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小说中侠义精神的叙事内蕴

                                                                                       聂  茂     郭  谭    

       丁玲的文学创作有着极强的阶段性，她创作中的侠义精神主要集中在前期作品中。早期的丁玲自由、独立，思想解放。《莎菲女士的日记》一出便惊动了整个文坛，丁玲大胆地描绘了女性的情欲和心理，追求女性的自由和个性。到上个世纪30年代，丁玲创作了大批“革命加恋爱”的文本，展现了在投身革命之前的一系列挣扎与徘徊。再往后到延安时期，虽然丁玲较大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依然保留着一定的创作个性，蕴含着强烈的女性主义倾向，这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这一形象中有所体现。到了整风运动之后，丁玲则渐渐失去了最初的创作个性，开始了反思。但是此时还是能在其作品中看到一些矛盾性。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上这类政治意味十分强烈的作品中，我们依然能够在黑妮这类人物形象中看到一定的革命倾向。因此，虽然后期丁玲有政治传声筒的转变倾向，创作越来越趋于政治化，但其骨子里的自由和侠气让其仍会保有一定的创作个性，不至于全然失去自我。
       刘再复的儿女刘剑梅教授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丁玲展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掘心’的过程。”[1]丁玲的转变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动，有些人选择沉默，有些人则奋力抵抗，如沈从文。丁玲与沈从文后期关系的紧张也与其政治立场的差异有一定的关系。丁玲的创作不断由内而外地转化，逐渐失去自我，为集体和革命服务。
       本文主要集中在丁玲的小说创作上，探究丁玲小说中侠义精神的叙事内蕴，并对后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黑妮形象与女性主义倾向进行一定阐述。丁玲的侠义叙事可以从侠义互助的正义叙事、民间立场的底层叙事、非主流的革命叙事、尚武精神的血性叙事和乌托邦式的浪漫叙事等五个维度来探讨，通过具体的文本进行深入分析，能够体会到丁玲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内涵。
 
