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体与民族革命的冲突
                                                                         ——读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

                                                                                             杨  飞  

        1928年，《莎菲女士的日记》让初涉文坛的丁玲声名鹊起，这篇小说以其对女性的性意识和性苦闷的大胆描写与揭示轰动当时文坛。紧接其后丁玲创作了多篇女性意识鲜明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五四”退潮后因找不到出路而空虚失落的女性形象，这些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不论是敏感纤细还是勇敢倔强，她们都一个共同点：被一种深深的孤独和迷惘所包围。但1930年后，丁玲的生活和写作总体上开始左转，其对女性问题的探索逐渐让位于对大众苦难和阶级革命的反映，她笔下的女性们或主动或被动，其生活都与革命扯上了关系，有的逃离革命，有的走向革命，这些被历史洪流卷入革命战争的女性，她们的命运将会怎样？由“五四”的呼声唤醒而为权利和自由奋争却终于陷入彷徨迷惘的知识女性们，在轰轰烈烈的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集体大潮中，是否可以摆脱孤寂彷徨而重新找到一个坚定充实的自我？
       1936年，丁玲逃离南京政府对她长达三年的拘禁后到达陕北苏区，积极热情地投入了革命生活，并很快创作了一批以边区农民生活和革命战士为题材的作品。但是在解放区亲身参与革命实践几年后，随着革命的深入和经历的增长，丁玲意识到，在追求“解放”的革命圣地延安，在男女平等的允诺下，传统道德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和现实中基于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歧视依然存在，并敏感到革命战争给女性生理心理带来的伤害，于是女性问题再次成为丁玲创作关注的对象。在1940年到1942年发表的几篇小说和杂文中，丁玲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解放区存在的女性问题，小说《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对革命战争给女性造成的困扰和伤害有醒目的表现。
       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讲述一个农村少女贞贞，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掳走而被迫做了军妓，后来利用其特殊身份为游击队送情报。故事很简单，但文本中交织着的多重叙事声音却耐人寻味。在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斗争中，《我在霞村的时候》曾被视为丁玲“反党”的证据，从当时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也许并非是莫须有的罪名。因为这篇小说确实内含有某种可以被解读为“反党”的因素，这因素存在于小说中犹疑不定、欲盖弥彰的叙述裂隙，文本中的“我”对故事主人公贞贞性格的欣赏和对她苦难命运的深切关注，确实对革命的正义性和纯洁性产生了威胁。本文试图通过对贞贞形象的分析，解读文本中的叙述裂隙及产生这种裂隙的原因，揭示出女性主体利益与国族利益的分歧与冲突最终导致了革命话语对女性话语的压制。
 
                                                                        贞贞：革命战争环境中的“娜拉”
 
