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前后丁玲的言行、心态及若干史实
                                                                           ——以一封书信为中心

                                                                                       张元珂  

祖林：
       关于“战地”蒋锡金可能只知一面，“战地”那时在武汉出版，是党在领导的，凯丰都叫我去谈判过。“战地”是周扬等想方由舒群去办的，而利用我的名字，目的有压倒胡风的七月的意思（这只能是揣想，无证据）。胡风是讨厌“战地”的。曾写信给我说我为人利用。吴奚如是文学领导小组，但吴是偏袒胡风的，也写信给我说我对舒群是轻信的。后来我声明不偏了，舒群自然无法维持。这都是内幕。我们不能讲许多没有证据的事和话。
       蔡文我已于上信说明。
       追悼肖红文，是姜德明写的。据说此人还好。他写文章是在去年修稿时，亦在今年三月。那时是不敢提丁玲的，不见得是有心。比如，新主编作家词典，关于丁玲一栏全是贬词。可是他们找到我这里检查他们自己，说是会根据林默涵去年“人民文学”五期上讲的格调写的。他们年青，不懂，这群人还是很好，今年我去他们学校和外国学生座谈，就是他们再三再四来请。这次座谈会只有我和冰心（自然是陪衬，反响也不大）他们还写了文章，只是杂志未用。我们不要冲动。这种事主要是那群阴谋家。我们一生气，抓住出面的人，也就要上当的。
       我的意见可以由你或别人以丁玲读者、研究丁玲的人出面为妥。因为看见文史上的材料故而询问我，由我答你们信，你们再去信提意见（语气不要急）。建议他们最好忠于史料，不要道听途说，特别是关系到55年——57年等被错误批判过的人和事，必须多方对证、核实，否则不只是不能反映真实历史，而是歪曲历史，混淆是非，以讹传讹，给研究者以困难，误人误事，希望他们严肃认真对待史料。
       史料主持人原是黄沫，现是牛汉，牛汉原是胡风分子，冯夏熊也是熟悉的。不会是有意贬低我；因为历史已经被那群人搞得是非颠倒，而我近十年都坐在被告席上，只有诬谣，没有辩白，因此在人们脑子中早已歪曲得不像样子，现在，只要不写你，就是好人。事情还有得斗咧，些许小事，我是不愿动辄出面争吵的。第一拿硬货。第二，以轻松的回忆形式嬉笑怒骂。困难的就是我的时间与精力。叔叔的笔头不快，他能帮我考虑一些问题，帮我修改文章，当不能帮我写。打官司已由他全盘包办，就减轻了我的一大包袱。又要处理日常各方面的问题，事物（务）多，也就够乱的。
       关于姜德明，可以说两句，他是人民日报文艺栏报馆人物，对延安追悼肖红自然是翻阅过报纸资料的，为什么不据实引用，而自作聪敏。开追悼会是延安文艺界、文协负责人，自然有我，肖军比较了解肖红，故做长篇发言，何其芳、周立波与肖红毫无关系，无非官样文章，不得不去，而现在凡是要列名单时，他们总占得主要位置。如这次周扬的报告草案中，提到被迫害的名单就是何其芳、冯雪峰……柯仲平连个名字也没有，不只是对我，而是山头与非山头的关系。文艺界从二十年代来就是搞宗派，但那时大家都无权，一到有权后就有计划的消灭异己，凡不拜老头子，不入伙的都在打倒之列，自然有轻重不一。权是厉害的，有人害怕，不能不看权者的眼色。即使原是好人，也要逐渐捲进去的，因为你要生存，你要工作，心有悸（不是余悸）是常理。我们要了解，问题不在小民，而在官。对小民要求可以松些。文艺界从延安起就是少数弄权，五七年是高峰。现在又卷土重来了，死灰复燃，以后还要厉害。不过困难重重，小民之中有觉悟的，有感于言者。（但也有不少人又看风跑过去了，趋炎附势。找真朋友，找真的战士，是很难的。现在缺少一个像雪峰那样的人，或更有魄力更为全面的人。胡风是有魄力的，但他有私心，不同于雪峰。）我是一个搞创作者，对运动，对理论都是无法同他们斗的。保卫自己都不易。哪能同这一群诡计多端、党羽众多的人斗争呢？不是不为党出力，实有心无力，无能为也。
       有些老人，不是不了解，实在心力俱碎，亦徒叹气而已。这个人似亦无真心者。我又不愿多在此等书中多花精力与时间，有时也迫不得已，只好看破红尘自己修行算了。
       十八日，我的发言还未动笔呢，只写了一个开场白。
                                                                                                     妈妈
 
