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晚香》与《梦珂》
——丁玲晚期和早期创作的一致性

     王海艳

 
 
       绝大多数研究者在谈及丁玲创作时，大都肯定其早期创作而贬抑其晚期作品，认为丁玲早期创作是在个性主义思想指引下的进步之作，而晚期创作则是其个性丧失、艺术倒退的标志。但在笔者看来，丁玲晚期创作和其早期创作有其一致性，即同样出于生存目的、同样闪耀着强烈的个性锋芒、同样塑造了饱满、动人、光辉的时代女性形象、同样闪耀着“五四”文学精神之光。
       本文主要选取丁玲1927年初登文坛的第一篇小说《梦珂》及1979年复出文坛后的第一篇作品《杜晚香》为个案，将二者对照细读，重点探索丁玲创作晚期和早期如何殊途同归，以补充和完善我们对丁玲其人、其文的认识和研究。
 
       一 、为了个体生存的个性创作
 
       被贴上政治化、概念化、功利化标签的《杜晚香》是丁玲复出文坛的亮相之作，也是丁玲晚年创作的起点和标志。李美皆曾在《〈杜晚香〉的写作对于晚年丁玲的复杂意义》一文中将丁玲创作《杜晚香》的内在动机概括为“向政界领导王震求助”、“惧祸心理”、“迎合“主旋律”和“净化论”四个方面。除了第四点，其他三个都指向社会现实。
      《杜晚香》发表前后的史实是：在文革结束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丁玲的复出平反之路异常曲折，她的冤案非但没有获得平反，反而不断被牵扯到与已经判了政治死刑的“四人帮”的历史有关的线索上，纠缠在丁玲南京被囚的三年历史上，直到1984年8月，才有最后的组织结论。所以在一般所说的“新时期”文学里，丁玲是一个被迫的、被动的、无奈的参与者，是被“新时期”文坛放置到边缘或角落的人物。当时执掌、左右文坛的大都还是解放后、“文革”前的那些人。在丁玲的晚年生活中，她一直在为自己的彻底平反而煞费苦心、不懈努力，甚至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丁玲反复宣称，她今后的文学创作道路，还是应该坚持写《杜晚香》，而不是《牛棚小品》。这是现实政治的选择，或者说是求生存的选择，而非文学的选择。1980年元月丁玲在1979年复查结论上签字，终于承认历史上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大约三年后黎辛问她既然不同意又为何签字时，丁玲的回答是：“我要生活呀”；“我一个月80元生活费，要交房租、水、电、煤气费都不一定够，我还要吃饭呢，我不签字，作协就是不恢复我原来的生活待遇。”
       曾高度评价丁玲早期创作的袁良骏，曾语带惋惜地指出，丁玲晚年与早年的丁玲、延安的丁玲判若两人，她变成了一个十分平庸的歌功颂德者，一个极左落线的维护者、辩护士。笔者却以为，从作家人格和个性来说，丁玲的本质其实并没有变，歌功颂德是一种策略，一种保身护己的无奈之举；差不多同时或稍后的散文创作《风雪人间》、《魍魉世界》及《怀念仿吾同志》等篇仍表现出老作家的一如既往的思想与性格。反过来看丁玲早年的处女作《梦珂》，也未尝不是现实压力与精神苦闷的共同产物。 《杜晚香》的发表恰像早年《梦珂》的出现，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发表动机都是为了生存下去。
      《梦珂》发表前后的丁玲，其经济生活的拮据贫困，心灵世界的愁苦无依，前行无路的悲观绝望，都严重地影响到或威胁到了丁玲的现实生存，这一切都促使丁玲选择了或者说不得不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道路。所以说，为了生存，为了这人生第一要义，才有了《梦珂》和《杜晚香》。另一方面，即使是出于生存的目的，《杜晚香》和《梦珂》也都彰显着作家的强烈个性和独特的艺术追求。
       “从人格结构来说，我们判断一个作家是否有个性，主要不是看他或她是否在语言文字中标榜个性主义，而是要参照其所处的时代大环境。”若以此论，我们可以说，《杜晚香》仍体现了丁玲的创作个性。
       一方面，它与刚刚结束的“文革”时期的文学有明显不同。该作初创于1966年，后在“文革”中散失，重写于1978年。《杜晚香》看似带有“文革”时期文学的痕迹，人物形象有“高大泉”的影子，但详读文本，细究史料，不难发现《杜晚香》和“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作品是有本质差别的。