       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娜拉”是主体意识觉醒后追寻自我价值的“五四”一代女性的代名词。和梦珂、莎菲一样，贞贞也是丁玲笔下“五四”一代女性形象的延续，只不过贞贞的生活环境不再是和平苦闷的都市，而是硝烟弥漫的农村。贞贞是一个在苦难和孤独中成长的女性，她的勇敢坚强、独立自主、健康洒脱的形象是随着故事叙述者“我”的视角逐步展现的。“我”是一个部队中的女作家，因为身体不好，被安排到霞村去休养。 霞村与其他村子的不同处在于：有一个美丽的天主教堂和一个小小的松林。这意味着霞村不是一个封闭的村庄，有着传统农村所没有的新思想；有松林点缀的村子在一个作家的想象中应该是自然美丽而充满活力的。出发前，“我”知道自己就将住在靠山的松林里，从那里可以直望到教堂，所以对这村子很满意。但是到达村子后，整个村子的氛围与想象中的截然相反：杂乱、沉寂、空洞。住下后，窑洞的主人刘二妈一家又在“我”面前极有兴趣地、神秘地、压抑地地谈论着什么。在疲倦、猜测、不安之中，“我”终于知道了大家在谈论的是一个刚从日军那里回来的名叫贞贞的女孩。
       第二天一早“我”出去散步时，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关于贞贞的流言蜚语：“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都是给鬼子糟蹋的呀”，“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比破鞋还不如” ，这些指责、侮谩的风言风语有的就发生在天主教堂转角的地方，看来慈悲的上帝并没能让这个村子多一点宽容和悲悯。“我”的心情完全沉下来了，曾以为美丽的村子此时笼罩在一片“死寂的铅色的”天空下。
       在不安、压抑的心绪中，“我”从刘二妈口里知道了贞贞被日军掳走的经过：贞贞倾心于村里的一个穷小伙子夏大宝，可是父亲要贞贞嫁给一个米铺老板做填房。夏大宝没有胆量陪她一起逃跑，无奈绝望的贞贞于是跑到教堂要求做姑姑，不幸被打进村来的日军抢走而被迫做了军妓。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幸福，坚决反抗包办婚姻，这不就是“五四”那一代女性追求自由首先跨出的第一步吗？不幸的是，贞贞的反抗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在民族危难之中沦为战争的牺牲品，饱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磨难与摧残。贞贞忍受着身体上的巨大痛苦，用她特殊的身份为游击队传递情报，可是她的苦痛和牺牲并没有得到村人们的同情和理解，更不要说认可与尊重，相反她遭到的是嫌厌与蔑视、诋毁和丑化。在村人们眼里，贞贞被蹂躏了的身体已然成为污秽与耻辱的场所，“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村民们妄自猜测：“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还戴得有金戒指”。仿佛贞贞不仅在身体上“失贞”，在民族气节上也“失贞”了，因此给村民们带来了耻辱，他们于是把贞贞描绘得如细菌、怪物一样可怕。
       但是，“我”亲眼见到的贞贞与村民们的议论完全相反，那形象是出奇的美丽明朗：“阴影把她的眼睛画得很长，下巴很尖。虽在很浓厚的阴影之下的眼睛，那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她眼光安详，很有兴致地探视着我住的地方。贞贞坦然地、心平气和地向“我”说起她的苦难，自然平静得像是在说别人的经历。可是随着交往的深入，“我”明白贞贞表面的平静之下压抑着的是一颗深深受伤的灵魂，“正因为她受伤太重，所以才养成她现在的强硬，她就有了一种无所求于人的样子”。贞贞的强硬，谈到日本人时无所谓的“家常便饭”似的态度，其实是面对村人的歧视和羞辱时采取的一种蔑视的、绝决的、孤傲的反抗姿态。“不要任何人可怜她，她也不可怜任何人”，她决然地拒绝别人的同情，拒绝家人的牵扯，拒绝夏大宝那迟到的赎罪式的爱情。
       当一个女人发现她的亲人、男人、朋友都不能依靠不能拯救自己之后，就会深深地意识到自己，这时苦难往往使她成长，使她坚强，使她对自己作为女性的命运有了深切的认识，“别人说我年轻，见识短，脾气别扭，我也不辩，有些事情哪能让人人都知道呢”，“人大约总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在对苦难的承担中，在舔疗伤口的孤独中，贞贞成长为一个坚强独立的女性。一种新的东西从她的内部生长起来了，她在寻求一种改变，渴望一个新的世界、新的自己：她羡慕南方女人甚至日本女人，因为她们都能“念很多很多书”，她“常常很好奇地问我许多那些不属于她的生活中的事”，她想去延安，因为那里除了可以治病，还因为那里学校多，可以学习新知识。这种新生长起来的东西“是更非庸庸俗俗和温温暾暾的人们所再能挨进去的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 ，正是这种力量使贞贞可以傲视村人的轻蔑，并踩着苦难向前走。可是这样一个自我意识强烈、渴望新知、追求独立的女性，却要以牺牲肉体、饱偿孤独为代价，家庭和故乡早已容不下她，何处才是可以供她歇息的家？
 
