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薇、丁玲作品中的情爱与革命
 
（台湾）苏敏逸

 
       一、 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白薇（1894-1987）和丁玲（1904-1986）是一组值得
讨论、对照和比较的女作家。两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她们都是湖南人；她们都出身开明的读书人家，却也都亲身经历过传统封建的包办婚姻对女性命运的束缚；她们都有独立、勇敢、倔强、叛逆的个性，使她们能闯荡大江南北，努力在社会上寻找「新女性」的立足之处；她们都曾被称做「浪漫的新女性」，但她们都在这样的称呼中看到背后物化女性的意识型态；她们都在二○年代中期，第一次大革命前后登上文坛，作品也都涉及对情爱与革命议题的思考和书写；五○年代之后，她们曾先后在艰苦而寒冷的北大荒农场劳动；她们都有强韧的生命力，因此尽管一辈子遭受种种身体的或心理的煎熬与磨难，却都是活过八十的长寿老人。
       然而，相差十岁的白薇和丁玲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人生际遇并不全然相同，因此两人创作的关怀主轴也不相同。整体来说，白薇的创作更偏重在女性本位的反封建思考，由于白薇坎坷的生命与情感经验，使她的作品发出比五四女作家群更为惊心动魄的叛逆之声。相较之下，丁玲更在意个人生命的发展如何与中国社会革命的集体命运结合起来，在参与革命的过程中完成女性生命的实践。从白薇和丁玲的创作可以发现，两人连手完成了女性从五四启蒙时代到二○年代末期以至三○年代的革命时代的过渡。本论文尝试从两人作品中对于情爱与革命问题的描写和思考，说明两人如何从创作与社会实践中完成了历史的进程，并走出女性独特的道路。
 
       二、 女性凄厉、绝望的吶喊──白薇作品中的情爱与革命

       以出生时代来看，白薇略长于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白薇出生于1894年，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苏雪林等都出生于1900年前后。与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相比，白薇早年的命运更带有旧时代的特征，而她的反叛，也需要更大的勇气。尽管白薇的父亲是个开明的知识分子，曾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并在辛亥革命前回到故乡创办新式的两等小学，让白薇和妹妹入学学习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等新知识，也阅读法国女革命家罗兰夫人的故事，但却在白薇十六岁时强迫她完婚。白薇婚后几年的生活如同所有命运乖舛的传统媳妇，在饥饿和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度过，最后白薇不堪婆婆和丈夫的虐待，趁夜摸黑逃回娘家，在母亲与二舅的帮助下，于1915年进入位于衡阳的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因参加学潮被开除，转入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8年自师范学校毕业时，为逃避父亲要她回乡履行婚姻的安排，在毫无退路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只身逃往日本。在异国贫病交加的求学岁月中，她靠着在富人家当女佣赚取生活费和学费，考入东京御茶水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理科。1924年，白薇认识了诗人杨骚，两人展开长达十年充满爱欲与怨恨的情感纠葛。
相较于五四时期的冰心、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等拥有更多传统家庭的支持，白薇的前半生可以说是出走的娜拉面对女性命运最激烈的交战，她既与传统思维对抗，又面对女性孤身在社会中闯荡时，最严峻的贫与病的威胁。沉重的生存压力与极欲抒发的苦闷，使原本拿着解剖刀和显微镜的生物系女学生走上了创作之路：
 
       异国风光，一年又一年地摧折了我孤苦的肝胆，经济力的铁蹄，蹂躏了一个苦学生的心脏；金钱与势力的天盖下，压坏了人性的天真，压倒了真理、正义与同情，也压碎了骨肉亲子的爱。我在这直接间接的压力下，几乎被压死了。于是我开始对「人情」「社会」怀疑，怀恨。
       ……
       把我的解剖刀，剖开这人类社会看个清楚吧！用些试验药。点只酒精灯，把这些家伙分析来看看吧！……
啊，不能！我这些蠢笨的道具，只能验物，不能验社会，人层！
       ……
       我需要一样武器，像解剖刀和显微镜一样，而是解剖验明人类社会的武器！我要那武器刻出我一切的痛苦，刻出人类的痛苦，尤其是要刻出被压迫者的痛苦！同时要那武器暴露压迫者的罪恶，给权势高贵的人层一点讨伐！
 
