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凌吉士形象另一面的思考

                                                                                                  苏永延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以其天才般的人物心理刻画，震惊了文坛，毅真在《几位当代中国小说家》中，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丁玲“是一位一鸣惊人的女作家，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1]90年过去了，研究莎菲形象的文章层出不穷，或从社会历史、伦理、革命、女性主义、叙事学等方面都有极其细致深刻的研究，展现出文本极大的可阐释性。同时，该作也是所有女权/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许多研究者高度赞赏丁玲这个时期的思想倾向，对她后期的“非女性主义”的选择感到可惜等，这些都是见仁见智之说。
         值得注意的是当大家把注意力放在莎菲形象研究时，却忽视了那个令莎菲神魂颠倒的凌吉士的形象考察。可能凌吉士在小说中的形象已经被莎菲定性了，“高贵的美型里，是安置如此一个卑劣灵魂”、“丰仪的里面是躲着一个何等卑丑的灵魂”，这两句话，是禁锢凌吉士形象的符箓，以致研究者对他略过，甚至干脆把他称为“南洋浪荡子”，[2]或者“西门庆型”的淫邪人物。[3]这种定性评价若从莎菲本人的视角来看，大体是可以成立的，并无不妥。但是小说中的人物，一旦由作家塑造出来之后，他们就有了自己的生命色泽，他们的一切言行，在不同的读者心中、在不同的年代里，也会展示出不同的风貌，即使与作品中的人物见解或者与作家的意图相异，也是正常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文学作品尤其是优秀作品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常读常新的魅力所在。
         因此，本文拟从另一角度重新考察凌吉士的形象，并从疾病心理学分析莎菲的心理生成机制，以及社会思潮是如何影响作家塑造人物意图及价值取向，揭示凌吉士这个人物形象是如何被固化的多重因素，供方家批评指正。
 
                                                                                                   凌吉士形象的客观考察
 
         世界是客观的，人们的认识只是对这个世界的内心投影，也是就认识者以什么样的心去认识，这个世界就会呈现出相应的状态，与其说不同人有不同的认识结果，不如说世界的认识其实就是主观化的结果。凌吉士虽然是一个作家主观思想塑造出来的人物，带有很多作家主观构思的痕迹，但一旦形成之后，它就拥有自己的形象特征，这些特征有些是显现的，有些是潜藏的，甚至是连作家本人也无法控制到的，正因为如此，文学世界常常出现作家创作意图和作品实际效果相左的例子。因为作品的阐释权已不在作家，而在广大读者那边，虽然作家的创作意图会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有时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客观认识去分析凌吉士时，就会发现许多被忽略或者说被掩盖了的内容。
        《日记》重在于主情，刻画人物心态，对于人物形象诸如行为、语言、故事情节的连贯性、逻辑性方面并不注重，给读者的阅读产生不小的障碍。《日记》里的大部分人物，皆类似于符号化一般的存在，如影子或印象一般，飘闪而过。每个人的特点或性质只能由莎菲说了算，这就形成了凌吉士的形象始终以美丽的外表卑丑的灵魂出现，导致学界研究易将之忽略的根本原因。虽然有关凌吉士形象塑造的内容犹如影子一般缥缈易逝，又如彩色的气泡一般，随出随灭，但只要有心挖掘，依然能把这些随出随灭的信息连贯起来，还原了一幅真实的画面。
         关于凌吉士的外貌特征，因为莎菲的格外强调，所以人们对他的认识是比较一致，那就是身材高大，作家了用“颀长的身躯”，说明了他虽然身材高大，但又不笨拙、臃肿，而是比例匀称，恰到好处。这种高大匀称的外表，令许多人相形见绌，如云霖跟他一比较，就显得 “委琐”、“呆拙”了。莎菲站着的时候，也只能到他的“胁前”，身材高大自身就是一种优势，就像女人的美貌是上天赐与的财富一样，谁也无法忽视。不仅高大，凌吉士还具有英俊、斯文的相貌，“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 嫩玫瑰般的脸庞，柔软的嘴唇，惹人的眼角”，莎菲用具有“东方特长的温柔”的“骑士风度”来形容他，从外貌上，凌吉士是具有吸引众多青年女子的超凡魅力，是姑娘们心中的白马王子。当然，外貌并非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具有高贵丰仪外貌的凌吉士，在为人处世上又是什么样的呢？这才是对他认识的焦点所在。莎菲对男人的想象特点是“会说话，会看眼色，会小心就够了”。凌吉士恰恰符合这三项要求。