                                                                        裂隙：女性主体与民族革命的冲突
 
     《新的信念》和《我在霞村的时候》都以在抗战中遭受日军蹂躏的女性为主人公，前者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肯定赞扬了被日军伤害的女性之坚强及其对抗战所作的贡献，但后者则要复杂得多，这篇小说在民族国家的声音之外，还有女性自身的声音（恐怕也是作者本人最想要传达的声音），文本中这两种声音产生了不能缝合的裂隙。
       革命男青年马同志认为贞贞很“了不起”，把贞贞视为革命英雄，但却无视或者说感受不到贞贞的痛苦，把贞贞的苦难经历视为可供写作的“材料”。
       故事中的另一个女性革命者阿桂，为贞贞的遭遇感到难受，她同情贞贞，从女性自身感同身受的角度出发，唉叹“我们女人真作孽呀”。
      “我”作为一个自我意识强烈的女性作家，同时又是一个革命者，则敏感地从贞贞的遭遇中看到了女性与男性及民族革命之间的冲突。首先，通过“我”的眼睛所看到的贞贞，并不符合民族革命话语所要求的为民族背负苦难的大义凛然的受难者形象，她看起来健康美丽、洒脱明朗，而且对逼她为妓的日本兵，贞贞似乎并没有多大的仇恨，还和鬼子兵一起欣赏他们的情人寄来的情书和照片。看来贞贞在日本人那里的生活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般惨痛不堪。正是贞贞这种看似无所谓的态度冒犯了村民们的“圣洁”，激起了他们的不满。这一形象不但是对保守腐朽的贞操禁令的蔑视，更重要的是消解了人们基于民族意识的对敌人的仇恨。其次，尽管贞贞为了给游击队送情报而忍受了很大的痛苦，但她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革命队伍的一员。文本中的一个细节很能说明这一点：贞贞提到革命阵营中的负责人时总是说“他们”，这一指称表明，对贞贞而言，她为之努力为之牺牲的对象是一个外来的、并不包括自己的 “他者”。既然如此，贞贞为什么仍会冒死执行任务？
       在中国，那些在战争中饱受凌辱的女性，在她们遭受了强暴的身体幸存下来后，她们的生命往往陷入了一种被歧视被羞辱的生存境地，在这样的境遇中，被打上“耻辱”烙印的她们该如何来支撑自己的生命？贞贞说“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为游击队送情报是她唯一能找到的“有意思”的“活路”，所以授受这一任务的根本初衷与慷慨激昂的民族大义无涉，而是为了能“有意思”地活下去，是一种自我疗伤、自我拯救的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治愈贞贞心里的伤口，反而加深了她越来越强烈的女性自我与民族革命之间的矛盾。在因为不愿嫁给夏大宝而与父母发生的一次争吵中，贞贞终于将深埋心底的伤痛和怨憎爆发出来：她“把脸藏在一头纷乱的长发里，望得见两颗狰狰的眼睛从里边望着众人”，“她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她像一个复仇的女神，她憎恨着谁呢？为什么要做出那么一副残酷的样子？”连作为她好朋友的“我”，此时可能也被当作“一个毫不足介意的敌人之一罢了”。贞贞无声的“复仇”使人想起被自己丈夫折磨后又被日本人强奸的金枝的“憎恨”：“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 。贞贞与金枝一样，来自于男性和革命战争的伤害使们的内心处于一种孤独决绝的境地。
       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女性总是更容易遭到多重威胁和伤害。梅仪慈早在1970年代就指出，糟蹋利用贞贞肉体的不仅是日军，还有我军，前者利用她的肉体，后者则藉其弄到情报，这背后隐含着一种人尽皆知而人皆不言的逻辑：反正既然已经失贞了，如果能利用失贞的身体为打击敌人做出贡献，那么你遭受的耻辱反而能转化成为民族大义的奉献与牺牲。这里，女性身体和男性、道德、民族都扯上了关系。“正因为‘敌’‘我’双方都赋予女性身体同等的价值观，贞贞才得以往来两者之间，操作其任务。”陈老太婆（《新的信念》中的主人公）与贞贞的遭遇，或是作为抗日宣传的政治工具，或是作为情报工作的战争工具，都是战争对女性身体的入侵与利用，这种利用是男性和国族对女性的双重利用，女性身体成了国家民族主义斗争的献祭品，女性主体的利益与民族国家的利益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不管战争是否有“正义”与否的区别，目的并不能证明手段的合理。
       民族国家在西方是中世纪以后出现的一种现代国家形式，民族不是一个自然的存在，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民族的属性被融入肤色、性别、出身、时代等我们无法选择的事物中，由于这样的宿命性，民族被设想为纯粹的、不带利害关系的共同体，因此，民族可以要求成员的牺牲。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是在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国家民族主义成了中国反抗侵略的理论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就是要推翻封建统治、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在这样的语境中，民族国家更有理由要求它的每一个成员为之做出奉献和牺牲。问题是，中国的民族主体根本上是一个男性的空间，女性作为一个群体，遭遇的不仅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这“两座大山”的压迫，还得面对男性父权专制，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女性是否可以在民族国家的意义圈之外追求自身的存在价值？如果她拒绝民族国家对自己的规定和阐释，她将面临怎样的生存境遇（革命的荣光并不属于女性，小说中，当“我”和贞贞越来越亲密时，“我”也被村民们当成了异类而不再被当作革命者来尊重）？如果她进入民族国家这个空间，是否有自由发声的权力？
 