       这是一封丁玲写给蒋祖林的信，共六页，1559个字，写在“人民文学专用稿纸”上，现保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书信库（编号：DXDX003297），该信由陈明捐赠，钢笔书写。落款为“妈妈”，无写信日期，但根据信中“……会根据林默涵去年“人民文学”五期上讲的格调写……”这段话，可推知应是1979年。因是母子之间的私人通信，丁玲在信中可谓话无遮掩、应说尽说，且话语直指重大文艺事件。最新版的《丁玲全集》第11、12卷为书信卷，不知是编者的疏忽，还是有意排除，这封书信未收入其中，但其价值实在不容低估。它不但有助于深入推进丁玲及相关历史的研究，还有助于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文艺问题。
 
                                    一、丁玲、“西北战地服务团”与《战地》之间的关系
 
       有关《战地》，《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是这样介绍的：
 
     《战地》，文艺半月刊。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创刊于汉口。署名丁玲、舒群合编，实际丁玲当时不在汉口，由舒群单独编辑，战地社发行，上海杂志公司总经销。同年六月五日出至第一卷第六期停刊。共出六期。十六开本。”
       “《战地》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八路军总部派舒群在汉口创办的文艺刊物。舒群到汉口前曾绕道延安集稿，所以刊物前两期发表的延安稿件较多……
 
       我们再看看专家学者们怎么说的：
       蒋锡金:“这个刊物的所以名为《战地》，乃是由于它最初是用以丁玲为团长、舒群( 似乎还有周立波同志，因为听史沫特莱说起这个团体时，总是把‘舒群立波’ 联在一起说的) 为副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名义来创办的。”
       李华盛、胡光凡：“《战地》半月刊虽然是以丁玲、舒群的名义合编的，并取名为《战地》，但它却不是以‘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名义创办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团长是丁玲，副团长是吴奚如，舒群和周立波都不是“西北战地服务团” 的成员，当然谈不上是它的副团长。史沫特莱之所以总是把‘舒群立波’ 两人的名字联在一起说，大概是由于他们两人曾一起在华北前线做战地记者，与史沫特莱同住在八路军总部，常常一起去前线采访，接触较多的缘故。……创办《战地》半月刊是任弼时同志在八路军总部决定的。……”
       朱星男说：“《战地》就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编辑的一个刊物。至于由舒群编辑的《战地》可能是另一种刊物，不能说《战地》是谁办的或‘不是’谁创办来代替事实，况且西北战地服务团创办的《战地》一九三七年八月即出刊了创刊号，而舒群创办《战地》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李华盛与胡光凡，完全否认《战地》与西北战地服务团之间的关系，蒋锡金、朱星男直接肯定《战地》就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编辑的刊物，但朱星男认为“由舒群编辑的《战地》可能是另一种刊物”（注意：他用了“可能”一词）。
       很显然，学界有关《战地》的认识是存在重大差异的。如何看待上述四家说法呢？其实，关于《战地》，一直以来就存在的争议点主要是：《战地》是以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名义创办的吗？《新中华报》上的《战地》（创刊号）与舒群创办的《战地》是同一家刊物吗？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正是产生上述不同说法的根本原因。
       关于舒群在武汉创办《战地》的经过，丁有详细绍介：
 
