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和清平湾——丁玲与史铁生的思想与创作比较

 张建波

 
      许多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书写绕不过去的经典，作家的思想既显现着时代的鲜明烙印，也勾勒出个体的生命轨迹。“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史一一见证着当代文学的丰富多变的生态，终将记录着当代文学的声音与灵魂。作家丁玲得益于“五四”风雨的激荡影响，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惊骇并刷新世人耳目，经历过延安革命的热潮与风波，36年赶赴陕北，以《我在霞村的时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绘出民族的烽火画卷，她所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深刻反映农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变革，感受过北大荒的风雪人间，北大荒风雪人间的困境更加凸显了她不屈不挠的个性特质与乐观坚毅的革命精神，平生“数不尽的风浪险”，最终赢得“一部春秋乐晚年”。丁玲始终关注青年作家的培养，注重作家的代际传承与影响，她在《中国》创刊号上《编者的话》中希望老作家“能把自己的丰富经验和写作经历，积极介绍出来”，帮助青年人“在创作上少走弯路，健康成长”。创办《中国》之前，丁玲读了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其中对于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赞赏有加：“史铁生很了不起，他对延安生活的观察和感受，超过了我们这些老家伙，我在延安生活了那么多年，但写不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1984年丁玲到中国文协讲习所第八期创作班讲课，她三次提到史铁生，评价说“看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想起了自己写的《陕北风光》，那本薄薄的陕北散记，比起他的情绪来就淡得多了，不如他的浓厚，他那个破老汉比起我那些窑洞里的婆姨娃娃写得更好。因为史铁生在那个地方有他个人独到的东西。”与作家丁玲相比，当代作家史铁生历经新时期文学30年，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蜚声文坛，他虽然亲历了“文革”十年浩劫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更多的是个体的残疾的命运将他一步步推向写作的巅峰，史铁生辗转于轮椅与病榻之间，罹受残疾之痛与肾衰之悲，先后写出《我与地坛》、《病隙碎笔》、《我的丁一之旅》，于浮躁世界里凸显沉静之美，他的写作与人生同构，写作成为其活着的理由，成为其活着的方式，成为其活着的姿态，成为其活着的价值。两位作家有过极少的交集，但其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文学烙印，展现着迥然不同的文学精神，生动显现了文学与历史与政治的复杂纠缠。
 
