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田保霖》与“新写作作风”考察

                                                                              高慧琳 
 

                                                                 一  毛泽东读到丁玲的《田保霖》为什么这么兴奋？
 
     1944年7月1日凌晨，毛泽东给丁玲和欧阳山写了一封信：
 
   丁玲
   欧阳山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早
 
       毛泽东所说的“你们的文章”，指丁玲的《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报告文学，都是写边区合作社运动中的模范人物事迹的。同时发表在1944年6月30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毛泽东在一天工作结束后，已经是次日（7月1日）拂晓时分，但是他还是在洗完澡后，翻阅了一下当天（实际上已经是昨天了）的《解放日报》。当他读到丁玲和欧阳山的文章时，一下就被吸引了，于是一口气读完了两篇文章（两篇文章总长度将近10000字），并且禁不住立即拿起笔来，给两位作家写了上面这封热情洋溢的信。
       毛泽东为丁玲欧阳山的“新写作作风”叫好，竟至于要用“替中国人民庆祝”的提法，用语达到“最高级”，可说是不同寻常，说明他对这两篇文章的高度重视和极度赞赏。
       毛泽东为什么要用“新写作作风”的提法？他没有解释。什么是“新写作作风”？毛泽东心目中丁玲的“新写作作风”具体内涵是什么呢？换句话说，他怎样定义这个“新写作作风”呢？或者说，他为什么称之为“新写作作风”呢？丁玲欧阳山的新作，究竟有些什么“新”的地方？
      首先需要界定的是：这里的“写作作风”指什么？是写作的文风，还是写作的作风（即方式）？我以为，既是指写作的文风，也是指写作的作风即文学的生产方式。
       这里首先尝试对丁玲被毛泽东称为“新写作作风”的文风做一个简析。
      丁玲的《田保霖》，写延安地区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田保霖的事迹。他早年几乎是一个无业游民。他靠自己打拼，成为一个有点名气的买卖人，后来陕北“闹红”，红军三十军、二十七军先后来到靖边，年景好起来。虽然他二叔父是豪绅，但他凭着对自己没做过坏事的自信，还是回家乡了。现在他出乎意料地被选为县参议员。他牢记着县委书记惠中权的话：“要好名声只有一条路，替老百姓办好事”。他带头修水利，办合作社，发动村民合股筹钱搞运盐，给合作社赚了很多钱。还开办油房，带头搞“妇纺”，组织开荒，开药铺，把合作社搞得红红火火，被选择模范，并被推举到延安参加边区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
       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跟《田保霖》是姊妹篇，是写《田保霖》里面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带动“妇纺”的“难民邹老太婆”。欧阳山详细讲述了“邹老婆儿”一家三口怎样在田保霖帮助下，从乞讨为生，到努力转变为妇纺模范，彻底改变贫穷生活，因而逢人就说边区好的故事，也从侧面印证了田保霖的事迹。
       这两篇文章，都仅4000多字，人物故事很简单，很多细节也没展开。邹老婆儿故事线索简单，情节相对还展开得清晰一些，而《田保霖》事迹更多，讲述线索也更多，在有限的篇幅里更难以展开。平心而论，《田保霖》讲述田保霖的很多事迹，都只是叙述而不是描写。也有一些心理描写，但并不很深入细腻。关键处一些情节用了描写和对话，也是很简约，点到即止。有几处用了心理活动描写，也是不很写实的内心独白，然后迅速转移话题。这种心理描写，也不是中国传统的白描手法，而是欧式全知全能的视角。总体上，《田保霖》与其说是报告文学，不如说是人物速写或通讯。
 