       1937年冬或1938年初，西北战地服务团随八路军总部驻在洪洞万安镇一带。舒群、周立波以记者身份至八路军总部。舒群曾来西北战地服务团住了几天。那时西北战地服务团有一个油印刊物《战地》，登载本团团员们反映战地生活的短小的文艺作品和通讯报道。常感篇幅太小，刻钢板、油印等又太繁杂，很想能有铅印条件。舒群建议他返回后方时，路经西安，可以同西安的报纸商量，作为附刊，每周出版一张，稿件由我提供，他在西安为我们编排校印。西战团团员都觉得这样很好。舒群和我都以为这事应经过总政治部批准。于是我和他两人同去总部，向任弼时同志汇报。任弼时同志同意，并且决定，如能出版，仍用《战地》名义，由我主编，舒群副之。这样，舒群就走了，并带去了几篇稿件。
 
       武汉《战地》是由舒群一手操办的，丁仅是挂名主编，并没参与实际的编辑活动，但后来在武汉出版的《战地》违背了丁的初心。丁觉得“受了欺骗”，非常“愤懑”：
 
       四月间吧，忽然收到舒群寄来的十六开本《战地》月刊。封面署丁玲 舒群主编（大致如此）。一看目录，全是大块文章，无一篇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文章，也看不出与西北战地服务团有什么联系。不少团员有意见，我个人也有受了欺骗的愤懑情绪。随后我收到舒群来信，说他到了延安，把我们出刊物的事向周扬、艾思奇说了，他们意见要在武汉出大型月刊，并给了他一些文稿。舒群便以他们的这一授意与介绍，到武汉联系，由叶以群同志介绍，在一家书店出版。这实际与我们西北战地服务团毫不相干，但却又借用了‘丁玲’与‘战地’的名义。我那时连文章内容也没有看。只知道有艾思奇与周扬的文章，其它还有些什么，我也未注意。……我即刻给舒群去信，请他免去我的主编，我对《战地》不能负责。信去后还未接到复信时，第二期又寄到了，仍是由他自己找来的文章，无一篇我们‘西战团’的。我便写了一封信给叶以群，说明这个刊物与我无关，希望他向书店说明，以后不要用我的名义。否则，我将公开发表声明。这时舒群在武汉，请凯丰同志致电西安林伯渠并转我，要我去武汉商量。我在西安把详细情况向林老汇报清楚，说我不去。林老同意我的意见，并复电给凯丰。舒群为此来了一封信，把我骂了一顿，可是《战地》寿终正寝了。
 
       至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战地》是任弼时倡议的、由西战团主办的油印小报；1937年8月19日，《战地》正式创刊，创刊号随《新中华报》一起发行；但《战地》不是《新中华报》的副刊，而是独立刊物（上有“西北战地服务团出版”字样）。因此，认定《战地》是以“西北战地服务团”名义创办，是合乎历史事实的。而且，从渊源上来说，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是不能否定的，因为作为“西战团”主任的丁玲依然是挂名主编，副主任吴奚如是重要编辑。“一九三七年冬，我在山西，舒群和我商定，把西战团的油印小报<战地>拿到西安铅印出版，由我主编，舒群副主编，并呈请总部任弼时批准。此后舒群从山西到延安，到武汉，并未征得我同意，也没再度请示任弼时同志批准，擅自改在武汉出版<战地>月刊。……后来，舒群为此写信到西安向我解释，说<战地>改在武汉出版，是他到延安和周扬商量，由周扬同志等决定的。”由此可推定，舒群在武汉主办的《战地》与“西战团”的《战地》存在渊源关系。
       其实，丁玲这封信的更大价值并不在于揭示二者是否存在渊源关系，而是首次揭示了《战地》编辑部“内幕”以及胡风与周扬、《七月》与《战地》之间可能存在着的紧张对立的关系。“‘战地’是周扬等想方由舒群去办的，而利用我的名字，目的有压倒胡风的七月的意思（这只能是揣想，无证据）。胡风是讨厌‘战地’的。曾写信给我说我为人利用。吴奚如是文学领导小组，但吴是偏袒胡风的，也写信给我说我对舒群是轻信的。后来我声明不偏了，舒群自然无法维持。这都是内幕。我们不能讲许多没有证据的事和话。”在此，丁玲所言是否完全属实，尚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她提供这条信息着实重要，对深入研究自延安以来的文艺宗派关系及其期刊社团的运营状况，都是大有裨益的。
 