“在文革文学中，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阶级斗争理论来实现国家对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控制”，“作家完全陷于工具化的机械劳动之中，他对时代和社会的个人感受几乎不可能通过文学创作去公开表达”,因此，“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作品是高度政治化、概念化、理想化的，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是超脱现实，剥离作家主观感受、体验的。而与之相比，孕育、诞生于“文革”时期的《杜晚香》却是另一番模样，首先，它源于真实的生活。杜晚香的原型是邓婉荣，小说中，杜晚香的经历大都是邓婉荣的真实事迹。其次，它表达出作家个体对人物、对时代的真实感受。杜晚香（邓婉荣）这位曾在“风雪人间”给予正在经受磨难的丁玲以温暖和帮助的模范女性，是为丁玲热爱的，并且这种热爱始终是真实的。丁玲说自己“对她非常有感情，因此写来还觉得顺手”。1981年3月，丁玲在厦门期间，邓婉荣一家从黑龙江农场迁返甘肃天水老家途径北京，在丁玲家住约一周。丁玲写信嘱家人好好招待。1982年10月11日，“晚邓婉荣乘121次火车回天水，送茯苓夹饼、芝麻酱。”再次，《杜晚香》描写了一位新时代女性的成长，主题并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通篇也没有涉及阶级斗争内容，对主人公和家人、知识青年、群众等的矛盾处理也是温和的，不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你死我活”般激烈。
       另一方面，它又不能归入当时盛行的任何一种文学思潮。在《杜晚香》发表的1979年前后，要求尊重个人利益、个人欲望，主张改革、发展的思潮代表了时代要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占据主流，丁玲的所谓“歌德”创作的确有些不合时宜、与众不同；但作为一个在政治及文艺舞台摸爬滚打、艰苦抗争好几十年的丁玲，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时代发展、主潮思想及读者多元、开放的审美趣味，不会是没有洞察，她也明确地知道什么样的作品是“时鲜货”，但她还是坚定不移地选择了《杜晚香》，并一再重申要多写这样的作品，这除了为现实生存的功利性考虑，也体现了丁玲强烈的个性意识！丁玲绝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作家，而是极具独立性、独创性的个性作家：“自己按自己的认识写文章。我就坚持不入伙，免得学别人倒来倒去，演笑剧。”
      《梦珂》亦属丁玲不同流俗的个性化创作。丁玲这篇处女作出现的时代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后期，是“五四”退潮时期，是“左翼”革命运动酝酿、发展时期，初登文坛的丁玲，一出现就被认为是“另类”女作家。“另类”是说她的个性、她的与众不同，指她不同于之前的“问题小说”作家、“文学研究会”及“创造社”作家，也不同于差不多同时或稍后的“革命小说”作家、乡土小说作家等。单以女作家而论，丁玲“强烈的现代意识、高度的时代敏感、对爱与性的双重思考、极强的震撼力和感染力”等与冰心、庐隐、萧红、张爱玲等也迥然不同。日本学者中岛碧评价：“丁玲比她先辈或同辈中的任何一位作家（不论男女）都出色。甚至可以说，敢于如此大胆地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丁玲是第一人。”《梦珂》即使艺术上略显稚嫩，在当时的文坛上亦确乎显得不同流俗，充满个性。
       丁玲的晚年创作除坚持自己的个性，还具有一定的先锋性和超前性。在《杜晚香》发表近一年后，《人民文学》编辑部于1980年3月12日召开的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刘绍棠、王蒙等特别强调了八十年代的中篇小说创作，基调必须是“感奋的、向上的，不能老是沉湎于过去”，“无论是塑造高大人物形象也好，揭露阴暗面也好，都要表现出对光明的、美好的事物执着的追求”，“即使是批判、讽刺性的作品”，也要“给人以鼓舞力量”。笔者以为这并非作家言不由衷的政治表态，而反映了他们对当时文学发展趋向的一种期望。而这和丁玲晚年所坚持、所弘扬的“我们的作品应该是安慰人、鼓舞人的，而不要使人读了你的作品感到灰心，绝望”如出一辙。
       丁玲晚年创作的《魍魉世界》和《风雪人间》，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它们所记录的磨难，而是磨难中，始终坚定、乐观的沧桑笑颜。《杜晚香》则可以说是中国版的《丑小鸭》、《灰姑娘》、《大长今》，也可说是新时期版的《士兵突击》、《杜拉拉升职记》，它写得温暖有力，极为励志，极为鼓舞人心，其所传递的诸如坚持、奉献、自强不息等正能量对我们当今这个物欲横流、信仰失落，缺少真善美的时代也有其启示与救赎意义。
 