                                                                  二  新的文风：政治上与文学上的意义
 
       那么，这样一篇风格平淡朴实，结构并不复杂，情节并不曲折，人物描写并不细致，文笔也并不煽情的文章，毛泽东读了为什么会兴奋难抑以至于睡不着觉，而竟至于连夜写信祝贺呢？
       这要从当时延安的整体氛围，丁玲在延安的经历与处境，以及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文艺发展的走向来看。毛泽东的点赞，表面上似乎是一时兴起，但仔细分析，应当是有多重考量的。
       首先是政治的考量：丁玲是延安文艺界的明星和标杆人物，从延安以外的人们看来，她的遭际可能代表文化人在延安的遭际，她的消沉可能代表延安文艺的衰落。
       当1936年11月丁玲从上海辗转来到陕北的时候，由于丁玲的巨大名声，曾经成为陕北的文化大事件，连毛泽东都出席了欢迎会，事后还余兴未尽，写了《临江仙》词寄赠丁玲。丁玲也不负厚望，不仅迅速组建了陕北第一个高规格文艺组织中国文艺协会，给陕北带来了大容量的文化新空气，而且随后带领“西战团”上前线创作、演出，激励前方以至于全国的抗战士气，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成为全国抗战文艺的一面旗帜。但是当她回到延安后，日子却日渐难过起来。中国文艺协会无形消失，在1937年11月成立的“边区文协”和1939年成立的“文抗”里都只是副主任。接着1940年被审查“历史问题”，由于陈云的持正态度，她得以顺利过关。但是这时期丁玲已经不复抗战初期的风头。1941年进入《解放日报》创办并主编副刊，但是不久就出了《“三八节”有感》事件，在整风中遭到严厉批评。接着在1943年审干中又被重新审查，这次在康生主导下，没能再幸运过关，成为一个终身的死结。而这时候延安最红火的，是新秧歌，新民歌，新演剧，丁玲在延安差不多已经成为过气人物，处境日益艰难、孤立。这一切毛泽东是看在眼里的，他是并不希望丁玲从此沉沦的，理由正如本文上面所说。
       恰在这时候，毛泽东看到丁玲的这篇文章，他敏锐地嗅到了一种新鲜气息，看到了丁玲的新活力。他希望看到丁玲重新焕发活力，重新成为引领延安文学发展的旗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延安文艺发展中，深入基层，反映基层，聚焦劳模，注重反映基层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新生活的“人民文艺”或“为人民的文艺”成为新的风向标。丁玲写出了与这时期延安文艺新方向、新路径相一致的作品，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苗子，毫不犹豫立即提笔写信予以鼓励，这将成为丁玲新的护身符。保护了丁玲，也保证了边区文艺形象不倒。毛泽东的点赞，虽说明面上是对两个人，其实毋宁说主要是对丁玲的。
       其次，毛泽东的点赞，既有政治的考量，也有对丁玲（和欧阳山）文学风格改变的新解读、新感受。如果说，其政治考量主要是鉴于丁玲的社会政治文化影响，那么文学的解读则是捕捉到了其作品中的文风新元素。毛泽东用“新写作作风”这样一个具有标杆、定位意义的定性，不仅是一种高度激赏、高度肯定的态度，而且有一种引领、导向的作用。
       这里，我们需要对丁玲在延安初期的写作状况稍加观察，着重分析其写作风格。