                                    二、延安悼念萧红活动中的一些细节
 
       1940年代，不论国统区还是延安解放区，悼念萧红都是文艺界的一件大事。萧红与鲁迅的关系、萧红的文学成就，以及作为文化事件的“萧红之死”，不仅都能与启蒙、救亡话语联系在一起，还很容易被纳入政治意识形态阐释的渠道。就延安文艺界来说，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曾先后刊载了萧红病逝消息以及召开悼念活动的通知：
 
      【本报桂林讯】  据《广西日报》专访，女作家萧红于香港沦陷后，未几即病逝！萧氏原患肺病，港战时奔走避难，病势转剧，且贫病交加，竟尔不治，按萧氏著有《生死场》、《回忆鲁迅先生》、《马伯乐》等书。
                                 追悼萧红同志启事
       兹定于五月一日（星期五）下午二时假兰家坪文抗—作家俱乐部举行追悼女作家萧红同志大会敬希各界届时参加特此通知。
       文艺月报社  解放日报文艺栏  部队文艺社  诗刊社  谷雨编辑委员会
 
        1942年5月1日下午，延安文艺界50多人在兰家坪“文抗”作家俱乐部举行了悼念萧红活动。这50多人分别代表了延安各个文艺团体。1942年6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对之做了报道：
 
     （延安通讯）女作家萧红在港因贫病交加及受敌摧残而致死，恶耗传来，此间人士深切哀悼。留延文化界人士，特于五月一日下午二时，假文抗作家俱乐部举行追悼会。参加者有文抗，边区文协、文艺月报社、草叶社、谷雨社、解放日报文艺栏、部队文艺社、诗刊社及鲁艺等团体。作家及文化艺术工作者有丁玲、萧军、舒群、艾思奇、周文、立波、塞克、何其芳、艾青、罗烽、柯仲平、白朗、陈企霞、公木等五十余人。会场壁上悬挂萧氏画像，由丁玲主席并致开会词，萧军报告萧氏生平及其著作，语多亲切而沉痛。舒群谓萧红今年只有三十二岁，正当年少力壮，发展事业的时期。然而她却离开我们长逝了。周文、何其芳于致悼词中特别强调作家的团结，周文说：人在生时，常多隔阂，及至死后，大家才说好。这种生前与死后的不同的看待，应该首先从文艺界加以清除。刘白羽则诵读《悼萧红》一文代讲话，至此，大会于严肃悲痛气氛中结束。按萧红遗作有《生死场》《手》《回忆鲁迅先生》《马伯乐》等。
 
       该通讯报道作为一份考察延安文艺界悼念萧红事件的重要材料，为当时各家媒体开展新闻报道和此后学术界从事萧红或与之相关问题的研究所倚重。1978年，姜德明发表《鲁迅与萧红》一文，在论及萧红与延安关系时，其中有关悼念萧红活动的论述就参阅了该报道：
 
       参加的作家有艾思奇、何其芳、周立波、刘白羽、艾青、柯仲平、公木、丁玲、周文、陈企霞、白朗、舒群、肖军、罗烽等五十人。会场上悬挂着肖红的画像，何其芳等人讲了话，刘白羽还朗读了肖红的散文。
 
