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走后的日子——关于陈明的片段回忆

                                                                                             李向东   
 
                                                                        一
 
       第一次见陈明，是1981年夏天，他和丁玲回北大荒“探亲”。
       那时我在佳木斯广播电台当记者，七月的一天晚上，下班回来，王增如告诉我：“丁玲要来了，跟她老伴陈明一道，去他们呆过的汤原农场、宝泉岭农场看望老职工，总局要郑加真部长和我陪同，除了丁玲，还有一位美籍华人学者梅仪慈也是女的，我来照顾她们方便。”
       我立即来了兴趣：“能不能把我也加进你们一行，作为采访的记者？”
      “今天开会说了，丁玲提出不见记者，不接受采访，他们就是回来探亲，不是公务活动。”
       我还是不死心：“既然你和老郑全程陪同，能不能悄悄把我塞进去？”
      “我试试吧。”增如知道这个机会难得，也希望我能跟他们一道走。
       丁玲一行1981年7月17日抵达佳木斯，18日参观、座谈，19日一早，我和增如赶到松花江边的港务局码头，那里停泊着一艘“东方红”七号小客轮，送我们去普阳农场。普阳农场地处萝北县境蒲鸭河畔，是汤原农场职工1970年开发建设的，丁玲熟识的人绝大多数都在那里。我是“混”进来的，不敢声张，上了船，悄悄躲在一个不招眼的角落，此后一连几天，不管什么场合，我都尽量选择一个不在丁玲陈明视线之内的位置，很怕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反感。
       一行人中，有美籍华人学者梅仪慈，有河北老作家谷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杨桂欣、《当代》杂志冯夏熊，有青年作者罗来勇和韩冰，还有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姜英杰和录音师杜守印，他们是来为陈光忠编导的纪录片《美的呼唤》拍摄素材。
       梅仪慈是丁玲的客人，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梅光迪的长女，那年52岁，穿一件雪白衬衫，下摆扎在深色裤子里，这样的女士装束极为少见。谷峪53岁，皮肤黝黑，质朴寡言，饱经风霜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带着憨厚的微笑，从外表到气质完全是个老农民，后来听到张凤珠说，谷峪解放初期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学员，丁玲特别喜欢他，“谷峪幽默、俏皮，那时写农村题材的青年作家，有名气的就是他和李凖，但他的名气比李凖大”，我着实大吃一惊。再后来我又读到孙肖平写的《中国作家的摇篮——鲁迅文学院五十周年随想》，说谷峪、玛拉沁夫和羽扬三人是丁玲亲自辅导的学生，谷峪身高一米八，“端着能盛两斤开水的白色大瓷缸，迈着四方步去听课，黑皮鞋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发出咔咔声”。[1]谷峪1956年来北大荒采访国营农场，写了《一个森林警察的笔记》和《萝北半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1957年被打成右派，全家下放农村劳动，吃尽苦头。丁玲1978年冬天在山西嶂头村听刘真讲了谷峪的遭遇，一直记挂在心，这次特意约他来，想让他看看二十多年后的萝北。冯夏熊和罗来勇刚刚沿着黑龙江采访了基建工程兵，后来一起写了报告文学《国土·民族·士兵》。韩冰回到上海不久去给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做秘书，后来去了《文学报》。杨桂欣是搞文艺理论的，不苟言笑，有天夜里我上厕所，看到他和冯夏熊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边抽烟一边认真谈事情，感到很奇怪。
       船是下午到普阳，岸上聚了不少人，没等船停稳，他们就喊起来：“老丁，老陈，你们回来了！”丁玲和陈明也向岸上挥手，一下船就被人群围住了。丁玲陈明一个一个地认，一个一个地大笑大叫，那欢乐的场面和那股兴奋劲儿让梅仪慈十分意外，她从未见过一个著名作家与普通劳动者有如此密切的感情，更增加了研究丁玲的兴趣。
       丁玲和陈明都是布衣布裤，脚下穿了胶底的农田鞋。见到熟人总是陈明先开口，常以亲昵的玩笑打招呼，一下就缩短了彼此的距离，他记性好，说话得体，即便开玩笑也很注意分寸。陈明还带着一个小药盒，掌控着丁玲服药的时间。他细心，活跃，有一种亲和力，这是我对陈明最初的印象。那年他64岁，没有一根白头发。
       增如全身心关照丁玲陈明，细心周到是她一向的作风。她每天按照老两口的意愿安排日程，找他们要见的人，联系汽车，去他们要看的地方——麦田、养鸡场和老职工家，跟下一站打好招呼，还要照顾丁玲的身体。我和增如不能暴露真实关系，有事，互相传递纸条。有一天丁玲陈明起得早，径直跑去看望原汤原农场畜牧队的黄绍泉兽医和詹启富等熟人，增如起来后找不见他们，火急火燎，还发了点小脾气，老两口看到她发急的样子笑起来。第二年4月22日，丁玲在写给农场总局王桂林副书记的信里对王增如的评价是：“她热情沉着，细致周到，朴素大方，可亲可信。我希望有她这样一个经过多年下层锻炼的、吃过苦的、思想作风比较扎实的同志来帮助我，担任我的秘书。”
       到普阳农场的第二天晚上，在农场俱乐部的会议室里，召开丁玲陈明与汤原农场老职工见面会。陈明说：“现在开始上课。”丁玲接了一句：“不是上课，还是讲故事。”满场都会心地大笑起来。原来丁玲当年在汤原农场畜牧队当扫盲教员时，一些人不爱学习，她就想了个办法，先讲故事，再识字，每次只讲一段，讲到精彩处就打住，且听下次分解，就把大家都吸引来了。那晚，丁玲和陈明都很激动，丁玲说：“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十二年，这里的人民哺育了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添了煤，加了火，使我更坚强，有力量，我从内心里感谢你们，我的心永远同你们在一起。”丁玲去世后有一次我们去看陈明，增如说，丁玲这一辈子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只有30年代刚成名、50年代刚解放、80年代复出后。陈明说，那是从物质上讲，如果从精神上心情上说，最好的时期是在北大荒那一段，我们跟周围的人感情最真诚，没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不用提防谁、戒备谁。
       7月22日到宝泉岭，新华书店售卖丁玲的新作，还挂起横幅做宣传，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丁玲短篇小说选》上下册和《母亲》，有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到前线去》和《丁玲近作》，我和增如每种都买了。我要提前返回佳木斯，走前想跟老两口拍张合影，还想请他们在书上签名，我从没跟他们说过话，心怀忐忑，跟着增如走进老两口的房间。
       他们刚睡完午觉，听增如说明来意，尤其听说我们是两口子，立即露出惊喜的表情。陈明说，怪不得我还在想，这个记者是怎么进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怎么这么大的面子，是谁的面子，原来是你的面子呀！丁玲呵呵笑着说，你这个小王，还跟我们保密，你这个密保得很好。他们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全部要求，而且不让我提前离队，要我一同去汤原农场，迟一天回佳木斯。
       7月26日晚上，一行人回到佳木斯，住在宾馆。27日休息一天，冯夏熊等几个年轻人要来我家看看，丁玲陈明听说了，也要一道来。我和增如诚惶诚恐，想买点水果招待贵客，街上只有大连产的桃子，个头小，颜色也不好看，西瓜倒有的是，抱回一个大个的。老两口爬楼梯上了三楼，进了我们家，坐在仅有的两个木制简易沙发上，四下打量了一下说，你们这个小家布置得很好嘛！把西瓜切开，桃子洗净，大家边吃边聊。陈明问了增如家里和我家里的基本情况，问了我们俩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丁玲问增如：你是北京知青，不想回北京吗？增如说，我们这里的生活比北京好，上班近，总局经常分副食，大米豆油猪肉鸡蛋，猪蹄五分钱一斤，到了秋天买整筐的苹果橘子，猪肉放在阳台上冻起来，是天然的冰箱。向东在这里有许多同学和朋友，我们单位的领导同志对我也很好，去年普调工资给我涨了两级，我一点都不想回北京。老两口都笑了，他们喜欢增如坦诚爽快的性格。
 