      逼使她必须与饥饿、贫病苦苦战斗的是在她生命中影响至深的两个男人——父亲和情人杨骚。前者代表父权对女性命运的规范和宰制，颜海平在评论白薇时即特别注意到她的一生都在抗拒父亲对她命运的安排，首先从婆家出逃，拒绝了父母安排的婚姻，在师范学校毕业后，父亲希望白薇以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妻子回到丈夫的身边，成为家族财产的拥有者和管理者，白薇再次出逃，这次远到日本，等到白薇留学日本之后，父亲甚至愿意运用财力和社会关系，让白薇成为湖南省议会中的一员，但白薇仍不愿屈从。与其说白薇是倔强地不肯向曾经强迫她结婚的父亲低头，不如说她是拒绝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收编和控制，倘若接受了父亲的帮助便意味着不再有反抗的正当理由。拒绝了父亲，成为「孤女」的白薇只得独自面对社会残酷的现实。相较于对父亲的决绝态度，白薇对情人杨骚则在爱恋的甜蜜、背弃的怨恨和杨骚追悔后的宽待中周而复始的轮回，但杨骚留给她的却是背叛的痛苦与几乎致命的淋病，这让原本就已无所依傍，单打独斗的白薇更堕入贫病、绝望的深渊。
       在白薇的生命经历和创作中，可以看到鲜明而深刻的「五四」印记，她对父亲的决绝反叛与对杨骚的热切爱恋是五四女性个性解放的表征。她在1926年出版剧曲《琳丽》，这部作品以现实和虚幻交错的方式，道出男主人公琴澜和女主人公琳丽、璃丽姊妹的三角恋情，以及三人对爱情态度的差异，其中隐藏着她与杨骚爱情的痛苦根源之一──风流多情的杨骚总是不断在白薇之外拥有其它女人，而兴之所至的不告而别与翩然归来也让白薇无所适从。正如孟悦、戴锦华所言：「两位女性主人公恰巧代表了作者本人对爱情、对男性的双重态度。琳丽志在为爱情献身……璃丽则始终保持清醒的怀疑：『男人都是不专的。』这两位名字相近的人物，显然是女性内心矛盾的戏剧化身……」尽管白薇有着双重态度的矛盾，但她显然在琳丽身上投注更热烈的情感。琳丽被白薇塑造成一个唯爱至上的女子，她讴歌爱情的神圣与美好：「在虚无的母亲胎里久睡过的我，更得了个绝大绝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呢？人生只有『情』是靠得住的，所以我这回特别地执着我的爱」「我这回只是为了爱生的，不但我本身是爱，恐怕我死后，我冷冰冰的那一块青石墓碑，也只是一团晶莹的爱。离开爱还有什么生命？离开爱能创造血与泪的艺术么？」「人性最深妙的美，好像只存在两性间。」这个执着而美丽的女子，最后为爱殉情而死。而在白薇的1936年出版的自传性小说《悲剧生涯》中，她也陈述美好恋情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幸福之感：
 
       友情，恋爱，纯洁的同居，突进地展开更深层更伟大的光景，激发了我们更强烈的感情，排除了互相的忧郁，桃色的希望，也摆布在我们面前，勇敢迈进的血在我们充满着愉快的生活里跳。我们都像小孩一样地生活着，愉快着，没有眼泪，只有欢喜。在他，认为这是他平生最快乐的日子；在我，也认为这是我生平顶快心的一回事。我觉得人间没有别的更大的幸福快乐，只有两个知己，互相爱着的异性很纯洁的同住在一起。这就是顶上的幸福快乐。我们的心境是怎样甜蜜呵！
 