        凌吉士第一次出场是与云霖一起到莎菲所住的公寓坐，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能“毫无拘束的在我这儿谈话”，从这一点上看，凌吉士应该是个外向、开朗的人，他能迅速地与陌生人建立沟通联系的渠道和方法，作为一个青年，是人际关系活跃的体现。不仅如此，凌吉士还担任过“京都大学第三院英语辩论会”的“组长”。会说话只不过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交际能力，但是能在大学生的辩论会上担任组长，至少说明了他思维敏捷，逻辑性强，语言表达能力佳。这可能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凌吉士来自新加坡，其时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在教育上官方认可的语言是英语，所以他的英语好是正常现象。当然如果没有认真读书，英语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会讲英语的人，也不一定会擅长辩论，从这一点上综合来看，凌吉士的思维、语言表达能力是不一般的。
         至于会看眼色和会小心，指的是心思细腻，能察觉到对方或他人的某种需求，在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事，这又与人的情商有很大的关系。凌吉士又是如何表现的呢？第二次见面的时候，莎菲在谈话中提到请凌吉士教她读英语的事，凌吉士的表现是“受窘”、“脸红”。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凌吉士的某些特点来：一个大学生，教一个青春年少的20岁女子，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挑战，这并不是教的内容有难度，而是青年男女之间忽然拉得这么近，在他对莎菲还不熟悉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人的语言可以欺骗，“脸红”是无法欺骗的。倘是情场老手，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做到神态自若。也就是说，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凌吉士接触的女子并不多，虽然会说话，但是真正亲密交流的还是很少。由此可以印证凌吉士不是游手好闲、到处寻花问柳之徒，这一点以后还会再进一步论证。碍于朋友云霖的面子，他也就答应下来。虽然这种谈话并不算是正式要求，凌吉士也完全可以不当真。但是8天之后，凌吉士还记得此事，主动向莎菲提出读英文的事情。此后数日，又不时找莎菲聊天，再次真诚主动地要教她读poor people，莎菲以身体有病为由推托，他还讲“莎菲，我不可以等你病好些教你吗？”从这个语气来看，凌吉士是真诚主动的，而且是很认真的。因为这个时候的凌吉士，与莎菲的见面不过数次，能将一个患着传染性疾病又没什么值得觊觎的青年女子，一个看似无意的要求放在心上，不计代价，冒着被传染的危险来教人读英语，这是什么精神呢？助人为乐即使说不上，真诚实在还是可以说得通的。倘若他是一个寻花问柳之徒，以渔猎美色为乐的浪荡子，他会蠢到去亲密接触一个结核病患者，来求得肉体的快感吗？倘真如此的话，那也真是愚不可及了。
         凌吉士对莎菲的个人私事有关心说明了莎菲在他心中已有了一定的位置，这是人的普遍心理，一个人若不对另一个人有意，是根本不会在乎对方有几个朋友、关系如何。但是一旦关心，那么对方的一切事仿佛就变成了他所应该理解和搞清楚的。如他看到莎菲有一张小孩子的照片，马上很“认真”地问“她，谁呀!”这时的神色是“天真的诧愕”，因为他印象中的莎菲是未婚的，忽然有了这么一张孩子的照片，对他来说是十分关键的，与莎菲的关系是否要进一步发展就值得重新考虑了。但是这个时候，莎菲冒称是她的，故意给凌吉士设了一个迷魂阵，从凌吉士的这个细节来说，他对莎菲确实已经慢慢喜欢上了，这也是事实。
