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晚年时为丁玲的三次“发声”

                                                                               郭剑敏  
 
                                                          一、为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说法而辩
　　
       早年姚雪垠与丁玲的人生轨迹少有交集。姚雪垠生于1910年，小丁玲六岁。三十年代，姚雪垠开始在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以及曹聚仁主编的《芒种》等刊物开始斩露头角的时候，丁玲已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举足轻重的人物，负责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抗战全面爆发后，姚雪垠主要活动在老家河南及重庆，丁玲则活跃在陕甘宁边区，不论是活动轨迹还是人际圈子俩人都较少重合。如果说有共同的朋友的话，那便是冯雪峰。姚雪垠“与冯雪峰相识于1943年的重庆，两个人曾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一个多月，彼此以朋友相认同。”无论如何，这样的关系，肯定会使姚雪垠与丁玲在后来结识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姚雪垠与丁玲同被划为右派，但境遇不同。丁玲先是下放北大荒农场，后被关秦城监狱，而姚雪垠在下放武汉郊区的东西湖农场两年多后，于1960年国庆节前夕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被安排到武汉文联继续创作，并于1963年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李自成》第一卷。所以，大体上来看，姚雪垠与丁玲在很长一个时期关联性甚少，他们各自在自己的人生轨道上经历着、创作着，也见证着。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人有了较为多的来往？细察来看，是始于七十年代后期的北京。
       自成为摘帽右派后，姚雪垠一直在武汉文联工作，时局不安，《李自成》的写作一直推进很慢。1975年12月，因毛泽东有关《李自成》的批示已正式传达下来，“中国青年出版社接受韦君宜的建议，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和武汉市委宣传部长辛甫各去一封公函，说明中青提前复业出《李自成》事已经中央批准，顺便提及邀请作者赴京写作之意，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欣然批准。”12月19日，姚雪垠乘火车从武汉来到了北京，至此开始了自己又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尽管正值多事之秋，但姚雪垠依然全力保证《李自成》写作的进行，于1977年2月正式出版了《李自成》第二卷。1979年2月，姚雪垠的错划右派分子的历史问题得到了彻底的改正。是年10月，姚雪垠从幸福一村搬到了复兴门外大街22号院，而丁玲也刚好住在这里，自此俩人有了较为频繁的往来。
       丁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先是在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后被关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才出狱，被与丈夫陈明一起被安置在了山西长治的嶂头村。1978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十一号文件规定和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由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党委正式通知丁玲，摘掉了1958年戴上的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1月12日，丁玲夫妇乘火车由山西回到北京。最初住在友谊宾馆的一套公寓式客房里。1979年10月22日，丁玲搬到了复兴门外大街22号院。可以看到，姚雪垠与丁玲是在同一个月搬到复兴门大街，毗邻而居，交往自此多了起来。丁玲性格直率豪爽，与姚雪垠颇合得来。碰面不多时，丁玲就有感于姚雪垠无师无承无门无派几十年如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而称他为“独立大队”，“姚雪垠则闻之大喜，认为‘独立大队’四个字是丁玲送给他的最好礼物——既肯定了他特立独行的风格又肯定了他各自为战的能力——‘知我者，丁玲也’。”从此，姚雪垠“与丁玲的联系更为密切”。正是这一时期的交往中，姚雪垠对丁玲曾经遭受批判的所谓的“一本书主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曾同丁玲谈到‘一本书主义’，他说：‘别人将你的原话掐头去尾，随意篡改，加给你一条‘一本书主义’的罪名款，这且不去谈。当年在批判你的时候，我常常心中不通：号召作家写一本好书有什么错误？倘若有一百个作家每人都能写一本好书，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常在读者间流行，我们的文学事业就大有可观了。’”丁玲当年遭受批判时，这个所谓的“一本书主义”堪称是压在丁玲身上的一座大山。