       一、 两个文学地标——风雪人间的北大荒与田园牧歌的清平湾
 
      与显在的物质类的文学地标相比，北大荒之于丁玲，清平湾之于史铁生，则是精神层面的文学地标。北大荒之于丁玲是发配之所，是锤炼之狱，是生命沉沦的谷底，是避险政治的良乡。清平湾之于史铁生是理想放飞之处，是印证青春之地，也是生命的梦魇，是人生的转折。这两个地理坐标，激发了作家的潜能并彰显了作家的个性特质，凸显了作家写作生涯的厚重。这两个文学地标均涵纳着历史的苦难和生命的疾患，苦难对于人生的磨砺不容忽视，大多数人沉沦于苦难的漩涡，也有极少数意志坚定的人以苦难垫高了生命的平台。叔本华在《尘世的苦难》中提到：“所有那些令人不快或引起痛苦的东西，却会以极其清晰的方式，在我们身上留下即刻和直接的印象。就像我们对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状况不可能有一个直观的意识，而只可能感到诸如鞋子中有一个地方夹脚一样”。如果不能对生存的苦难进行反思，，生存的苦难就难以得到审美的提升。苦难以其鲜明的印迹彰显作家的生命历程，由此我们追溯北大荒的历史以缅怀丁玲，追寻清平湾的足迹以纪念铁生。
       北大荒文学是指黑龙江垦区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和活动。20世纪40年代中期，北大荒文学肇始，1958年14万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促使北大荒文学迅速发展，军垦特色鲜明的北大荒借助于《北大荒文艺》和《北大仓文艺》成为北大荒文学的策源地，丁玲与艾青、吴祖光、梁南为扶植北大荒文学事业做出了历史的贡献。清平湾是史铁生知青梦想的栖息地，淳朴的人情与自然风光一度遮蔽了城市的喧嚣与躁动，鲜活的民间生态置换了知青运动的万丈豪情，城乡的差距催生了各自想象和印证的空间，史铁生借助知青生活的描摹走上文坛，成为知青文学中的一抹亮色。政治运动的巨大的螺旋作用铺设出了迥然不同的人生轨迹。1957年，丁玲作为身不由己陷入政治运动漩涡的人物，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选择北大荒作为栖身锤炼之地，1969年史铁生作为清华附中的学生到陕北延川县插队体验生活，更多地是被动地抛进时代的洪流，在梦想牵引下开始诗意的追寻。
       丁玲面临的苦难更多是政治的苦难，她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中主动选择北大荒作为生存的栖息地，得益于其对政治风云变幻的洞悉与掌控。早在1957年，丁玲与陈明在其“右派”处分结论出来后就商量远离北京文艺界这一是非之地，丁玲在看到《文艺报》编者按语后就意识到毛主席钦定铁案的可能性而陷入绝望。陈明出发前两人相互约定“不流眼泪，不唉声叹气。振作精神，面向未来”，在多福巷寓所的淡定合影凸显对命运的不屈的力量。鉴于右派分子“额上刺得有字、头上戴有帽子”，在王震的鼓励下，丁玲主动投入北大荒的垦荒战斗中，但拒绝了邵荃麟建议她改名的建议，直言“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1958年6月，丁玲戴着“丁、陈反党集团”、“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两顶大帽子”赶赴北大荒。1964年丁玲从汤原农场调到宝泉岭农场，农场厂长高大钧不仅在生活上关照丁玲，让老职工帮其烧火墙，帮丁玲换米，而且经常将会议上、材料中的国内外形势讲给丁玲听，让担忧国家前途命运的丁玲不至于与外界闭塞绝缘。