                                                                        二
 
       1982年5月9日，增如回北京生完孩子还不满40天，就去丁玲家里上班了，为的是能抓住这个暂时留在北京的机会。6月，我去北京探亲，那时增如母亲的直肠癌已经有了明显症状，但因为没有公费医疗，不肯上医院，自己找点药对付一下。她十分疼爱外孙都都，但已经没有能力照管，要我来照看一段儿子。
      我刚到北京，丁玲和陈明就去了沈阳，继而转赴大连棒棰岛疗养写作。他们不在家，增如少了迎来送往的杂事，工作稍微轻松些，时间也稍微自由些。其间，陈明8月3日飞回北京处理一些紧急事务，8月5日飞返大连，在家里呆了不足两天，还把我约去木樨地见了一次，关切地询问我研究生考试情况，关心我一个人在佳木斯的生活，安慰我不要着急，调转问题慢慢总会解决。当时我和增如心情很不好，因为两地分居，收入低，增如家里住房紧张，孩子小，无人带管。在这个时候，陈明亲切的关心与问候，既是温暖，也让我们对未来增添了一些希望。细心，周到，有人情味，这是陈明一向的作风。
       1983年底，增如和我先后调来北京，我的工作单位是农牧渔业部农垦局。从新闻单位到了国家机关，我很不适应。在佳木斯广播电台，人际关系亲近随便，谈笑风生，没有拘束，这里却是正襟危坐，公事公办，等级分明，我很不适应。不久丁玲筹办《中国》，缺少人手，冯夏熊在那里管事，愿意要我去，丁玲还给农垦局局长写了信，但增如不主张我去，不愿意我们俩都落在作家协会。
       1984年10月，一个阴冷的星期天，我们去木樨地看望丁玲陈明。家里只有老两口，坐在客厅里看北京马拉松的电视实况转播。打过招呼，寒暄了几句，我们也坐下看电视。一会儿，增如说，向东不想来《中国》了，农垦局不放他走，调转很困难。老两口都没说话，又过了一会儿，丁玲说：“现在的小孩子可聪明了，眼睛看得可明白了，我跟周欣说：这个家里，谁都能管你，谁都能管我，咱们俩是一头儿的。他说：你就是个挂名的作家协会副主席，什么权也没有，我不跟你一伙。”说完，她哈哈笑起来。周欣是丁玲的外孙，只有八岁。从她家里出来，我跟增如说：“我还是来《中国》吧，老太太不高兴了。”
       1984年5月，梅仪慈携儿女来京，丁玲陈明邀游潭柘寺、戒台寺，我和增如作为1981年北大荒之行的旧友，与李纳、冯夏熊、杨桂欣等陪游。1985年10月丁玲生日，我和增如买了一盆朱顶红，去协和医院病房给老太太祝寿，记忆中，我与丁玲的交往就是这么几次。
 
                                                                        三
 
       1986年3月15日，在丁玲遗体告别仪式上，陈明送的花圈摆放在遗体前方正中间，白色缎带上写着：“你慢慢地走，从容地走……”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送走了我的爱爱，再也见不到她，永远地见不到她了！相会于地下，也只是自己骗自己的幻想。爱爱，应该是我送你走，陪你走，所以，我要你慢慢地走，边走边等我，我把事情办完就去赶你。假如这回是我先走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那可真是更惨了，更使我痛裂心胸了。幸好是你先走，我送你。免去了这种灾难。你安心，我也可以聊以自慰。”
       陈明3月27日日记：“下午二时去八宝山安放骨灰。去看了冯雪峰的骨灰。找到了周文的骨灰。牛汉告我：今天绀弩去世了！又走了一位！”3月28日日记：“上午送郑育之回上海。回程小付送我到小王家看她的病。她也显得疲惫不堪的样子。只能劝她，好好看病，治病。”郑育之是周文的妻子，小付是作家协会的司机付力智，小王是王增如，她1985年12月做了手术，没有休息好就赶上丁玲病危、逝世，忙碌劳累，丁玲丧事完毕就累倒了。
       6月末，《中国》在青岛的济南军区第二疗养院举办组稿会，邀请了北岛、庞天舒、所国心等一批青年作者，牛汉把陈明也请去了，想要他换个环境，调整一下心情。但是陈明高兴不起来，7月1日日记：“黄昏时节不好过，晚餐后独自去海边，坐在小石头上，近处遍地碎石，远处是泥滩，再远便是雪白的细浪，层层冲向沙滩。西下的太阳把我的坐影照射在沙滩上，细细的一个长条。没有帆桅，没有飞鸥。我什么也不想，尽情地吸着海边的湿润的空气，但不能不想到1982年在大连海滩上捡石子，1980年在鼓浪屿上听海涛。啊，那幸福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我的爱爱，你现在到了哪里，还在路上吗？我让你慢慢地走，从容地走，下面的话我忍住了，没有说。我想说的是，你要等等我。等着我把你未完的、该续写的篇章都整理完，续完，那时我坦然、无所牵挂、无愧地而且愉快地赶上你，我们依然携手并肩，互相搀扶着继续遨游在那个世界上。”
       把丁玲“未完的、该续写的篇章都整理完，续完”，这是陈明最着急的事情，主要是南京回忆录《魍魉世界》和北大荒回忆录《风雪人间》。
       丁玲《魍魉世界》的手稿把整个事情的经过都写完了，但是没有收尾。陈明1986年4月9日日记：“今天抛开一切杂事，打扫心情，坐下来校阅南京回忆录前94页。”4月10日日记：“继续校阅南京回忆录，和顾顺章打交道和上莫干山的两节校阅得较细。这正是某些家伙们要攻击的把柄。”4月12日日记：“南京回忆录校阅完了，约有六万字。只写到在上海，冯雪峰要她争取公开出南京到上海或外地工作。此后尚有两章，即回南京争取公开不成和二次回上海，中央同意去陕北。”4月14日日记：“准备续记南京回忆的最后一二节。这对我仍是难题。应参考郑育之的文章。根据丁的几次‘交代’。”5月25日日记：“我把南京回忆录告一段落，准备带到湖南征求意见。”5月26日日记：“上午，阅资料，为南京回忆录的附录编好目录。”5月28日日记：“一早去楼适夷处，送去南京回忆录正文及中组部文件一份，请他阅提意见。”5月29日日记：“上午，黄薇[2]送来回忆录稿，和适夷同志的意见。适夷是一口气读下来的。”6月3日晚，陈明乘火车去长沙出席丁玲文学创作60周年研讨会，6月5日日记：“把回忆录给朱正过目，征求意见。”6月19日日记：“一早，李锐来电话，谈回忆录的意见。他认为：1，冯达是一个关键人物，要说清楚，要能封住所有反对者的口舌。2，把她历次谈冯达的资料作为附录收集。3，西安时收到过冯的信，并把信交给了林老等事。”陈明6月28日到青岛，6月30日日记：“审定南京回忆录前十节。”7月1日日记：“阅校到22节。”7月2日日记：“校阅完30节。加上摘自文集的《在西安》和《到保安》共32节，约68000字。现在等着明天请人来誊抄。”7月3日日记：“把附录整理完了。缺三篇，当电告北京找。附录共约三万字，连正文，共有十万字，可以出一个小册子了。明天起，该写序文了。”7月4日日记：“上午动笔写回忆录的前言，得一段。拟分三段。下午独去中山路，购得大虾三袋，花60元，拟分赠适夷、何林、家炎三位尊敬的老人。”陈明在青岛完成了整理《魍魉世界》的工作，7月10日回到北京。
       10月17日，陈明为湖南人民出版社《魍魉世界》单行本写的题记中说：“她从一九八三年六月三十日开笔，到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结束，写到她离开南京，近七万字。这以后，为了筹办大型文学刊物《中国》，她无暇执笔，没能再写下去。本书的最后两节，是我从她的其它有关回忆文章中节录编入的。第三十一节《在西安》是《回忆潘汉年同志》一文中的第三节和《她更是一个文学家——怀念史沫特莱同志》中的第二节。第三十二节《到陕北》是全文录自香港一九四零年六月六日《大公报》载《我怎样来陕北的》。这两节和她完稿的部分正相衔接，使全书内容更臻完整。我想这是合乎作者的心愿的，也会得到读者的许可的。”“正文之外，我辑录了一些资料，附在书后。第一部分是丁玲被绑架后，新闻界冲破国民党的严密控制和封锁，透露此案的报道和左翼进步人士进行抗议、营救的消息。第二部分主要是鲁迅先生在丁案发生后，多次在通信和谈话中对于丁玲的评价。”“第三部分主要收录了徐恩曾著《我与共产党斗争的回忆》一书中涉及到绑架、囚禁丁玲一事。”“第四部分是三位日本学者对所谓‘丁玲转向’的考证和研究”。“最后一部分是一九三六年少青写的《最近的丁玲女士》和一九八二年底吕清同志给丁玲的信，回忆当年丁玲从西安到保安的行程路线。”附录共35条，都是陈明辑录的，他在题记的末尾写道：“我也以此书的问世告慰于遨游在世界彼岸的那个善良、正直、热情、温柔和倔强的灵魂。丁玲，丁玲呵！祝愿你在地下得到安宁。”
      《中国》1986年第11、12期合刊登载了《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陈明写了前记，1987年7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此后陈明转向整理《风雪人间》。
       丁玲留下来的《风雪人间》，不是一部完整的回忆录，陈明2002年8月31日同我和王增如谈话时说：“《风雪人间》不是考虑好了，从头到尾有了完整的构思以后才动笔的，都是断断续续写的，初到密山，远方来信，想到哪段写哪段，都是在北大荒的片段生活。”陈明1986年10月30日日记：“校改《风雪人间》，太可惜了，只写到初到时的拣蛋，当中跳过一大段，约七年的生活没有写，就写到文革中的遭劫了。”12月24日日记：“今天校改完《风雪人间》。晚上，把下列手稿整理好，送去复制：1、南京囚居三年（六册）。2、《严寒》四册。3、《风雪人间》（三大、二小册）。4、《杜晚香》一册。5、散文五篇：鲁迅先生于我，我所认识的瞿秋白，曼哈顿夜景，牛棚小品，我见到的蒋勋。”1987年5月2日日记：“午后，校阅《风雪人间》定稿，并把后记改为前言。把1955——1979年重要纪事完稿。王增如来帮忙誊抄。”
       1987年元旦，陈明日记：“总结一下爱爱走后，我做了些什么呢？1、南京回忆录发表了（《中国》11期、12期连载），《史料》发稿了。写了题记或后记。2，家书裱好了，大部分。3，几部重要手稿复制了。4，丁玲研究会成立了，现在只是挂靠单位尚在与湖南洽商解决中。基金尚无着落。5，《我在爱情中生长》编集在漓江出版社出版（王增如）。6，《风雪人间》在整理中。7，新编年谱交湖南（王增如）。8，去到河北宋村、正定联大、阜平的抬头湾，去到山西长治嶂头大队。要做的事还很多，我的眼睛开始坏了。不能过于疲劳，防止充血。”
       陈明去宋村、正定、涿鹿时，带了冯夏熊、王增如等几个人。增如的记录本上记着，1986年9月25日在宋村开座谈会，约了一些当年丁玲搞土改时的老乡。一位乡亲回忆说，丁玲丢了一支派克金笔，特别着急，说谁要是捡到，花生糖果让他吃个够。陈明接过话题说：老丁是个马大哈，有一次，吃饭的小勺子找不到了，过了几天在棉鞋里找到了。
       丁玲还有一些文稿、书信、讲话录音需要整理，这都是陈明自1942年与丁玲结婚那时起，多年积攒保存下来的。这一年，陈明七十岁，他竭尽全力在完成丁玲未竟之业，但已经有些力不从心，很想有一个帮手，他想把王增如继续留在木樨地。
       1986年4月2日，他去中国作协找到机关党委书记王谷林，谈王增如的工作安排，当天日记：“他们拟让王增如上午到作协，下午来这里。在作协可以接近机关内的一些同志。名义在办公室，实际帮党委（古鉴兹）工作，而且主要是为丁整理信件、作品等等。”10月21日日记：“小王在此的工作量还很大，须要和作协说清楚。有许多要誊抄，要整理的东西。对于她的工作，从长远打算，应该有个安排。”
       但是好景不长，陈明1987年2月14日日记：“王增如已由作协决定，去文学馆上班，文学馆分配她去茅盾故居，催她早日上班。她当于下周前去报到。”
 