       在这些歌咏爱情的篇章中，经常伴随着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如琳丽在冬夜的花前月下沈思独语，或如《悲剧生涯》中的苇（白薇的化身）在秋山的密林飞瀑中奔跑徜徉，既是对大自然真心美好的赞叹，也带有挣脱现实种种人事枷锁，回归人性本真自然的愿望，这些赞美自然景物的文字甚至留有早期创造社郁达夫、郭沫若的痕迹。同时，白薇将精神性的纯洁爱情作为理想爱情的最高标准，也与冯沅君有相近之处。这些热烈而真诚，对于自然与爱的赞歌，很具有五四话语的特征。
       然而，白薇的生命经验与处境毕竟比五四女作家更加艰难与孤独，让她形成一种孤军奋战的女性独特视角，也让她的作品比五四女作家走得更远，她总是敏锐地感受到她与世界的对立，并因此形成她一贯的女性本位的叙述模式。当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将爱人视为反抗封建观念的精神同盟之时，白薇却赤裸裸地展示女性在爱情中承受来自男性与社会的种种伤害，也同时自省女性在爱情中的软弱。她在《悲剧生涯》中巨细靡遗地诉说「展」对「苇」热烈的示爱、毫无理由地不告而别、狠心的辱骂和遗弃以及全无预警地回到身边再次示爱，如此一再反复。而在此过程中苇自剖内心对展诚挚的爱，因展对爱情的不忠感到被背叛的痛苦，因展的不告而别感到爱情的不可靠和不可解，因展的误解和辱骂感到难以言说的愤怒，因展的无情遗弃而陷入贫病交加的绝望深渊，个人的情热与爱人的回报产生抑郁的苦闷和激烈的撞击，使整部小说呈现情爱的烧灼状态。刘剑梅以「歇斯底里的女性写作」来概括白薇的书写特色，这正是女性痛苦心灵的本色。然而当苇面对展的一再忏悔和甜蜜誓言，她却没有斩断情丝的坚强决心，这其中既包含着她对展真挚的情爱，也包含着女性青春生命面对爱情时的身心欲望：
 
       她感到刻苦禁欲的她底生命力的强烈，迸发，有如三月的柳树五月的榴花，是多么需要春风来温暖？多么需要一个意同道合的伴侣常在一起呵！？生命力的膨胀使她濒于发狂的势子，巴不得能赶快有一个舒适的「爱之巢」，以缓和她平生积压的苦闷，过些人生应有的生活。
 
       爱与不爱对苇来说都是痛苦，这样大胆而坦率地表白生命的真实渴望，是五四女作家远远无法企及的，也可以说是五四个性解放最极致的表现。
尽管白薇真心向往也赞叹爱情的纯洁美好，但现实的爱情却让她对五四高举的爱情理想旗帜彻底幻灭。爱情不是女性个性解放与独立自主的象征，而是让她认清社会丑陋现实的一纸试剂。因此对白薇来说，这部作品的写作具有更强大的社会意图，她在出版自序中说明她不惜自我暴露拼死写下这部作品的原因，在于她所面对的世界充满对女性的各种臆测、妄断和流言，「女性是没有真相的」，但她坚决地掌握说话的权力，表明自己与这个社会战斗的决心：
 
       一个出走后而又在前进的「娜拉」，她的真实是不能因毁谤和打击而消灭的。她不怕艰难，毒箭，山崩地裂地压碎；她不顾无谓的评价，不希罕声名。她只抱着一颗鲜红热烈的向上的心，反抗一切使她及使社会发展的障碍，要奋斗到底！…
 
