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和性别关系的重建
                                                          ——丁玲《夜》及其“女性书写”的转化

                                                                                 程国君  

       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作家。其小说创作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型以及革命文学自身发展的一些特点。《夜》是其创作中的一个独特文本。透过此文本，我们会发现丁玲创作思想转化的一些基本特质：该文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女性书写”，而是一篇探讨重建阶级与性别关系的新的小说。在解放区新的社会关系下，在性别关系中有了自主性的革命者需要处理好婚姻与革命的关系：要以“干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对于“落后”妻子要在革命“好影响”前提下善待，从而找到二者和谐的密码。该小说的题旨和价值取向与文本的从夜到天亮的象征结构密切相符。在《晚香玉》的写作中，丁玲把这种关系推向了极端——女性晚香玉成了解放了的“同志”的代表，成了一个不言性别和无性别欲望的纯粹革命者模范。
       这是延安文学及其建国后的新中国文学书写的独特偏向。
 
                                                                       一  革命、阶级与性别关系的重建
 
       丁玲《夜》是其小说中比较短的一部作品，但与她的代表性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样，曾经被选入现代文学作品选的不同的版本中，被称为是“显示了作者的高度的艺术技巧，是一篇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进一步说，在过去的现代文学史视野里，它与《狂人日记》《春风沉醉的晚上》《小二黑结婚》和《荷花淀》一样齐名。认为其表达的是政治上翻身的农民革命、劳动和婚姻的矛盾及其乐观情绪的作品。[1]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出现后，对这部作品的解读也相当多。有人说其展示了“男性欲望视域下的女性”悲剧性处境，[2]有人说作品展示了革命者工作、情感和自身利益的冲突，[3]有人说展示了一个“性别构建的异化世界”。[4]
      事实上，这些品读都存在先入为主的阐释误区：要么缺乏历史感，要么从狭隘的性别理论出发，因而都有“误读”的嫌疑。因为，如果说它展示了“男性欲望视域下的女性”悲剧处境，这与文本整体相矛盾，这是因为，作品写的是男性何华明的困惑与解困；如果以“冲突论”来看，结尾以及整个文本的象征意义无法说得通，结尾是天亮了，何华明在床上睡得很温暖；而按照“性别建构的异化世界”来品读，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个“异化世界”的命名有问题，因为这个世界是解放区，丁玲她们向往的世界，二是“异化世界”所指容易被理解成过去那个男女不平等的世界。所以，对于丁玲这一经典文本的解读，我们既要重视文本细读，又要重视丁玲书写这部作品的历史语境以及她创作该文本时的心态及其身份变化。