                                                                        四
 
       最要紧的事情做完，余下的只能慢慢来，陈明的工作节奏放缓，生活进入正常轨道。
       家里只有他和五妹陈舜芸，五妹（王增如称她五姑）小陈明九岁，热心干练，原是北海幼儿园会计，现已退休。她的老伴谢唯真，1923年加入中共，后去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学习，1937年到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工作，翻译和译校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列宁文选》《斯大林全集》等大量经典著作，1956年回国后，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校审主任，文革中遭受迫害，1972年10月逝世。五姑没有子女，孤身一人，丁玲陈明1958年去北大荒后，一些在北京的杂事，如购买邮寄物品等，大都是她和陈明七妹陈舜萍承担。丁玲陈明1975年落户山西嶂头村，1977年夏天迁居新屋，五姑特意赶去帮助搬家，住了10天。丁玲去世前曾嘱托于她：“我死了以后，你跟陈明一块住，陈明太可怜了，这就算我的遗言吧。”丁玲的遗言也是五姑的心愿，她把原有的一套位于光华路的房子让给侄儿住，自己搬进木樨地，还把老伴谢唯真的大幅遗照挂到她的房间里，担当起家庭主妇的角色，买菜做饭洗衣保洁，把一切侍弄得井井有条，今后这里就是她的家了，她要和哥哥一起安度晚年了。
       陈明1986年4月6日日记：“下午三点以后，快四点了，到五妹那里去，今天她60岁生日。我往日都不知道。我只是家中有事时才想到她，找到她，她都是随叫随到，为我们服务，解决我们的困难，而且脾气好，细心。她照顾丁玲时，丁满意，我也放心。难怪丁的遗言，要五妹陪我住。甘露也在。晚十时与五妹一同回家。”五姑的生日是阴历2月28日，陈明1987年3月27日日记：“今天是五妹生日，应该为之庆祝。她待我很好，照顾很周到，她自己很能吃苦。但我总觉得不能全满意。为什么呢？我说不清，觉得不该。但常常感到不满，觉得她不容易了解我这个哥哥，我的工作。”
       1987年5月24日中午铁塔打来电话，告知他母亲甘露上午逝世，[3]陈明日记：“又走了一个老相识，她思想上有缺点，我和老丁常说她，念她。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次日陈明又在日记中说：“午后，与孙克悠、五妹同去看谢晓迺。他因甘露走了而显得悲哀。我能理解。我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深沉的悲痛，梦中常常相会，醒后却留下空虚、凄凉。我只能在工作中才能得到解脱，但我讨厌这种解脱。我以为她还在身边，只是暂时远离了我，书信也难通。”6月8日日记：“下午到八宝山送别甘露。又一次经受失去亲友的哀痛，自己的眼泪还没有流干。她曾为我们照顾祖慧，婆婆[4]作古，我们不在北京，托她照料办理后事。她在1950年、1979年两次主动为我找到东海的踪迹。”57月14日日记：“今天收郑育之同志来信，到底是有着人生经历的老人，她了解我，了解文人。她信中说：‘我还很担心你的情绪和你的孤独的生活。我知道妹妹会照顾你的生活，关心你的生活，却难向她倾吐你的思绪，也难协助你完成丁玲同志遗著的编纂工作。’她想的很对，说的很对。两个妹妹对我都好，没有说的，她们都很辛苦，特别是五妹，她孤独生活了近二十年，现在照顾我太周到了。但是，我的工作，她无法过问，无力插手，而我自己精力不好，脑力退化，事情多得丢三拉四，近来常觉胸闷，头总是晕沉，人很懒，不知做什么才好。我真着急呢！”7月22日日记：“复郑育之信，就她所说的，谈了自己的心事。”7月29日日记：“可惜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以谈心的人。同时也觉得身边没有饱满朝气的人。我为什么感到这样寂寞、孤独呢？”
       没有了丁玲，客人少了，电话少了，各种社交活动也少了，家里冷清下来，这让陈明心情宁静，也让他孤寂难捱。虽然他有很多朋友，大部分是他与丁玲共同的朋友，但是朋友再好也替代不了伴侣。
       实际上，丁玲去世不久，就有许多女性来信，希望给陈明做伴侣，那时王增如还在木樨地上班，有时一天能收到五六封。“红娘”也陆续而至，其中有的是老战友老朋友。也有主动登门，自我介绍的大胆女性。陈明态度十分明确：“我这辈子只爱丁玲一个人！”来信一律不看，对“红娘”也一口回绝。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的想法慢慢有了变化。
       陈明1988年3月12日日记：“克悠来电话，谈吴伟同志介绍张友鸾之女（60岁左右）给我相识。”吴伟，石西民夫人，也住木樨地22号楼。石西民曾任文化部副部长，1987年逝世。八个月之后，陈明11月21日日记：“午后，与五妹、七妹夫妇谈了张钰的事。七妹夫妇表示理解，赞同，五妹也赞成，但提出她搬回光华路去。引起大家的不悦。我准备再说服她，我需要她，我不能让她走。但她考虑今后的关系不好处，容易引起矛盾。”12月29日日记：“中午王增如等先后来，他们是约好来谈我的问题的……他们的意见：同情。但考虑后果（不是因为对方的原因），后患，首先是××，其次是本来同情我、尊重我的人，研究丁玲的人。结果是自己破坏了自己的形象……他们劝我：1，交朋友，不成婚；2，研究会出资，物色一秘书帮助工作（临时工）。这些意见，我将冷静思考。”12月30日日记：“连日来，工作、家务、学会6的事，像一团乱麻，寒在心里，且不知从何理起！1988年又过去了，我能还有几个1988年呢？三个？两个？真不可知。”接着回顾了这一年“我的工作”，其中有：“家务事，与张钰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当日晚，他“到张家，与他们家人见面，我的表态：‘你们的妈妈很能吃苦，很坚强，很爱你们，抚养你们不容易。我知道，你们也都爱她，现在，在关心和疼她的人们中增加一个人。’”看来，那时陈明决心已定。
       1989年元旦，陈明日记：“祖慧和我谈，愿我交知心朋友，但不办法律手续，避免纠纷。她和七妹、五妹均谈过。我十分感谢她。她正直、开阔，同情心很强。”1月8日日记：“午后去看张钰。九点回家，祖慧、王增如、七妹夫妇均在，仍在为我担心……这些人都是好心人。但我以为并不理解我，只想为我省灾，免祸，而没有想，怎样帮助我度过危险，跨越障碍，让我老年的生活更富有生气。我只希望工作上有帮手，生活上有体贴，感情上有安慰。谁能给我这些？我能向谁人乞求这些？”4月30日日记：“与张钰同去照相，作登记用。”5月11日日记：“从涿鹿回来，五妹的脸色一直和今天的天气一样，毫无晴意。我勉强笑对，遇到的仍是冷脸。”
      “让我老年的生活更富有生气”，“工作上有帮手，生活上有体贴，感情上有安慰”，这些就是陈明想要找老伴的理由。五姑在丁玲刚去世时，并不反对哥哥找老伴，她曾翻阅来信，对沈阳的一个牙医很有好感，但陈明那时坚决不找，陈明有了选择时，五姑又不喜欢，她个性很强，大概不愿意再来一个当家的主妇，她找了祖慧、增如等说服哥哥，陈明也来找增如等人，双方都想拉他们做同盟军，他们不赞同陈明再婚，理由是不希望已经够复杂的家庭关系里，再增加新的复杂因素，但陈明决心已定。
       张钰出身名门，父亲张友鸾是著名的老报人，博学多才，22岁就担任《世界日报》总编辑，后又曾任南京《民生报》《新民报》总编辑，解放后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注释校订的《水浒》，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张钰生于1929年，解放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文革前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当记者，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跑几十里路下乡采访，1989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退休。她端庄大气，文字功底扎实。
       1989年6月，他们结婚了。婚前，五姑提出一个条件，要陈明为她解决两间住房。4月9日陈明找来七妹、祖慧等商议，都没有解决的办法，“我只得提出：1，我不住在22号楼，让她住，我保留两间工作室。2，不管五妹住哪里，不能独住，必要有人陪住。”这个方案“只能算过渡，也不是长久之计。”这样，为了避开与五姑的矛盾，婚后一段时间，陈明住在张钰团结湖的房子里。那里离我们金台路的家不远，老两口曾在晚饭后散步过来串门。
 