       因此她以为这部作品「是思想不同的青年男女的风流帐，也是时代的产儿的两性解剖图；是典型的个性清楚的轮廓，也是工作和爱情深刻的矛盾；是整个半殖民地的动荡和殖民地化的民族性的淡写，也是一个想前进的纯真情热的女子的红情忏悔录。」她透过自己坎坷曲折的生命道路，展现中国的娜拉出走后所遭遇的真实的社会问题，以此揭穿五四时期爱情话语美好虚幻的假象与空虚。
       因此当白薇把写作主题放置到呈现中国社会问题时，她最关注的仍是女性的命运。让她在文坛奠定名声的是1928年发表的剧作《打出幽灵塔》，阿英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说明这部作品「是反对土豪劣绅，是暴露土豪劣绅的家庭里的黑暗，是表现着潜藏在黑暗中的一种斗争的力量──完全的站在『被压榨阶级』的立场上在说话。」，而孟悦、戴锦华则从反封建与性别的角度论述剧作中的女主人公月林走的是一条「确立性别自我」的道路，强调「全剧从父／女这一不仅是亲子冲突而且也是两性冲突的立场上，补充了『五四』反封建意识型态所简化、淡化的一个角度，即封建统治不仅是一种杀子统治，而同时是一种性别奴役、性别虐待，甚至，杀子不过是维持性别奴役权的一种手段。」无疑是更接近白薇的创作精神。
       剧作名称「打出幽灵塔」本身便充满反封建的象征，而剧作中鲜明地呈现出这样一个女性世界：觉醒的女性靠着自己的拼搏，以及同性支持的力量打出幽灵塔。小说中所有女性的生命原本都被地主胡荣生所豢养、压制和玩弄，包括当年被胡荣生蹂躏的少女萧森、被叔父强嫁给胡荣生的第七个侍妾郑少梅、胡荣生买来的养女，其实是他当年蹂躏的少女萧森所生下的女儿月林，以及家中许许多多连名字都没有的侍妾和婢女。萧森靠着自己的忍辱努力，担任妇女联合会委员，进行妇女启蒙与救援的工作，剧本第一幕萧森拜访胡家，先后和月林及郑少梅谈话，她不但鼓舞当时软弱无助的月林「不应该被旧环境所苦恼。环境需要我们改造，人生也需要我们去改造。」，也以不断提问的方式确认和坚定郑少梅离婚的决心。在萧森的帮助下，郑少梅不但得以脱离胡家，并且获得到前方当看护妇的工作机会，生活终能自立。而剧本主线描写月林对养父──其实是生父胡荣生的反抗，月林依傍的是生母萧森的启蒙和鼓励，以及女性个人孤注一掷的搏斗。作品中有两个男人同时爱着月林，一个是胡荣生的儿子胡巧鸣，一个是农协委员凌侠，但胡巧鸣在阻止胡荣生调戏月林时被亲生父亲所杀，凌侠则被诬为杀人凶手而入狱，两人都在胡荣生的压制之下，无法保护月林。因目睹爱人被杀而精神崩溃的月林被胡荣生幽禁，她的姨娘郑少梅、婢女红桃和凌侠纷纷劝她设法出逃求助于萧森，但被月林断然拒绝，她看似癫狂而绝望地诉说自己的命运：「决走不脱的。我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实则有另一番复仇的计划：「不管……我要除掉这恶人……牺牲我这条性命也要除掉这恶人！……是，我这样才行！我不走，决不走！……」这样的安排也透露着白薇对女性命运的思考：爱情终究是不可靠的（尽管胡巧鸣和凌侠并非不愿帮助月林，而是无法也无力帮助月林），女人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同时也展现白薇直面黑暗现实，与敌人正面交锋，决不妥协的倔强与勇气。