         从以上分析来看，凌吉士在外貌、行动及为人处世方面确实无可挑剔。但是为什么莎菲对他的认识会有巨大的转变呢？其中最大的原因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凌吉士的人生道路走向问题，他“热心于演讲辩论会，网球比赛，留学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或继承父亲的职业，做橡树生意，成资本家……”凌有两种选择，从政或从商，其中以从政为首。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南洋富商之子，愿意回国从政，当政府的外交官，其薪俸是固定的，他图的是什么？应该说，在我们目前的社会形势下，还是很不错且追求上进的选择。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虽然弱国无外交，但大量外交工作还得有人做，而且开展工作并不容易，无论如何它是一种服务于国家、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的事业，并不是为个人谋取私利的职业，应该值得肯定的，不能以简单的往上爬的官迷来一棒子打死。
        其次是家庭观念。凌吉士要的是能够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能应酬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甚至暗示莎菲“许多做女人的本分”。 凌吉士的家庭观念应该说是传统式的家庭观，女主内，男主外，这在南洋社会的华人家庭中普遍存在。即使是现在，东南亚一带的华人家庭观及习俗甚至比大陆还要传统，他们认为这才是保持着本民族特色的标志，如果丧失了，那反而是数典忘祖的行为。在三十年代的南洋，这种传统的坚守应该更浓，而这一点，正是追求自由解放的莎菲所不能容忍的。
        第三个方面是情感生活问题。凌吉士在与莎菲谈自己情感史的时候，讲到在新加坡是如何“乘着脚踏车追赶坐洋车的女人”，以及“邀起几个朋友在公园追着女学生”，甚至承认在韩家潭过夜(逛窑子)。这就是凌吉士的风流史的全部了。这些事可以作为凌吉士玩弄女性的证据吗？严格地讲，凌吉士确实在行为上有不检点的地方，甚至值得批评、谴责，他还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凌吉士是在什么场合下讲这些话的？尤其是逛窑子的事，他会在公开场合宣扬吗？应该不至于，否则就成为无耻的淫棍了。《日记》里谈的都是凌吉士与莎菲二人之间秘密的交流，那么为什么凌吉士会在这样的场合里提起此事？在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子面前谈嫖妓之事，究竟是何动机呢？虽然小说没有细写，但我们可以从谈话过程中的情感氛围加以推测，凌吉士希望通过讲出自己曾经有过的荒唐风流往事，作为向莎菲表示忏悔的一种方式。他把莎菲当成是自己最值得亲近和信赖的人，所以才会讲这些难以启齿的往事来。就像西方的教徒，犯了错误会向神父忏悔一样，这也是心灵的自我救赎。古人云，“善为人知，非为大善；恶不为人知，必为大恶”，能够讲出来的事，一般不是大恶事。哈代《德伯家的苔丝》里，写安琪尔在新婚之夜向苔丝承认自己曾经干过一件荒唐的事，那就是与一个陌生女人放纵48小时的风流史，请求苔丝的原谅。我们从这些方面来推测，凌吉士向莎菲讲此事，大约也是出于这种目的，可视为是其肺腑之言了。
        其实，在那个时代，男性在外寻欢或者别有外室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不奇怪。最熟为人知的是胡适吃花酒，郁达夫嫖妓，陈独秀逛窑子，郭沫若的情人也不在少数。徐志摩去吃花酒，回来还向陆小曼如实汇报，错而能改，还是好人一个。古代三妻四妾的传统，在民国时期并未绝迹，早已成为社会的常态，见怪不怪了。
        “五四”时期，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争取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呼声逐渐出现，莎菲以凌吉士生活不检点而鄙视他，或许算是一条理由，不过应该不是最重要的理由。重要的是家庭观、婚姻观的重大冲突，使莎菲对凌吉士的印象陡然变坏，而且用很决绝、甚至是诅咒般的语气来讽刺他。其态度为什么会转变这么快呢？这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了。
         如果我们脱开莎菲的视角来看问题，凌吉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然会比较清楚了。毓芳对莎菲讲，“莎菲，我觉得你太不老实，自然你不是有意，你可太不留心你的眼波了。你要知道，凌吉士他们比不得在上海同我们玩耍的那群孩子，他们很少机会同女人接近，受不起一点好意的，你不要令他将来感到失望和痛苦。我知道，你哪里会爱他呢？”从这语言中可以感觉到，毓芳对莎菲作了婉转的批评。毓芳与凌吉士是比较常接触的，她也知道凌已经有妻子了，凌对莎菲骗他的小伎俩如孩子的照片、生病勿扰字条之类的事，也是找毓芳核实的，所以作为中间人，毓芳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凌很少机会同女人接近，说明了凌并不常与女生接触，因为他已经结婚了，自然要忠于自己的家庭和妻子，故而给人的印象是追女生的事不多见。与其说他追求莎菲，不如说是莎菲的行动、语言、神色等流露出对凌的喜爱，他才发动追求的。因此，毓芳指出莎菲要为此负一定的责任。一味地指责凌吉士的不是，那是莎菲为自己解脱的一种策略而已。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是最浅显的道理。两情相悦的道理也是一样。就像苇弟一样，无论他如何努力，始终得不到莎菲的芳心，此无他，莎菲不爱他。
 
