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妇运与性别乌托邦
——重读丁玲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

崔琦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39年春写下短篇小说《泪眼模糊中之信念》，至1942年初整风运动开始，延安时期的丁玲陆续创作了一系列与女性问题有关的作品并为此饱受争议。其中，1940年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以及1942年的《“三八”节有感》，使得丁玲在随即到来的整风运动中受到严厉批评，并在五十年代成为被攻击的主要材料。然而正是这些让丁玲吃尽苦头的作品，却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中，在文革后的新启蒙主义及自西方引进的女权主义理论思潮中，被解读为女作家坚决抵制与批判“民族革命的性别政治”的经典。而延安时期的丁玲文学创作研究，也由此进入了一个“革命与性别”二元对立的解读模式，其影响至今，仍在批评界占据主要地位。
       然而，当延安时期的丁玲文学在单一的性别视野中被简洁而明朗地加以描述之时，已有学者开始从源头上对当代女性文学批评进行反思，指出这种由性别主导的批评模式由于“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女性话语从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以及左翼话语分离出来的部分”，忽略了毛泽东时代妇女运动和左翼运动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中国左翼所强调的“性别问题与阶级问题的重叠”。然而具体表现在解读丁玲作品的时候，尽管已有学者意识到了中共延安时期的性别讨论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实践，是解决女性与阶级（民族）问题的“更适度的方式”，但这一努力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在还原延安妇女运动史的过程当中，没有质疑中共在编写抗战时期妇运史中形成的“定见”，即“性别问题并没有作为独立的问题在延安得到讨论”，而是因袭并强化了这一“定见”。以至于在阐述《“三八”节有感》（1942年3月8日）的创作动机时，使用的历史资料是1943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即几乎全面否定整风前妇运的《四三决定》，而没有注意到两个文本之间的时间差。这固然是《四三决定》在中共编写的妇运史中的重要地位所致，但同时也提醒我们以下问题的追问是重新评价延安丁玲女性文学创作的先决条件。
       首先，所谓“丁玲在女性问题上和延安时期主流观念间存在差异”这一结论中，“延安时期主流观念”究竟是什么？既然丁玲那些饱受争议的文学创作大多完成于整风运动之前，整风前延安女性解放实践又是一段怎样的历史？换句话说，在整风前的延安，女性究竟是怎样被言说的，与丁玲的言说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当我们用整风后的《四三决定》来统一描述延安妇运思想时，该思想生成的历史复杂面相是否被遮蔽？
       其次，整风前与整风后，延安的女性话语是否发生了变化？即便是在整风之前，延安妇女解放思想与具体实践内容是否一成不变？1941年5月，整风首先在党内最高领导层内拉开序幕，直到1942年初延安整风全面开始为止，这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延安女性话语空间相较于之前究竟是否发生变化？有哪些变化？由此反观延安丁玲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是否也随着妇运形势的不断变化而有所调整？
本文拟引入延安时期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刊物《中国妇女》为主要解读对象，通过还原该杂志在延安妇运中开创的多元化性别讨论空间和妇女解放实践，来追溯同时期丁玲女性文学创作中性别想象所共享的思想资源，并试图在阶级与性别的讨论视角之外，为丁玲的创作动机寻找到更符合历史真实的合理解释。
 
       二、1939年：延安丁玲女性言说的开启

       1936年底丁玲抵达延安，不久即率西北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宣传抗日，并以此为主题进行了相当数量的文学创作活动，但女性视角还未曾进入丁玲的写作。1938年11月丁玲基本结束西战团的工作，和陈明一道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春，在马列学院学习的丁玲写下了延安时期第一篇与女性有关的短篇小说《泪眼模糊中之信念》（后改题为《新的信念》，固下文称之为《新的信念》），并于同年秋又写下了《秋收的一天》，开启了延安新女性的言说历程。
      《新的信念》是一篇反映战争中性暴力的小说，同样的题材在近两年之后再次出现在《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年末）中。江上幸子较早注意到了这两部作品在主题上的共享，同时提醒我们两部作品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即从《新的信念》到《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言说”耻辱的信心已经大大减退。“在《信念》当中，丁玲希望建成耻辱‘言说’能受到理解，周围的人也能从中获取力量的社会，但在《霞村》中，丁玲对于能否建成这种社会抱有明显的忧虑”，而这无疑是与整风运动的开始有直接关联。这确是极富洞察力的分析，但由于江上幸子的关注点更在“性暴力”这一主题上，因此在处理《新的信念》的创作动机时，主要着力点在以山西省为中心的日军性暴力史料的搜集。而若我们照此线索继续追问下去，例如为何丁玲会在1939年春开始“言说”女性？小说中老太婆所持有的坚定信念又从哪里来？延安时期丁玲女性意识的萌发究竟是五四以来女性视角的复苏抑或是民族革命的需要？以此为开端，本文认为，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我们跳出性别与革命的二元对立，重新评价延安时期丁玲的女性文学创作。