      以丁玲在初到陕北不久后写的《彭德怀速写》为例，一上来就是一大段引用说话人的话语，是引一个青年政治委员的话。然后才说到，青年政治委员说的那个人就是彭德怀。文笔是灵动的，手法是简练的，通过寥寥几笔刻画人物神情，传达出人物的心理，完全是丁玲笔法，风格则完全是从上海带来的欧化文风。写于同一时期的《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也完全是同一风格，而且主要篇幅是大段直接引语。文章一开头或者章节开头就直接引用人物话语，几乎成了丁玲这时期文风的标配。《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警卫团生活一斑》《我怎样来陕北的》，都是开头就是引用话语，还有不少文章章节开头使用直接引语，至于段落以引用话语开头，更是常见。还有叙述用语的欧化，比如《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这个标题的语法完全是欧化的。至于先直接引语后提示谁是说话人的欧式文艺作品表达方式，更是司空见惯。如果是文化人，在当时文学风格整体欧化的大背景下，读这样的作品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种文风，与边区的总体氛围，跟边区老百姓的表达习惯与欣赏口味，和陕北黄土地的质朴、淳厚的乡土气息，其实是有距离，甚至有些格格不入的。只是无论作者还是读者，由于大多受到欧化文风的影响，也就习以为常了。
       丁玲这种文风直到1942年7月的《十八个》，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一上来不交代故事背景，直接就讲场景，讲战士们的状态，类似电影手法，让你看到一个一个的镜头，而不是先交代故事发生在什么年代，什么地点，和在第一个情节发生之前的背景。作者讲《十八个》故事的方法，让我们想起苏联小说《铁流》[1]。丁玲这种表现手法或者说写作习惯，其实是很有镜头感的，你很容易用它分出镜头来，去拍成电影。
       实际上直到1943年冬的《二十把板斧》，丁玲的文风也并没有大的改变。包括整段引语甚至都不说明说话的人是谁，以及“不得不在村长脸上带走了笑容”、“在老蔡的眉头上舒展了一丝笑意”之类欧化痕迹明显的表现手法和句法，与之前的表达方式如出一辙，甚至更加强烈。但有一个地方，却是产生了一点点小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却是跟《田保霖》非常相似，这就是副标题。在此之前，丁玲在陕北时期的作品，基本上没有用副题的[2]。《二十把板斧》用了一个副标题“——这事情发生在冀中河间县”。同样，《田保霖》也有一个副标题“——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这与《二十把板斧》如出一辙。这种标副标题的方式，其实也是欧式文章表达方式，中国传统文风是没有这种方式的。但是丁玲在这里的副标题，也有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副标题完全是对主标题的补充说明。当然，在欧式表达方式中，本来副标题应该说都是对主标题的一种补充说明，但是，一般的副标题更多从内涵上做补充，而这两篇都是补充交代主标题的相关外在信息：一个是补充事情发生地点，一个是补充所述人物的身份信息。其特点是更加通俗易懂，明白晓畅。这是丁玲新写作作风的特征之一。
       在叙事的方法上，两者也很相像。开头都是从某一个时段某个人的动态讲起。一个是天明前张村长起身出门上街，而一个是黄昏时田保霖送走了区长后在窑前空地上踱步。中间的展开，结构也大体相近，常常是一大段引语，并不说明是谁的话，读者也能知道是谁在说话。这其实也仍然是丁玲惯用的驾轻就熟的表现手法。
 