       和《打出幽灵塔》同样发表在1928年的小说《炸弹与征鸟》，白薇以二○年代大革命为背景，描写革命阵营中的女性处境，并藉此思考女性在面对封建专制文化与爱情之外，新的生命出路与困境。《炸弹与征鸟》透过「余玥」和「余彬」两姊妹不同的个性和生命历程，从不同角度映照出相同的女性问题。作为「征鸟」的余玥明显带有白薇个人的生命经验，她被父亲强嫁给暴虐的丈夫，因不堪虐待而出逃，从此展开追寻人生理想和革命理想的长征，她从北京、天津南下香港，来到革命发源地的广州，又一路北上衡阳，途中因听闻革命阵营分裂的消息而对革命前途感到失望和彷徨，但终于辗转到达革命大本营的汉口。对余玥来说，她未必对革命实质的内涵和理想有多么清楚的认识和坚定的决心，但革命毋宁是女性生命困顿的出口，用以摆脱婚姻束缚和爱情纠缠的方法，因此她愿意在革命阵营中为妇女工作尽一己之力。但是她很快就发现革命阵营内部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感到所在的中央党部妇女部只是一个游街空喊口号、不干实际工作、有名无实的机关，因而退出了妇女部。离开妇女部之后，余玥在余彬的介绍下到G师长下工作，却引来众多男人对她的追求和觊觎。相较于余玥曲折的生命道路，作为「炸弹」的余彬因年纪较小，幸运地逃过父母之命的婚姻安排，当姊姊余玥还在和传统婚姻搏斗时，热情而大胆的她早已在革命热潮的号召下来到汉口，进入妇女协会交际部工作。但她很快地发现革命之地聚集的是「踊跃的革命青年，胡涂的饭碗官僚，和四方来找职业的男男女女」，而自己所能做的，只是被革命阵营当作消遣娱乐，在游艺会表现婉转歌喉和曼妙舞姿的交际花罢了！她找不到充实自我和实践理想的方法，不禁怀疑「革命是如此的不进步吗？革命时妇女底工作领域，是如此狭小而卑下吗？革命时妇女在社会的地位，如此不自由，如此尽做男子的傀儡吗？」于是她感叹自己的命运与姊姊所差无几：「姊姊是旧礼教的牺牲品，我就是新时代的烂铜锣！」在理想幻灭、生命空虚却又不知如何改变现状的情况下，余彬终于堕落在追逐、勾引和掌握男人的恋爱游戏中。与余彬的堕落不同，余玥面对众男人的追求始终不为所动，但在小说最末，革命同志马腾向她发表一番革命现实如何艰难的道理，激起了余玥工作的斗志，而马腾交付她的工作是要她和G部长好，藉此机会搜集情报。
       在二0年代大革命期间，白薇在汉口的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担任日语翻译，实际参与着革命阵营的工作。并没有足够的资料说明白薇在汉口时期工作与生活的详细内容，但她肯定对当时复杂的革命现状感到困惑，对阵营内部良莠不齐的革命素质感到不满，也对革命分裂后的政治情势感到幻灭。在这困惑与幻灭的心情中，她找不到革命与她一向关注的女性生命困境有何共同的前景，因此《炸弹与征鸟》流露的是对革命与女性命运的双重绝望，在她笔下，革命阵营或把女性当作恋爱追求的对象，或把女性当作工作之余消遣娱乐的玩伴，或把女性当作套取敌人情报的工具，他们所注目和利用的仅仅是女性美丽的外貌与身体，而非女性的才干。而余玥、余彬两姊妹在革命阵营的幻灭或堕落，也说明白薇终究无法在当时的革命中找到女性生命的安顿之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白薇并不算是文学成就特别突出的作家，她的情绪骚乱和思想激荡总是影响她对作品的整体掌握和控制，使得她的叙述无法在平稳的状态中进行，而不断出现断裂、跳跃、反复纠结缠绕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正好反映女性生命的艰难和直视现实问题时混乱痛苦的精神状态。对白薇来说，她的写作就如同她的生命，是孤女在茫茫人世间的困兽之斗，在反抗封建文化，从家庭出走之后，在爱情的失落和伤害之后，在革命理想幻灭之后，出走的娜拉仍将孤独而倔强地活下去，于是她的作品可以说是女性最凄厉、绝望的吶喊，道出女性最真实最严酷的现实困境。
 