                                                                                                  从疾病心理学看莎菲的心理机制
 
         人的心态形成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先天的，那是本性的习气影响所致；有的是后天的因素，如交友、学习、工作等都会影响，其中疾病也是一个重要的心态影响因素之一。在《日记》中，莎菲心态之前是什么样，已无从推知，虽然可以从行文中或多或少地推测到一点，然而只是只言片语，并无深意，但是她患病时期的心态则是十分鲜明的，也就是说，莎菲的心理机制是一个肺结核病患者的典型代表。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患肺结核病与当今得癌症是一样严重，治疗时间长，治愈率小。就像有些癌症也能不治而愈，肺病也是如此，不过这些康复者是难得一见的幸运儿。即使到了目前医学比较发达的今天，肺结核病的治疗依然任务艰巨。据统计，目前我国结核病总数排在世界第二位，仅次于印度，同时我国又是全球结核病高感染率、高患病率、高耐药率、高病死率的国家之一。[4]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病患心理的科学统计分析我们尚不得而知，既然是同一种病，它对人的心态影响一般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以现代医学论文来考察结核病患者心态问题。根据一些从事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的研究结果，这些患者的几种心态所占的比例如下：焦虑63.4%，恐惧紧张55.1%， 悲观孤独23.1%，自暴自弃14.2%，内疚自责10.2%， 猜忌多愁5.6%。[5]如果我们把医学研究的心态与莎菲的心理表现作比较，就会惊奇地发现莎菲几乎拥有上述各种不良心态，从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佩服丁玲观察之细腻，笔法之生动。现结合文本，仔细分析这几种不良心态是如何影响莎菲的行为处事，以及对世界的认识的。
         莎菲心态的典型是孤独寂寞。结核病患者依医嘱不能上学，不能工作，尽量不去人多的公共场所，以预防交叉感染，这样子就会产生被社会遗弃的孤独感。当然，即使没有病的人，孤独人群的结核病和精神疾病的发病率较高。[6]莎菲是如何得病，已不得而知。但是从她被朋友称为“狷傲”的性格特点来看，她生性孤独是比较可能的。
        《日记》里大量关于莎菲孤独心态的描写，如闭门养病，看报纸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不停煨牛奶玩等这些小细节就可以看出她百无聊赖的样子。莎菲的朋友也只是有限的几个，如苇弟、毓芳、云霖、周等。在人际交往方面，其实她又渴望有正常的人际交流，希望从他人那里得到温暖和安慰，但在行动上她又无所作为。如她渴望得到朋友的新年画片的问候，却因没有得到而生气，实际上她又不曾给人拜过一次年，无舍则不得，自己不付出，何来收获呢？潜意识中，莎菲渴望得到亲情、友情的安慰，她的梦想“睡在一间极精致的卧房的睡榻上，有我的姊姊们跪在榻前的熊皮毡子上为我祈祷，父亲悄悄的朝着窗外叹息，我读着许多封从那些爱我的人儿们寄来的长信，朋友们都纪念我流着忠实的眼泪。”她的肺病因喝酒而加重了，要去住院，带去的是“一袋子满满的信札”和“一本照片”。从这些细节来看，作为在异乡孤独漂泊而又不幸患病的莎菲来说，她是多么渴望能得到众亲友的精神鼓励。这种精神鼓励，有时远远胜于医药治疗。有研究表明，已婚者对肺结核病的心态认识好于未婚者。[7]这说明了孤独才是真正的疾病，疾病则是孤独心态外化的表现形式。