       两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姜所述与原报道有很大出入：1.改变出席人的排序。突出何其芳、周立波、刘白羽等所谓“周扬派”人员的位次，而将丁后移至无关重要的位置。2.避而不谈丁致开幕词和萧军做报告事宜。由于姜采取避重就轻策略，对相关内容做了取舍，故丁在这一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就基本遮蔽。这让丁很不满，认为姜“不据实引用”“自作聪敏”。然而，在当时，姜如此做并非个案，而带有普遍性，即由于丁尚未“平反”，研究者大都绕开与之相关的敏感事件，更不愿触碰其身份和历史问题；丁似乎成了一块烫手山芋，大家唯恐避之不及，也即丁所言：“那时是不敢提丁玲的”、“只要不写你，就是好人”。针对姜“不据实引用”问题，丁希望由儿子或其他丁玲研究者出面，敬告包括姜在内的研究者，要“严肃认真对待史料”，以避免“歪曲历史，混淆是非，以讹传讹，给研究者以困难，误人误事”。如何订正呢？丁所设想的方式是“唱双簧”，即“由你或别人以丁玲读者、研究丁玲的人出面为妥。因为看见文史上的材料故而询问我，由我答你们信，你们再去信提意见”。至于后来是否如约执行，结果怎样，笔者也曾向姜德明、蒋祖林问询过，他们都说没什么印象了。不过，从“不见得是有心”、“不会是有意贬损我”等话可看出，丁对姜还是予以充分理解的。
       因为宣传鲁迅及其追随者——何况，鲁迅与萧红的关系如此不同寻常——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斗争形象实际上正是战时延安所需要的，这就决定了谁参加、谁不参加、谁是主宾、谁不是主宾，似乎都不是简单的个人事务，而涉及身份、地位、文艺派别等更为复杂的、更为深层的关系。丁玲在这封信中既阐述了自己参加这次活动的原因，也解释了萧军做重要发言、何其芳和周立波为何参会的原因。丁玲做出如此解释，本是为回应姜德明的“不据实引用”，行文至此，本应就此打住，但她由此而进一步作了延伸，认为，既然大家都是以文艺社团负责人（或代表）身份参加这次悼念活动的，此后再提及该事件参加者时，就不该分出轻重主次、三六九等来，至于以“山头”排定座次的做法，则就是文坛向来存在着的宗派恶习使然。很显然，丁对文艺界有些人故意歪曲事实、诬陷人格、党同伐异的做法是非常气愤的。
       其实，早在1942年4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丁说：“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贿买这种无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 Q’曾被那批御用的文人歪曲地诠释，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就难免于这种灾难。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或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 ”丁如此评价萧红，也未尝不是对自己命运遭际的一种现身说法。
 
