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丁玲研究会9月2日会议纪要

       2020年9月2日下午，中国丁玲研究会以网络会议的形式，举办了名为“文献·声音·图像：重识丁玲的世界”的学术研讨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丁玲研究会会员、理事、正副会长等3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何吉贤担任主持。
       何吉贤首先介绍了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与中国丁玲研究会几位前辈学者近期的研究和出版成果有关。2020年初，研究会前秘书长涂绍钧与常德丁玲文学创作促进会共同编纂的大型图册《永远的丁玲》出版；另外，研究会前副会长王增如和李向东也已经完成了《丁玲画传》的编撰，并正在整理丁玲的录音资料。这些成果为今后丁玲研究的跨媒介研究奠定了基础，故此次会议特地邀请了三位老师来分享在上述工作中的经验与心得。会议的第二重背景是，近年来文献和史料问题已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佚文挖掘、版本考证、书信日记和手稿发掘等工作成为新兴的学术生长点。既往的丁玲研究在这些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积累，但目前看来文献史料的边界可以进一步拓宽，基于这些思考，本次会议重点聚焦于图像和声音对丁玲研究的意义。此外，今年年初以来的疫情虽然对学会的日常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原先规划中的学术会议不得不推迟，但疫情下的工作方式也使网络形式在学术活动中积累了更丰富的方式和经验。此次会议采取线上形式，也是一次新的尝试，意在为今后研究会的工作摸索更多样的新形式。
 
       本次会议分为三场，第一场的主题是“图像与声音”，由涂绍钧、王增如、李向东和贺桂梅分别介绍他们近期的研究经验与思考。
       涂绍钧首先介绍了画册《永远的丁玲》的编纂过程。画册的编撰动议由常德丁玲文学创作促进会提出，画册的资料建立在涂老师此前策划的两个展览的基础上：其一是临澧县文联筹建的丁玲纪念馆（2000正式开馆，是湖南第一处丁玲纪念馆）的展览，这一工作得到了陈明先生的支持，从而获得了一批原始资料。其二是常德市的丁玲纪念馆的展览。2011涂老师作为市政协委员提出在常德建立丁玲纪念馆的提议，经市委书记批示，项目列入重点工程。涂老师负责纪念馆的布展工作，在此前临澧县丁玲纪念馆资料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文学家纪念馆的经验，调整和增加了展览的内容。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丁玲研究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支持，展览中也收集了丁玲研究会历次活动的合影等资料，以及研究会成员的研究成果、历届丁玲文学奖得奖作品，这些内容也反映在画册《永远的丁玲》中。《永远的丁玲》的编纂主要以上述两个纪念馆的展览资料为基础，同时收集了更多照片，包括网络上的图像，经过多方面的查对、出版社的审阅，基本保证了资料的准确性。不过，丁玲和国家领导人的一批合影因故未能刊出，另外有些照片可能还需要继续核实，也留下了一下遗憾。
       王增如老师介绍了她近期对两份史料的考察。第一份史料是丁玲保存的一本纪念册，该材料是她2006年协助陈明先生整理材料时发现的，纪念册上有1949年22位著名人士给丁玲的签名，大部分是民主党派人士，包括田汉、马寅初、张奚若等。丁玲在这本纪念册上请人签名的用意有待考察。纪念册上有田汉1949年4月16日的赠诗，诗中提到了参加1949年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事。王老师围绕着这次大会进行了一些考证，查阅了田汉传记、当时丁玲给陈明的信，并咨询了蒋祖林先生，还原了田汉出席这次会议期间的一些往事；此外还查找了其他在纪念册上题词的人物的资料，通过郑振铎、古元等人的记录以及《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了解了中国代表团参加和平大会的经过。王老师近期关注的另一份史料是丁玲和冯达在1932上海半淞园的照片，目前正围绕半淞园进行考察。最后，王老师介绍了《丁玲画传》的出版工作进度，考虑到流程的问题，正式出版的日期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
       李向东老师介绍了丁玲的声音资料。丁玲本人非常重视声音资料的留存。李老师考察的这批录音是1979至1985年间用丁玲自己的录音机录制的，原本保留在陈明先生处，在过去的研究中没有被充分地发掘利用。李向东、王增如老师于2003开始整理这些录音，并将其中一些重要内容写进了《丁玲传》里。李老师考证了丁玲购买录音机的时间和经过：1978年12月，丁玲在山西长治，陈明到北京为两人的平反申诉，其间两人的往来书信中有四封信提到丁玲想要购买录音机的事。后来丁玲在陈登科的协助下购得录音机，大概于1979年7-8月开始使用。这些录音中包括丁玲与多位友人如陈登科、刘白羽等的谈话，其中1983年12月19骆宾基来访时的录音内容尤其丰富，谈话中丁玲谈及了她与冯雪峰、胡也频之间的许多往事。丁玲购买录音机本来是想用于写作，但直到1985年住院后才开始用它来录文章，以这种方式完成的文章有《林老留给我的印象》，《再版<小金马>序》等，最后一篇是给冯乃超文集的序。李老师指出，这些录音资料是珍贵的史料，其中既涉及丁玲在南京时期、延安时期经历的诸多历史事件，也记录了丁玲对80年代的政坛、文坛的人和事的看法；丁玲的个性和魅力在录音中也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贺桂梅谈了关于丁玲史料研究的几点想法。她表示自己在为《转折的时代——40至50年代作家研究》一书的修订版寻找配图的过程中，感到丁玲的图片资料研究可以做得更系统。从史料方面来说，丁玲全集其实并不全，很多资料未收入，而且在过去的丁玲研究中史料没有作为独立问题提出来过。目前现当代作家研究进入了系统整理史料的时期，虽然这种趋势的背后有追求学科化、经典化，向获得更多资源倾斜等多方面的动机，而要真正推进研究的深度，还需要更具整体和深度的史观的支撑，但整理史料确实也很重要，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现在可以说正是重新整理丁玲史料的时机。与其他作家相比，丁玲的史料特色在于具有多媒介性，包括图片、声音、影像等等，为今后的深度研究提供了可能。一些丁玲的经典照片，例如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拍摄的照片，访法期间的照片等，都可以作为文本来分析。丁玲研究的另一个学术生长点是作品版本问题，特别是丁玲向左转之后，不断修改其作品，试图达到某种理想的状态，因此版本成为必须讨论的问题。通过对这些版本的研究，可以把对丁玲的思想观念、文化政治的讨论建立在更扎实的基础上。
 
