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见证丁玲的美丽与魅力
 
赵焕亭

 

 
        李灵源在《我怀念她》一文中这样写到自己1962年7月到黑龙江汤原农场看望婆母丁玲时初见面的一个场景：
       在过道尽头有一个窗户，从窗户那边我忽然听到妈妈咯咯的笑声，原来她正从窗户外面往里爬呢！只见她一只脚踏在窗台上，一只脚还在窗外，两手扶住窗台，就这样伏着，笑容满面地看着我。她梳着农村妇女的粑粑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衣服，完全是一个农村妇女的模样。我连忙跑上去，伸手把她扶下来，我问她：“干嘛爬窗户？”妈妈笑着说：“这就是我们的门啊！”两扇窗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窗框，窗户内外各砌了几级台阶，窗外是农田。原来妈妈每天就从这儿爬进爬出。
       就是这个穿着深蓝色衣服、梳着粑粑头，一只脚踏在窗台上，一只脚还在窗外，两手扶住窗台的满面笑容的丁玲形象定格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能逝去。我不是画家，无法画出丁玲的这一瞬间形象，然而我的脑海中，将永久保留这样一幅画面。这幅画面是丁玲北大荒生活的一个的隐喻，它可感可知，喻示着环境艰苦与从容乐观。从这幅画面中，我可以感受到丁玲在北大荒时期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这一年的丁玲是58岁，已经不再保有她20多岁时成为时尚杂志封面人物时的容颜，她那双曾被冯雪峰在狱中梦见的、被版画家赖少其画出的美丽的大眼睛也不再是水灵灵的了。然而，我依然认为这是丁玲北大荒时期最美丽、最具魅力的一幅剪影。中年丁玲的美丽主要来源于她的坚定与乐观，她内心的强大和不可战胜，来自她的杰出的创造力，来自她与广大人民融为一体，把自己变成群众一分子的努力。这幅剪影正包涵着这样丰富的信息，它说明了丁玲已经从衣着、发型、生活、劳动等诸多方面把自己完全融入了北大荒，是一个真正的北大荒人了。丁玲北大荒的这幅剪影就是本文标题的灵感来源。北大荒见证了丁玲的美丽与魅力！难道不是吗？
       丁玲的相貌自然是美丽的，然而，更加美丽的是她身上所散发的人格魅力。她的魅力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且不说丁玲在30年代胡也频牺牲、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依然加入左联的勇敢行为，也不谈她冲破国民党软禁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的英雄壮举，再略去抗战时期她任西战团团长、身着戎装的英姿飒爽，单只讲她北大荒的生活经历，就足以见出她的自主自信、勤劳智慧、宽广旷达、乐观坚定。总之，丁玲这一时期的美丽和魅力主要来自她强大的自主性、独特的创造力和独特的人格！
 
       走向北大荒的行动表现了她强大的自主和自信
 
       1958年，丁玲去北大荒时，已经54岁，她以半百之年，戴罪之身，主动请求参与到祖国北疆的建设之中。那时，多数右派是被迫下到农场劳动改造的，而丁玲则是主动要求下去劳动改造的。按照她原有的地位和身份，她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虽然被划为右派，但是可以留在北京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然而，丁玲一方面为当时东北小兴安岭的林区建设感兴趣，另一方面是陈明已经作为右派分子到了北大荒接受监督劳动。再者，考虑到即使留在北京，以她当时的处境，也是无法保持宁静心情进行创作的。于是，丁玲就主动要求到北大荒去。丁玲的这一选择，意味着她再次投身于中国革命的主潮，只不过这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潮。丁玲要为建设“北大仓”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她要成为一名农垦战士。
       这个看来无奈的选择，显示了丁玲在逆境中的自主性和自信力，正体现了丁玲的风格，丁玲的一生是追求革命的一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年代，她就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现在，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她又选择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经受锻炼。“不必犹豫了，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到人民那里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把一切烦恼通通地抛在后边……”（郑笑枫《丁玲在北大荒》，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这就是丁玲的个性，她始终是一个不愿向困境妥协的人。在战争年代，她是冲锋在前的战士，在和平建设时期，她依然不甘落后，她要绝地逢生，她以过人的胆量和勇气主动选择了北大荒。
       当她带着中宣部“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若从事创作，就不开工资。”的介绍信走向北大荒的时候，她下定了决心：“什么也不说，不问，带着这张‘通行证’，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会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她坚信自己能够融入人民，坚信自己的清白最终会受到人民的认可。
       我以为，人在自主和自信的时候是最美丽的，丁玲的自主和自信是其始终美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北大荒的劳动成绩体现了她独特的创造力
 