       在《新的信念》的结尾部分，出现了一个负责宣传和组织抗日的“妇女会”。老太婆很快就被两个年轻的女干部邀请加入了“妇女会”，且“这个妇女会自从有了老太婆，组织马上扩大了”，“开始做很多工作”。一天“妇女会”要召开一次大会庆祝游击队三个月来的胜利，同时又是三八妇女节，“老太婆领着西柳村几十个妇女去开会，有些抱着孩子，有些牵着孩子，她们已经不是老谈孩子，她们欢喜谈自己所负担的工作。”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老太婆坚定了自己要“管国家事情”的新的信念，喊出“你们只有自己救自己，你们要活，就得想法活呀！”可以说，老太婆女性解放意识的自觉与“妇女会”的出现直接相关联，而除老太婆外，西柳村已经开始“负担工作”的几十个妇女也同样建立起了这种信念。
       查阅当时边区的相关文件可以发现，作为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妇女会”并不是丁玲的杜撰，其历史原型应该是自1939年4月开始，在边区妇委领导下陆续成立的各级妇委：
       分区五人至十人，县三人至五人，区设妇女科长一人，乡支部设妇女干事。县以上妇委，至少有分区党委、县委常委一人参加，各地据具体情形，除当地妇联负责女干部外，斟酌邀当地政府与群众团体负责同志参加，也有些地区还有区上妇女干部参加。
       1936年底丁玲抵达延安时，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还是中央妇女部领导下的妇女部时代，妇运的规模并不大。尽管到了1938年三八节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但忽视和轻视妇女工作和妇女干部的情况仍旧普遍。而这种现象的根本转变就是在1939年春。在1939年3月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要求“要用各种方法解释妇女大众在抗战建国及将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立刻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委员会下的妇女部与妇女运动委员会，认真经常检查与帮助其工作，使之成为各级党的委员会内最重要的工作部门之一”，“动员全党女干部与女党员，起来担任妇女工作，鼓励她们，使她们对于妇女工作发生兴趣，相信妇女自己的力量，帮助她们切实解决工作中的困难。”1939年4月间边区妇委成立后，各级妇委亦陆续成立，“各级党对妇运的认识和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特别是分区与县级的党部，大都积极地领导帮助妇女工作。”
       而此时妇女工作的重点，正如1938年秋出任中央妇委书记的王明所提出的，是“女同志们不仅要做女英雄，还要做新时代新式的……能够动员丈夫儿子或代替父母上前线杀敌的贤妻良母孝女。动员丈夫儿子上前线抗日的“良母”，这确是丁玲在《新的信念》中赋予老太婆的一个新的形象，正是在这一新形象建立之后，“过去一些家庭间常有的小冲突，现在没有了，并且在差不多的思想中建立了新的感情。”
       随着1939年6月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创办《中国妇女》杂志，7月以培养妇女干部为主要目的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延安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此时的延安妇运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培育从事妇女工作的妇女干部，也正是这批人开始迅速地成长为延安“新女性”的代表，成为了丁玲创作《秋收的一天》中几位女学生的原型。正如江上幸子所指出的那样，“不但从事抗战活动，同时也进行各种妇女运动，这是统一战线和党内组织有秩序化以后的1939年左右开始的。”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何丁玲会在1939年创作《新的信念》和《秋收的一天》，开启延安新女性的言说历程。丁玲女性意识的萌芽与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而她所持有的“新的信念”也可视作是对中共全新的妇运方针充满了期待与希望，女性解放与民族革命的需要之间相辅相成，融为一体。正如《秋收的一天》的结尾所示：“宇宙在等着，等着太阳出来，等着太阳出来后的明丽的山川，和在山川中一切生命的骚动呵！”
 
       三、《中国妇女》与延安妇运中的“新女性”