丁玲的心中磨练出厚厚的趼子以抵御肉体与精神的痛楚。为了保存自己的稿件，她将部分手稿以“罪证”的名义交由当地公安局保存，但可惜被红卫兵抄走。丁玲于风雪人间感受世情冷暖，她以坚韧的姿态直视政治的标签与偏见。患难见真情，在那艰苦的岁月里，陈明利用破火柴盒、包米叶写成的诗句传递生存的信念和生命的执着，“他们能夺去你身体的健康，却不能夺取你健康的胸怀。你是海洋上远去的帆，希望在与波浪搏斗。我注视着你啊，人们也同我一起祈求。”正是心中的爱愿燃起生命的信念，支撑着丁玲在革命的路途上不畏艰险与磨难。
       爱能令人穿越苦难并磨砺出生命的光辉。史铁生说过：“人不能没有爱，尤其不能没有所爱。不能被爱固然可怕，但如果你的爱的本能无以寄托就更可怕。假如不能被爱是一条黑色的小路，燃着爱的心还可以照耀你前行，但倘若全无所爱，便如那绵绵的秋雨，把你的生活打得僵冷。”史铁生面临的苦难更多地是个体的苦难，如果说地坛是史铁生绝缘世事静悟深思的栖身之所，那么清平湾就是史铁生理想精神的生长之地，史铁生与清平湾结缘，借助文学放飞人类的理想，借助语言构建生命的宫殿，借助思想编织生命的花环，想别人所未及，写别人所为染，独辟蹊径迳入人类的精神富矿，在生命母题的画廊里描摹芸芸人生万象情态。他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以沉重的肉身向往着闪烁精神之光的神秘星空。史铁生1969年赶赴陕西开始了生命中的插队生涯。同样是面对浩浩荡荡的知青运动，史铁生更多地呈现了一定的反思精神，史铁生象大多数知青一样，对共名时代的大同理想有着情感的本能认同，希望在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但这种认同的情感随着打通梦想的破灭而跌落冰冷的河谷，对于工宣队宣传插队的地方象二等天堂，史铁生真诚地审视那段历史并诚心劝告研究插队历史的人不要因为情感而忘记事实。《插队的故事》是史铁生的一般性过渡性作品，史铁生不再以清新的气息、温暖的色调抒发理想者的情怀，而是在美好中反思丑陋，在礼赞里体味荒谬，在感受民族苦难的同时，也体味到人生的无奈。现实插队的地方有着并不“巍巍”的宝塔山，并不“滚滚流”的延河，倒是穷乡僻壤的现实映照在眼。《插队的故事》较之《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淡褪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色彩，成为反思历史见证历史的文本。重读《我的遥远的清平湾》（1982年），仿佛这是史铁生诗意理想的缩微，是共名时代的一曲婉约唱和。他回忆中的清平湾是一个迥然不同的色彩的世界：黄色的山梁，红色的山丹丹花，淡蓝色的野花，白馍上红红绿绿的色彩；是一个与城市相异的动作的世界：一个劈疙瘩树根的姿势，一缕蓝色炊烟飘绕的动态，两只牛顶架时犄角的晃动；是一个无比丰富的音乐的世界：崖畔上颤颤巍巍的歌声，耳边“唏溜唏溜”的旱烟声、“呜哩哇啦”的唢呐声；是一个陌生的语言的世界：“白”读成了“破”，“子推”变成“紫锤”，“香菜”成了“芫荽”，“骗人”变成“玄谎”，“累”变成了“熬”；是一个带有历史辙印的世界：扶犁撒粪点籽的落后的耕作方式，一口薄柏木棺材引起的佩服，窑里开会的革命传统，埋在烧尽的草灰里的红薯和玉米。正是这个迥然不同的色彩的世界、与城市相异的动作的世界、无比丰富的音乐的世界、陌生的语言的世界和带有鲜明历史辙印的世界混合成了一个“遥远”的世界——清平湾。遥远的别处的清平湾成为消遁现实的绝佳载体，成为记忆历史反思历史的绝佳契机。
 