       三、追寻女性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丁玲作品中的情爱与革命

       在思考女性生命困境、寻找女性生命出路的立场方面，丁玲和她的湖南姊妹白薇是完全一致的。丁玲在1928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在黑暗中》，从题目便呼应白薇曾走过的人生道路及生命感受。
      《在黑暗中》包含〈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和〈阿毛姑娘〉四篇小说，这四篇作品从不同角度呈现女性所面对的生命与社会困境。丁玲在处女作〈梦珂〉中即展现高度的才华和敏锐的社会感受，小说透过女主人公梦珂的生命经历，开展出「学校」、「姑母家」和「圆月剧社」三个场景，而这三个场景分别代表新女性必定要面临的几个人生问题，包括受教育、爱情与婚姻、职业等。小说将背景设计在上海这个最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封建思想与资本主义文化在这里有最激烈的冲突和最高度的结合。整部小说围绕着社会对女性的观看方式和物化问题，学校美术绘画课中代表西方前卫艺术的「人体模特儿」，到了中国被翻转成男性对女体的观看和骚扰，在姑母家，梦珂承受表哥晓淞和澹明对她身体的凝视和欲望，在圆月剧社，梦珂更直接地感受到自己如同商品般被品头论足，像妓女一样被毫不尊重的眼光所观览。梦珂的生命经验，呼应了白薇《炸弹与征鸟》中余彬与余玥的社会体验，也非常精准地掌握新女性进入社会之后所面对最严重的问题。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细腻地描写莎菲面对爱情时复杂的心情。丁玲没有白薇那种五四式的对于爱情浪漫美好的歌咏，而相较于白薇描写男性与女性面对爱情时态度上的差异、男性对女性身心严重的伤害，丁玲所思考的是更为女性自我内在的问题。她透过莎菲对于苇弟和凌吉士两人反复无常、举棋不定的心情，直视女性面对爱情时精神与肉体、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与拉扯，勇敢地说出自我的欲望，也认真地反省自我的软弱与虚荣。同时，她更以「爱情」为出发点，延伸到对于女性自我定位与人生问题的思考，莎菲自省「我，我能说得出我真实的需要是些甚么呢？」无疑指出了莎菲生命的真正病根。可以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合观的是〈暑假中〉，〈暑假中〉透过志清、德珍、嘉瑛、承淑几位自立女校的女老师在暑假中对于未来的思考，表现新女性不同的生命出路和精神表征，她们有的期待幸福的婚姻，有的向往热烈的爱情，有的对未来感到消沉无望，有的怀抱着突破现状的热情和梦想。小说末尾，由于校长交付了学校招生的任务，这些女孩便各自忙着要讲授的功课，相较于莎菲生活的无聊空虚和无所事事，相较于这些女孩在暑假中的牢骚情绪，忙碌中的她们最是神采奕奕。这样的结尾意味着女性在工作中所获得的成就感和充实感，相对于爱情、婚姻和家庭，女性也许只有找到自己的人生事业，才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丁玲在此具体地指出女性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工作的必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丁玲往后的人生会将自我发展与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并不是让人意外的事。
       而〈阿毛姑娘〉则是可以与〈梦珂〉合观的作品，它同样围绕在女性处境与社会现代化、资本主义商业化之间的问题，但它更具体地写出现代城市的物质生活对女性的诱惑。阿毛姑娘的城市冒险之旅让她无法再满足于现有的农村生活，而城市生活幸福的虚假性却导致她精神上的抑郁和苦闷，最终走上自杀一途。阿毛是来自乡镇的农村姑娘，正与梦珂作为新女性的身分相互对照，但无论梦珂或阿毛，都不能摆脱现代城市生活对女性的诱惑和宰制。从丁玲对〈阿毛姑娘〉的书写，也能看到丁玲宽阔的社会视野，她在思考新女性的生命出路时，也同时关注不同阶级的女性命运。
       从《在黑暗中》的四篇小说可以发现，丁玲最早的创作立基在思考及寻找女性生命价值的实现，这是青春时代的丁玲最重要的生命课题，因此尽管她写爱情，