         焦虑狂躁，喜怒无常。结核病患者的文化程度越高，焦虑则往往越严重。[8]莎菲可以算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因治疗时间长，患者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映，导致情绪波动大，易激动，爱发脾气，喜怒无常，让人不可捉摸，这就是患者的典型心理特征。莎菲在养病期间也是如此。如她常常坐在“火炉旁生气”，听外面房客喊伙计的声音，便“头痛”，“那声音真是又粗，又大，又嗄，又单调”，甚至连有人接电话的说话声也使她焦躁不安，诸如此类的生活细节，都使莎菲过得非常艰难，其实生活中的各种声响，本身就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只是因为莎菲内心焦躁，所以听起来就会感到处处都让她痛苦。有声的时候感到痛苦，无声的时候又会感到“寂沉沉的可怕”。究竟这个世界有声音好，还是无声好呢？或是既是有声又是无声呢？无论怎样，在不正常的心态人看来，什么都是不正常的。所以莎菲的思想、性格也处于扭曲状态，看什么都感到不顺眼，嫌那“麻脸的伙计”、“抹布味的饭菜”，洗脸台哈哈镜般的“镜子”，应该说，这扭曲了的镜子，恰恰映衬出莎菲被疾病扭曲的心灵的痛苦状态。
         处于恋爱状态中的莎菲，这种焦虑和狂躁的心，更是进一步化成疯狂的臆想，即把自己一些莫须有的想象也加到别人身上去。如凌吉士找莎菲时，先是敲门后再推门进去，莎菲则是这样想的，“为了知道我已坐在椅子上吗？为了知道我无能发气和拒绝吗？他轻轻的托开门走进来了。我不敢仰起我滋润的眼皮。”这些语言，其实都是莎菲个人的胡思乱想，并把它强化了的结果。焦虑臆想的进一步发展则是狂躁无比的心态，莎菲向凌吉士发出邀请后，凌吉士未到来之前，她在等待过程中，“我心像被许多小老鼠啃着一样，又像一盆火在心里燃烧。我想把什么东西都摔破，又想冒着夜气在外面乱跑，我无法制止我狂热的感情的激荡，我躺在这热情的针毡上，反过去也刺着，翻过来也刺着，似乎我又是在油锅里听到那油沸的响声，感到浑身的灼热。”人的心理想象有时可以反作用于肉体：当心理的不良感觉出现时，肉体也会呈现相应的状况，这就是典型的臆病；当心态变好之后，这种病及不良感觉也会不治而愈。由此可以推知，莎菲的精神不健康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
         与焦虑、狂躁心态相伴而行的就是喜怒无常的行为。如毓芳受莎菲邀请来看电影，她另外请了剑如前来，这让莎菲很生气。“我气得只想哭，但我却纵声的笑了。”甚至在电影院丢下她所邀请的客人，独自回去。“我只知道，从昨天来我是只想哭了；连自己也不愿再同情这未能悟彻所引起的伤心。更哪能捉住一管笔去详细写出自怨和自恨呢！”在哭中笑，在笑中哭，如此行为，可以用任性来分析她的性格，也可以说是喜怒无常，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任其发展，不就是走向精神分裂的先兆吗？
         自责内疚与生的绝望。在那个时代，肺结核病是很难用药物治疗好的，近乎绝症，这必然对患者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莎菲就是在这极大的压力下产生种种矛盾的心态。如“没有人来理我，看我，我会想念人家，或恼恨人家，但有人来后，我不觉得又会给人一些难堪，这也是无法的事。”“我是拿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陪苇弟坐。但苇弟若站起身来喊走时，我又会因怕寂寞而感到怅惘，而恨起他来。”莎菲对苇弟就是这样一种态度，思念人家是一种状态，令人难堪又是另一种状态，两种矛盾的心态居然如此古怪地结合在莎菲的身上。应该说，使人难堪不快，是莎菲下意识在转嫁自己心中痛苦的一种方式，只是她自己不能觉察到而已。她自己也发现这种矛盾的心态是不对的，只是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与行动罢了。所以才会发生苇弟到她公寓去坐，她把他捉弄哭了，而自己却“野人般”地笑了。其实，事后莎菲又是十分痛苦然又无计可施，不能自拔。
        同样，在谈恋爱过程中，这种矛盾的自责、内疚也一样存在。“当我睡去的时候，我看不起美人，但刚从梦里醒来，一揉开睡眼，便又思念那市侩了。”后来发展到被凌吉士亲吻后，更显得痛不欲生，“我是给我自己糟踏了，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不再细举。这说明了莎菲思想中的矛盾一面，既有其内心思想复杂性一面的因素，也有因疾病而导致的转化内心痛苦的一面。追求凌吉士的行动，从其本质意义上来说，就是转嫁病痛的一种特异方式，当然这一些都是无解的。因为莎菲的内心始终充满着绝望的情绪，这股绝望的情绪弥漫《日记》全篇，成为莎菲永远也走不出的牢笼。
        绝望情绪在全篇弥漫散布，莎菲在捉弄苇弟这后，会这么想：“我知道自己的罪过，请不要再爱这样一个不配承受那真挚的爱的女人了吧！”莎菲知道苇弟的爱是真诚的，但是她并不爱她，也不能接受他的爱，因为她的身体并不允许。
 
      “我是更为了我这短促的不久的生，我越求生得厉害。”
     “每次看见那克利大夫的脸色，我便想：是的，我懂得，你尽管说吧，是不是我已没希望了？但我却拿笑代替了我的哭。谁能知道我在夜深流出的眼泪的分量!”