       首先，《夜》的故事发生点不是“田家冲”，也不是“暖水屯”，而是解放区一个无名的小小乡村——延安窑洞边的乡村。这里，共产党是乡村的领导者，一个村已经有了28个党员，尽管贫穷，乡村也已经有了区委领导下的正常的政治选举。这里，生活安稳而平静：“羊群已经赶进了院子，赵家的大姑娘还坐在她自己的窑门口纳鞋帮”。所以，这不是一个异化的世界。其次，小说中心情节是何华明的家庭生活和他与妻子的矛盾冲突，最后是矛盾的和解。话句话说，《夜》写乡村指导员何华明的一夜经历。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何华明回家途中的所想所感，第二部分写回到家中和妻子的冲突及其与妇联会委员侯桂英的会面，最后是男性何华明面对妻子泪脸的心动和安慰。
       这部小说寓意很明确，且很丰富，其短篇小说的架构容纳了那个时代许多关于男女关系变化、性别与阶级关系、女性的落后、女性的依赖、结婚与离婚、选举等绝对复杂的现代性时代话语。它是延安文学中的一个独特文本。与《“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和《晚香玉》相比，该文本显示了非常独特的思想内涵。它是丁玲革命与性别关系书写的一个承前启后的分界性篇章。
      《夜》的中心议题是革命（劳动）、家庭和性别关系调整。作品写初期的农民革命者何华明在革命、家庭和性别关系中的苦恼，但尽管如此，天亮了温暖还在。“映在曙光里的这窑洞倒也显得很温暖很舒适。天渐渐地大亮了”。就是说，与丁玲的一般小说不同，《夜》的特别在于整体结构上的象征暗示意义相当明确，而且其中农民男性主体居于了文本——历史的中心地位。就是说，在作品中，何华明作为一个男人的主体性和性别地位所赖以建立的所有基础出现了，他吃饭有了地方，如新型食堂：“已经派好了饭呢，怎的又走了呢？家里婆姨烧的饭香些么”；他有了“指导员”的职业工作，工作有了区委支持，村委会里离不开他；作为一个领导，地主的女儿他看不上了，具有了明确的阶级意识：“他妈的他赵培基有钱，把女儿当宝贝养到这样还不嫁人”，妇联会的委员侯桂英在追求他而他能够正确对待了。
       很明显，此文本书写了一个现代自主个体的诞生过程，而这一个体与无产阶级的翻身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进一步说，革命者何华明在性别关系中有了自主性，女性在性别关系中由于革命因素的出现，衰老而渐趋处于劣势。作品对于这个变化做了相当细致的书写。如何华明曾经“入赘”，但由于参加革命，身份变了后老婆对他的依赖增强了，二十三岁的侯桂英追求他了，清子目光总盯在他身上。他对于老婆“落后”的埋怨，离婚理由的充足。在新的性别关系中，他变成一个施舍者，在性别关系中成了自主者。这样一来，我们从该作品的人物及其象征结构中就看到了十分独特的思想内涵：在解放区新的社会关系下，在性别关系中有了自主性的革命者需要处理好革命与婚姻的关系：要以“干部”、“共产党员”标准有求自己，要以阶级意识对待地主女性，对于“落后”妻子要在革命“好影响”前提下善待，从而找到二者和谐的密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篇探讨重建阶级与性别话语关系的新的小说，尤其是在新的社会关系下，这一问题变得异常重要，且具有了实际性的现实意义。
       因为与日常生活领域内的性别歧视不同，革命领域里的性别歧视则隐蔽的多。丁玲大概最早注意到了这种问题。所以，丁玲站立的起点很高，她更多关注新的革命领域的性别现象。《“三八”节有感》实际上站在了这个高度，《夜》也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丁玲的书写，并非是批判的视角，而是积极正向的思考，女性的立场和革命的立场相统一，所以，《夜》这个文本与《莎菲女士的日记》《“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等文本相比，在丁玲的创作中有了极为独特的意义。
 