五十年代中国作协党组在组织对丁玲的批判中，其中一条便是由丁玲所说的“一本书主义”而牵出，由此被视为“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作协党组在1956年9月30日上报中宣部的《关于丁玲同志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中写到：“他们经常在干部中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如丁玲同一些青年写作干部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把文学创作完全看成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她还向学员提倡骄傲：‘年轻人要骄傲，骄傲才有个性，才有出息！’诸如此类。这种宣传，已使许多青年写作同志受到严重的毒害。”丁玲因此可谓受累颇深，自然也是一个心结的所在。所以当姚雪垠表达出这样的看法时，自然会给丁玲带来极大的精神上的安慰。从更深一层来说，姚雪垠与丁玲一生著作等身，而且都有一部传世的鸿篇巨著，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获斯大林文学奖，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作家所获的第一个国际奖项，而姚雪垠的《李自成》获得了第一届的茅盾文学奖，而他们各自在大作的写作与出版过程中都曾经历过很多的波折，所以，姚雪垠对当年人们批丁玲的所谓的“一本书主义”的不认同，对丁玲所言的“作家要写出一本好书”的说法的赞同，既是在为丁玲辩护，同时也可以说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这一点上，姚雪垠与丁玲两位大家有着属于他们共同的文学信念与创作感悟。
 
 
                                                          二、为《中国》刊发遇罗锦文章而发声
 
      《中国》是丁玲晚年创办的一个文学刊物，也是丁玲平反复出文坛倾力所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事项。而《中国》这份刊物从审批，到运行，再到终刊，一直伴随着种种的分歧、争议和冲突，可谓十分的不易。姚雪垠与《中国》这份刊物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1984年4月27日，丁玲以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在北京沙滩北街2号原文化部的大院内召开了一个小说创作座谈会，主要是座谈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20篇作品，姚雪垠出席了这次会议，“那次会议实际上成了一次老作家的聚会，有草明、舒群、魏巍、雷加、骆宾基、姚雪垠、李纳、曾克、西虹、逯斐、林斤澜等。”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魏巍等人首次提出了创办《中国》这样一份文学刊物的想法。《中国》获批后，姚雪垠又受邀担任了这份刊物的编委，“最后确定的编委一共有十五人，按姓氏笔画排下来是：王朝闻、叶水夫、邓友梅、西戎、朱寨、杜鹏程、陈涌、陈翰伯、草明、秦牧、秦兆阳、贾平凹、姚雪垠、曾克。”1984年11月21日，《中国》在创刊号正式发行前，召开了在京编委会，其中创刊号上一篇遇罗锦的文章《刘晓庆的生日礼物——〈无情的情人〉拍摄散记之一》引发了较大的争议，很多人反对刊发这篇文章。因为这其中不论是文章的作者遇罗锦，还是文章所述的对象刘晓庆，以及影片《无情的情人》都在当时极具争议性。遇罗锦是遇罗克的妹妹，因1980年在《当代》杂志发表报告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开始引起文坛的关注。遇罗锦经历坎坷，八十年代曾因离婚案而一度身陷舆论的旋涡。丁玲对遇罗锦一直较为关注，早在读完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就给了较高的评价，认为“较有深度”。1984年10月，从一家刊物辞职的遇罗锦到刘晓庆影片《无情的情人》的摄制组作了一名场记，从而有了这篇拍摄散记的完成。编委会上讨论的过程中，许多老作家对这篇文章持反对意见，姚雪垠却在发言中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在发言中这样说到：“我与遇罗锦无半面之缘，现在第一期有她的稿子，我感到高兴。这次我在法国接触到许多尖锐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问，中国作家犯了错误是不是还能发表作品？我说：能，除非是叛国者！他又问，听说要是恋爱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不能发表稿子？我说，没有这个事情，都能发表！如果我们这个刊物拿到外国去，它会解决许多问题。遇罗锦，过去人家批评她，今天我们的创刊号，这么有威望的丁玲同志主编的大型刊物上发表她的文章，这本身带有政治意义。”
       姚雪垠在发言中所说“这次我在法国接触到许多尖锐的问题”，是因这时姚雪垠刚刚出法国参加完活动回来。这年10月27日至于11月8日，姚雪垠因《长夜》法文本在法国阅读界所产生的巨大反响，而应邀赴法国参加了“马赛世界名作家会议”，并出访巴黎和马赛。并与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有书信往来。巧的是，丁玲是在这一年4月应密特朗总统的邀请访问的法国，密特朗还专门在爱丽舍宫会见了丁玲。姚雪垠出访法国期间，在翻译李治华的陪同下接受了法国及美国驻法国的11家媒体的采访，正是在这次采访中，国外记者对姚雪垠就当代作家及当代文学创作环境提了很多尖锐而敏感的问题，姚雪垠在回国后为此而专门写的《访法简述》中这样记录到：“向我采访的报刊和广播电台记者，除法共的《人道周报》记者阿兰?卢（他是法共中央委员，号称法共党内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吴珊（女）之外，都问到中国作家的各种问题，例如：中国作家有什么组织？中国作家的稿子在发表前要经过什么审查手续？