                                                                  三  《田保霖》的三个讲述角度
 
       但是，《田保霖》跟丁玲之前的作品相比，有没有发生风格的变化呢？我认为有。大体上可以从作者、被写者，读者三个角度来观察：
       一是讲述者角度：文风更加朴实，更加富有乡土气息。首先我们看到，《田保霖》几乎没有对于景物、环境的描写。而之前的创作，直到《二十把板斧》里面还有很突出的与故事情节并没有特别紧密关系的景物描写。例如，《十八个》里写午夜八个战士被捕后“又集合在一起了”的情景：“野外是无比的宁静，夜风也很清凉，萤火虫在带有露水的草丛间飞窜，四处清清地透露着生的气息”， 与八个战士的“被日伪军押着，忍受各种刑罚，死紧紧的包围着他们”的境遇对照，是能产生强烈的感染力的。《二十把板斧》写张村长大清早上街，“街上没有一点声音，薄薄的一层光”，他“满怀心事地望着太阳要出来的那方。曙光刚透过那边天空，把站在王八窝里房上的哨兵身影，更衬得分明”。这种带抒情色彩的景色描写，虽然与情节不能说完全无关，也渲染了气氛，但是并非必须。无论是《十八个》的氛围对比，还是《二十把板斧》的气氛烘托，有时候能够起到渲染作用，有时候略显累赘，情调上也更多知识分子书卷气，但到了《田保霖》，就一概没有了。我们只看到人物的活动及其心理活动。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是充满泥土气息的“当地人”的讲述口气。无论是讲事情还是人物的话语，都体现简朴，实在，就像一个陕北人那样讲故事。比如田保霖的独自盘算：“共产党打的是富有，咱么，做点小本买卖，咱无土无地，欠粮欠账，一条穷人嘛。咱当过掌柜，可是没做过坏事，人都说咱好，咱还怕他个啥？杀头，杀了咱有啥用呢？人都说三十军好嘛，那么咱就回去，不怕他。”这就把一个陕北土生土长的实诚人性格刻画的栩栩如生，你简直可以闻其声如见其人，感觉一个陕北老乡站在你面前。还有“唉，这伙人能成，一个劲儿直干嘛！”等等，这种活灵活现的语言，是当地特有的，不是身临其境，浸染其中，运用自如，是描摹不出来的。
      当地人说当地话，还容易描写，而讲故事的人也使用当地话，就难得了。比如田保霖看到“他的一举一动，这号子人都是清清楚楚的”，“这号子人”一般来说带有贬义，但在当时当地，“这号子人”并不带贬义，而只是说这一类人：说的是共产党。还有“从前田保霖解不开参议会是个啥名堂”，“解不开”就是“不理解”，完全是陕北话。这比之前的作品，确实乡土气息之浓郁，不在一个层面上。
       二是被讲述者角度；对当地人物的内心世界体察更深，人物更加真实。从人物内心及其思维逻辑出发看周遭。上面举的例，还只是从语言的角度说的，从心里活动上说，《田保霖》也生动表现了当时当地陕北人的思维方式。丁玲写田保霖对于自己被选上参议员，有点想不明白。因为他只知道自己干点小买卖，踏踏实实过日子，从没想到有1000多号人投票选他当参议员。他本身并不是共产党，他没有文化，更没有深刻的思想，也没有崇高的理想，甚至对共产党并不了解也不理解，而且凡事“爱盘算”，具有小商人的某些思维特征。他对自己当上参议员，一直想不通的问题是：“咱是不能干的人嘛，咱又不是他们自己人，没有个钱，也没有个势，顶个球事，要咱干啥呢？”他回家乡是出于自己没做过坏事，共产党不会拿他怎样的估计。他的日子逐渐好起来，他的想法是“共产党还不错，可是，咱就过咱的日子吧，少管闲事”。不过，“做了参议员就得同他们搞在一起，这起人究竟是哪一号子人呢？”当了参议员，还心存疑虑，“生活一天天变好，却不接近这号子人，也不理解他们”。一个英模人物，他的思想状况竟然是这样。对共产党竟然称“那一号子人”，换个情境，恐怕要挨批了。按说，这样一个并没有很高觉悟，对共产党很不理解，甚至心怀疑虑的人，很难成为边区的英模，他的思维完全不像一个概念中的英模。