       丁玲的北大荒生活在她的《风雪人间》、郑笑枫的《丁玲在北大荒》等作品中都有记述。在北大荒，无论是她在养鸡排养鸡、在畜牧队扫盲，还是在六委做家属工作，她都表现得不同凡响。这确实是一个稍有一点阳光就灿烂的人。她在工作中强烈的创造力表现在多个方面：在汤原农场孵化室养小鸡，她自己花钱买来鱼肝油，喂给本来要煮掉的弱雏，硬是养活了一大批弱雏，她成了鸡排的养鸡能手。冬季，她为一万来只鸡剁菜，冻僵的白菜、萝卜很难剁碎，累得她手脖子肿痛。她还向农场建议发展良种鸡，并接受委派到牡丹江种鸡场买来“澳洲黑”、“九斤黄”。在宝泉岭农场畜牧队，为了给那些不愿主动学习的人扫盲，她用讲故事的办法吸引大家参加听课，她自己买来《雷锋的故事》给大家讲，她还把讲过的字、词如“鸡”“蛋”“猪”“肉”等写在纸上，贴在鸡舍和猪圈等劳动场所，把自己画的苞米、大豆、高粱的图案贴在会议室里，并在画的下面写上相应的字，让大家看图识字。她还自编许多顺口溜帮助学员学习。在她的努力下，全畜牧队的30多个文盲，都能写简单的家信了。她指导大家排演《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刘三姐》《三世仇》等，她负责的畜牧队的黑板报，从搜集素材，到编、写、画都是自己来。为了保护写好的黑板报不受雨淋，她和老伴半夜里摸黑赶了三里多路到厂部把黑板报抬进屋内。她是把延安的革命传统带到了北大荒。   
       作为作家的丁玲，她深深懂得写作的价值意义以及生活之于写作的重要作用，她认为不熟悉群众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是写不出群众生活的。她对北大荒人说：“你们生活在丰富的创作源泉之中，周围都是开发建设北大荒的英雄。这些英雄的业绩，应该写出来。”她鼓励李亚铎、罗平伟、娄芹等农垦战士写出了展现北大荒生活的文章，她还亲自为北大荒人写了一些歌颂北大荒的文章，这些文章因为多数没有发表而未能保存下来，只有她为任广荣写的家史《我的生活回忆》因为发表在1961年的《合江农垦》报上，才使我们今天得以再次见到。劳动改造期间，她被剥夺了创作发表的权利，但她真正为北大荒人的艰苦奋斗、忘我劳动、奉献祖国的精神所感动，所以还是写下了《杜晚香》。尽管她知道这个作品在当时是无法发表的。今天看来，记述北大荒建设的文学作品实在是太少了，丁玲是热忱讴歌北大荒建设的少数作家之一。她的《杜晚香》是记述北大荒军民屯荒戍边、向荒山要粮的火热斗争生活的优秀之作，也是非常珍贵的历史史料。《杜晚香》中所描写的北大荒的景色是迷人的：“被包围在这美丽的天地之间的农场景色，就更其壮观，玉米绿了，麦子黄了，油漆的鲜红鲜红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宛如舰艇，驰骋在金黄色的海洋里，劈开麦浪，滚滚前进。它们走过一线，便露出一片黑色的土地，而金字塔似的的草垛，疏疏疏朗朗一堆堆排列在土地上，太阳照射在上面，闪着耀眼的金光。汽车一部接着一部在大路上飞驰。场院里，人声鼎沸，高音喇叭播送着雄壮的进行曲和小调……”这就是丁玲热爱的北大荒。她对北大荒的感情借助小说主人公杜晚香的感受表达了出来：“杜晚香带领着一群家属，一会儿在吞云吐雾的扬场机旁喂麦粒，一会儿又在小山似的麦堆周围举着大扫帚，轻轻地扫着。什么时候见过这样多的麦子！这群穿得花花绿绿的年轻妇女，一会儿又排成雁翎队在晒麦场上，齐头并进翻晒麦粒。这时杜晚香觉得整个宇宙是这样的庄严，这样的美丽。”这是一种参与北大荒劳动的豪迈心情和乐观态度，丁玲已经使自己成了北大荒的一名农垦战士。丁玲的眼界、胸襟和她的北大荒作品证明了她的美丽和魅力。
 