       会议的第二场主题是“文献的发掘、整理与解读”，由罗岗、程凯、鲁太光、阎浩岗四位老师发言。
       罗岗讨论了如何在关系网络中解读丁玲的问题。他指出，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学转向，暴露出两方面问题：一是研究者利用数字人文技术，高度依赖数据库，在数据库检索的基础上写作，但对检索出来的资料缺乏深入的辨析和掌握；二是很多史料来自拍卖平台，出自私人收藏家之手，但由于商业利益的导向，伪造的情况不少。总的说来，以割裂的、去语境化的方式阅读史料，会对现当代文学研究造成障碍，因此史料必须放在关系网络中来解读。在丁玲研究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一些研究者比较信赖国民党特务的回忆录，以为它们比丁玲等当事者当年的说法更可靠，这种先入为主的“解密”史观很成问题；又比如阅读一些丁玲的同时代人的日记（例如常任侠日记、萧军日记）时，也不能基于“翻案”史观而轻易相信，需要考虑叙述者本人的立场和态度。同时，关于如何在关系网络中解读丁玲，也有一些正面的例子，例如袁洪权的《“文艺建设丛书”的命运与共和国初期文学的场域——以丁玲1952年致厂民信考释为中心》就考察得比较深入。此外，丁玲与80年代伤痕文学的关系，丁玲和建构伤痕文学的主流论述之间的差别，也值得重新阐释，由此可能会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形成更深入的理解。
       程凯从《徐光耀日记》中的丁玲谈起，讨论了毛泽东时代文艺工作者日记的认识价值。《徐光耀日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丁玲在建国初推动的“深入生活”的实践，在展开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具体问题。当时类似的日记有一批，如杜鹏程、马可、王林等人的日记，可以称为“毛时代文艺工作者日记”，它们作为一种真实的现场记录和个人情感状态的记录，提供了一种从内部来看土改、合作化等社会主义实践的视角，具有特殊的认识价值。这类文本与传统的作家日记不同，后者更多是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呈现，对异质的生活世界特别是工农的生活缺少参与和探究；它们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纯客观”的观察也不同，因为日记作者主观上高度认同革命目标，他们会在工农身上看到“纯客观”的目光所看不见的逻辑，而这些正是现实可以被改变的原因；同时，这类记录也不同于官方档案、一般工作记录，这些作者在观察群众时不是立刻从表象上加以评判，而是设法贴近他们自身，耐心地理解，与群众形成命运共同体，其丰富细腻的程度是一般档案记录所达不到的。目前研究界对当代文学的历史解读还是比较抽象，容易回到宏大叙事，还原历史现场比较困难，而这些日记恰好能弥补其中空白，呈现出大历史沉淀到底层时的活态历史，例如抽象的土改暴力问题在这些文本中就变成了可考察、可分析的对象。此外，当时很多文艺工作者在日记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但没写出成功作品，而丁玲这样的成熟作家的写作往往不依赖这种积累，这一问题也值得探究。丁玲关于“深入生活”的表述体现的是她自己的一种理想状态，但当时的实际条件又限制了她的“深入生活”，这种主观意识与写作实践之间的矛盾需要探讨，在此方面丁玲的《粮秣主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本。