                                                                        五
 
        2000年夏天，我因病提前退休，第一个计划是写我的父亲母亲，写他们的革命经历和一生的遭遇，但是这个计划很快就改变了。
        2000年春节前，我在北京医院查出直肠癌，过完节，正月初六入院，外科王在同主任亲自主刀。住院期间，我翻看了艾克恩编撰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厚厚的一本，以编年体形式记录了自1937年1月至1948年3月间延安文艺活动的资料，扉页上写着：“向东增如存 陈明赠 一九八七、七、一”。丁玲在1985年11月为该书写了序言。
       书中许多史料涉及到丁玲，我把这部分做了索引整理出来，忽然产生一个大胆想法，何不参照此书体例，编写一部丁玲年谱！以我当时那点可怜的历史知识和对于丁玲的了解，且从未经过系统的学术素养训练，这个想法简直破天荒，但是王中忱鼓励说：你们完全能做这个年谱，索性就搞一个年谱长编，做得详细些！
       1987年《中国》编辑部编辑《丁玲纪念集》时，增如曾在陈明指导下编写了一份很简略的《丁玲年谱》。我以它为底本，依照《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充实了部分内容，又把湖南出版的十卷本《丁玲文集》从头到尾翻阅一遍，把涉及丁玲生平的部分请人打字录入，充实进年谱。
       这期间，一家出版社编辑约增如写《丁玲在一九五七年》。1985年底，丁玲在协和医院的病房里曾经着急地说：1955年的事情，1957年的事情，我要是不说，就没人能说得清楚了。她开始口述录音，可惜刚开了个头，她的病情加重，无法持续下去。但根据我们后来发现的材料看，很多内幕她并不知晓，她蒙在鼓里，自己也说不清楚。
       增如和我决定接下这个活儿。陈明知道了，很高兴，他一直记挂着这件事，也曾亲自动手尝试，但写下的都是一些零散片段，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框架结构。陈明相信我们俩的立场，但怀疑我们的能力，因为这个题目太大，枝蔓繁杂，很难梳理，我们俩又从未写过大部头，只有增如一本薄薄的少儿读物《剪柳春风》。无知者无畏，我和增如的丁玲研究，就从这两本书起步，勇敢地上路了。
       陈明给了我们很大帮助，除了拿出他的全部日记，还陆续找出一些资料，其中有两个小笔记本，一本扉页上写着：“这是1955年年底，传达党组报告时的笔记本。地点在东总部胡同出版总署礼堂。”里面有1955年12月中宣部传达中央266号文件并揭发批判丁玲陈企霞会议的记录；另一个本子上有1957年6月的6日、7日、13日中国作协三次党组扩大会的记录，都是有名有姓的发言。那两个本子只有手掌般大小，字小如蚁，我猜陈明拿这么小的本子记录，是为了不引起旁人注意。我把两个小本子的内容全部录入电脑，后来张钰也录入了一个电子文档，发表在《丁玲研究》上。
       增如四处搜罗材料，我则采访了黎辛、徐刚、丁宁、张凤珠、夏更起等一批老同志，陈明还领着我们拜访了李之琏和李锐，领着我去看望罗兰，罗兰指着我告诉她家小阿姨：“以后他要是来了，你就给他开门。”增如工作忙，主要由我执笔。《丁玲在一九五七年》和《丁玲年谱长编》同时进行，内容互相参照互为补充。我们频繁造访木樨地，陈明打开记忆的匣子，多次详谈，把久远的史料一点点挖出来。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是随记随丢，很少存留，现在翻查，留下文字记载的只有很少几次。
       2002年2月18日，正月初三，中午陈明夫妇在台基厂的松鹤楼请客，有郑伯农夫妇、陈漱渝夫妇、张润垲夫妇和我们两口。饭后去陈明家，他兴致很高，午觉也不睡，讲了很久。讲到丁玲在和胡风的关系上很懂事，关系是关系，友谊是友谊，观点是观点，是非她不参与。丁玲请胡风来文学研究所讲课，有人很紧张，胡风讲完走了，她再讲，有人称之为“消毒”。讲到1957年6月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丁玲说，我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后来林默涵批判时说，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是鬼不是人。讲到丁玲不善于保护自己，“1984年关于南京历史的申辩材料大都是我替她写的，丁玲不会写这些。”
       2002年8月31日，陈明谈对《丁玲在一九五七年》书稿的意见时说：1955年听到潘汉年出事了，不清楚具体问题是什么，感觉很惋惜，有名的“小开”嘛，在上海领导左联，在西安还建议丁玲去法国。在延安时，周总理派刘白羽何其芳去重庆宣传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当时就知道胡风的观点跟党不大一致，所以丁玲很注意跟胡的关系，因为她是做党的工作的。丁玲在解放区曾经问过周总理：胡风的文字怎么这么别扭！1955年12月中宣部召开传达中央266号文件大会，周扬说，老同志很惋惜，文坛的大柱子被虫子蛀蚀了，只好立几根小柱子代替它。我明白，这是说给刘白羽林默涵他们这些小柱子听的。1957年夏天住在多福巷，我最怕听摩托车声音，摩托车一响，就是作协通讯员送开会通知来了，开批判我们的党组扩大会。
       2003年3月19日，谈对我写的《有关<桑干河上>出版的一点新资料——读陈明致丁玲的两封信》稿子的意见：1951年10月，请爱伦堡聂鲁达来家里吃饭，我记得很清楚，请了李季、徐光耀、贺敬之一些人作陪，当时谁坐在什么位置我都记得很清楚，拿了一张乒乓球台做桌面，地方很挤，摆了这张大桌子就没有多少地方了。厨师老关做的饭，有田鸡腿、核桃酪，他们吃得很高兴，说是在北京最好的一顿。吃完饭到客厅里聊天，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和斯大林在一起的画像，爱伦堡开玩笑说，他们两个人是讲俄文还是讲中文呢？
       2004年9月，为纪念丁玲百年诞辰，《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郭运德主任约稿，陈明找出一篇丁玲没有发表过的讲话，1952年4月24日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报社要陈明写个说明，陈明对我说：“你来写吧，我提供一些材料。”那次他说了很多：
       文艺整风之后，丁玲最大的变化是感情的变化，要深入农村，深入下层，1944年从党校到了边区文协，专门从事写作，没有给她作结论。这是乔木对她的照顾。先到了麻塔村，写了《三日杂记》，自己很欣赏，但考虑调子是否软了一点，所以没有拿出去发表。又写了《田保霖》，自己并不满意，但是得到毛主席的表扬。写了一二九师，也不是太满意，开始摸不着头绪，采访刘伯承之后有了要领，有些有趣味的东西最后被刘伯承审稿时删掉了，还是觉得有些可惜，比如写阎锡山的丑态，但是为了统一战线，只好忍痛割爱。到难民工厂后，都是新鲜的生活，新鲜的人，袁广发原来是个营长，现在是生产科长，搞纺织的，这个人物应该怎么出场？后来开文代会，写老艺人李卜，他怎么出场？袁广发是从城头上跌下来，李卜是沿街卖唱出场。丁玲为主人公的出场很费心思，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出场。她想写10个不同的人物，作为写长篇的练习，还有定边县卜掌村有一个针灸大夫崔岳瑞，这个村子很穷，都供灶王爷，崔岳瑞跟南京医学院函授学习针灸，给人治病，很灵，巫神吓唬他，半夜要劫他。这些都是先进人物。她想写长篇小说，写陕北根据地是怎么开创的，写谢子长、刘志丹这些人，想访问张秀山，但是中央对陕北红军的斗争没有做结论，不好写。去东北，停在张家口，我们跟着农会主席下乡土改，他是老资格，说你们不是要写作吗，就看我怎么做工作吧！我们从生活里面发现了问题，在辛庄发现了黑妮，在东八里村发现了顾涌，人家要分他的地，顾涌上台一解腰带，都是一截一截接起来的布头。丁玲认为这样的人不是地主，顶多是个富裕中农，不能分他的地。她写农民要翻身，首先要翻心，这个思想是在温泉屯时有的，小说里的侯忠全就是不翻心，分了东西还要给地主送回去。在宋村搞了四个月土改，丁玲是组长，组员都是华北联大的学生。宋村离石家庄有一二十里地，我在石家庄工作，丁玲从没来玩过一次，都是我骑自行车去看她。她很忙，要管几个村子，分浮财时老太太争着抢东西，要这个要那个，学生们不愿管，都是丁玲去做工作。她在莫斯科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后讲话说：“我是一个渺小的人。”回来以后我说，你这样讲过分了，可以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我依照陈明讲的内容，替他写了《一点说明》，刊登在2004年10月9日《人民日报》上。