       重返北大荒所受到的热诚欢迎证明了她的人格魅力
 
       1981年，77岁的丁玲在应邀出访美国前夕，和陈明一起重返北大荒，去探望曾经接纳、哺育他们的北大荒的父老乡亲。他们的到来受到了北大荒人的热情接待。从北大荒人对他们的欢迎程度可以见出丁玲的人格魅力，丁玲当年在北大荒为人们所做的一切今天得到了回报和印证。当年她帮助过的山东姑娘王俊芬到蒲鸭河码头来接他们了、当年她辅导排演歌剧《刘三姐》时选中的“刘三姐”孙淑英到普阳农场厂部招待所看望他们了，当年在丁玲帮助下脱盲的詹启富带着全家来了……数不清的“老农垦”都来看望他们了。同时，丁玲、陈明还探望了原汤原农场副业队队长李永刚一家，重访了当年蹲过的“牛棚”旧址。
       在普阳农场厂部为他们安排的与全场“老农垦”见面的会上，来自方圆二三十里地的人们挤满了楼梯和走廊，人们自发的、盛大的、热烈的欢迎场面是自普阳建厂以来所没有的，以致随行的美国华裔学者梅仪慈感动地说：“我见过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作家，没有像中国作家丁玲这样，和人民有这样深厚的血肉之情。”丁玲再次感受到了北大荒人给予的温暖和力量。在宝泉岭农场，当年和丁玲一起蹲“牛棚”的谢桂芹、在六委一起做家属工作的胡冬莲、张文豪，都来看望他们了。在重访当年他们住过的“六十户”泥草房时，她热情地与当年的老邻居刘大嫂拉家常。丁玲感到北大荒仿佛就是自己的娘家。的确，北大荒把慈母般的温暖送给了丁玲，当农场总局的领导听说她正在筹备出版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国》缺少经费时，慷慨地说：“这犯啥愁？给你100万够不够？”（郑笑枫《丁玲在北大荒》第119页）这是北大荒人的豪爽和慷慨，也是丁玲当年为北大荒建设做出贡献、收获尊重和敬仰的明证！
       或许正是访美前的北大荒之行使得丁玲更加感受到中国百姓的朴实与伟大，祖国母亲的可敬与可爱！因此，她在美国大学讲学期间，当有人蓄意请她谈谈对于作家喂鸡的看法（大约是想听到丁玲抱怨中国政治的声音）时，她则坦然地回答：“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喂鸡，作家为什么不能喂鸡呢？”看来，丁玲是把自己当成百姓一分子了。丁玲的贴近群众是一贯的，即使在仕途畅达、写作顺利的时候，她也没有把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在战争年代的行军途中，在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过程中，她不是时常与农村老大娘睡在一个炕上聊家常吗？他的儿媳李灵源看到她高高兴兴地养鸡、扫盲时，很为她感到惋惜，认为她本应该用这些宝贵的时间去写书，但她说：“我是一个作家，当然认为创作是我的事业，但是现在没有创作的权利了，党叫我干这些事，那么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像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现在我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但在我心里，我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员。”这就是丁玲的党性原则，无论经受多大的磨难和冤屈，她始终能够保持党员的本色。