       鲁太光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角度谈论了丁玲的意义，他介绍说，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的考察，是近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的一个重要课题，从这一视角研究丁玲的尝试比较少见，又是很有必要的。丁玲做过一段时期的文艺领导工作，在岗位上发表了相当数量关于文艺的讲话，她对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讲话有深入的思考，是有极高理论自觉的作家。同时，丁玲也是由现代文学进入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这种转型对很多作家是考验，而丁玲一方面体现着比较典型的现代文学特色，另一方面又尝试克服现代文学的一些问题，以获得中国作风、气派，这种实践是很重要的。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文学的大众化、中国化是重要内容。作家为此展开的自我改造，深入生活的实践，既有经验又有教训，而在此过程中丁玲对群众心理的深入观察、思考，对生活的深度、密度的展示是少有的，展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魅力，同时从中也可以发现与19世纪文学传统，与巴赫金的“社会思想小说”理论之间的某些接点。
       阎浩岗主要讨论了编选作家全集和选集的原则和方法问题，他介绍了近年编纂《抗战时期稀见文学文献辑存》和《姚雪垠全集》的工作经验，提出要明确区分作家选集和全集的功能，选集是面向一般读者、爱好者的，收录的是由作家自己或其他人编选的代表作，而全集不是面向一般读者，是专门供研究者使用的资料，目前有一些全集实际上不好用。现有的现代作家全集可分为几类，一类如老舍、曹禺全集，比较忠于初版本，另一类如郭沫若、巴金全集，以作者生前最后审定的版本为基础，还有一类全集则是兼顾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理想的全集应当在初版本的基础上，尽量收录同一作品的各个版本。阎浩岗认为，如果重新修订丁玲全集，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1、收入近年发现的佚文佚信；2、尽量收入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3、目前全集中有一些被认为政治敏感而进行了“技术处理”的地方，应该尽量还原原貌；4、增加更详细的注释；5、收入丁玲未发表的材料，包括交代材料、检讨、大批判和日记等；6、录音资料可整理成文字；7、现有的作家图像资料大都是选集，或许也可以尝试编全集。
 
       本次会议的第三个环节是自由讨论。在讨论中，袁盛勇表示，自己在编纂延安文艺研究年鉴的过程中，感到丁玲研究的路径的多样化，对国内外的丁玲研究或许可以进行系统的资料整理，申请国家项目的支持，为既有的丁玲研究文献建立索引目录，翻译海外成果等等。苏永延根据自己做口述历史资料整理的经验，指出声音是非常生动的史料，声音资料的有用和无用是相对的，看似无用的资料也可能变得很重要；考虑到录音媒介的时效性，应当尽快推动丁玲声音资料的数字化和文字化。
       本次会议还讨论了今后研究会的活动计划和工作安排。海南大学文学院的刘复生院长和李音老师介绍了海南会议的筹备情况，表示会务安排、会议经费、场地等都已有充分的保障，但由于疫情的影响，拟议中的丁玲研究国际会议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明年具体的会议时间和形式。丁玲研究会秘书处章晓虹秘书长介绍了学会近期的工作，包括《永远的丁玲》的出版，《丁玲研究》和《丁玲文学》的编纂等等，同时传达了研究会主管单位中国作协的最新文件，涉及学会管理、特别是党建工作方面的要求。最后，研究会会长王中忱老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

          （高华鑫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