                                                                        缝合：女性话语臣服于革命政权
 
       女性主体与民族革命的冲突不仅体现在贞贞的形象本身，还体现在“我”前后不一的叙述中。
       贞贞的命运将会怎样？从贞贞和“我”的谈话中，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她第一次从日军那里回来，她之前已经回来过两次，因为找不到适合的人，她又被派回去，据说这次回来是为了治病，而且不再去日军那里了。但是后面的叙述暗示我们，这不过是贞贞一厢情愿的梦想。首先，在“我”即将离开时，贞贞来告诉“我”说她也要去延安治病了：“他们叫我回……去治病”，一向快人快语的她为什么欲言又止？很显然这句话停了一下后其意思拐了个弯，而且她之前从来没有到过延安，根本说不上“回”；其次是在“我”快要走的那几天，贞贞“忽然显得很烦躁”、“心神不宁”、“坐立不安”、“吃得很少，甚至常常不吃东西”，是什么使坚强有主见的贞贞变得如此不安？而“我”被急着召回的原因是“敌人又要大举‘扫荡’了”，这种时候，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贞贞不可能去延安，她能“回”的只能是日军部队。看来，贞贞的苦难还没有结束，她的悲剧还将继续。
       可是小说的结尾却说：“我心里并没有难受，我仿佛看见了她的光明的前途，明天我将又见着她的，定会见着她的，而且还有好一阵时日我们不会分开了。”“我”仿佛是怕自己也不相信似的，最后还让“马同志”来证实贞贞即将去延安的话是真的。“我”既然在前面的叙述中对贞贞的的去向留下那么多的暗示，为什么又要来这么一个前后矛盾的光明尾巴？稍后写下的《在医院中》的结尾也突然用了一种“春天的心情”来软弱无力地告别前文那阴冷压抑的气氛，为什么？也许我们可以从《霞村》中的“我”以及现实中的作者的双重身份来解释。
     《霞村》写于1940年底，那一年的丁玲正在接受党组织对她在南京那段历史的审查，虽然结论否定了她曾经自首的传说，肯定了她对党对革命的忠诚，但由审查带来的屈辱恐怕是不能让人平静的。丁玲把一个被认为在身体上和民族气节上双重“失贞”的小说人物取名为“贞贞”，这本身就意味深长。小说中的“我”是从“政治部”来的女作家，兼具革命者和女性的双重角色，与现实中作者的身份重合。“我”正是因为“政治部太嘈杂”才到霞村来休养，“实际我的身体已经复原了”，但“精神不大好”，这说明“我”到霞村来养的是心病，而且“我”并不想急着回去，这就是说，“我”与革命的中心“政治部”之间有着某种不愉快、不和谐。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敏感地意识到贞贞的悲剧与民族革命之间的错综关系。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女性，“我”同情、喜欢、欣赏贞贞，被她内心那强大的精神力量所震撼，同时为她的遭遇焦虑担忧，自然站在女性的立场，为贞贞说话。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我”当然相信革命的重要性，意识到革命的正当性不容置疑，而“我”对贞贞的痛苦和孤独处境的强调与关注，则有可能产生质疑民族战争的正义性、消解民族国家的神圣性的威胁，于是“我”尽管为贞贞的遭遇不平，为她的前途担忧，却也只能将贞贞的苦难暂时悬置，以一种虚幻的、自欺的光明前景来缝合女性主体与民族革命之间的矛盾冲突。
       西方女权思想自晚清输入中国后，女性解放总是被男性先觉者们纳入民族国家解放的议程之中，而不是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运动。如李陀所言：“自‘五四’以来，‘妇女解放’在中国一直是现代性话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很少有人警觉妇女的‘解放’从来不是针对着以男权中心为前提的民族国家。恰恰相反，妇女解放必须和‘国家利益’相一致，妇女的解放必须依赖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似乎倒是一种共识。不仅梁启超作如是观，毛泽东亦作如是观。”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之间的平等不是意志的产物，而是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因此，只要消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政治结构，进入共产主义，妇女解放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在这种共识下，妇女解放只能依附于民族战争、解放战争而不可能有独立的地位。在延安时期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内主要的妇女运动领袖如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就总是自觉地把民族的独立解放看成是妇女解放的前提。