是否必须经过上级党的批准？犯过错误的（如男女问题）作家是否还能够发表作品？受过批评之后，是否还可以再发表作品？当作家是否必须入党？”国外记者的这一系列问题，主要关涉到的是关于当时中国作家的创作自由的问题。其中提到的“听说要是恋爱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不能发表稿子”的问题，恐怕指的正是当时在国内曾因离婚问题而在社会上引起旋然大波，新华社甚至专门刊发了题为《一个堕落的女人》的内参而点名批评的遇罗锦。所以姚雪垠在这次《中国》创刊号编委会上的发言，一是表示了对遇罗锦文章及作家创作权利的肯定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对丁玲办刊勇气和魄力的赞赏。丁玲也罢，《中国》也罢，遇罗锦也罢，此时都在风口浪尖，而姚雪垠敢于在这样的时候明确地表示支持，同时也一并为复苏中的当代文学而大声疾呼，其胆识，其担当，令人钦佩。
 
                                                           三、对丁玲人格和精神的称赞
 
       姚雪垠晩年时期第三次为丁玲发声是在丁玲去世后与陈明的两次通信中，而这一次的发声，姚雪垠主要是表达了对丁玲品格和精神的高度肯定。
       在八十年代文坛新与旧、左与右、现代与传统风云激荡的局面中，姚雪垠与丁玲保持了相同的思想立场，这便是旗帜鲜明地对文艺领域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的坚持，以及对种种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反对和抵制，俩人甚至因此而被贴上了“左”的标签。姚雪垠晚年的助手许建辉曾对此感慨到：“1950年代，丁玲成了‘大右派’；姚雪垠成了‘极右派’。1980年代，丁玲成了‘老左’；姚雪垠也成了‘老左’——两道完全不同的生命轨迹染上了完全相同的两种色彩——也是一份‘缘’吧？”
       作为一个曾长期遭受不白之冤的知名作家，平反以后丁玲如何看待自己的经历，又如何地看待个人与社会、国家及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便十分地引人关注。在这一方面，丁玲显示出在政治上的高度敏感性。复出后的丁玲不论是接受媒体采访、访客会友，还是座谈发言；不论是国内演讲，还是境外出访，丁玲的讲话都表现出极强的党性原则。1979年的“七一”是丁玲平反复出后迎来的第一个“七一”，丁玲特意写下了《“七一”有感》一文，在文中丁玲动情地抒发了自己对党的感情：“二十一年了，我被撵出了党，我离开了母亲，我成了一个孤儿！但，我不是孤儿，四处有党的声音，党的光辉，我可以听到，看到，体会到。我就这样点点滴滴默默地吮吸着党的奶汁，我仍然受到党的哺养，党的领导，我更亲近了党，我没有殒殁，我还在生长。”不仅是自觉的党员意识的表达和体现，在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复出后的丁玲也表现出比以往更为自觉的政治中心意识，高度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和立场，既使这种观点在以“拨乱反正”为主调的八十年代的语境中已多少显得有些“僵化”和“教条”，但丁玲却并不在意，反而一再地强调着自己的观点。丁玲的“中心”姿态，在八十年代初的那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变得更为突出。1983年中央在思想战线上发起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身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丁玲听从号令，紧跟形势，连续发言，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决策。丁玲在整个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可谓冲锋在前，表现了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而且言辞及具战斗性，这种话语风格，对于刚刚从政治运动中走过来的人们来说，显得有些刺耳。也是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1983年9月，中国作协作家支部举行了学习《邓小平文选》的座谈会，会后根据发言整理了一份简报上报作协党委并转交给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在审阅后作了批示，这件事情在当时引发了有关丁玲等人向中央递交“诬告信”的传言，丁玲也由此被看作借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进行“打棍子”代表。当时社会上甚至流传出把丁玲、艾青、臧克家、欧阳山称为“四条棍子”的说法。1984年12月召开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丁玲曾被台下坐着人喊作“红衣主教”。对于这些言论和看法，丁玲曾说到：“我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刚刚才被摘下，正要戴上正统帽子的时候，现在又有人要给我再戴帽子，说我左，说我打棍子，因为我批评这些文章，我就等看这棍子打得对不对。”关于丁玲复出后的这种“向左偏”的政治心态，学者秦林芳在《丁玲评传》认为与丁玲多年所受的政治伤害有关，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为了消极地保护自己，为了避免在自己彻底平反问题上再起祸端，为了避免遭受新的心灵打击，复出后的丁玲开始与政治合流、共谋，在许多政治问题上开始不仅自觉地‘顺着说’，而且还常常说得过分、夸大，失去了应有的分寸感。这固然可以看出她的政治策略与智慧，但也可以见出她的无奈和意志的脆弱。”