       二 、“模范女性”身上的“时代女性”因子
 
       所谓“时代女性”，一般是指带有时代烙印，反映时代发展，并投身于时代浪潮，开风气之先声的新女性，她们是清醒的，勇敢的，不断抗争的，走在时代前列的女性精英。而“模范女性”则多指遵循主流规范、合乎先进标准，具有表率、榜样作用的杰出女性。先锋性、引领性和不断向前冲锋、向上努力的品行，是时代女性和模范女性的交叉点、共同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杜晚香也可算是新时期的“时代女性”。
       杜晚香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时代，一个全国人民都在热火朝天建设新生活、新国家的时代。杜晚香可以说是新时代的一个卡里斯马典型，她具备卡里斯马典型所要求的素质：翻身的贫苦女性，根红苗正，朝气蓬勃，干劲十足，公而忘私，对异性也有个人的想法，她与周围人物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她不论是在自己家里，还是在工作岗位上，不论是在老家，还是在北大荒，都是被人交口称赞的，没有人不服她，没有人不爱她，她都是以实际行动感染人、带动人、改变人，她是东北垦区当之无愧的杰出女性、先进人物。 她“以前所未有的原创冲动、坚定意志、神圣品格和美好理想，积极地去参与实现“新社会规划”这一实践”“洋溢着符码化时期社会特有的青春气息。”在她的个人成长和品性形成过程中集中凝聚着当时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各种风云变幻，而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觉醒则是她成长为卡里斯马典型的关键。小说第三节《“妈妈”回来了》中提到：
 
       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了土改复查工作队。工作队里有个中年妇女，这个女同志落脚晚香家里，睡在晚香那小炕上。她白天跟着她们爬坡种地、烧饭、喂猪，晚上教村里妇女识字。没有一个妇女能比晚香更上心的，她看中了这个十七岁的小媳妇，夜夜同她谈半宵。晚香听得心里着实喜欢，她打开了心中的窗户，她看得远了，想得高了。她觉得能为更多的人做事比为一家人做事更高兴。
 