       二、两种时代思想——革命文学与哲思文学
 
       王文津在《政治语境难以压服的个体自觉——丛<杜晚香>看“十七年”时期的丁玲》一文中指出：“在知识分子与官员的双重身份里，丁玲每次都尝试在政治夹缝中和本能生长的智慧里，冒出作家难以泯灭的自我意识的火种，而这个火种一经允许，就能勃然生长了。”这段话对于丁玲双重身份下作为作家的独立意识和精神有着敏锐的认知。杨德华在《丁玲同志近况》中写道：“当我问起使什么力量支持她备受磨难而没有向厄运低头的时候，丁玲同志回答说：少奇同志说得好，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委屈和误解。这句话给了我许多勇气。一个认应该有信念，我对党，对人民永远是相信的。要相信历史，对自己也应该自信”丁玲历经磨难而保持对党的信念矢志不移，得益于她在革命生涯中的革命精神与顽强意志的锤炼。
       北大荒十二年的风雪岁月，在汤原农场，丁玲养鸡、种菜、割麦、喂猪，同时当扫盲教员，丁玲还以当年西战团的经验向农场业余宣传队的演员传授“心中无我，目中无人”的经验，全力支持陈明导演的歌剧《三世仇》。丁玲办黑板报、成立歌咏队、讲故事会、办农忙托儿所，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其呈报黑龙江妇联的六委家属的先进事迹得以广泛宣传。最重要的是，丁玲愿意深入群众，鼓励业余作者罗平伟从事创作。文革风暴到来，丁玲被关进宝泉岭农场水里大楼的一间“牛棚”，除了接受来自北京等地“专案组”的审问，几乎与外界绝缘。丁玲陈明由招待所搬到“马架子”草房，被批斗、搜查、殴打、责骂，还要承受剃阴阳头、坐喷气式等创新式的惩罚。丁玲从投身革命便永往之前无悔意，其对革命文学的执着热情有目共睹，张炯曾经评价她“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迪后涌现的世界知名的新女性作家中，她（丁玲）是唯一一位投身革命风暴并以自己的作品始终不渝地为革命做贡献的女作家”。的确，丁玲以无数的史诗性作品诠释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运动的画卷，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绘制了中国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的图景，还原土改的历史并汲取土改的经验。丁玲的作品及其个人的命运都在很大程度上显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命运。丁玲在新时期文学复出时选择概念化的《杜晚香》而非个性化的《牛棚小品》作为献礼，其中暗含了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与接纳的渴望，其政治生命与创作生命已经紧紧绑定在一起。即使在后来出国期间，她竭力控制自己的言行，给人一种与国家的权力意志保持高度统一的感觉，这是一体化的写作环境使然。丁玲对革命文学的践行伴随着生命的进程始终如一，正如她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一次演讲中所写的那样：“现在，我搜索自己的感情，实在想不出更多的抱怨。我个人是遭受了一点损失，但是党和人民、国家受到的损失更大。我遭受不幸的时候，党和人民也同受蹂躏。许多功劳比我大得多的革命元勋、建国功勋所受的折磨比我深。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作家，在革命的长途上，怎能希求自己一帆风顺，不受一点挫折呢？”。
       与丁玲浓厚的的政治情结相比，史铁生对生命的敬畏乃至探索为世所见，他跃出特定的政治、文化的宏大背景，试图从终极意义上思考生命的存在意义，从残疾的自身关注到对残疾群体的关注，直至从关注“残疾的人”到关注“人的残疾”，作者的思想由此穿越狭窄的苦难丛生的峡谷，直指深邃的精神夜空。相对于传统的“久病成良医”，史铁生“久病悟哲理”， 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将生病视为别开生面的游历，由病悟理，妙语哲思挥洒于字里行间。“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漂流是自觉的勇猛，生病是被迫的抵抗；漂流，成败都有一份光荣，生病却始终不便夸耀……”史铁生沉浸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探寻心灵的路径和精神的走向。史铁生对生命的体验感悟没有囿于残疾群体这一特定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具体的人乃至人类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局限，如影随形的病痛灾祸便是人类永伴之物，残疾一词也具有相对的意义，史铁生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又何尝不是对普通大众生命意义的叩问？“残疾并非残疾人所独有，残疾是残缺、限制、阻碍。残疾是一个人正常的命运，而人的命运的局限性才是广义的残疾。”这种尖锐而不留情面的话语直接诘问每一个游荡的灵魂。史铁生作品中的人物往往由最初的苦难承受者，向后来的苦难思索者过渡，由苦难的思索者向最终的精神超越者升华，其间的变化折射了作家的思想历程和精神轨迹，这是人生绝境中的回首与顿悟，是生命磨难后的经验与信仰。
 