       与丁玲相似，姚雪垠也在八十年代的文坛上体现出强烈的政治中心意识。面对八十年代初开始活跃于文坛的种种“通俗文学”现象，姚雪垠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忧虑意识，同时也显示出强烈的政治敏感性，“目前通俗文学的勃兴不仅是一个文艺问题，也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有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看，我们对它的产生、泛滥、影响等等问题才能够认识清楚。又由于许多出版者、编辑者、撰稿者、各种支持者有许多是共产党员，所以也牵涉到党风问题、党员的思想素质问题。” 1985年，姚雪垠更是在《红旗》杂志的邀请下就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而展开了一场论战，论战的结果是：“一场不了了之的论争本无胜负之分，然而事实上姚雪垠却真是败得一蹋糊涂。不仅因为扣在他头上的极‘左’帽子再难摘下来，更因为那些遭遇刘再复‘株连’而受到他严厉批评的‘新一代作家学人’，有不少是在对他毫无‘了解’可言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接受其引导者的授意而实施了对他的否定判决。”姚雪垠与丁玲在八十年代文学界的思潮涌动中表现出相同的政治意识与文学使命感，而且这种对当代文学政治中心意识的维护表现出相当的一致与自觉，这可以说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
       1987年，丁玲去世一年后，姚雪垠在写给陈明的一封信中这样谈到：“我近来所做一些事，如写批评文章，在政协大会发言，以及昨日下午在家中接见十几位香港、新加坡记者，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这一目的是我与丁玲同志所共有的，即保卫‘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传统，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阵地，保卫社会主义文学的正确方向。假若丁玲尚在人间，我们会同心协力地并肩战斗，对海内外的影响会更大。”字里行间，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守护革命文学立场的坚定信念，在这里，姚雪垠把丁玲看作是一位可以“同心协力地并肩战斗”的战友。
       1993年3月，湖南桃花源召开了丁玲创作研究研讨会，姚雪垠因夫人病重而未能赴会，为此他特意给陈明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姚雪垠着重对丁玲的品格与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与评价：“丁玲同志比我年长数岁，不仅是朋友，首先我是她的读者。不管在她生前还是死后，我对她都怀着温暖的友情和深深的敬意。丁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不仅在于她是一位有成就的女作家，而更可贵的在于她是五四以后第二代风起云涌的作家群中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我敬重丁玲，首先因为她是在血与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中顽强战斗的杰出作家，其次才考虑她是女作家。”“五四以后，新文学阵营中出现的作家很多，我最佩服的是作家兼战士类型。丁玲是这一类型的杰出代表。虽然今日的社会风气与从前不同了，但是抚今追昔，为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丁玲的形象是不该被淡忘的。在文艺思想混乱的时代，不仅她的文学事业值得继承，她的人格和精神也值得继承。总之一句话：丁玲是不朽的！”回顾当年，既使在丁玲去世后，对她的“所谓‘左’的负面评价经久不息。”所以，姚雪垠在信中对丁玲这样的评价，很大程度是对现实中某些杂音的表态和回应。其中既有对丁玲人格的高度赞赏，有对丁玲所受世人不公批评的反驳，也有因失去挚友后而独面风雨的感慨，体现出的是一位当代作家的真诚与勇气。
       姚雪垠与丁玲是当代文坛一对难得的互相欣赏的挚友，他们晚年时期的交往，既因俩人的性格相投、才情互赏，以及曾经的右派经历的共鸣，同时也有在八十年代文坛共同的思想立场的坚守，除此之外，他们之间友谊的凝结还因俩人都与李自成有着很深的渊源。姚雪垠与李自成的联系自不必说，那么丁玲与李自成有什么关系呢？说来有点出人意料，按丁玲家族中的一种传闻，丁玲是李自成的后代。此说的详情见于丁玲之子蒋祖林所写的《丁玲传》，蒋祖林在他所写的《丁玲传》的开篇第一章的标题便是：“她是李自成的后裔？”在书中，蒋祖林关于母亲丁玲家族史有着这样的记述：“然而，从清初至民国，蒋氏家族中丁玲这一支却不忘认‘逆’、认‘贼’、认‘寇’为祖，代代相传，说：‘我们实乃李自成之后裔。’”，这一说法的依据是：当年李自成在兵败后禅隐湖南石门县夹山寺为僧，“为留一血脉，曾将一幼子过继给蒋家。”“将这几个分支一代一代溯源而上（自丁玲上溯九代），无不源于一名叫蒋其魁的人。也就是说，这几个小分支合为一支，都是蒋其魁的后人。而这个名叫蒋其魁的人极为可能就是李自成过继给蒋家之幼子。”丁玲从小就从家族中长辈那里听到了这种说法，按蒋祖林所说，1944年在延安开展关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学习的过程中，母亲第一次向自己讲了是李自成后代的事，那一年蒋祖林14岁。丁玲晚年时期专门就此事向从事历史研究的专家谘询过，也通过书信的方式回复过学界研究者对此说的问询。虽然我们还没看到丁玲与姚雪垠关于此事的交流，但可以想到的是，丁玲与姚雪垠在晚年时既是近邻，又是挚友，姚雪垠又是现代文学史上书写李自成历史的大家，也是李自成相关历史研究的专家，所以几乎可以推断，丁玲肯定就此事与姚雪垠有过深谈，而这也可以说是姚雪垠与丁玲真挚友谊中的一条隐性的纽带。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