      “假使我竟无声无息的死在那山上，谁是第一个发现我死尸的？我能担保我不会死在那里吗？”
      “不要乱想吧，说不定明天我便死去了！”
 
         从以上这些句子来看，莎菲有着强烈的绝望感，她虽然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但是死的绝望也一样强烈。这种准备随时都有可能死亡的心态，使她对人世间的一切看法都改变了，不仅显得自卑，而且显得茫然，就像天上“被风吹散了的白云”一样，不知何去何从。自卑之余，必然是自暴自弃。当她接到好友蕴姊来信诉说爱情幻灭的事情时，她也一样感受这种彻底失败的痛苦，于是索性喝酒寻死，直至吐血昏迷。自暴自弃的心理与绝望的心态，其实是紧密相联的。
         莎菲本来想通过爱情点起生命的火炬，但当他费了不少力气引诱上当的高大个美男子凌吉士，竟然不是理想中的恋爱对象时，失败的挫折感顿时油然而生，把失败的怨恨当作咒骂予以发泄。凌吉士其实始终没有变，他的十全十美的光环是莎菲替他安上的，而卑丑的灵魂也是莎菲替他定调的，其实他不并完美，也不卑丑，只是不合莎菲预期形象罢了，因为凌吉士要的是能操持家务的贤妻良母，能养儿育女的女人这——这恰恰是莎菲达不到的，因为她自身就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遑论生儿育女？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已经埋下深深的根源，剥去这层思想观念的理想，莎菲依然迷恋于凌吉士的色相，凌吉士继续主动追莎菲，是不清楚莎菲的心意已经转变，当然也不乏有情欲的推动作用。莎菲因此而痛不欲生，因为她也没有过好情欲这一关。
 
                                                                                                  无政府主义婚恋观的末路
 
         小说毕竟是小说，它是社会与人生的一种深刻而真实的镜像，或许不能用严谨的科学标准来衡量，虽然它也能经受得住科学的检测，但这并不是目的。做为一种社会的寓言，文学作品的疾病描写只能作为一种象征意义来看，与其说人物的疾病是个人的问题，不如说它也折射出某种社会领域的缺陷与不足。小说中的莎菲是如何得病的，不得而知；她的思想究竟又是什么？她的婚变观又是哪些性质？这个问题可能连莎菲本人也不一定知道，只有她的创造者知道，因此我们有必要详细考察一下丁玲此时的思想状态，并结合当时的盛行社会思潮分析方能明晰。
        莎菲自己说过，“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这三句话是理解莎菲婚恋观的钥匙，不要家庭、不要金钱、不要地位的婚姻，究竟是一种什么婚姻？这种思想观念又源于哪里？结合丁玲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这种观念恰恰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种体现。
         无政府主义思想19世纪下半叶才流行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早期代表人物是英国的霍德文和德国的施蒂纳，法国的蒲鲁东则是无政府主义潮流的始祖，后期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等，反对一切政府和强权，在他们看来，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极乐世界，没有国家、国界、私有财产，也没有家庭，更没有法律和强制机关，是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这种类似于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理论，激发了人们向往绝对自由的激情及对未来乌托邦的想象。它一传入中国，迅速在神州大地扩散。1907年到1909年的《天义》《新世纪》刊物，虽然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但仅限于海外的留学生，对中国大陆影响不大。辛亥革命后才广泛传播。到“五四”时期，全国无政府主义社团多达90多个，报刊约有70余种。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无剥削、无压迫，男女全面平等的社会。在他们看来，人类的不平等起始于国家、政府和家庭，而这一切又源于私有制，所以他们认为只要消灭了私有制，就能达到全面平等，所以废除家庭和婚姻是实现理想社会的第一步。
         “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是作为改造社会的理论思想武器来使用的，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毛泽东、周恩来等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它的反封建主义、反资本主义的理念，契合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需求。另外，无政府主义也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宣传，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介绍和译载了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节译文字。当时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分不清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才逐渐认清了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才是实现理想的必由之路。从此，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才分道扬镳。