       1939年6月1日，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办的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刊物《中国妇女》创刊。“它的读者对象是党的妇女干部，非党的妇运干部（其中最大多数是进步的女知识分子，中学生和大学生，一部分文化程度比较高的进步的女工和农村出身的妇女）。”而内容上一方面包括“全国妇女工作的指导，经验的总结及交换；妇女问题理论上的研讨并介绍正确的马列主义观点的妇女理论；反映各地妇运情况及妇女生活”，同时还刊登了大量有关孕产育儿、妇女儿童保护及相关医药卫生等方面的文章，在保护妇女特殊利益和要求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努力。而作为延安妇运的重要宣传阵地，该杂志的供稿人不但有孟庆树、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张琴秋、徐明清等中央妇委执委，还包括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王明、朱德、张闻天、高岗等，此外还有延安各界从事和关心妇女解放运动的知识分子，可以说在延安开辟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性别想象的知识空间。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日本学者江上幸子已经对《中国妇女》杂志的内容作了极为细致的梳理，并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的贡献。江上幸子认为，“整风前的妇女运动当然存有许多问题，但在着重抗战与边区建设的同时亦进行多元化的活动以解放妇女，在此获得了相当的成果。”江上幸子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只可惜有关四十年代丁玲创作背景的问题在提起之后便搁置未论，没有结合具体的文学文本将讨论进一步深化，因此也为接下来的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在《中国妇女》的创刊号上，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分别就延安妇运发表了自己的论述。封二的毛泽东题词中，“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首先点明了延安妇运的根本大前提是实现民族的彻底解放。在此大前提下，王明的《论妇女解放问题》更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共中央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方针路线，即“承认妇女解放问题的专门性，同时，认为妇女解放问题是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王明指出，正因为“共产党员认识妇女特殊地位和承认妇女有特殊利益和要求”，因此接下来的妇女运动应在妇女组织、妇女教育、法律保护、宪政运动、孕产育儿等多个方面去解放女性。该文可以说基本划定了《中国妇女》的讨论范围。而从之后陆续出现在《中国妇女》上的王明论述可以看出，时任中央妇委书记的王明在延安妇运中确实享有重要的话语领导权。而张闻天的《对于妇女干部的几点希望》一文，其实道出了此时延安妇运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做好妇女干部的培养工作。
       1939年的中共认为，“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妇女运动的所以落后，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专门从事妇运的干部”。1939年3月3日中央妇委发布《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要求“有计划地、大批地培养、提拔和爱护党与非党的妇女干部，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枢纽。”当年7月，在毛泽东的倡议下，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成立，王明出任校长，柯庆施出任副校长。这是一所“养成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的学校。女大的“学生出身多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亦有极少的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都是不管家庭束缚和社会环境的压迫，往往有不通知家庭偷跑出来的，她们经过千山万水跑到这交通不便物质条件不够的延安来。”王明要求这些学生知识分子“下大决心，献身于最下层的受压迫剥削的女工农妇的解放事业，在毕业以后，必须深入农村工厂为工农劳苦大众而工作。”整风前的延安与新女性的关系正如朱鸿召所分析的那样：“中共党内集体领导，生活相对民主，延安给予这些革命女青年的天空和舞台，都格外富于革命理想主义的浪漫情调。”而这样一群秉持“革命理想主义”的女性知识青年，作为延安新政中的“新女性”进入政权，“深入农村工厂为工农劳苦大众而工作”时，现实遭遇又是怎样的呢？
       马克·塞尔登在他著名的“延安道路”论述中，曾讨论过自1937年后延安新政里两类“出身阶级、教育、地域和革命经验”截然不同的干部间的摩擦和冲突。一类是从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中脱颖而出的农民，主要集中在区乡和县级干部，由于文化水平太低，思想狭窄，独立工作能力十分有限。而一类则是从全国各地奔赴至延安的爱国青年，主要集中在边区级干部，“一般来自社会上层家庭，从未经历过艰难，不知道以前的土地革命，完全不熟悉边区问题，并且党员寥寥无几。他们有学习的动力与愿望，但缺少工作和实践经验。但他们的教育和献身精神证明是无价之宝。”塞尔登的讨论并没有涉及性别问题，但事实上自1939年中共有意识大规模地开始培养妇女干部之后，后者中已经出现了相当一部分的女性。由此我们也可以找到丁玲在1940年创作《在医院中》这部短篇小说的现实诱因，而女性视角的选择也证明了丁玲作为一个文学家对现实的敏感和精准把握。