她的爱情却是与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等的人生问题结合在一起。同时，她警醒地察觉到女性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因此从个人经验中抽离，去观察和描写不同阶级的女性与社会的互动，从而更清楚地认识社会和女性生命的困境。她在最早的四篇小说中，便同时向内省视女性个体，也向外观察社会，因此当她与胡也频在1928年来到上海，「革命文学」与共产党革命的概念进入她的社会视野之后，她便将女性生命实践与中国社会革命的问题结合在一起。
       但这转变是渐进式的，充满辩证性的思考，思考的痕迹留在一向被称为「革命+恋爱」小说的〈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之二)〉中。从思考女性生命出路和自我实现的角度出发，〈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中的若泉和子彬代表两种不同的生命取向和选择，而小说的主线可以说是美琳思考和选择的过程。若泉所宣扬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普罗文学代表二0年代末期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而子彬拥有「文学」与「爱情」的双重成就则是男性知识分子在五四文学运动与个性解放之后获得的最大幸福。这两种思潮之间具有某种冲突和矛盾，若泉以为像子彬那样的作品是「一些感伤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他们的出路在那里，只能一天一天更深地掉在自己的愤懑里，认不清社会与各种痛苦的关系……」，他企图让文学更有益于社会和历史。而子彬一方面认为追赶时髦的革命文学是肤浅的行为，一方面又为自己逐渐被文坛忽视而焦虑万分，革命文学的风潮扰乱了他的心神。在对两人的描写中，未必没有丁玲自我的反省，敏锐而富有热情的她一定在上海革命风潮的鼓动下，在胡也频积极投入的左翼运动中，感到了时代的变局所产生的激动人心之处，可能也因此反省自己早期的作品正流露着「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而正因为这「没有出路」的景况是真实的，所以她必须寻求突围，她以美琳的选择来说明自己的思考：美琳原本的理想是拥有幸福的爱情，但在若泉和子彬的论辩中，她发现自己除了爱情之外一无所有，若泉在十字街头的忙碌和活跃与子彬在亭子间的骚乱和苦恼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无法再安于五四之后所拥有的幸福的家庭生活，而产生了参与社会同时也实现自我的美好愿望。在小说的结尾，一向被子彬认为是温柔娇美的美琳也走向了街头和群众。
       相较于〈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呈现丁玲思考女性如何自我实现的路径，在〈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二)〉中，丁玲则透过望微和玛丽难以妥协的冲突，更集中地思考五四个性解放与个人主义思想和二0年代末期革命思潮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望微希望能将生命的一切幸福，包括自我实现与爱情追求纳于革命理想之下，他期待与玛丽既是情人，又是同志，但玛丽向往「恋爱至上」的人生，主动追求全然的，完整的爱情，于是她最终选择离开望微。在丁玲笔下，玛丽早已摆脱莎菲在爱情中的犹豫不决、自怜自伤，是个自信美丽而积极主动的女人，但在对望微和玛丽的描写中，也未尝没有丁玲的判断。望微的革命信仰和他忙碌充实的实际工作让他的生命有了安顿之所，在他眼里，玛丽是个聪明美丽的女人，但她的出身和学识局限了她的思想：「她的聪明更造成她的骄傲，她的学识却固定了她的处世态度，一种极端享乐的玩世思想。她信仰自己，她不屈服人。有时她会更倔强更顽固起来。」这字字句句都有丁玲深刻且坦率的自剖与自省的意味。当玛丽最终决定离开望微时，望微知道「他的信仰依然存在，他的思想不会为一个女人的去留而改变，他虽说在当时会很难过，然而他一定会用别一种力，他的理性来克服这残留着的爱情的弱点。」相较于望微的沉毅稳定，玛丽面对望微时则充满着爱情无法满足的焦虑和躁动，她因望微的忙于工作而感到生活的寂寞和沉闷，而望微的工作环境又让她产生格格不入的挫败感，她终于在争吵中对望微发出怒吼：
 