       按照有些人的理解，丁玲身为一个大作家，在北大荒喂鸡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是大材小用的典型。然而，丁玲的观点是：“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作家，在革命的长途上，怎能希求自己一帆风顺，不受一点挫折呢？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大乱之后，疮痍满目，百废待兴，举步维艰……但我决不能沉湎于昨天的痛苦而呻吟叹息，也不能为抒发过去的忧怨而对现今多有挑剔，我更不能随和少数人那种虽出自好奇心，但忽视全局、轻易做出的片面的判断。我们需要的是同心同德，埋头实干，勤奋学习，奋发图强的精神。”（郑笑枫《丁玲在北大荒》第121页）丁玲的立场非常鲜明，她是以中国共产党主人翁的态度看待中国政治的，她从大局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得失出发来分析问题和评价历史。这也正是李陀不能理解丁玲的地方。
       李陀把丁玲看作是一个毛体制下的文学话语（毛体制下的主流话语）的生产者，甚至是这种文学话语生产的监督者。他认为，毛文体在现代汉语中所实现的空前大一统的局面，以其绝对的控制严重妨碍了中国人的思想自由，以致出现了文化和政治上的专制，导致中国革命最后走向自己的反面，丁玲缺乏对她亲身经历的历史做一次全面的批判，缺乏对反右斗争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反思。（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笔者认为，这种要求对于丁玲是苛刻的，作为革命作家的丁玲在她的那个时代不大可能做到这一点。关于中国现代革命及革命文艺局限性的分析，解志熙有相当透彻的阐释，他指出了现代中国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的不完美性，并认为对革命局限性的反思常常是后人的事情：“革命的过程和革命的结果，都不可能是革命理想的完美无误的实践和丝毫不差的落实，而几乎必然地带有不容异己、行事专断以至专制残酷的并发症，至于诊治和消解这些并发症及其后遗症，却只能是每一场大革命彻底耗尽其势能之后的‘后革命’以至‘反革命’时代的任务了。”（解志熙：《丁玲——与革命相向而行》，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2015年第1版）李陀之所以有那样的观点，主要在于他超越时代条件、个人经历去要求丁玲，而缺乏对丁玲坚定革命信念的理解。没有丁玲曲折、艰难革命经历的人难免想当然地去质疑和批判丁玲。丁玲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感情是至深的、对中国新文艺的贡献是巨大的，她是新中国、新文艺的缔造者之一。看不到这一点，就没有从根本上读懂丁玲。
      倒是有一点，李陀看得比较准确：“丁玲在晚年一下子从一个大右派变成大左派，似乎又转了一次向。其实她没有转向。”丁玲的确没变，所谓的“右派”、“左派”等称谓都是别人强加给她的。她始终对党的事业充满了真诚的拥护，对劳动人民充满了诚挚的热爱。她的走向北大荒、劳动在北大荒、重返北大荒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与丁玲同时代的女作家陈学昭有一部书就叫做《工作着是美丽的》， “工作着是美丽的”这句话蕴含“劳动创造美”的生活哲理。丁玲用她在北大荒的出色劳动诠释了“工作着是美丽的”这句话的深邃内涵。我想，丁玲的美丽不仅仅在于其外表，更在于她随时随地都能够进行创造性地工作，愈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她的创造力愈发凸显！丁玲的美丽还在于她始终与人民融为一体，始终没有脱离人民！丁玲的美丽还在于她始终有一颗忠诚于中国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始终保持着生命的热情和活力！
       丁玲不仅有着美丽的容貌，更有着美丽的灵魂，这是一个容貌明净清爽、心底善良坦荡、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理想信念坚定不移的人，一个美丽而又有魅力的人，北大荒为证！

    （作者系河南平顶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