       有些我们想看的材料，陈明已经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他就给文学馆写信要求复制，包括胡乔木、陈伯达、周扬、沈从文等人致丁玲的书信等。他先后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图书馆捐献过东西，以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捐的最多。2006年他给陈建功李荣胜两位馆长写信说：“在2004年丁玲百年诞辰展览筹备期间，我曾陆续将丁玲的一些书刊、资料和物品借给贵馆，以供展览之用。现在，在北京和外地的展览已经结束，对于借给你们的这些展品，我有一些考虑。首先我想说明的是，这些东西，是我和丁玲在几十年的风雨坎坷中保存下来的，有的是五十年前的，甚至还有七十年前的，能够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无论对于我个人还是对于整个丁玲研究事业，都是十分珍贵的。从感情上讲，我是舍不得它们的，但是从整个丁玲研究事业讲，我应该把它们贡献出来，使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此外，有你们这样热爱和忠实于中国现代文学事业的领导，也大大增加了我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信任，因此我决定，把大部分展品正式捐献给现代文学馆，其中有一些请你们帮忙复制，将复制件给我留存作为纪念，还有极少数展品请你们退还给我，暂由我保存。”“2004年筹备丁玲百年诞辰展览时借给贵馆的62件展品，除两件物品外，其余60件全部捐赠给文学馆。”末尾说：“我手头还有一些有关丁玲的物品资料，准备捐赠给贵馆，选择一个时间，办理正式捐赠手续。此外，我想在正式捐赠之后，到贵馆参观了解一下丁玲物品资料的保管情况。”
       2007年4月6日下午，中国现代文学馆李荣胜副馆长来到木樨地，陈明捐赠了丁玲1943年的一个日记本，并介绍了许多背景材料。他说：
       1943年，丁玲在极度苦闷中写下了这几页日记。那时中央党校有三个部，一部学员都是高级干部，比如陈赓、陈锡联等，还有准备参加七大的党代表，丁玲也在这个部。我在三部，离一部有好几里地。抢救失足者时，都在党校一部开会，一部有院子，有会台，我们都是列队去，一个星期开几次会，有时口袋里装着西红柿。我和丁玲不能讲话。刘芝明在党校管教务工作，对丁玲很好，一手牵个孩子，一手抱个孩子，讨论《逼上梁山》《同志你走错了路》等剧本，都叫丁玲参加。杨植霖和丁玲住隔壁，我后来听他讲，丁玲住的是个破窑洞，漏风漏雨。1943年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有一天看到丁玲说：“哪天你来我这儿一下，我们谈谈，看看怎么能让那些不了解白区工作情况的人也能了解你……”不知为什么丁玲没有去。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爱护丁玲，《三八节有感》在重庆新华日报没登完，小超就不让再登了。审干我没被“圈”进去，因为我能演戏，演《俄罗斯人》，陈波儿导演，在党校三部排练，到一部去演，还到边区政府去演。我演一个老红军，去见斯大林，和斯大林有一段对白，最后我加了一个朗声大笑，台下热烈鼓掌。演出后陈波儿总结时说，只有陈明还出了点戏。我演了10场《俄罗斯人》，每次演到朗声大笑时都有掌声，后来这个角色让金沙演，就没有反响，他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向我请教该怎么演，我说是感情使然。我现在还记得最后一句台词，老红军向斯大林要一支枪，斯大林同意了，说：让他们好好教教你！我一边往台下走，一边嘟囔着说：哼，还不知道谁教谁呢！由于我成功扮演了老红军，后来让我演的角色大部分都是老汉。1944年夏天我演《牛永贵挂彩》，毡帽里面用油纸袋装了一袋红颜料当作“血”，天气热，还没到流血的时候就流下来了，我装作蹲在地上找东西，抓了一把土抹在脸上。1944年审干结束，丁玲到边区文协，把我也调到文协，我认为是胡乔木的主张，让我和丁玲一起搞创作。赵超构访问丁玲在六月，在丁玲的窑洞里。那时我们住在文协，一排窑洞，第一间是文联主任赵伯平，第二间是我和丁玲，紧挨着罗烽的母亲，第四间是《松花江上》曲作者张寒晖的妻子刘方。赵超构被安排在丁玲的窑洞里见王实味，王实味一进门很激动，连连说：我有错，我有错，我的错误是……赵超构摆摆手说，我们不谈这个，不谈这个。
       陈明有十多本日记，大小不一的本子，高高低低摆放在客厅的书柜里。他从1979年回到北京后一直坚持写日记，这些日记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有时想：如果陈明不在了，这些日记会不会失散？我建议他全部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他不吭声，从表情看是默许了，但家人不大同意。陈老的工作基本做通了，我跟文学馆征集部主任刘屏打了招呼。一天，征集部的青年人来到家里，跟陈明办理了征集手续，把日记本都拿走了。
 
                                                                        六
 
     《丁玲在一九五七年》初稿写完，拿给陈明审阅，过了一周，去听意见。他没有想到我们能写到这个程度，其中有一些重要材料，他从不知晓。说完赞扬的话，他沉吟了一下，开始提意见，对文中“丁玲写文章可以，管人管事管行政却未必那么‘可以’，她是写文章的好手，却不是当官的好材料”（大意）表示不满，很认真地说：“你们不了解，丁玲在西战团当主任，威信很高，把大家团结得很好，团员们都佩服她的领导能力。”我那时固执己见，认为陈明听不得一点对丁玲哪怕稍有贬低的话语，就辩解了几句。陈明坚持他的观点，我有些急了，说：“你不能把你的看法强加给我们。”语气有点冲，声调也有点高，陈明不吱声了。从陈明家出来，王增如批评我态度不好，我自知理亏。从那以后，我和陈明之间再没发生过冲突。
       书稿在2003年初完成，出版过程颇费周折，最后还是李辉帮忙，书名改为《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丁玲年谱长编》出版也不顺利，好友刘进元找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兵团战友帮忙。2006年1月，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图书订货会上，这两本书都出现在展台上，我和增如惊喜万分，五年的辛苦努力终于见到成果，我们在展台前拍照，后来又写了一篇书评《丁玲是一部厚重的书》，刊登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
        3月初，中国丁玲研究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纪念丁玲逝世二十周年追思会，两本书我们各买了100本，送给与会者。涂绍钧秘书长说可以由丁玲研究会报销，但我们坚持用稿费购买，虽然那时稿费还没拿到手。到会的人很多，李锐也去了，拿到书都很高兴。陈明陆续买来送人，2006年3月16日，我们请他为《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写一句话，他写道：“我想应该给有兴趣研究党史、文学史的学者、专家、大专院校图书室阅存，从中能发现历史的经验、教训。”6月21日他把两书寄赠《新文学史料》副主编郭娟，并写信说：“两位作者的人品、作品，无需我多作介绍，从这两部著作中你可以得知一二，希望欣赏喜欢。”《丁玲年谱长编》成为他案头的必备工具书，时常翻阅。此后，陈明更加支持我们写作，把一些从未示人的材料都拿给我们看。
 