       《在医院中》的女主人公陆萍“富于幻想”，是从上海辗转跑到延安的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抗大学习一年后，加入了共产党。在被党要求去“离延安四十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之前，她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相信“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并认为自己将来一定是“一个活跃的政治者”。然而实际的工作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之外，她成为了医院中的一个怪人，而对现实的不满甚至让她对革命产生怀疑。陆萍在医院中所遭遇的困难，正是上文提到的延安新政中两类出身截然不同的干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关于这一点，在小说的最后丁玲借一位病人的口向陆萍道出了真相：
       你说院长不好，可是你知道他过去是什么人，是不识字的庄稼人呀！指导员不过是个看牛娃娃，他在军队里长大的，他能懂得多少？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油盐柴米，全是事务，你能做么？这个作风要改，对，可是那末容易么？……你是一个好人，有好的气质，你一来我从你脸上就看出来了。可是你没有策略，你太年轻，不要急，慢慢来，有什么事尽管来谈谈，告告状也好，总有一点用处。
       这是“谁都清楚的”也“都明白的”现实，两类人的冲突和矛盾在整风前的边区政权中并不需要隐晦。因此，当没过几天卫生部的人来找陆萍谈话时，“经过几次说明和调查，她幸运地是被了解着的。”而也正是在深刻地体验了医院的真实和现实之后，陆萍的革命理想主义开始淡化，并主动向上级要求“再去学习”，“真真的用迎接春天的心情离开”了医院。以往研究认为，丁玲在《在医院中》表达了对革命的失望，是丁玲作为女性与革命分裂。本文认为，作为延安妇运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正因为在民族革命的过程中被赋予了参与政权建设的革命任务，才会遭遇边区政权中两类人的矛盾与冲突。陆萍的所思所想都是与革命息息相关的，离开了延安为女性创造的这一投身革命事业自由发展的空间，其内心激烈的思想斗争便无从谈起。陆萍很清楚自己作为女性与延安革命政权之间的有机联系，她是局内人，批判是为了开辟更好的新生活，因此陆萍深信：“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
       从这个角度来看，创作于1941年的《夜》其实也是丁玲对同一个问题关注的继续延伸，只是叙事视角从新女性换到农民出身的乡指导员。由于“他什么也不懂，他没有住过学，不识字，他连儿子都没有一个”，这位参与创建延安新政权的农民对如何做好农村工作一筹莫展，也不能理解上级开会传达的“宣传工作不够罗，农村落后呀，妇女工作等于零……”等革命要求，“他实在被很多艰深的政治问题弄得很辛苦，而村乡上的工作也的确繁难”，可以推断，这位乡指导员基本不具备开展独立工作的能力。不仅如此，他身上还留有极为浓厚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男权思想，旧有的乡村和家庭观念大大限制了他的进取心，“他连儿子都没有一个”这个问题成了他与妻子婚姻危机的重要导火索。
       因为两人都是革命干部，他必须得遏制住自己对侯桂英的非分之想。也因为自己还做村里的妇女工作，他不能与老婆离婚，因为“闹离婚影响不好”。可以说，如果没有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和坚持妇女解放的根本前提，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意识很难被遏制。而男性视角的叙说不但使这个问题被表现的淋漓尽致，也表明了丁玲对于扫除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性别障碍充满了信心与希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雪峰曾给予《夜》以很高评价，认为丁玲“把在过渡期的一个意识世界，完满地表现出来了。……新的人民的世界和人民的新的生活意识，是切切实实地在从变换旧的中间生长着的。
       事实上，作为延安妇运中的关键角色和新生力量，有关妇女干部的想象一直是《中国妇女》上的重要议题，但想象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最早在《中国妇女》上提出这一想象的是张闻天，他希望妇女干部“要打破家庭至上，恋爱婚姻至上，感情至上的倾向，使这一切都服从于革命的要求，至少不违反于革命的要求。”王明对女大学生的要求，则是“女大培养出来的女干部，不仅在革命工作革命事业方面是优秀的妇女代表，而且在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方面，也应当是新时代的新女性”。中央妇委代表张琴秋，则提出女干部应有“独立工作能力”，做到“埋头苦干”“敢做敢为”“如铁如钢”。可以说，1939年年底为止，在延安妇运的初期，有关妇女干部的想象和要求基本是一致的。
       进入1940年直到1941年初，随着妇运的不断发展，其中的一些问题也开始逐渐暴露出来，而与此相关的妇女干部的想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首先出现的是呼吁纠正“轻视和忽视妇女干部”的声音。4月《边区党委关于深入妇女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发布，指出“在区、乡级的党部，还存在着轻视和忽视妇女工作，轻视妇女干部，不帮助妇女干部及妇女工作，甚至有个别的侮辱妇女干部的现象。”为此要求“帮助妇女干部解决她们的生活、疾病、经期、生产、家庭等困难问题。”这里的区、乡级党部的大部分，实际上是以农民出身的干部为主。1940年底，王明在陕甘宁边区妇联扩大执委会议上再次明确指出，妇联“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的经常性工作做得还不够”。由此可见，妇女干部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是1940年后的延安妇运中的一个重要意见。