但现实远比理论更有说服力，亲身参与了革命实践的丁玲已经不相信这种乌托邦神话，她认为“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不过是“大话”，革命阵营内部女性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写于1942年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中，丁玲把她的不满情绪做了一次总的爆发。文章尖锐地提出了延安革命政权内部存在的性别压迫问题：多数女性在“革命”的要求下结婚了，继续着传宗接代的命运，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还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在不堪重负中容颜早衰而被冷落、遭抛弃，且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口实下进行的。引起丁玲思考的，是在表面的自由平等之下，基于传统的贞操观念和性别角色的分工，女性受到的来自男性的不公正待遇和压迫。但是在要求紧密团结、一致对外的战争规范中，在以男性为主体的革命空间中，女性抗议男性的声音很可能被认为是个人主义，是“反党”、“反革命”的，由此文而很快引发的对丁玲的批判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次批判中，丁玲最后自我批评说，“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党的立场说话” ，贺桂梅对这句话的分析相当深刻：“如果说党的立场并没有包容女性这‘一部分人’的立场，那么‘党’作为最高层次的利益和权威，以全称指涉‘人民’的合法性就有了问题。”
       丁玲应该是清醒地意识到了在革命政权内部谈论女性问题的不合时宜与徒劳无益，否则她不会在《三八节有感》的后半部分将一个“与社会有关”的女性群体问题自我解构地转化为女性个人的修养问题，也不会在附记中说出那样愤慨伤感的话：“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到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会拖着一条与故事主体不谐调的光明尾巴，这是丁玲看到了女性主体与民族革命之间的矛盾冲突时却不能解决的无可奈何。
       在《三八节有感》之后不久，丁玲写下《风雨中忆萧红》，此时的丁玲正处在政治风暴的中心，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怀念萧红，不如说是丁玲在感受自己内心深处的风起云涌。她在文中提到了自己的好友冯雪峰和瞿秋白，从这二人的身上反思个体自我与民族革命的关系：前者忘我地为党奉献一切，后者却在政治风云中过着一种自我分裂的二重生活。她一面感叹萧红“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一面又不认可萧红的逃避战争，认为“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褊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丁玲最终用一种远大的理想来说服了自己：放弃小我，奉献革命。1942年接受批判之后的丁玲，认真领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其精神为指导，写出了以工农兵为中心中人物的《田保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著名作品，尽管在写到个别倔强复杂的女性人物时，丁玲的笔端又焕发出耀眼的光彩（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黑妮），但基本上都是自觉地用无产阶级革命话语来为她小说中的人物分门别类了。
       综上所述，贞贞是民族战争中的受害者，她走上革命道路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对革命并没有认同感。小说中的叙事者“我”多处暗示民族革命战争对贞贞身体的利用还没有结束，却自我欺骗地为贞贞幻想出一个光明的前途，这是因为现实中的作者清醒地意识到了女性主体利益与革命目标之间的冲突，但来自革命政权的压力不容她坦言。丁玲本人的经历和写作说明：以平等自由为旨归、以男性为主体的民族革命，给了女性参与的空间和说话的权利，但她只能说革命者的话语，而心甘情愿或者不得不把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封藏起来。
 
      （作者系《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副编审，硕士研究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