党一定会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烂，希望的火花，永远不灭。”
       二十一年过去了，我看见一代代人的降生，一代代人跨进党的行列，可是山高路远，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党里来呵！？
       二十一年了，我被撵出了党，我离开了母亲，我成了一个孤儿！但，我不是孤儿，四处有党的声音，党的光辉，我可以听到，看到，体会到。我就这样点点滴滴默默地吮吸着党的乳汁，我仍然受到党的哺养，党的教导，我更亲近了党，我没有殁没，我还在生长。二十一年了，我失去了政治地位，但我更亲近了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给我以温暖，以他们的纯朴、勤劳、无私来启发我，使我相信人类，使我更爱人民，使我全心全意，以能为他们服务为幸福。今天，我再生了，我新生了。我充满喜悦的心情回到党的怀抱，我饱含战斗的激情，回到党的行列，党呵！母亲，我回来了！
       二十一年来，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党经过曲折，遭受蹂躏。今天，摆在党面前的，是一条艰难的旅程，但我坚信……
 
       这是丁玲复出后写给党的肺腑之言，声声呼唤，字字血泪。语音上的回环反复，奏出了丁玲的百转心曲。“党呵，母亲！我回来了”前后呼应，一声呼唤，如杜鹃啼血，喊出了她郁积多年无法倾诉的深情，如同被遗弃的女儿投回母亲怀抱那声惊世呼唤。“二十一年”这个时间复词重复了五遍，四次置于每段开头，被反复吟唱，既宣泄了感情，又连缀了段落，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诉说了丁玲被开除出党的委屈、痛苦，也诉说了回归的渴盼与欣喜。二十一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有多么重要，对于日日在冤屈与误解中生存挣扎的人又是多么漫长难熬，对于一个热情有为的作家意味着怎样的损失与摧折，这四个字组合的词组浓缩了无以计算的人生经历和感情煎熬，所以被不断重复、提及，数字在某些时候是最好的见证。然而通篇的文字给读者的印象不是哀怨、哭诉，苦难对于强者只是磨练，而是读出了信念与坚持，看到一个新生的时代的希望：“我再生了，我新生了。我充满喜悦的心情回到党的怀抱，我饱含战斗的激情，回到党的行列，‘党呵！母亲，我回来了’！”“再生”与“新生”两个词不仅标志着丁玲自己，更折射出社会与时代的浴火重生、充满生机，这是同时代写“伤痕文学”的作品所达不到的精神境界。正如她经常对人说：“俱往矣！没有什么说头。”其实陈明深透地解读了她的思想：“经过‘文革’的十年浩劫，她痛切地感到，在大难之后，国乱民穷，历史赋予这一代革命作家的任务不是鸣冤诉苦，不是愤懑呻吟。有良心、有责任感、重新获得了工作权利的作家、艺术家，在痛定思痛之余，应该总结教训，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党分忧，为民解愁，为振兴中华而戮力同心。丁玲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丁玲的思想无疑是立足于文革后的历史高度，以老党员的责任感与革命作家的使命感进行创作的。《杜晚香》中的孤儿杜晚香也将党称为“母亲”，这种表述的内涵与感情和散文《“七一”有感》同出一辙。
       母亲语言通过不同时期的文本，鲜活地折射出丁玲的思想感情与境遇变迁，也是解开丁玲起伏跌宕内心世界的重要密码，亟待更深入的剖析与研究。

     （作者系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