       三、 两类文学创作——政治询唤与心灵写作
 
       丁玲在政治风云的舞台经受政治风雨的冲刷洗礼，更多地是直面并俯瞰现实的勇气和不屈不饶的意志，其创作多为意识形态把控的共名式写作；史铁生栖身生命的一隅，更多地是感受个人精神世界的充盈和不羁灵魂的飘展，是个人的哲思铺洒于文学的心灵写作。
       丁玲在建国之初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政治上一度将其人生衬托得辉煌。丁玲复出创作的小说《杜晚香》一类作品里消弭了“五四”个性主义的呼喊，写出了杜晚香从家务劳动的非社会化方式向农垦标兵的社会化方式的转变，以新旧时代的对比唱和新中国，这种对新社会的热爱之情凸显丁玲的浓厚的政治情结。《杜晚香》是丁玲北大荒时期的产物，是丁玲在北大荒几乎处于“无语”状态下的文学结晶。主人公杜晚香这一艺术形象的魅力不仅仅在于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奉献精神，更在于是一种坚持农村文化价值和民间道德的象征。借助于塑造杜晚香，丁玲完成了在北大荒风雪人间的自我认同。丁玲结识杜晚香的原型邓婉荣，1966年写出小说《杜晚香》并1979年发表，影响深远。杜晚香13岁嫁到李家，自食其力。丈夫李桂成成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后，杜晚香被土改工作队作为培养对象培养，提升了境界，她不再将丈夫视为过日子的伙伴，而是终生依靠的有共同理想忽然共同语言的人。杜晚香作为革命启蒙的符号，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苦闷绝叫的个人主义者莎菲的梦幻，淡褪了锋芒毕露的小知识分子陆萍的色泽，塑造了豪迈乐观几近高亢昂扬的杜晚香。丁玲在《关于<杜晚香>——在北京图书馆组织的与读者见面会上的谈话》中提及：“我写了杜晚香对北大荒的无限深情，也同时抒发了我对北大荒、对党的事业的热爱……我写杜晚香对北大荒的感情，实际上也是我自己的感情，也是北大荒人共有的感情。”可以说“丁玲从被歧视者的角度、从被虐待者的视界，观察了社会，体验了人生。”透过丁玲的文学创作能窥见中国文学的兴衰历程，透过丁玲的几度沉浮人生命运能镜鉴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及其意识形态领域成功失败。《杜晚香》与《风雪人间》浸润着丁玲深厚的北大荒情结，北大荒人民在丁玲的遗体上覆盖了一面特制的红旗，上书“丁玲不死”。这是北大荒精神的拓展者和接续者对历史的铭记方式。
       史铁生的写作更多的是个体的心灵的写作，他不断思索“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和“死亡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等哲学命题，始终在汪洋中寻找一条救赎灵魂的船，针对救赎灵魂的途径在《病隙碎笔》中提出信仰的重建和爱的弘扬：在神的字典里，行与路共用一种解释。完美呢，则靠人的残缺来证明，靠人的向美向善的心愿证明。史铁生说，上帝就像出题的考官，不断变换生活的题面，看你是否还能从中找出生命的本义。日益奇诡、奢靡的道具变化多端，而人生角色的风采依然。生命的本义要在不停地找寻中方能显现，在持续的呼唤里才会回应。生理地活着基本相同，而心魂的瞭望各有其异。史铁生借助猜想，对人性的各种可能进行了精神的素描，对神性的无尽阐释完成了追问与推演，得出“但无神论也有着对神的描画，否则怎么断定其无呢？”的妙论。他认为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是人类高贵的猜想，恰如艺术，在科学无言以对的时候，在神秘难以洞穿的方向，以及在法律照顾不周的地方，填下美的志愿，提出善的要求，许下诚的诺言。史铁生从一地之狭一时之瞬中窥看浩渺时空中纷纭万物，以其对人类精神灵魂的猜想完成了从认知个体自我到观照整体人类的质变，成为文学场域中睿智而深邃的思想者。史铁生是一个因空间限制而充分延展了时间的人，一个对生活苦难与人生困境的体验者和超越者，一个浸润着宗教情怀和无边爱愿的人间赤子。史铁生在痛苦的人生背景下做着欢乐的奋斗，不断地超越困境，以爱的温情消弥绝望，他就像那“荒芜但不衰败”的地坛，承载着时代的霜风冷雨，沐浴着生命的旭日和风，精神之旅永在行程。
 
       附：
       关于丁玲邀请史铁生的事情有两种记载：一种是，丁玲曾热情地邀约老作家舒群、雷加、李纳、曾克、张凤珠几位老作家和史铁生、邓刚、唐栋到家里聚会，既关心青年作家的创作，也关心青年作家的生活状况，对于史铁生，丁玲问他在延川县当知青时吃得怎么样，对于史铁生的腿病，问他是不是窑洞潮湿，。史铁生也谈到自己的创作局限“我最近常常感到危机，生活局限很厉害，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平方公里，不知道这条路走到什么时候就枯竭了。”
另一种是，丁玲曾经邀请他和几个青年作家到家里座谈，由于对名人的敬，也由于对名人的畏，他拒绝了。后来，丁玲的秘书张凤珠同志又一次去邀请，他才答应去。过了没多久，丁玲去世了，他用一张白纸写了挽词来表示自己对这位文坛前辈的悼念。他对我（徐晓）说：年龄可以是一堵墙，但墙可以有门和窗。一个人，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见解和文学主张，只要是真诚的，是自己的，她（他）的死都是一座纪念碑。

    （作者系山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