         1921年，丁玲与好友王剑虹从湖南到上海平民女校就读时，就阅读了一些当时很流行的无政府主义的书籍，也参加过他们组织的会议，按照无政府主义废除家庭的要求，她废姓蒋，名为冰之。这在当时是很时髦激进的做法，如刘师复改为“师复”，周恩来改为“伍豪”等。这些行为都说明了他们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程度。在《日记》中，那个“神经质、最热情的”蕴姊的原型就是王剑虹，她也与丁玲的思想一样。如果说莎菲是丁玲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的典型的话，那么莎菲就是蕴姊幻化出来的类似的形象，固然也不乏丁玲自己的思想痕迹在里面。蕴姊是莎菲的底色，莎菲是蕴姊的影子。蕴姊一死，莎菲认为没有理解她了，“拿着这日记应怎样的痛哭才对！”
        在《日记》中，与莎菲有爱恋关系的是三种人：一个是安徽粗壮男人、苇弟、凌吉士。第一个安徽男人，因其格调粗俗，一开口就是肉麻的“爱呀爱的”，跟莎菲根本就不在同一层次，莎菲一下子就把他否定了，断绝往来。
         苇弟追求莎菲，是真诚的，只求莎菲能够快乐，他愿意为她做各种事情，可以说是一位憨厚的老实人，甚至不敢看着莎菲的眼睛，这也说明了他的老实，但也体现了他的软弱，一碰到委屈只会流眼泪。另外，苇弟是蕴姊丈夫的弟弟，因了这层关系，他们之间本来就很熟悉，关系也很密切。所以莎菲只能把苇弟当成弟弟来看待，而不是当成可以谈恋爱的对象。从莎菲的选择标准来看，她的理想爱情应该是能够在心灵上有深刻共鸣的，又能与她平等相待者，才是她理想的伴侣。苇弟虽有诸多好处，但他的软弱个性就是其最大的不足，以至于莎菲对苇弟的追求满怀歉意，“我恨不得跪在他面前求他只赐我以弟弟或朋友的爱吧！”这就足以说明态度了。
         偏偏苇弟不明白莎菲的心理，以为只要锲而不舍地对她好，不惹她生气，用最诚恳真诚的心来打动莎菲就可以了。甚至他发现了凌吉士开始接近莎菲时，就满怀醋意，萌生嫉妒之心。莎菲在这方面是不妥协的，“这种无味的嫉妒，这种自私的占有，便是所谓爱吗？我发笑，而这笑，自然不会安慰那有野心的男人的。”“小孩般举动来打动我的心，全是无用。”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莎菲的爱情观是一种绝对自由平等的爱情，苇弟嫉妒凌吉士的追求，在莎菲看来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因为它不符合“自由”竞争、“自由”选择的标准。苇弟用低三下四地献殷勤、哭泣来让莎菲回心转意，自身就不符合“平等”的爱情法则。所以莎菲会很感慨地叹道：“为什么他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
        即使莎菲把对凌吉士不满的一些日记给苇弟看了，他也看过两回了，得出来的结论依然是“你爱他，你爱他！我不配你！”按照苇弟的理解，他是没有错的。莎菲爱的是凌吉士的外在色相，被他所迷惑，但是苇弟却没有看到，莎菲在精神境界上又与凌吉士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须知莎菲是要在精神得到彻底的共鸣和谐作为选择标准的。苇弟性格上有缺点，不够格；凌吉士，婚姻观不合，也不够格。可见莎菲对爱情的追求是极其浪漫又苛刻的。
         依莎菲的理解，最美好的爱情是灵与肉的完美结合，“这种两性间的大胆，我想只要不厌烦那人，会象把肉体融化了的感到快乐无疑。”这种灵与肉的完美结合，看起来容易，其实是不容易找到能与她和谐共鸣的对象的。蕴姊与莎菲一样，也是爱情至上主义者，但她嫁给苇弟的哥哥之后不久，就发现了对方渐渐的冷淡与虚情。这对莎菲而言，其实就意味着观念毁灭性的打击。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轰轰烈烈、你死我活的爱情虽有极其热烈、激动人心的一面，但是现实生活除了热烈、激动这外，还需要冷静、淡泊的一面。老子云“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是自然之道也。蕴姊的丈夫不是冷淡，而是渐趋向现实而已。坚守传统观念的毓芳和云霖，虽然相爱，但没有正式成婚之前，他们选择分居，被莎菲嘲笑为禁欲主义者，是一种理智平庸的爱情，那么苇弟的爱情则显得忠厚笨拙，皆不入其法眼。当然，毓芳对莎菲的观念也不认同，认为其不稳重，孩子气。二者的观念相差如此之大，如何判定呢？
         莎菲的观念确实超前，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取消婚姻和家庭，生了孩子，只编号码，由社会抚养，如此一来，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便取消了。莎菲接受的就是这一套理念，以爱情作为最高的标准，没有任何其他的责任需要承担，在现实生活中也难以实现。万一两人不相爱了，就可以抛弃对方，寻找新的“爱人”，这又与原始社会的杂交有何差别呢？这种理论显然进入了悖论，其空幻性不可避免地使追求爱情至上者陷入了绝境，也就是说爱情至上的理念只是一种虚幻狂热的想像而已。婚姻家庭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生产方式没有巨变之前，它们是不能随意废弃的。