       晚香在这位中年妇女的“启蒙”下，觉醒了，一步步成长为最具时代代表性、集中了各种优良品质、极具感召力和影响力的卡里斯马典型，这是“发展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符码化时期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其必然产物。”所以，我们说杜晚香是属于她的时代的，是带有“时代女性”因子的“模范女性”。
       很多丁玲研究者在贬抑丁玲晚年创作时，谈到《杜晚香》，大都认为该作是一部革命浪漫主义手法创作出来的政治化、概念化的“歌德”式作品，人物塑造不够立体、丰满，有符号化、理想化痕迹，在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存在价值不高。这些论断不能说丝毫没有道理，但却明显抹煞了该作的求真、求实、力求生动刻画真实存在的时代新女性的现实主义特征。对文学创作来说，并非只有揭露、批判才符合社会真实，歌颂、赞扬的若实有此事、确有此人，那这种描写同样是确凿无疑的“真实”。1980年9月,法国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出版了《杜晚香》（法文版），书名为《大嫂》。这是法国首次翻译出版丁玲的作品，该书被收入“亚洲面貌”丛书。可见，《杜晚香》对当时中国社会风貌的真实描绘，对那一时代模范女性的如实摹写，是得到外国读者和研究者认可的。
       毫无疑问，梦珂是带有浓重时代气息的新女性。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内心压抑、心怀正义，她追求学业的进步，奢望灵肉统一、两情相悦的爱情，渴望理想的职业，但在黑暗的时代，都终将被黑暗所吞噬。20世纪20-30年代的女性即是如此。除梦珂外，小说中的莎菲、伊萨以及现实中的的丁玲、萧红，都是怀揣着梦想，追寻着自由。但在极端黑暗、混乱、专制的时代，在举步维艰、四处碰壁的社会，这类“觉醒”的新女性必然堕入愁苦、郁闷、烦恼、愤懑、绝望的深渊，越是挣扎，越是痛苦，越是寂寞。严家炎先生曾说过：“在写出20年代前期知识女性面临的痛苦这一点上，丁玲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被视为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的女作家丁玲，在其创作晚期仍坚持着女性主义的一贯立场，表达着她不变的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独特思考。关于《杜晚香》，秦林芳先生曾撰文说：“对于这样的题材和人物，擅长探索女性命运的丁玲本来可以从中深入开掘出妇女实现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深层意蕴，但由于她艺术勇气的缺乏和预设的政治性、道德性主题的限制，更由于她对‘五四’个性精神的弃置，她不但没有对此作出应有的探索，反而以传统、落后的道德意识掩盖并且代替了对这一题中应有之义的挖掘。”“杜晚香到北大荒后，在家庭生活中与丈夫很不平等。而她本人不但没有对男女平等的要求，反而表现出了一种无意识的依附与顺从。”“杜晚香表现出了非常陈旧的男权观念”。
       而笔者从《杜晚香》文本中所读到的却与秦林芳先生的论见迥然相反。笔者以为，杜晚香是擅长探索女性命运的丁玲深入开掘出的妇女实现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典型形象：妇女解放应走的道路，不是梦珂、莎菲之类女性所曾走过的诉说自己的苦闷、痛苦与挣扎之路，不是在批判、诅咒黑暗时代之后又堕落于或暂时逃离专制男权社会之路，而应如杜晚香那样，恕人与强己并重，默默地努力，坚定、从容地奋起，与社会、与时代、与男人和谐共处。这同样是自我的不断成长，有助于自我价值的逐渐确立和自我地位的节节提升。杜晚香到北大荒之初，在家庭生活中与丈夫确实不平等，那是因为丈夫李桂“现在也成了一个很高很大的角色。他出过国，在朝鲜打过美国鬼子，他学习了几年，增长了许多知识，现在又是一名拖拉机手，操纵着那末大的，几十匹马力的大车，从早到晚，从晚到早的在这无垠的平展展的黑色海洋里驰骋。”是因二人的能力和地位有差异。但杜晚香并不甘心仰视丈夫，并不漠视这不平等。她一方面依附与顺从这位优秀、开明的丈夫，另一方面她“对自己的无能，悄悄地怀着一种清怨”[9](p.303)，接下来便开始为自己争取证明自我能力和价值的机会，终成为全垦区的标兵和模范。这样的地位和荣誉，想必是其丈夫所可望而不可及的。从文中描述看，杜晚香并未表现出陈旧的男权观念。她的丈夫开明，并未给她制造什么坎坷磨难，相反很体贴她，难道不应得到尊重和爱慕吗？难道一味地批判与否定丈夫才是女权观念的表现吗？
       笔者认为，《杜晚香》中女权思想的表达不是通过对男权社会的否定与批判，而是通过对女性的坚忍、乐观、成长与自强来体现。杜晚香父亲的孱弱、无能及杜晚香丈夫的被超越，都是该作女权观念的鲜明体现。总而言之，丁玲的晚期创作和早期创作一样，始终在不懈地探索着女性的解放之路，梦珂的挣扎是女性觉醒的起点，杜晚香的辉煌则是女性应该努力的方向。
 