       然而很快另外一种声音也开始出现。1941年1月，区白霜在《女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列举了妇女干部的四大缺点，认为妇女干部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是当下妇运中急需解决的障碍之一，其中包括1、意志薄弱、重于感情；2、对政治问题不很关心；3、自尊心与自信心不强，依赖心相当浓厚；4、虚荣心重。白霜认为妇女由于受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习惯的影响，实际上存在着比男人更多的弱点，为此必须加强马列主义的修养和学习。
       作为延安妇运的重要宣传阵地，《中国妇女》自1940年开始，围绕妇女干部的问题尽管存在两种不同的想象和叙述，但杂志对此始终持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允许多元化的声音同时存在，创造了一种自由民主的性别想象空间。
       而1940年前后延安妇运中的这种变化并不仅限于有关妇女干部的讨论。正如江上幸子所分析的那样，至1941年3月停刊，《中国妇女》发行期间的妇女运动以1939年年底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39年年底前中，由于抗战活动正处高潮，妇运也处于继续扩大加强的时期，比较容易解决的课题多。到了1940年之后，各种困难和问题陆续出现，各种意见分歧也很明显，涉及妇运弱点、活动内容、家庭和睦、生产与解放、参政与解放等诸多方面。但“至《中国妇女》停刊为止，妇女运动一直都主张对意见对立的双方采取圆满的方式而努力。”《中国妇女》杂志的努力同样可以在延安丁玲的女性文学写作中找到痕迹。在写于1939年的《新的信念》和《秋收的一天》中，无论是老太婆还是延安的女学生们，对正在逐步创造她们新生活的妇女运动都满溢着赞许与期许之情，即便有疑惑与困难，也很快就会被坚定的新信念打消。而到了1940年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小说中的女性开始对妇女抗战、妇女干部与群众等有了不同意见，并大胆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丁玲在小说中赋予了这些女性言说的自由，让她们充分地在一个自由不受束缚的空间中想象和憧憬着自己的未来。不同的声音是允许同时存在的，但这些声音都没有脱离战时延安的基本环境，也没有脱离民族革命的基本叙事。在进行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思考之后，小说中的女性都无一例外地再次投入到由妇女解放带来的新生活中去。贞贞决定到延安去，相信那里会有一番“新的气象”，而陆萍则要求“再去学习”，认为“新的生活”必然伴有“新的荆棘”。更准确地说，战时延安所具有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氛围，为新女性的批判与思考、反思与再实践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而也正是在这一氛围中，才会有丁玲对该问题的大胆“暴露”。作为一个文学家，丁玲以虚构的方式为延安妇运中各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多富有建设性的思考，也由此凸显了丁玲文学的伟大意义所在。因此就在《在医院中》发表后不久，就有人从文学和现实的角度对其做出了积极评价：
       虽然作者是平直的写来，那人物，却具有搏击人的力量——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是需要受怎样的苦难啊！……而成为特色的，是一些新社会底阴影一面之暴露，这也是真实，不只需要政治理论上的、工作上的清算，而且还需要作品的清算的。对于这方面的任务，我们生活在这新社会里的作家们，还做得不够，或许是还缺乏恰当地掌握它的能力吧。所以这特色是更有它的意义了。

 
       四、从《中国妇女》到《解放日报·中国妇女》

       以往研究在阐述延安时期女性本身并没有被特别关注这一命题时，除多使用1943年2月公布的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四三决定”之外，蔡畅于同年三八节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社论《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也是经常使用的材料。蔡畅在这篇社论中重点批评了妇女干部没有处理好农村“家庭和睦”的问题，此外还以“片面的妇女主义的观点，以妇女工作的系统而向党闹独立性。贺桂梅认为，“蔡畅在此激烈批判的‘妇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与“延安道路”在性别问题上构成冲突的对立面。