         “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对女性主义尤其是无政府主义的女权思想或女性解放问题皆十分关注。胡适关注女性的解放，着重在于揭示社会中法律、宗教、道德虚伪性和残酷性，他的做法是改良主义的方式，即找出宗教、道德、伦理等诸多不合理处，进行渐进式的文化改革，也就是女性的解放应依托于社会全方位的文化改革基础上，否则难以成功。鲁迅认为，世间女性的本质妻性，原本不存在，女性的本质，只有母性和女儿性，所谓的妻性，乃父权社会塑造的结果。他的《伤逝》指出，女性解放要以经济权的获得为保障，但仅有此一条并不是万事大吉，整个社会还得为青年女性走向社会提供机会，以及道德认可的场合，否则解放了子君将依然回到家庭，变得与前辈一样庸俗。因此，鲁迅看来，在社会各方面条件均不成熟的社会里，盲目践行爱情至上的理论，对女性而言，几乎是一条不归路。
        丁玲的老师茅盾，对女性解放问题也十分关注，他认为女性解放的首要在于女性自觉，是一种思想意识的根本解放，“女性的自觉是一个人，是一个和男性一般的人，历史遗传的许多偏见把妇女生生地造成异样的人了。”(茅盾《家庭改制的研究》)这种自觉是女性认识到自己是和男性一样的人。至于恋爱，茅盾说“恋爱不是理知底产物，是感情的产物，也可以说是最强烈底感情，亦唯丝毫不带理知作用的恋爱才是真的恋爱。”茅盾承认恋爱是纯粹的感情的流露，是不带功利主义的理性色彩的。这与莎菲一见到凌吉士就一见钟情的纯感性目的是一样的，但是这只是恋爱的开始，更多方面只有在深入交往后才会显现。但茅盾也清醒地认识到，女性解放之路不可偏离正常的人性大道，无政府主义鼓吹的女性婚恋绝对自由其实正是偏离正常人性的一种做法。
        总而言之，胡适、鲁迅、茅盾等三位名家所论虽异，但又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推崇婚恋自由的绝对性，自身就是危险的，而且注定是没有结果的。茅盾在评《日记》时说，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和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这是很经典的论断。我们也可以说，莎菲就代表着无政府主义婚恋观走向末路的绝叫者。
         本文对凌吉士形象的再思考，并不是为了抬高他的形象，或是为他洗白，只想说明，人们可以依照他们各自的价值观念生存，也可以按照他们特有的价值观去评价人和事，这都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这种评价是否准确、真实，还需得到进一步的确认，文学研究就是从人们不经意的地方，发现其背后深刻的蕴意，为人们进一步理解世界打开新的窗口。凌吉士身上的符箓被粘得那么紧，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丁玲创作的成功和其语言的巨大魔力，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些论者惋惜丁玲没有在女权主义道路上走下去，反而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是丁玲创作的损失。我认为，综合考察丁玲前期的思想状况，女性主义仍是她思想一个侧面而已，她还有更加宏伟的目标，那就是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和一切陈腐道德伦理，并勇敢地付诸实践，并从此开启了她波澜壮阔的瑰丽人生，她失去的只是女性主义，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实非憾事。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注  释：
[1] 《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光大书局1937年6月。
[2] 罗克凌：《中国现代女作家笔下“南洋”浪荡子形象之比较》，《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3] 韩冷：《苇弟与凌吉士——女性想象世界中男性形象的两极》，《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4] 徐庆斌：《加强肺结核病患者健康教育对预防并发症效果的观察》，《医药论坛杂志》2015年第5期。
[5] 彭彩红、钟秀琼等：《肺结核病患者不良心理状态分析及护理对策》，《临床肺科杂志》2007年第5期。
[6] Yellen SB,Cella DF.Someone to live for:socialwell-being,parenthoodstatus,and decision-making in oncology.J Clin Oncol,1995,13:1255-1264.转引自杨林　吴东玲等：《肺结核病患者心理社会因素研究》，《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3年第11期。
[7] 杨林，吴东玲等：《肺结核病患者心理社会因素研究》，《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3年第11期。
[8] 徐琦，温文沛等：《100例肺结核病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分析》，《中国健康教育》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