                                                                        七
 
       2003年，有个书商想编印一套名人夫妇的书信集，其中有丁玲与陈明一本。陈明签了合同，把编辑书信的任务交给我。丁玲致陈明的64封信基本都收在《丁玲全集》里了，陈明致丁玲的51封信却大都没发表过，其中一些晋察冀时期的信没有日期，他也记不清楚。我按信中的内容揣摩考证，把这115封信按照来往的时间顺序排列，起自1947年3月，止于1978年底。书中还要一篇丁玲与陈明的爱情传记，我写了《融合在一起的生命》，末尾写道：“丁玲在世时，陈明是她的保护神，为她的身体、生活、政治结论、文学创作，甚至起居饮食，可说是殚精竭虑，细心周到。丁玲去世后，陈明是她的捍卫者，为她的遗作整理出版操劳忙碌，为保持她坚贞纯洁的形象而斗争。在陈明的心中，丁玲是无可替代的——她永远是一面猎猎飘扬的旗帜，一盏永远闪烁的明灯。”
       后来出版方又要一篇导读，放在书首，陈明依然要我来写。我写道：
       丁玲选择爱人的眼光是很挑剔的，因为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近距离接触过堪称一流的中国优秀男子，像瞿秋白，像胡也频，像冯雪峰。到了陕北，她又采访过一批红军高级指挥员，与他们结下非同寻常的友谊。向来心高气傲的丁玲，有了如此这般经历的丁玲，选择终身配偶，必然会十分的苛刻严厉，然而这双苛刻严厉的眼睛，却一下子就盯上了陈明，不管别人怎样想怎样说，她就是盯住陈明不放。后来的发展说明，丁玲的眼睛真是“毒”得很，真是入木三分。从她选定了陈明的那一刻起，她就把后半生的幸福紧紧攥在了手里。
       当时的陈明，年轻英俊，风华正茂，在延安也是一个活跃的角色、一个招眼的人物。他接受了丁玲的选择，这不是他的幼稚，恰恰是他的成熟，他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最应该爱，最值得爱。
       “导读”末尾写了一件事：“就在前不久，陈明给一位患腰病的忘年小友打电话，在做了许多关切的叮嘱之后，他回忆起一件事情：‘有一次，我的腰病犯了，疼得厉害。老丁很着急，要了车，陪我去积水潭医院看急诊。医院大门的台阶很高，上台阶的时候，她使劲要搀扶着我，她大概是想，平时都是我照顾她多一些，现在她终于有了一个机会来照顾我了，她想要照顾得好一点……’说到这里，声音断了，过了一会儿，话筒里传来轻轻的啜泣声……真是：此情绵绵无绝期。”这个“忘年小友”就是我。
 
                                                                        八
 
       1998年，北京一家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文化名人口述丛书，在文化部工作的查振科，担负起记录整理陈明口述的任务，带着一部小录音机，主要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来到陈明公寓，陈明也备了一部录音机，两人同时录音。第一盘的录制时间是1998年3月31日，最后一盘是1999年6月16日，持续了一年多。陈明只讲到1979年，他和丁玲从山西回到北京。查振科把录音整理成文字，打印出十余万字稿子，交由陈明修改补充。
       200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丁玲全集》，紧接着，2004年是丁玲百年诞辰，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丁玲研究会、丁玲的家乡湖南要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所有这些，都少不了陈明的参与和支持。在陈明心中，丁玲的事情永远是最重要的，他自己的事情都是次要的，他把他的口述停止下来。
       2004年底，丁玲百年诞辰活动结束，老伴张钰提醒陈明：赶紧把你的口述稿子完成吧！陈明有个习惯，只要看稿子，不管谁写的，他都要拿起一支笔，一边看一边下意识地修改，对于自己的回忆录更是精益求精，有些是文字技术上的改动，更多是内容上的改动，尤其是涉及他与丁玲重要的政治事件和历史时段，他字斟句酌，一些章节改得一片花。张钰文字功底深厚，又会操作电脑，处理文档熟练自如，陈明在纸上改，张钰在电脑上改，改完一遍，陈明又习惯性地在新的清样上进行新的修改。一遍遍地印，一遍遍地改，这样的工作进行了两年。2006年秋天，张钰突患食道癌，住进肿瘤医院，做了大手术，其间出现险情，76岁的老太太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好几天，终于转危为安。在那以后，年届九旬的陈明老人也两次脑出血，住进复兴医院，医生几次下过病危医嘱，并郑重嘱咐陈明：一定不能长时间阅读思考，要让大脑好好休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他的回忆录还差好大一截呢。此外老人心中的“丁玲情结”异常顽强，他说着说着，写着写着，回忆录里的主人公就从陈明变为丁玲，就变为由陈明来讲述的丁玲的经历，所以，即便已经整理出来的部分，也应该增加陈明自己的分量。陈明和张钰经过商量，2007年的某一天把我叫到木樨地，郑重告诉我：这项工作找不到更合适的人了，只能由你来完成了。我的优势，一是跟陈明一家人比较熟悉，二是对陈明的经历比较熟悉。他们信任我，我责无旁贷。
       这时的陈明，已经不能长时间地讲述了，只能讲一个大概的提纲，讲一个梗概，我根据他的日记、书信和过去的著作，写出稿子经老人过目，再按照他的意见修改补充。好在他这时已经没有精力再去一遍遍反复修改，这就大大加快了工作的进度。因为丁玲在这部书稿里占据了太多内容，所以书名定为《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2009年底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这是陈明晚年最重要的一本书，责任编辑郭银星制作得很漂亮，陈明特别满意，邀请有功人员在三里河东路的老上海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
 
                                                                         九
 
       陈明最后一次出席与丁玲有关的会议，是2007年夏天在上海举办的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那年他整九十。
       高龄，酷暑，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我们都不主张他去，万一出点事，不仅陈老自己有危险，也给会议添乱。但他执意要去，他对上海有特殊的感情，他在那里度过整个中学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那里还有他的兄弟和侄儿们，他想跟他们做一个告别。
       张钰前一年做完食道癌手术，身体瘦弱，去不了，陈明的儿子东海和家里的阿姨随护。
       会议由同济大学承办，论文水平高，组织特别好。代表住学校招待所，陈明同黎辛、张炯几位老同志住酒店。东海不愿跟陈老同住，他头一次参加丁玲研讨会，感觉很新鲜，每天忙于参观拍照。阿姨来的时间短，脑子和手脚都不大灵便，陈明对两位随护人员都不满意。
       开幕式很隆重，同济大学校长裴刚、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都到会表示祝贺，陈明也讲了话。会议期间，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了《纤笔一支谁与似——丁玲生平文物史料展》，陈明剪彩。那次会上，不管论年龄还是论资历，陈明都是头号嘉宾，是最重要的人物，前呼后拥，备受尊重。他喜欢这种感觉，自始至终都很高兴，平安地去，平安地回，皆大欢喜。
       两年后，2009年12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第十一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陈明终于放弃到会，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他要我代笔起草了一封贺信，经张钰修改后带到会上，王增如代为宣读。贺信里说：“我真是非常想再去厦门，非常想参加这次会议，了解会议的研究成果，同时会会老朋友，结识新朋友，那一定是欢乐的热闹的聚会。但是，我毕竟已经九十二岁了，身体的零部件严重老化，近几年脑血管几次出血，就在两个月前还住过一次医院。医生严禁我外出旅行。我深深理解组织会议的同志们对我的健康的关心，我打消赴会的念头,也是为了不给大会增添麻烦。但是，我会始终关注着这次会议，我的心和你们紧紧连在一起。”
       会议期间，《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刚刚印制出来，这是丁玲研究的重要资料，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两位女士到会上售书，但关注者多，购买者寥寥，让我很意外。
 