       然而正是因为没有找到“妇女主义”的直接史料，也没有去追溯“家庭和睦”问题在延安妇运中的发展脉络，忽略了历史话语生成背后的复杂性，使得贺桂梅在下断语时将这个两个问题列为延安新政中“女性话语缺失”的重要证据，并由此使整个论述陷入了革命与性别二元对立的框架中。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王明在党内的地位岌岌可危，相关职务逐一被免。3月，毛泽东决定将《六大以来》的编辑作为清理王明错误路线的历史渊源的重要工作来进行。3月26日，《中国妇女》以印刷困难为由，被暂时停刊。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和党八股，整风运动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内拉开了序幕。6月，王明被免去中央妇委书记一职。9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女子大学，将它与陕北公学、青年干校合并为延安大学，王明自然也就不再担任校长，这也是王明担任的最后一个与妇运有关的职务。众所周知，蔡畅是在王明被免职后接任妇委书记一职的，上任后就受命开始批判王明在领导妇委工作中所犯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而“家庭和睦”问题正是批判的一个中心靶子。首先我们还是以《中国妇女》杂志为例，整理一下整风开始后围绕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内容和批判方式。
       1941年9月28日，《中国妇女》在停刊半年之后以副刊的形式继续在《解放日报》上刊出，每半月一期，共12期，至1942年3月再次停刊。复刊后的第一期，在确立以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根本指导思想的论述当中，有关“家庭和睦”的问题被提起，作为批判妇女干部中存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的主要材料之一，即“不问时间地点，不问对象，谈的都是一套，方法都是一样”：
       “某地有一妇女因为丈夫对他不好，向妇联要求帮助她离婚，当离婚手续办了，该女子和她丈夫抱头痛哭，舍不得分开，致当地妇女对妇联不满，说妇联挑拨人家夫妇，煽动人家离婚，使妇联威信大受影响。”
       而到了第三期时，有关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阐述变得更加具体，在梦觉的《略谈妇女工作作风》一文中直接落实为“妇女主义”、“宗派主义”和“绝对主义”。“妇女主义”是指强调两性对立的女权主义，具体表现为“妇女团体独立经营合作社，由妇女出资本，由妇女推销，不和政府军队及各群众团体取得联系，以致亏本塌台，在敌人‘扫荡’时，遭受莫大损失；也曾有妇女团体，因为和某些男同志的轻视妇女的封建残余思想作斗争，而流于男女的对立。”而“绝对主义”是指“家庭和睦”问题中强调斗争和强调妥协的“绝对主义”，“例如有些地区的妇女工作者，反对婆婆虐待媳妇，丈夫虐待妻子而把老年妇女和男子汉看成顽固份子，给他们带高帽子游街，或给以各种各样的打击。同时又有为了顾及团结抗战和家庭统一战线，机械了解‘家庭和睦’的口号，对于妇女提出的迫切要求和沉重的痛苦搁置不理的。”
       而无论是“妇女主义”还是“绝对主义”，梦觉主张必须坚决反对。理由是“妇女解放运动虽然是妇女本身的事情，但并不是妇女单独力量所能促成的，……因此在当前妇女工作，必须成为整个抗战工作的一部分，和各种抗战工作取得密切的联系。”而在论述反对强调斗争和妥协的“绝对主义”的“家庭和睦”论时，梦觉认为“苦口婆心的去教育妇女大众”是目前最现实的方法。而实际上就在上一期副刊中，蔡畅也早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论述，“要提高妇女抗战的积极性……就不能不适当的解除妇女的封建束缚，……动员妇女参战与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是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基本任务，是密切关联而不可偏废的两大任务。”
       实际上，无论是主张妇女解放运动与抗战之间的密切联系，还是强调保护女性切身利益与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两者不可偏废，这些基本思想与1939年《中国妇女》杂志创刊以来的妇运论述并无二致。以上文提及的创刊号上刊登的王明《论妇女解放问题》为例，该文自始自终都在强调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民族解放之间的密切关联。而到了1940年1月，邓颖超则从两性对立的角度继续深化了这一观点：“妇女运动若离开了客观的革命形势，独立的去作，那将得到一无所成的结果。”“妇女运动应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而不是两性间的斗争，……更不应该专门掀起两性间的仇视与倾轧。”邓颖超在这里反对的，实际上就是梦觉在1941年10月批判的“妇女主义”。也就是说，防止妇女解放运动流于单纯的两性对立，主张妇女工作应成为抗战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妇女》杂志时代以来的一贯主张，性别与革命的议题始终相互重叠，相关讨论一直延续到《中国妇女》在《解放日报》上复刊。
       而有关“家庭和睦”问题的讨论则是在1940年之后陆续在《中国妇女》杂志上出现。最早总结相关经验教训的是叶群，他认为既不能过高的强调妇女本身解放，“形成专门领导妇女为改善生活和反封建而斗争”，造成妇女工作和民众的隔阂；也不能因害怕封建势力的反对而放弃民主政治的实行。而郭明秋在随后的《关于开办农村妇女训练班的几点意见》中，进一步指出妇女干部下乡动员时不能“只靠政权命令”，而应首先“接近年长的翁婆和有威信的男子”，详细说明动员妇女受训“绝不是要女人去当兵，绝不是专教女人和汉子吵嘴，和翁婆打架！”而如何在巩固统一战线与实现妇女自由解放之间取得平衡，是《中国妇女》杂志讨论“家庭和睦”问题时的中心议题。张琴秋在《对于妇女工作的几点意见》中要求，“我们决不能因为问题错综复杂而置之不理，也不能以妨碍统一战线为籍口而不敢出来替受苦妇女说话，”“勉强运用家庭和睦，硬要叫青年妇女受委屈”，“妇救会应该毫不模糊的站在妇女利益的立场上，挺身出来指导妇女作适当的反抗与斗争”。