                                    三、文艺界由来已久的文艺宗派现象
 
       丁玲对“左”、“右”之祸的体验、痛恨可谓至深至巨。这些复杂而隐秘的体验在其晚年致亲友的书信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她恨极了那些制造祸端的人：“我们在半个多世纪里，甚至八十多年来，经历各种浪涛颠簸，九死一生，死而复生，为什么还不能为人所容？现在我们的年龄，都到了某些人诅咒‘火化’的时候，居然还有少数人违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违反宪法的规定，企图保存文化大革命中陷害我们的档案材料，这些披着人皮的豺狼想干什么呢？还想秋后算账！还想置同志以死地。对这种人，我们讲人道主义？讲人性论？和嗜血的人拉手？不能，不能！”愤怒到极致，她甚至起了骂腔：“从剪报上看，就是要肯定我犯了很多错误，而他们对我是宽大的。我的生活很好......他妈的！是的，我承认过我是反党反......，一九五七年时，我们是因为觉得那时是最高领导点了头，我们一切都应该接受。以后也是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时，更是不敢违抗。既然现在党中央提出实事求是，那我们就应该实事求是，还能当一个愚民吗？即使承认了，也不算数；不算数的事多的很。”她表达了“斗”下去的决心：“这几年的情绪，特别是我，总还是脱不了那另一个四人帮，或三人帮、五人帮等干扰。要同他们斗，也要甩掉他们，你看呢？”但最终她以退却和明哲保身之姿消解了历史的荒唐与残酷：“我明确告诉你，假若《苦恋》是我写的，你可以想见那些左的右的都会汇成一股洪流来围剿的。难道二十多年来还不能得点教训吗？不学一点乖吗？文艺事大不可为，希望在五十年后，在我，在我们死后不久，或可有勇气的（也许那时不需要勇气），真正无私的，有真知灼见的人们。不过首先得把封建特权扫除干净。我们还须要杂文，只是比鲁迅时代要艰难得多。甚至比你当年（一九五七年）还有困难。现在只就文艺来说局势复杂的迷人，简直叫人摸不清。因此，只有不管它，自己按自己的认识写文章。我就坚持不入伙，免得学别人倒来倒去，演笑剧。”
       相比于上述已收入全集的书信，这封信的最大价值就是为我们文艺界的宗派斗争提供了更为直接、尖锐、新意的史料。“文艺界从二十年代来就是搞宗派，但那时大家都无权，一到有权后就有计划的消灭异己，凡不拜老头子，不入伙的都在打倒之列……文艺界从延安起就是少数弄权，五七年是高峰。……我是一个搞创作者，对运动，对理论都是无法同他们斗的。保卫自己都不易。哪能同这一群诡计多端、党羽众多的人斗争呢？不是不为党出力，实有心无力，无能为也。”在此，丁以“无法同他们斗”、“保卫自己都不易”、“不是不为党出力，实有心无力，无能为也”表达了对蔓延于文艺界宗派斗争的痛恨和无可奈何，乃至逼得她要“看破红尘独自修行”。因此，这封信直接、充分、鲜明地揭示了文艺界一直存在的宗派关系，以及此种关系给丁带来的心灵创伤。更重要的是，它向我们呈示了深处各种“运动”及宗派斗争中的丁玲最为真实的、原生态的心灵样态。
       我们知道，在1979年，丁因为对中国作协复查结论中有关历史问题那部分不同意，中国作协便一直拖着不给她恢复党籍、行政级别和工资待遇。为此，丁几次写信都无回音，她很气恼，当时在作协掌权的，还是1957年把她打成右派的那些人，丁认为他们还在搞宗派，而且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搞宗派，所以在信中说，“文艺界从二十年代来就是搞宗派，但那时大家都无权，一到有权后就有计划的消灭异己”。“权是厉害的，有人害怕，不能不看权者的眼色。”丁玲同年11月在四次文代会上的长篇发言也是阐述了这个观点，它们是一脉相通的。
 