     「我使你痛苦吗？笑话！是你在使我痛苦呢！你有什么痛苦？白天，你去   『工作』，你有许多同志！你有希望！你有目的！夜晚，你回到家来，你休息了，而且你有女人，你可以不得我的允许便同我接吻！而我呢，我什么都没有，成天游混，我有的是无聊！是寂寞！是失去了爱情后的悔恨！然而我忍受着，陪着你，为你的疲倦后的消遣。我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现在，哼，你倒叹气了，还来怨我…」
 
       玛丽对望微的不满其实正说明着爱情无法操之在我的非自主性。虽然玛丽果断地离开了望微，找到另一段幸福的爱情，但能保证她不会再次尝到「失去了爱情后的悔恨」吗？ 小说结尾虽然望微因示威抗议而被逮捕，但在他来说是「虽九死其犹未悔」，他看到玛丽被一个漂亮青年揽着，手里拿着许多包包，正耀眼而娉婷地从大百货商店门口走出。玛丽此时的形象尽管自信而快乐，但却呼应〈阿毛姑娘〉中现代城市文明的物质享受对女性的诱惑和吸引，如果阿毛姑娘的下场是抑郁苦闷，那么玛丽的生命会不会也遭遇同样的困境呢？
       丁玲可以说是最早指出女性对现代物质文明，特别是流行服饰和生活享受的着迷的现代女作家，她在处女作〈梦珂〉中，就描写梦珂在姑母家见识到马车、洋房、客厅、沙发、地毡，又香又软的新床和天鹅绒的枕头，她对这些从未梦想过的物质享受感到迷醉。同样的概念在〈阿毛姑娘〉中有了更深刻完整的演绎。而到了〈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二)〉中，在望微坚定的信仰对照之下，玛丽的物质享受看似光鲜亮丽，却显得空虚无着，这对一直在思考女性生命处境和出路的丁玲来说绝对是个重要的提醒。许多丁玲传记、作品选集和研究论文集都会以毛泽东赠给丁玲的诗句「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来说明丁玲的转变，并且总是搭配着两张照片，前者是二0年代丁玲在上海拍摄的，穿着绒毛洋装的，摩登女子眉眼略带忧郁的头像，后者则是丁玲1938年在西安拍摄的，身着军服长裤，带着微笑英姿潇洒的全身照，个人以为这之间的转变，〈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之二)〉的思考和选择正是关键。相较于《在黑暗中》文字和情绪的慷慨愤激或彷徨陷溺，〈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之二)〉显得客观、理智，也明朗许多。正是通过真诚坦率的反省和冷静理性的思考，革命成为丁玲(女性)实现自我生命价值最重要选项之一，让文小姐走上「与革命相向而行」的生命道路，也让女性自我实现的努力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
       革命绝非一条坦途，在此之后丁玲做了许多努力，例如她在1931年写作〈一天〉，丁玲透过大学生陆祥参与左翼运动的一天，描写知识分子如何对群众产生新的认识，并在艰困且充满挫折和不适应的革命工作中锻炼自我的意志，坚定革命的信仰，这其中必定有丁玲在实际革命运动中所获得的感悟，而在之后写作的〈田家冲〉和〈水〉中，她更将描写主体转移到她原本相对陌生的群众上。这些作品在文学表现上虽然尚未成熟，但却可以看到丁玲不断挑战自我的个性，挑战自我文学表现的习惯，也挑战自我看待社会问题与革命工作的看法。
       也因为有这样的努力，丁玲才能在四0年代初写出一系列包括〈新的信念〉、〈县长家庭〉、〈入伍〉、〈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等优秀成熟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丁玲将曲折而复杂的革命过程中所遭遇到各种矛盾、冲突的问题尽纳于己，因此这些篇章几乎涵盖了个人、集体、启蒙、救亡、革命、知识分子、群众、理智、情感及新旧思想观念之间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可以说涵盖了五四以来最重要的社会与历史问题。而在参与革命也思考、书写革命问题的过程中，丁玲同时进行着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因此她在1950年五月所写的〈《陕北风光》校后感〉一文中，回顾了自己来到陕北之后的生命道路：
 
       在陕北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这种经历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在这里又曾获得最大的愉快。我觉得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一些感想性到稍稍有了些理论，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
但我总还是愿意用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过来，走到真真能有点用处，真真是没有自己，也真真有些获得，获得些知识与真理。我能够到陕北，自然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当然也绝不是盲目的。
 
       丁玲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可能也同时回顾了自五四启蒙之后所走过的崎岖的生命道路。在这条蜿蜒曲折又艰难的道路上，女性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可以说是让丁玲走向革命的强大动机，但高度的反省力、不怕苦的自我锻炼，以及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心力的热情才是使她终能走完革命全程的重要原因。也因此，她在〈「三八」节有感〉一文的最末给予女性同胞具体的「强己」办法，其精神包括：一、爱护自己，节制地生活，不让自己生病。二、靠着生活的战斗和进取，读书和做有意义的工作，让自己的精神愉快。三、用脑子、有理性，才能独立判断。四、要有为人类的大抱负，并且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即使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依然是作为一个「人」很中肯也很艰难的生命锻炼。
 
       四、结语

       白薇和丁玲两位湖南女作家从面对个人生命的困境出发，对五四女作家的书写做出重大的突破。白薇对爱情怀抱着浪漫、美好而神圣的讴歌与想象，但命运的乖舛与残酷，让她笔下的爱情不再如五四时期一般，是男女同盟对抗封建家庭的团结利器，而是男女情感纠结、拉扯、角力的真实记录，其中充满了流血与受伤；而她笔下的女性在大革命的风潮鼓动下加入革命，企图寻求女性可能的生命出路，终因革命阵营思想混乱且物化女性的态度而感到幻灭。而对丁玲来说，她的创作最初建立在展现女性生命处境，寻找女性生命价值的基础上，在她笔下，爱情不仅仅是男女的情感角力，更是女性认识自我性格弱点的重要过程。当她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找到革命作为生命得以为之努力的信仰时，她便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阵营，将作家与革命者之间的得与失、冲突与重合、牺牲与成长、痛苦与喜悦、自我认识与自我锻炼全部纳入自己的生命中，将女性生命价值的实现与革命历史的发展紧密结合。

      （作者系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