但是他却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英模。因为有一点他很清楚：他对于公益的事热心奔走，人民对他有好感，他是被他不了解的这号子人所了解的。然后，在参加参议会之后，他逐渐了解、理解的共产党：“从前田保霖解不开参议会是个啥名堂，老百姓都说是做官，现在才明白，白天黑夜尽谈的是怎个为老百姓想办法啦”“他们活着不为别的，就只盘算如何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3]就这么一个秉性忠厚，踏实肯干，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围着跟产党转的人，几乎是一个“中间人物”，成为模范了，作者并没有把他那些显现与共产党不一致的东西遮掩起来，而是让他以自己的本色出现，更加真实地体现了陕北普通农民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从不理解到理解共产党，从不自觉到自觉，跟着共产党干出一番新局面来的真实过程。这样的人物更加真实，更加可信，因为这就是活在边区的人，只有这样写，才是真的人物，才是有血有肉，符合实际，才能为人所接受。人物不是模式化、公式化、概念化的，体现了人物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真实性。从人物的角度说，田保霖与丁玲之前写的，和别人之前写的人物都不同：这个人似乎是简单的，只是从自己个人奋斗，到带动群众一起办好合作社，成了模范。但其内在的丰富性，复杂性，超过了以往很多人物。因为以往的人物，虽然本身应该也是有着足够的丰富性的，但是写的时候，往往只集中表现其某一个方面，从彭德怀、左权，到何华明、老蔡[4]，以及“十八个”群像，都着重写他们某一个侧面，英雄人物多是剪影式的（除了“非英模”的陆萍、贞贞[5]），而田保霖的校色却明显有别于之前所有的人。以共产党员为背景的英模，其英雄亮色，容易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田保霖却是最普通老百姓中间的一个，他的标杆意义更具有示范和引导的作用。
       三是读者角度：讲述故事的层次更单纯，表现手法没有“炫技”，更容易让文化层次低的人读懂故事。
     《田保霖》篇章结构基本按时序，很自然、线性，基本上平铺直叙，没有曲折跌宕，甚至淡化了或者说隐去了很多创业的艰辛过程。因为这些艰辛，对于陕北的老百姓来说，是知根知底，不言而喻，甚至可说人人都在经历的，如果刻意去描述、渲染，反倒让人觉得夸张和做作。人物和故事情节讲述娓娓道来，自然顺畅，一气呵成，没有一点点斧凿的痕迹，读来就像拉家常一样容易入耳入心。所以虽然情节看上去感觉平一点，但对于读者、尤其是文化层次稍低的读者来说，却毫不费力。其次，情节虽然平实一些，却并不妨碍其描写的生动。尤其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写得自然、朴素而又活灵活现，几乎最精彩的笔墨都集中体现在人物的内心活动描写上。虽说这其实仍然有欧化笔法的影响，但这种方法中国传统文学也是常用的。中国古代四大名著里也多的是“暗自衬道”，“不免寻思”之类提示，然后带出一大段内心独白，这种写法早已为普通读者所熟知和接受，连民间说书、戏剧都是常用的，没有人会感到别扭。所以，丁玲这样的写法，让读者阅读很省力，明白晓畅，行云流水，不知不觉而终篇。毛泽东之所以一口气读完了这篇文章，还兴犹未尽，又连着把相关联的欧阳山的文章也读了。应该说，欧阳山的文章与丁玲的文章可说珠联璧合，写作风格相当接近，同样让毛泽东读得非常轻松。
       丁玲这种写法的改变，从作者、被写者、读者三个角度都有新的风格。这几个特点结合起来，就难怪让毛泽东在长时间工作之后，本来应该昏昏欲睡的时候，读罢掩卷，竟然睡意全消，提笔写了那封信。
 