                                                                        一、侠义互助的正义叙事
 
       丁玲小说中的重要叙事，主要体现在互帮互助、以及挺身而出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而这也正是侠义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核，这种侠义互助，不仅体现在主人公对他人的帮扶上，也体现在主人公与其他人物之间的温情中。正与“侠”对弱者的帮助，“侠”与“侠”之间的义气一致。丁玲将个人身上的“侠气”渗透进文本，利用一个个故事情节展现其审美认知。
     《梦珂》开头即由梦珂的见义勇为开始，写到了梦珂救女模特儿的一幕，在女模特遭到不公对待，于大众到来之前被红鼻子教员羞辱时，是梦珂听见了女子的喊叫，挺身而出，跑去骂那红鼻子，为她打抱不平，并在学生们争相过来看热闹时，站到惊慌失措的她身边，叫她把眼泪擦干，一件一件替她将衣服穿好，让她在自己怀里哭泣，并将她送出教室。事情发生之后虽说很多人并未听信那红鼻子的污蔑，都能够理解梦珂的行为，但真正在事情发生之时敢于站出来的仍然只有梦珂一人。事后有个长发少年叫住梦珂，劝梦珂慢点走，并想开一个会议来解决此事，但梦珂却丝毫未犹豫。
      “但她却在闹声中大叫了起来：‘好吧，这时你们去开什么会议吧！哼，——我，我是无须乎什么的。我走了！’”[2]
       正是旁人的冷淡和事后的奋勇让梦珂寒了心，不愿再去学校，从而有了之后寄住在姑母家的诸多发展。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梦珂之“侠”显得尤为珍贵。受欺辱的女模特因连累梦珂而满心愧疚，但梦珂仅有一句：“嘿！这值什么!你放心，我是不在乎什么的……”[3]甚至连长发少年的挽留与开会解决的建议都未放在心上，毅然离开，没有半点犹豫。即使后来落入更糟糕的境地，也没有对当日之事有过多提及和悔意。梦珂的仗义相助是她认为该做也必做的事情，这诚为一个“侠”之所为。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身患肺病，但她的朋友们却并没有害怕感染而远离她，而是一直陪伴与照顾着她，给了病中的她诸多温情。莎菲因为喝酒病情加重，她的朋友毓芳、云霖、苇弟、金夏都守在她床边，为她流着泪，并帮她收拾东西，送她去医院。莎菲病好后，也是这几人将她送回公寓，帮她打扫干净公寓，为怕她冷特意生上小洋炉，还搭上小铺轮流照看她。就连她牵挂的凌吉士也在她住院时和出院后多次看望她，陪伴她。这给病中的莎菲带来了极大的安慰，正如她自己所说：
       “近来在病院把我自己的心又医转了，实实在在是这些朋友们的温情把它重暖了起来，觉得这宇宙还充满着爱呢。”[4]
       所以即便是莎菲的性情被人视作“狷傲”与“怪僻”，但身边仍留存着这种互助的温情。侠义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核便是“义”，“侠”行事大多重“义”，与人相处也全在一个“义”字。
       而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叙述者“我”与贞贞也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她称贞贞为“朋友”，同情她的境遇，也佩服她的勇气与开朗。在“我”离开前，贞贞欲言又止，可“我”拒绝听人说关于贞贞的情况，“我”认为：
       “凡是属于我朋友的事，如若朋友不告诉我，我又不直接问她，却在旁人那里去打听，是有损害于我的朋友和我自己，也是有损害于我们的友谊的。”[5]
       这样的深情是贞贞悲惨际遇的调剂，带给了她极大的心理慰藉。丁玲将这样一个备受摧残，失去贞操，饱受非议的女性起名为“贞贞”，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讽刺，贞贞虽失去了贞操，身体受到了伤害，但精神健全，甚至比革命区的其他大多数人都要健全得多，身体的失贞并不代表精神的失贞，丁玲借主人公的视角，表达了对这类女性的深切同情与关爱。
       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战争环境也给了主人公施展侠气的机会，章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立起了威信。有一次，他到一个靠近据点的村子里去，找伪甲长，伪甲长是个地主。章品找到他的时候恰巧遇见日本人进村，伪甲长让他从后门逃走，不想连累他，结果章品不走，带着地主的儿子，举着枪，爬伏在窗户后边，并告诉地主：“敌人什么时候进来这院子，咱就什么时候打死你儿子，你大约是明白人吧！”[6]最后伪甲长一点也不敢怎么样，打发了敌人。后来，章品的这一事迹传了出去，老百姓都对其敬佩不已，“八路军的人都有这样大胆，那还怕什么日本，中国再也不会亡了。”[7]
       章品能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不退缩，不畏惧，镇定自若，实乃“侠”之风范。在后期的土改工作中，章品果敢老练，一出现便能将土改进程缓慢的暖水屯带上正轨，亦是个雷厉风行的“侠士”，能真切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切身利益。这都是侠义精神在其身上的具体表现。
 