而亚苏则提出，“家庭和睦”目标的实现不是一味的退让，而是要在相关法律制定、扩大群众团体、针对顽固分子单独斗争等多方面努力。可以说，梦觉在《解放日报·中国妇女》上批判的强调斗争和强调妥协的“绝对主义”论述，与《中国妇女》杂志时代的基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综上述，尽管1941年王明在整风运动中被免去了所有与妇运相关的职务，曾刊载其多篇文章的《中国妇女》杂志亦被停刊，但仔细对比《中国妇女》杂志和复刊后的《解放日报·中国妇女》，会发现自《中国妇女》杂志时代开启的各种女性问题的讨论仍旧在继续，包括王明在内的思想讨论也在各种论述中得到了延续。而这些思想资源与其说是王明个人的，不如说早已在轰轰烈烈的延安妇女解放实践当中为大部分妇运工作者所共享。也正是因为如此，复刊后的《中国妇女》尽管在为批判王明寻找各种说辞，但在具体的思想论述过程当中，却始终与停刊前的《中国妇女》杂志保持一致。因此，《解放日报·中国妇女》尽管篇幅极为有限，每次只占半个版面，相比较于杂志时代可刊载的内容大大缩水，但每期主题鲜明，涵盖内容包括调查研究工作、团结抗战、参政议政、两性社交、女子教育、婚姻问题和儿童保育等多个方面，由《中国妇女》杂志所开创的自由民主的女性想象空间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五、重读《解放日报》上的《“三八”节有感》

       在讨论了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当我们再重读丁玲于1942年3月9日发表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上的《“三八”节有感》时，其言说的历史语境和创作动机基本就可以整理清楚了。
      《“三八”节有感》的言说对象其实是以妇女干部为代表的延安新女性，也就是丁玲在
三个月后检讨这篇文章时，所说的“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中的“一部分人”。而所谓“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指的就是延安新女性从旧家庭锁链中逃脱出来，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延安寻找到了可与男性比肩的事业发展空间，而这对于当时的广大农村妇女来说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当这些新女性在步入婚姻进而为人母时，由育儿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足以使其再次陷入家庭羁绊，再加上各种事业“落后”的指责，和随时面临由男子提出的离婚威胁，由此带来的痛苦绝不亚于未被解放之前。也就是说，尽管延安新女性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早已在政治权利、经济能力、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争取到了与男性同等的地位，但女性自身的特殊性使其在婚后必然会面对由育儿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不但极容易被男性忽略，也是延安妇运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而同样，作为出走后又重新回到家庭的娜拉，新女性面对育儿时所遭遇的困境，也是同时代的农村妇女大众们所无法想象的，超越那个时代的困境。
       在搞清楚言说对象之后，丁玲的创作动机也是同样需要重新考察的问题。丁玲究竟是在一个怎样的脉络中才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否如以往研究所说，这是丁玲从女性立场出发对延安革命政权的批判呢？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检讨文字中，丁玲说自己在这篇文章中“贯注了血泪”和“安置了我多年的苦痛和寄予了热切的希望”，“多年的苦痛”提醒我们丁玲对这个问题关注已久。身处延安妇运的中心地带，丁玲有关该问题的思想资源究竟从哪里来呢？
       还是以《中国妇女》杂志为例，从1939年底开始，有关保护母亲儿童特殊利益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并促成了不少富有成效的讨论和实践。1939年底，孟庆树在号召学习苏联成功妇运经验时，就曾指出“关于使妇女从家庭羁绊中解放出来的问题，如果仅仅只解决了妇女的文化和技术水准问题，还是只作了事情的一半，因为她们不能解脱家庭的牵累。”而正是在仿照苏联成功妇运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女子大学在建成半年后创办了延安历史上第一家托儿所，开拓性地解决了近二十个学生母亲的育儿问题。
       从1940年以来《中国妇女》上围绕已婚育妇女干部的讨论来看，这部分新女性在延安的遭遇并不令人乐观。在1940年9月一份有关保护母亲儿童的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少数同志”（男女都有）对“已孕妇女和已生小孩的母亲”的艰难处境“轻视与漠不关心”，具体表现在（1）部分机关学校的个别同志对孕妇采取轻视和歧视态度，看不起她们，不帮助她们；（2）部分机关学校的个别同志对带孩子的母亲采取不关心和轻视歧视的态度，说女同志没有出息，成天的带孩子等。王明批评这是“落后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在作怪，更是以革命大事为借口的错误表现。为此，中共中央还专门通过了一个决定，规定“将妇女生产费增加到三十五元，小孩津贴费增加到每月十元”，在经济方面对母亲儿童施以最大的援助。也是在同年9月，孟庆树在《改变工作作风》一文中提出“保护母亲小孩和保护妇女健康的问题”，是一切妇女最切身的利益，并连声质问“请问那个男子懂得生小孩的痛苦？那一个男子有奶给小孩吃？那一个男子害月经病？那一个男子能与妇女那样与孩子有骨肉相连的关系？”而聂耶则提出“安置儿童是开展妇女运动的先决条件”：