                                                                        二  革命家、革命立场的写作
 
       我们知道，延安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系统：以丁玲、艾青为代表的左翼革命文学系统，以延安革命家为代表的瑶台诗话及古体诗创作系统（这一系统常常被中国现代文学书写忽略，其实，它才是延安革命家革命初心的真正表达，左翼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延安及解放区民间文艺为基础的大众化文学系统。从文学史的发展看，这三大系统属于左翼文学系统，对于现代文学的抒情文学传统和叙事文学传统都有推进、丰富和发展。对于到了延安的丁玲来讲，作为鲁迅称道的“唯一无产阶级作家”，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家，作为延安文学小说范式的确立者之一，她绝对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和社会理想，追随延安革命家，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希望原则，尽管那时宣称为民主主义道路。由于她始终是以政治、革命前提下思考性别与革命关系的，所以，她必然会创作出《夜》这类题旨及其价值取向的作品来。这与她创作《“三八”节有感》的理路一致，因为《“三八”节有感》提到“妇女”议题后，接着就说“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的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着眼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和自身经历谈问题。丁玲以此书写成了延安文学第一系统的带头人，并推动了新文学的转向。
       丁玲的创作历程告诉我们，她开始创作的时候，更多是从个性主义思想出发，性别关系的考察并不是主要的。如《莎菲女士的日记》就主要写莎菲个人的苦恼，在自我和两性关系上的选择。其革命加恋爱小说中的性别关系，也是在个性解放意义上的，比如在《韦护》还是《一九三零年上海》里，情形也是如此，但是，她到了延安以后的写作，不管是散文《“三八”节有感》还是小说《母亲》《田家冲》《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男女性别关系的思考主要就基于社会学、革命及其女性解放的理路了，而不是个性主义的理路。像《田家冲》，就书写“三小姐”在农民租户中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动员年青农民走向革命、反抗道路的故事。《母亲》则书写“母亲”在丈夫死后冲破传统观念走向学校学习、放足从而寻找出路的艰难历程，大多是站在革命政治立场言说，也没有仅仅从单纯的个性主义立场立言。之所以这样，丁玲才成为了当时延安文学左翼文学系统的杰出代表。毛泽东说丁玲与王实味不同大概基于这种判断。
       因为严格意义上说，到了延安的丁玲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家了，而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和个性主义者了。到了延安，她就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中去了，也全盘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并在其要求下真诚写作。比如其1937年7月创作的《七月的延安》，对于到延安的陶醉就溢于言表：“雨仍在空中飘/连绵的温柔的/轻轻地在脸颊抚摸/七月的延安太好了/但青春的心/燃烧着/要把全中国化成像一个延安”。毛泽东教育知识分子与农民打成一片，要有农民的感情，热爱延安，热爱农村，丁玲文本就非常有激情地描述了国统区破败的乡村和解放区宁静祥和的农村。如《田家冲》《团聚》的描写文字，《夜》《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描写文字，都极有乡土味，读者这几篇小说的开头，我们会相信丁玲是一个地道的乡村作家。牛粪、杂草味，是不洁的东西，但在她的笔下也有了香味：“微微的南风，在身后斜吹过来，总带着一些熟悉的却也分不清是什么的香味。远远地狗在叫了，在两颗黄色灯光的暗处。”[5]“风带点稻草的香味，带点路旁矮树树丛里的野花的香味，也带点牛粪的香味，四方飘着。”[6]对于乡村的态度，知识分子的感受完全变了，牛粪有了香味，如同稻草的香味。乡村是一个美好的世界，绝非是一个“异化的世界”，所以，丁玲是一如既往地歌颂着延安为代表的新世界的。所以，不管是延安时期，还是“反右”、大跃进时期，矛盾、周扬、张光年的批判都值得深思，他们的判断大多是不实之词。[7]今天，有人拿女性主义批评眼光来检视丁玲，把丁玲当作女性主义者也是值得反思的。因为尽管她“独创性地刻画了梦珂、莎菲、伊莎、阿毛、丽佳、曼贞、贞贞、陆萍等女性形象，形成了独特的女性形象系列”，[8]但其创作一直没有女性主义文学的那种反叛和消解性，没有偏离左翼革命文学的轨道，其创作是典型的“党的文学”。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她延安以后的作品的价值及其意义。《在医院中》是以一个女性的眼光看去革命阵营了的不和谐关系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书写一个“女特务”的被人误解，《三八节有感》也是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看待革命阵营存在的问题的，绝没有宣扬虚无主义、个性主义及其颓废思想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要看丁玲的“女性书写”，就必须打上引号，因为这里的“女性书写”从属于其革命书写，革命书写才是其书写的重心，否则我们在阅读中必然会产生以上的种种“误读”。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看《夜》，我们才会理解其“革命与性别关系重建”的主题。就是说，这个文本不是在性别意义上单独立言，而是在革命、新世界的前提下书写，这，我们联系丁玲的《晚香玉》可能会释然，会明了丁玲“女性书写”的转化及其真正命意。因为《晚香玉》写了女性，但只是写一个不幸女性变成共产党员——“同志”，劳动模范的过程，表达的是女性只有在新时代才能成为时代主人的思想，这个时候，很难说丁玲有什么很强的性别眼光和性别意识了，她已经完全按照“党的文学”的要求创作了。更进一步说，在《晚香玉》中，丁玲笔下的人物中，性别这个词已经成了中性概念，如同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一样，没有了任何错杂的声音。男性就是个拖拉机手，女性就是个劳动模范，男女两性之间的交集就是说几句话。原来《夜》中探讨的革命、家庭和性别的诸元素，在这部作品中，就只剩下革命一端了。这实际上是延安乃至建国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基本偏向。建国后三十年的当代文学，基本没有跳出此藩篱。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注  释：
[1] 钱谷融、吴宏聪：《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现代部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在该作品选中，它与《狂人日记》《荷花淀》等15篇被列入“精读篇目”。
[2] 秦国清：《男性欲望视角下的女性——再解读丁玲的〈夜〉》，《名作欣赏》2015年17期。
[3] 刘绍信：《〈夜〉及〈夜〉的阴影──丁玲小说〈夜〉的重读》，《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
[4] 陈智慧：《性别建构的异化世界——丁玲〈夜〉的解读与思考》，《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5] 丁玲：《丁玲文萃·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
[6] 丁玲：《丁玲文萃·母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
[7] 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谈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文艺报》1958年第3期。
[8] 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