                                                                        十
 
        2009年国庆节前，东海夫妇和他们的亲家，以及东海的儿子继延夫妇来京过节，住在木樨地。张钰由儿女护送，去深圳弟弟家过节。陈老住进复兴医院，阿姨小闫每天送饭。9月30日，我想，要过节了，老太太又不在家，我去看看陈老。那天严重污染，天空灰蒙蒙的，路过天安门时我到广场上转了一圈，东西两侧立起十几根茁实笨重的红色彩柱，这是往年没有过的。
       我走进病房，小闫高兴地说：“这下好了，向东大哥来了。”陈老坐在床沿，面无表情，喃喃地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问：“出什么事了？”小闫说：“医院催着交钱呢，押金都花完了，要是钱不到，就得出院。”我说：“这个时候了，明天就放假了，上哪去要钱呀？”小闫说：“奶奶跟北影厂打电话说好了，让过去拿支票。”“今天单位都下班早，厂里还有人吗？”“奶奶说，让三点半之前过去，他们那边等着。”我明白，这个差事落在我头上了。看了一下手表，已经两点四十了。
       那时我跟陈老已经很熟悉，爱跟他开玩笑。我故意问：“还不赶紧找人去拿支票啊？”小闫说：“现在也没人了，谢悦、张恬[7]都上深圳了，东海他们一大家子今天都去承德了。”陈老喃喃地说：“是呀，找谁去呢？”北影厂在北太平庄，路远，堵车，我很不情愿跑这一趟，赌气说：“还有谁，只能我去了！”“你能去吗？”“不能去也得去呀，算我倒霉！早知道今天遇上这个麻烦事，我就不该来看你！”我故意狠狠地跟他抱怨。小闫说：“奶奶听说你要来，就放心了，让你来了给她打电话。”我挂通电话，张钰说：“这个时候了，谁都找不着，只能求你了。”我说：“我办事，你放心，你就安心在深圳过节吧。”
       打车很顺利，但路况不好，在积水潭桥堵了好久，赶到北影厂是三点一刻。我拿到支票，回到医院天已经黑了，陈老跟小闫还在病房里，眼巴巴等我。小闫说：“老爷子一直念叨，说向东怎么还不回来，可惦着你呢。”我说：“他是惦着他的支票呢！”陈老带着心疼的表情：“哎呀，还让你跑了一趟。”我说：“我要是不来，你找谁去！”小闫说：“只能我去呗，那可抓瞎了。”
       陈老一再叮嘱小闫：“晚上给向东做点好的吃。”我说：“你拿钱吧。”他说：“小闫有钱。”小闫也逗他：“我没钱，你不给，我拿什么做啊？”陈老说：“再不，你们就上饭店吃吧。”从医院出来小闫问，你晚上想吃点什么？我说，咱们就吃庆丰包子吧。小闫说，老爷子让给你做好的吃。我说，他也不给钱！
 
                                                                        十一
 
       我成为木樨地的常客，跟老两口越发熟悉，他们待我也越发亲近。每次去了，陈老坐在沙发上，把他最近想到的，听到的，做到的，一件一件慢慢讲给我听。他一边讲，一边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两手的十指相对支撑，再放松，据说预防大脑痴呆。他讲完了，总要打听一些人和事，听说某个熟人身体不好，就着急地说：“那就不要上班了，赶紧安排去休养所呀！”我说，现在哪还有休养所！他说：“怎么没有，疗养院、休养所，过去哪个系统都有，身体要是垮了可怎么办！”有时他还要立即打个问候的电话。
       张钰是美食家，既会做，也会吃，我特别爱吃他们家的饭菜。每次餐桌上都有红烧肉，经常有个头很大的虾，陈老爱吃炖得酥烂的凤爪，也必不可少。一张长方形饭桌，陈老坐在北端，一家之主的位置，我和张钰分列左右。他把一个围裙套在脖颈上，就像小孩子的围嘴，防止污渍衣服，吃完饭必去刷牙，一天三次。张钰给他买牙刷都是一打一打地买，他的牙齿很好，一直到卧床之前还基本完整。
       陈老的视力一天天下降，但每天还是要翻阅一堆报刊，大字版的《参考消息》必看，电视新闻也是必看，尤其关心国际新闻。我说，你操那么多心干什么，管好你自己就不错了。他说：“美国的事不看行吗，台湾的事不看行吗？一个美国，一个台湾，都得关注啊。”长江闹水灾，四川闹地震那阵子，电视从早开到晚，他和张钰守着央视的新闻频道，关注着抗洪抢险和抗震救灾的最新动态，看到感人处，嘴里就发出：“唉——唉——”的感叹声。
       陈老开始出现幼稚的举动，又可爱又可笑。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有人送了一套福娃，五只，摆在客厅门楣上面，因为位置高，平时不大有人注意。有一次，陈老悄悄告诉我：你看见没，福娃少了一只，被人偷走了，真不像话！真不像话！我说，谁偷那东西，一定是掉下来，被谁收起来了。我去问小闫，她说，那一只坏了，摆在那里不好看，奶奶就让拿下来了。但是陈老不相信，下次我去了，他又指着门楣上面小声说：原来是五只，现在只有四只，被人偷走一只，真不像话！真不像话！他的样子，十足是个“老小孩”。
       还有一次，他悄悄告诉我，口袋里的钱被人偷走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晚年他记性不好，丢三落四，有时自己的东西放错了地方，想不起来，就起疑心。“真不像话”和“岂有此理”，是他最气愤的话语，我从没听他说过一句脏话。
       陈老日渐衰老，出门离不开轮椅了。张钰手术后身体一直虚弱，经常是小闫推着陈老，张钰慢慢跟着，三人一起出去散步晒太阳。小闫叫闫海奇，河南人，在家乡当过妇女队长，精明干练，经过张钰调教，也练就了一手做饭的手艺，她对陈老特别有感情，照顾周到上心。
       初夏的一天下午，午睡起来，照例要出去晒太阳。我跟小闫说，我推着老头，你推着老太太，咱们四个人一起出去。我们有说有笑地出了门，在首都博物馆周围转了两圈，陈老怕我和小闫累着，找了个阴凉地方停下来。那天很热，我说，我去双安商场买几个冰激凌来吃。张钰说，叫小闫去！小闫说，大哥你在这里照看他们，我去买！一会儿，她用塑料袋拎回四个冰棍。老头老太太都很开心。
       后来，我偶尔推着陈老出去晒太阳，他喜欢让我推他。我们俩慢慢走，说几句话，有一种温馨的亲情。有一次，我推着他出了大院向南拐，过了永定河引水渠是公安大学，沿滨河路向西走有个大院子，里面很深，有人出入。我推着轮椅走过去，保安没有拦阻，我们就进去了。我问陈老：这里你来过吗？他摇摇头说，没来过。我问，这是哪里呀？他说，是呀，这是哪里呀？院子里干净整洁，有小花园和健身设备，楼房建得高大整齐，我们慢慢往前走，忽然看见一纸通知，落款是中联部老干部活动中心。啊，原来这里是中央联络部！陈老也很惊喜：原来中联部在这里呀！回到木樨地，已经快吃晚饭了。张钰说，还以为你们走丢了呢。陈老高兴地说：“我们今天去了个好地方！”
 
                                                                        十二
 
       大约2011年左右，陈老卧床了。张钰买了一张能够调节高度的病床，放在卧室里。陈老的记忆力越来越差，有时甚至连熟人的名字也想不起。我问：“认识我吗？”“当然认识了。”“我叫什么名字？”他想不起来，就狡猾地说：“老熟人了，老熟人了。”他经常用这句话来搪塞。我逗他：“我叫陈明。”他坚决地说：“我叫陈明！”他把“我”字咬得很重。
       他的思维越来越像一个老小孩，我也越来越爱跟他开玩笑。有一次，我在他床边坐着，小闫来叫我：“向东大哥，吃饭了，饭做好了。”陈老立刻说：“我还没吃饭呢！”口气很不满，觉得怠慢了他：怎么我还没吃，你们倒先吃了！
       还有一次，小闫用个小勺子喂陈老吃香蕉。我问：“他吃饭挑食吗？”小闫说：“咋不挑，他要是不愿吃，吃两口就不张嘴了，把嘴死死闭着。”我觉得好笑：“那就饿着他，他饿了，就张嘴吃了。”陈老立刻把眼睛闭上，不理我了，喊他，他也不睁眼，我用拇指和食指使劲把眼皮撑开，一松手，他又紧紧闭上了。小闫说：“他生气了，嫌你说饿着他。”我说：“我来看你，你还不睁眼，以后我不来看你了，再也不来了。”他还是不睁眼。小闫笑着小声说：“气性还不小呢。”小闫对陈老尽心尽力，像伺候自己的父亲一样，不仅管吃喝拉撒睡，还学会了护理，给他翻身、擦洗、按摩、理发，陈老身上始终清爽干净，从没得过褥疮。
       再往后，陈老越来越衰弱，话语越来越少，只是用眼睛表达感情。我觉得他很可怜，每次去了，第一件事是俯下身去跟他贴个脸，左边贴一下，右边贴一下，我的面颊紧紧贴着他的面颊，这时我会想起他风风雨雨的一辈子，想起他是个善良温厚的老人，眼眶里就涌上泪水。贴完脸，我俯身看着他，轻声问：“老头，你好吗？”他不说话。我又问：“老头，你好吗？”他看着我，眼睛里渐渐出现了温情，好像从很远很远的记忆中，终于想起我是谁，有时眼睛也会湿润起来。我不能再跟他说话，不能再跟他交流，就坐在床边，用手一下一下抚摸他的额头和头顶，他感觉很舒服，有时慢慢就睡着了。小闫说，他愿意有人摩挲。我说，就跟猫一样。
       有一年，我从北大荒回来，大声告诉他：“我去北大荒了，汤原农场，宝泉岭农场，你还记得吗，他们都问你好。”他忽然显得很激动的样子，嘴哆嗦着，好像要说话，但是说不出来，眼睛流出泪水。我害怕了，不敢再说下去。他刚卧床时，小闫说，每次你们来了，晚上老爷子都要大喊大叫，闹腾一阵子。我想，大概是白天的探视触动了他的记忆神经，想起以前的事情。我跟张钰说，那我们就少来，来了也少坐一会儿。她说，不怕，来人看看他好，刺激一下他的神经也有好处，要不就更痴呆了。张钰让我起草了一份《陈明生平》，说以备不时之需。
       2015年7月，我和增如带着新出版的《丁玲传》去看他，把书拿到他眼前，告诉他：我们写的《丁玲传》出版了，这里边有你的功劳。他的目光在封面上停留许久，然后挪开了。我们先把上下册分放在他的枕头两侧拍照，然后每人拿着一本跟他合影。如果陈老还清醒，看到这本书该多高兴！
 