       三 、杜晚香与梦珂都是“五四”的产儿
 
       五四文学精神的实质是人的发现与个体人格的自觉。丁玲的小说作品中，主人公大都为时代女性，“五四”文学精神在丁玲作品中的具体体现，便是女性自我的觉醒，主体意识的增强，自我存在价值的实现等。简言之，便是女性的自信、自尊、自立、与自我实现等。梦珂和杜晚香，时隔半个多世纪的两位女性，却有着神似的精神特质和性格禀赋。这些特质和禀赋具体表现为：
       梦珂和晚香都是具有满满自信的人。无路可走的梦珂来到了不愿来到的剧社，在说明自己来此地的希望时，说道：“……现在我当然可以不必多解释我自己，将来你总会明白的，因了我内在的冲动和需要。我相信我不会使你们太失望……”而十三岁的杜晚香在去往婆家的路上，想的是：“她对新的生活，没有幻想，可是她也不怕。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小了，能经受住一切。她也看见过做媳妇的人。她能劳动，她能吃苦，她就能不管闯到什么陌生的环境里都能对付。”她们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是深信不疑的。
       梦珂“想起自己平日所敬爱，所依恋的表哥，竟甘心搂抱那样一个娼妓似的女人时，简直像连自己也受到侮辱。”；走投无路时，她忽然想起“‘为什么我不可以向姑母借债呢？’但一种负气的自尊鼓励了她”。第二天到圆月剧社“无论在会客室，办公室，餐厅，排影场，化妆室……她所饱领的，便是那男女演员或导演间的粗鄙的俏皮话，或是那大腿被扭后发出的细小的叫声，以及种种互相传递的眼光，谁也是那样自如的，嬉笑的，快乐的谈着，玩着。只有她，只有她惊诧，怀疑，像自己也变成妓女似的在这儿任那些毫不尊重的眼光去观览了。”。她是一个敏感的、自尊心极强的女人。而读着别人写好的发言稿“杜晚香总觉得那些漂亮话不是她自己讲的。而是她在讲别人的话，她好像在骗人。她不能继续这样。她可以不当标兵，不讲演，名字不在报纸上出现，而一定要老实。她尽管现在不会写文章，但她可以、而且应该讲自己的真心话。”杜晚香也是一个尊重自己内心感受、追求做我自己的女人。
       梦珂和杜晚香还都是思想自由与行为独立（自立）的个体。梦珂愤而退学，失望与受伤地离开姑母家、选择从影，清醒地堕落，都是她独立、自由的决定与选择。而杜晚香到婆家后，“不多说话，看着周围的事物，听着家人的议论，心里有数。”丈夫转业到北大荒，写信让晚香也去，村里人、家里人及村里党支部同志都不是特别支持，但晚香“默默地含着微笑。听着这各种各样的议论和劝说，最后才说：‘我看，我是去定了。”
       二人的积极主动性与极强的适应性（自我调适，自我实现，自我满足）也颇为一致。初到姑母家的梦珂，新环境让她局促不安，但“时光是箭一般的逝去，梦珂的不安也随着时光逝去，慢慢就放心放胆的过活起来，比较习惯了这曾使她不敢接近的生活。” 第一天去圆月剧社，剧社的环境、氛围令她不适，但“第二天下午，她高高兴兴去到圆月剧社，她已想好应当用怎样的态度去见经理，并那些导演，那些演员们。”杜晚香更是如此：在幼年，被后母役使，晚香却能从不幸与劳苦中享受到劳动的乐趣；小小年龄到了婆家，家里地里一切皆让人满意；初到北大荒，主动要求参加劳动，积极为他人排忧解难等，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及提升、实现自己的动机很强。
      《梦珂》和《杜晚香》除了女主角的精神内涵相似,文本所讲述的内容,也相似,讲述的都是女人的奋斗史、抗争史。面临一次次的人生困境和生存挑战，梦珂和杜晚香都是主动、努力地去克服，去战斗，去适应。卑污的学校教员、冷漠无用的同学、虚伪庸俗的表哥表姐、纯肉感的职场环境，都是梦珂要与之战斗的。而幼年的不幸、后母的无情、婆家生活的艰辛、知识青年的轻视、获得众多荣誉后的骄傲、脱离实际的发言稿却是杜晚香要克服与远离的。由于时代的关系，梦珂选择了一次次的逃离和最终的隐忍，而杜晚香却选择了默默地不断努力，不断提高与实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并且尽自己所能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也积极地影响、带动了其他人。
综上所述，丁玲创作晚期和早期是有着一致的创作动机、个性追求、人物形象及内在精神等。丁玲的创作是一个有机联系、动态发展、不可分割、首尾呼应的整体，是独特的“这一个”。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丁玲前期的创作成就否定其晚年的创作需求，也不宜以丁玲晚年的创作倾向非议其前期的思想意识水平。将丁玲一生的创作历程分解、对立、割裂地研究，所呈现、所还原的丁玲都不是完整、真实的丁玲。
丁玲只有一个，那就是 “一个诅咒黑暗的丁玲，一个歌唱光明的丁玲，一个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丁玲，一个旧社会的反叛者丁玲，一个资本主义秩序的批判者丁玲，一个社会主义者和民族解放者丁玲”。
 
 
         （作者系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