                                                                  四  作家生活方式与文学生产方式的改变
 
      总体上，《田保霖》对于丁玲之前的一些篇章来说，确实有较大的改变。但是当然也是相对而言，似乎并不到脱胎换骨，判若两人的地步。以我所见，毛泽东对于丁玲的“新写作作风”评价，还有一层含义：这就是作家生活方式的改变、作家写作方式即文学生产方式的改变和作品内容构成方式的改变。
       首先是作家生活方式的改变。丁玲、欧阳山的作品显示，这些生动、细致的人物和材料，如若不是作家真正融入边区群众的生活，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如果下乡只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就还只能写一些片段、剪影式的作品。人物不会那样富有陕北的生活气息和特征，语言不会有那样纯正、地道的陕北风味，人物的思想不会有那样逼真、活现的陕北当时当地人思维特征。这两篇作品表明，作家不是走入了乡村，而是浸淫了乡风从乡村走出来的作家，经过了乡土的洗礼，能与乡民同呼吸共命运了，从而具备了成为村民代言人的资格。
      其次是文学生产方式的改变。毛泽东在给丁玲欧阳山的信中，专门提到：“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合作社会议”，就是《田保霖》里面提到的边区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正在筹备召开，要交流经验，推动进一步搞好合作社。实际上，丁玲、欧阳山的文章，也是对会议的一种预热宣传。会议组织者希望毛泽东出席讲话，毛泽东准备去讲，但是一时还没有找到灵感，丁玲、欧阳山的文章，正好给他提供了材料，并促发了灵感。但他觉得还意犹未尽。在上会讲话之前，毛泽东有调查研究的习惯，所以，他要求丁玲、欧阳山再到他住处去细谈一次。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丁玲、欧阳山提供的材料非常感兴趣，而且对他们这种提供材料的方式大为赞赏。毛泽东作为边区的领导人，能够从他们的文章中得到对于边区生产合作社发展的资料和启发，这表明了这作品的标杆意义。这就是说，并不只是欣赏其文章，也欣赏其生产方式-写作方式。作家们不再是闭门造车，下基层走马观花，回来关在象牙塔里生产文学作品，而是深入基层，融入农民，体察群众，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丁玲下乡，是住在老百姓家里，每天倾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内心世界，从一些日常小事看到他们的人生，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巨变，看到边区的历史变革，这就是说的“新写作作风”的真正内涵，也正是毛泽东对他们大为激赏的重要原因。
      再次，是作家思想方式的改变，并由此推及作品题材的选择。丁玲、欧阳山的作品显示，作家写作不再是自我表现，孤芳自赏，只关心自己的世界和自己所属的一群，或者是自己有兴趣、有感兴的题材。丁玲在延安初期写的人物，除八路军将领以外，就是那些自己比较了解、比较有把握的人物，例如《重逢》的马达明、白兰，《在医院中》的陆萍，这些人都是小知识分子，都坚强的一面，也有软弱的一面，有时候很有信念，但也往往有矛盾的性格，总之是处处体现矛盾性与复杂性，因此构成人物命运、情节的戏剧冲突。但现在不是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家响应号召，纷纷下基层，真正长时间沉入底层，聚焦英模，弘扬革命民族主义精神，为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同心协力。在这时候，丁玲、欧阳山的作品，为边区作家们做出了示范。其实，当时边区歌颂英模人物的作品并不少，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解放日报》就聚焦英模，发表了大量歌颂英模的诗文。当时艾青的长诗《吴满有》已经发表，贺敬之、陈学昭、师田手、田方、柳青、陈荒煤、马烽、孔厥等，都写了不少英模事迹，但唯独丁玲和欧阳山（严格来讲主要是丁玲）得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信鼓励，这并不是偶然，也不是毛泽东一时兴起，而是他看到，作为延安文学界标杆人物的丁玲，写出了足以代表延安文艺新方向和新作风，开启了延安文艺新时代的作品。或许应该说，这就是毛泽东所希望产生的具有崭新的中国作风、中国作派的新时代文艺。
       应该看到，丁玲、欧阳山所写的，不光是一个先进人物，而是刻画出了边区的神髓和灵魂，写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或许，这才是它比其它同样歌颂英模的作品更能打动毛泽东，更能标识“新写作作风”，从而使毛泽东击节赞赏，按捺不住而不顾疲累，提笔写信，约他们当天下午再次交谈，可见毛泽东是真的被打动了。
 
（作者系延安精神研究会研究员。）
 
 
注  释：
[1] [苏]绥拉菲莫维奇著：《铁流》，写苏联一支革命军队19个人艰难不屈战斗的故事，原名《十九个》。
[2] 一个特殊的例子是1942年6月的《文艺界的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是与王实味划清界限的表态发言，副题是“——六月十一日在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斗争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3] 此处上下文引文均见《田保霖》。
[4] 何华明是《夜》的主人公，老蔡是《二十把板斧》的主人公。
[5] 陆萍是《在医院这》的主人公，贞贞是《我在霞村的时候》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