                                                                        十三
 
       陈明这辈子最失败的人生角色，是父亲。
       他与席平生有一子陈东海，1941年5月在延安中央医院出生，离婚后由席平抚养。进北京后，席平在天坛生物制品研究所任支部书记，1953年调往广州筹组生物制品研究所。东海留在北京，住在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家里，他的继父也姓陈，所以东海一直不知道生父是谁。他长期不跟父母在一起，习惯集体生活，不习惯家庭生活，1958年到广州，1959年参军，在东海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当通讯兵，1964年入党，1970年转业到广东省科协。1980年代在改革大潮中科协办企业，东海就去了企业，那时企业比机关收入高。
       1983年4月，甘露打听到东海的联系方式，陈明给他写了一封很有感情的信：
 
东海：
       海潮有涨有落，月亮缺而复圆，长期离散的亲人有了团聚的可能，这是令人十分感奋的。
       高兴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动荡，你在曲折的人生旅途上，沿着正确的方向，参加革命的行列，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站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高兴的是你已经有了独立生活的本领，有了幸福的家庭，有了活泼可爱的后一代，而且他有一个引人深思的响亮的名字“继延”。我自然会想到党对你一贯的教导，人民对你的哺育，以及周围的人对你的关怀。为此我深深地感激。
       我们年事虽长，精力有限，但壮心未泯，仍想多为人民做点工作，因此常感力不从心，忙碌劳累。最近应法国政府邀请，即将赴法访问，行前杂务较多，不能多写，许多话留待日后见面畅叙吧。
       照片三张，给你留作纪念。
                                                陈明 83，4，13
 
       后来，东海所在的企业与机关脱钩，效益渐渐不好，退休金也很少。退休后他几乎每年冬春都来北京，在木樨地住一阵子，参加延安儿女联谊会的活动。他跟我和增如谈得来，成为好朋友。他喜欢收藏，我跟增如资助过他，我还把珍藏多年的四五十枚毛主席像章送给他，那都是从文革中积攒的像章里精心挑选出来的，一套一套，十分精美。东海觉得这个礼物太贵重，惊喜得不知怎么表达，后来他说，你们那个装像章的盒子也很贵重。那是个红色的纸盒，上面印着毛主席头像和林彪题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落款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东海每次来北京，总要给我们带点腊肠，那是他最喜欢吃的。
        2004年12月11日下午，东海跟我们谈了他1983年与陈明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我原来一直不知道生父是陈明，1982年武竞天的爱人朱阿姨写信，透露了一点情况，我问我母亲，她才告诉我实情。1983年我出差到北京，住在光华路五姑家里，五姑告诉我，丁玲在山西乡下时曾经拿出一张我的照片，让五姑找我。有一天下午，五姑领我到木樨地，只有陈明在家，丁玲出去参加活动了。我们坐在客厅里，刚说了几句话，丁玲跟司机一起回家来拿东西。陈明很意外，跟她到里屋说了一会话，丁玲出来让司机先走，然后跟我说了几句话，送给我一支蓝灰色的派克钢笔。
        2007年8月3日，去上海参加丁玲研讨会之前，陈老跟我们谈到过东海：东海10岁的时候，我知道他和妈妈也到北京了，让甘露去找，找到了，要领东海来见我。席平说，可以让东海去见，但不许叫爸爸。东海曾来多福巷住过几天，我还给他拍过照片。
       陈老晚年口述他的回忆录时说：“我与丁玲结婚后，内心常责备自己为与席平分开所找的那样一个借口，当时我的确没有办法解除三个人的痛苦，而与丁玲结合，只是把痛苦都给了席平，这对她是不公平的。对席平，我始终怀有负疚的心情。”他多次说，席平不容易，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我十分感谢她。
        2006年初夏的一天，我去木樨地。陈老告诉我，东海来电话，说席平脑溢血，正在抢救，还不知道能不能抢救过来，我想打个电报给她，写了个稿子，你看看。他很郑重地把一张纸拿给我。电文很长，大约在百字左右，第一层意思是关切问候，第二层意思是道歉和感谢，大意说：谢谢你多年来辛辛苦苦照顾孩子，在有些问题上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请你谅解。我特别后悔的是，当初没有把那份电文抄下来。
       电报发走后，陈老一直念叨说：也不知道席平还能不能清醒过来，能不能听到我的电报。后来东海来北京，我问是否给他妈妈读了那个电报。他说，妈妈一直没有清醒过来，即使清醒了也不会读给她听，那不是要她的命吗！
       东海内心始终唤不起父子亲情。住在木樨地，他跟陈老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几乎不到陈老跟前去，即便在饭桌上，谁也不说话。东海从小很少得到父母的关心爱护，这种经历养成他的性格，陈老对他不大满意。但是陈老卧床之后，只要东海走进房间，他就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东海走到哪里，他的眼睛就转到哪里。
       2013年春天，我们在三亚。东海从北京打来电话，说要回广州治疗腿关节病，要不了几个月就会回来。“五一”刚过，突然传来消息说东海去世了，癌症。那时陈老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张钰不敢告诉他，怕他经受不起。陈老虽然从来不问东海的情况，但看得出他在寻找东海，他奇怪东海怎么消失了，有时还要发点脾气闹一闹。血肉亲情，父亲总是惦记儿子的。
       2016年春天，张钰因癌症去世。陈老的七妹陈舜萍住进木樨地，主管家务，主要是对陈老的照顾。她也83岁了，担心地说：“如果我也走在我哥哥前头，可怎么办！”百岁老人，儿子去世了，夫人去世了，虽然长寿，虽然七妹和小闫安排照顾很好，但生活没有质量，实在凄凉。
       我每次较长时间离京之前，都要去看望陈老，我想，没准我回来时他就不在了。但每次我回来，他依旧活着。七姑常在微信里告诉我：情况照旧。陈老的生命力真是顽强，他的大便呈一整根的香蕉状，简直是奇迹。北影厂陈老熟识的几个老同志，赵子岳活了88岁，凌元活了95岁，陈强活了94岁，2015年谢铁骊也去世了，活了90岁，剩下一个百岁老人陈明。电影集团逢年过节都来慰问，发给他一个大红包。
       2019年5月，我和增如在国外旅游，七姑发来微信：“5月20日凌晨1时50分，陈明平静离世。”遗体告别仪式5月24日在复兴医院举行，我们没有赶上。感谢七姑安排，在灵堂墙壁上，我和增如献的花圈挂在贺敬之的花圈之下。6月8日，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西郊万佛华侨陵园举行，陈明的墓穴紧挨着张钰的墓穴，这里是老两口生前选定的地方。我看到陈老的骨灰盒里，放了一本《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
 
                                                                       2019年12月10日改定
 
(作者系中国丁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轻工报》原总编辑，高级编辑。)
 
 
注  释：
[1] 载《清明》2001年第五期。
[2] 黄薇，楼适夷夫人。
[3] 甘露，萧三的前妻，后与谢晓迺结婚。
[4] 婆婆，丁玲的母亲，1953年5月在北京去世。
[5] 东海，陈明与前妻席平之子，由席平抚养长大。
[6] 延安文艺学会，当时陈明在其中担任领导工作。
[7] 张钰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