       无数有才能有志气的妇女，除了整个社会制度和妇女政治经济地位没有获得独立外，只要有了孩子，那她的前途，她的意志和事业就都付之一炬。反对旧社会的勇气，被孩子打消。我们根本反对妇女不生孩子，堕胎或随便遭踏。但我们也坚决反对将人类半数的妇女这支伟大的力量，整个的消耗在生孩子养孩子这工作上。
由此可见，自1940年以后，“回到家庭了的娜拉”在延安妇运中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并已引起相当范围的讨论和责难。这也正是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所说的“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同时也是丁玲“多年的苦痛”的主要来源之一。
       1942年年初开始，妇女干部结婚生子的问题再次成为妇运讨论的中心话题。《解放日报·中国妇女》第11期以此为专题，希望女干部“未婚的，最好尽可能迟婚，已婚的，最好用各种方法，减少生孩子的机会，已经生了孩子，那么在现存困难条件下，能够脱离工作的，就应该安心的保育孩子。”三八节前后，《解放日报》也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丰富的讨论。3月3日至4日小说《结婚后》连载，塑造了一位在婚后的育儿生活中产生厌恶情绪并选择逃避的男性形象。而在三八节特刊中，曾克的《救救母亲》认为在政府给予的物质与精神援助之外，“母亲们还需要更多更多的”，应想法“把尊重的爱，与可能的最低限度的优厚的待遇多给她们一些”。白霜的《回家庭？到社会？》则尖锐地批评“提倡妇女回家论”是“摧残民主，削弱抗战力量”，“是加紧妇女封建束缚，奴役妇女的勾当”。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言说的历史脉络中，丁玲在节后第一天发表了杂文《“三八”节有感》。
       而为何在1942年初，有关妇女干部受孩子牵累的问题会引起如此热烈的讨论呢？上文提及的，发表在同年2月的《得到了些什么教训——从精兵简政中女干部的动态说起》一文，或许能为此提供一些解释。文章说，在精兵简政的方针指导下，已将女干部按照工作能力，身体健康状况，孩子牵累等原因进行工作调动，以做到人尽其用。精兵简政是整风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既然被纳入精兵简政的规划中，可推断自1939年春延安妇运全面开展，至1942年初整风运动开始为止，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妇女干部在延安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家庭和事业双重困境也已成为妇女干部的普遍问题，成为了新女性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而丁玲的言说，即是对此迫切要求的回应和支援。然而随着整风运动的全面开始，能够给予此种言说的想象空间也不断缩小。
       众所周知，以《四三决定》为代表，以往研究在论述有关整风运动中的延安妇运时，大多注意到了妇女参加生产和经济地位的提升被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但却并没有追溯这一变化的历史渊源。但实际上，早在1940年12月“边区妇联第二次扩大执委会”上，为了响应党中央和边区中央局及边区政府一致提出的“边区要自给自足”的任务，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以提高妇女经济地位已成为妇运工作的中心，被放在了第一位。其次才是保护妇女特殊利益、注意生育、加强教育和组织参政。而之所以在这一时间点发生变化，无疑是与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有直接关联。能否动员所有群众力量参加生产，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危机，直接决定了延安政权的成败与稳定。因此我们在解读整风运动中包括整风结束后的延安妇运及女性言说空间时，还需尽可能完整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以避免陷入某种预设或后设的框架中。
综上所述，自1939年春延安妇女运动全面展开，以革命中的新女性为代表，保护女性的特殊利益与要求始终是延安妇运中的重要一环，中共从未借革命的需要而否定女性自身的解放，性别与革命两者相辅相成，互相重叠。也正是因为新女性在延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与义务，才给予身在其中的丁玲文学创作以一种近乎乌托邦的想象与言说的空间。现今中国女性地位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共延安时期奠定的基础，而现今知识女性面临的困境却与延安时期的新女性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以《“三八”节有感》为代表的延安丁玲女性文学创作，会在八十年代引起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青睐。丁玲在四十年代对知识女性的关爱与同情，之所以在今天仍能拥有大量的读者，正是因为其言说对象“新女性”的超时代性，以及延安妇运所赋予给她们的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理想与现实。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