                                    四、为呈现1979年前后丁玲非常规言行、心态提供珍贵史料
 
       丁玲先后被定为“丁、陈反党小集团”和“丁、冯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后被划为“右派”并下放北大荒，“文革”期间被投入监狱，出狱后被发配山西，直到1984年才完全恢复名誉。人生的三分之一就这样过去了，历史之残酷、现实之无奈、生命之悲痛，由此可见一斑。与同时代作家的争相反思、控诉不同，她几乎不谈自己悲惨的命运遭遇，也不触及荒诞历史的本质。她虽也“以轻松的回忆形式嬉笑怒骂”，但这种控诉与反思并没触及历史深层问题。或者说，她以弱化乃至遗忘方式回避或消解了有关个人在历史中的悲惨遭遇。
       她为什么这样做？
       信仰使然。她公开声称“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党对这位“同道中人”并不完全认可：“看一个人不是看几年，而是要看几十年。……党对你希望很大，信心不足。……以后可以到工厂，写工人……”在党的领袖看来，丁玲仍是需要不断被改造的对象，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党最终还是抛弃了自己的这个“女儿”。但历史的悖论在于，丁始终认定自己是党的人，虽屡遭遗弃和迫害，但她始终忠于党，并一再表达“定要加倍努力工作，以不辜负党给我的再生恩德”的意愿。可以说，这种坚守是丁的一贯信仰，历久弥坚！1978年秋天，她在致陈荒煤的信中说得更为充分：“总算因为曾受过党的教育，坚决相信党，相信群众，靠党的力量承受了多年来的艰难险阻，特别是四人帮施于我的欲置死地而后快的折磨，我不只活过来了，而且更坚定了我曾有过的不可动摇的意念。”其实，从丁的人生履历来看，左联时期从事党团工作，到延安后成为文艺界的显赫人物，1949年后也一直在文艺界核心部门工作，可见，其一生的辉煌时期出现于自延安以来的十几年间，而这十几年的生活、工作、人生价值无不与党的历史活动息息相关；从其文学之路来看，延安时期和“十七年”时期分别是其文学创作的两个高峰，并以此奠定了她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作为“经典作家”的地位。如此看来，丁自觉地向党看齐，并以党内人身份从事文学活动，即便接连遭受打击、迫害，她也不觉得党做错了什么，反而把这当作一种考验，这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作为“党内人”、“体制内人”并极力坚信和维护的这种信仰的丁玲怎么可能做出触碰“本质”的言论或举动呢？假如像韦君宜们那样做出彻底的反思、批判，她岂不否定了自己的革命历程和辉煌的文学历程？因此，于公于私，丁玲都不会这么做！
       “心有悸”使然。20多年的被“斗”、被“整”、被诬陷，给丁的精神世界带来严重的摧残，即使她意志再坚强，但在一次次“运动”面前，还是有所怕的，也即信中丁说的“心有悸”。她说话、做事不得不更加谨小慎微。因此，1979年前后的不利处境也是其三缄其口的重要原因。我们知道，“文革”虽早就结束两年了，各种“平反”也早就提上了日程，但对丁玲来说，其境遇似乎依然严峻，特别是1978年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更让丁玲雪上加霜。“丁陈小集团和胡风小集团是两个长期隐蔽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党和反革命集团。一个隐藏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一个隐藏在国统区。他们之间是遥相呼应。”这种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作出的“结论”使得丁玲顿然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她立即致信胡耀邦，说“其中提到我的地方，使我十分惊异”，她也深刻体会到由此带来的后果：“林部长的寥寥数语，是要把我定为和胡风一样的暗藏的反革命，便于作为不落实党中央的政策，不解放丁玲的借口和理由。”事实上，这种自上而下的定性也直接影响到了丁在文学界的评价与地位，也即她在这封信中所说的“新主编作家词典，关于丁玲一栏全是贬词”，座谈时“自然是陪衬，反响也不大”。因此，在这种对自己“平反”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她不能不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言行，唯恐给人以口实和把柄。
      “摘帽”诉求使然。“反党”、“大右派”、被开除党籍，等等，这些“罪名”不可谓不严重。对丁玲来说，没有什么比“摘帽”、恢复名誉更让其觉得是人生中的大事。以前，她对外界的非议习惯于置若罔闻、不管不问，但1978年后，她还是比较关注外界的各种“声音”，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她与研究界的互动，她对史料真伪的考证或答疑，她对写作的直接的功利指向，都侧重朝向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在这封信中，丁玲表达了对“歪曲历史，混淆是非，以讹传讹”做法的反感，要求对方“要严肃认真对待史料”，并叮嘱祖林要以合适方式、方法澄清事实，并妥善解决问题。
 
                                   结 语
 
       新史料的整理与发掘对推进丁玲研究的重要性无须赘言。这封未刊书信涉及《战地》办刊经历、1940年代延安悼念萧红活动、丁玲在1979年前后的言行与心态等重要文艺事件、活动或思潮，可从微观角度为推进丁玲和相关文学史研究提供崭新视角与内容。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