                                                                        二、民间立场的底层叙事
 
       在丁玲小说中，主人公大多是平凡之人，却能做出不平凡之事。正如侠义精神中，小人物亦能有不俗的“侠义行为”，丁玲小说中也有诸多底层的小人物做出了不凡的事迹。这种底层叙事与侠义精神的平民性是一致的。
       丁玲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英雄，或者说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英雄，都是从平民出发，慢慢转变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县宣传部长章品、区工会主任老董、暖水屯支部书记张裕民、农会主任程仁，以及土改工作组的组长文采，组员杨亮、胡立功等等，都不是一无缺点的，他们是在土改初期走在前边的人，但最初也存在诸多问题，是逐渐成长起来的。
       县宣传部长章品可以说是暖水屯土改工作中的核心人物，章品的到来，为暖水屯缓慢的土改进程助了一把力，得以迅速着手清算钱文贵。但在章品刚脱离青年工作到察南时，还不够十九岁，年纪尚小，经验不足，而且现实条件不足，没有连杆枪，常常只有两颗手榴弹，再加上伪甲长瞧不起他，常常考他，章品最初的处境并不乐观。可环境推着他成长，“他的老练和机警的确只是因为环境逼迫他而产生的……有几次一月多找不到熟的吃，并且还常常吃生的南瓜，生的玉米。同在一块的人牺牲了。也有扩大了来的游击队员又投了敌，反转来捉他，他跳墙逃走过。”[8]这样艰苦的环境将章品培养成了土改的先锋，从最初底层的稚嫩到后来处事的果敢坚决，章品实为底层英雄的典型代表。而且章品在后来成为县宣传部长后，也极力代表和保障底层农民的切身利益。因为有同老百姓同患难的经历，人们对他格外亲切，都叫他章队长、老章、章区长、章部长等等。因为互相依靠，共同战斗着生存下来，章品与民众有着更为融洽的感情，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光明，寄予了厚望，开始有决心和信心去同黑暗作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章品不仅是从底层成长起来的“侠”，也是代表着底层利益，与底层民众休戚与共的“侠”。
       区工会主任老董也具有这一特点。今年五十岁的老董，在共产党刚从南山伸到三区来的时候，他就一直跟着打游击。从最开始只跟着跑，不会使枪，看见敌人只知道跳脚，迈不开步子，到后来能够齐心协力打退敌人。
      “老董就更死心塌地跟着跑，过了三年比做长工还苦上百倍的生活：睡觉常是连个土炕都没有，就在野地里挖个土窑，铺点草；吃冻成冰了的窝窝。他学会了打枪，他做了一个忠实的党员，只要上级有个命令，死也不怕……他是一个肯干的党员干部……”[9]
       老董也有不足之处与弱点，村上干部曾说他革命有功劳，要分他三亩葡萄园子，老董就动了心，“他做几十年长工，连做梦也没想到有三亩葡萄园子，他很想要，他还可以抽空回家耕种，他哥哥也能帮他照顾……最后他决定，只要不会受处分，他就要地”[10]可是到后来开会动员时，老董又能够直面自己的问题，反省自己的不足，“老董也说自己放弃责任，马马虎虎，一心只跑里峪，就为了干部说要替他分三亩葡萄园子。唉！总是农民意识，落后……”[11]因此，老董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积极分子，他亦有着诸多不足，甚至最初也只是个底层的平民老百姓，但他在不断的实践中成长起来，其在土改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土改工作组的组长文采，以及组员胡立功和杨亮，也都是带领人们进行土改运动，让农民获得土地，翻身站起来的“侠”。文采最初过于自负，与杨亮等人存在诸多分歧，可后来在群中的力量和智慧的影响下也慢慢改正了自高自大的毛病。底层性在组员胡立功和杨亮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胡立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做做宣传工作的人，文化程度不高。杨亮年龄也不大，才二十五六岁，只在小学读了几年书，没有进过什么学校。但是他在边区政府图书馆做过图书管理的工作，读了很多书籍，且细致爱动脑，努力上进，有自己的见解。参加清算工作后，他更感到农村是一个活的图书馆，农村的实际能够给他更大的启发，再加上他自己便是农村出身的，因此农村的工作更能够带给他充实的力量。所以他争取了土地改革工作的机会，希望能学到东西，做出成绩。相比起文采，胡立功和杨亮与农民的关系更加紧密，他们各处走访，深入了解，与农民们打成一片，并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其争取利益。这些底层英雄身上带有的强烈的侠义精神。
       还有后来评地委员会的各个成员，主席李宝堂，算盘手任天华，农会主任程仁，都是这样的底层“侠士”。在解决李子俊果园问题的时候，李宝堂和任天华带领农民们摘运果子，忙而不乱地谨慎更是得到了一向孤傲的文采的肯定。平日的呆板、枯燥，都变成了灵巧和轻松。在这样的场面中，文采才终于承认了老百姓的能力。而此时的李宝堂和任天华等人，亦具有了侠义精神，在获得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给更底层的民众争取了权益。
       这些有缺点的小人物身上所体现的，均有侠义精神的影子。
     《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最初也是一个单纯向往幸福的少女，她开朗、勇敢，为了守护自己的爱情，甚至想要去天主教堂求神父收她做姑姑，也不愿嫁给父亲给她说的亲事，嫁给不爱的人。却也正是因为她去天主教堂，来不及逃跑，才被日本鬼子抓去做了慰安妇。
       贞贞本是平凡的十八岁少女，是处在底层的普通民众。可自从她被抓进日本鬼子阵营开始，她的勇敢就变成了另一件利器，成为了革命的有利因素。如果说第一次的被抓是被逼无奈，第二次则变成了主动深入敌营。贞贞利用慰安妇的身份打入敌人内部，提供了很多情报，做出了很大的功绩，小说结尾也暗示了贞贞定将做出更大的成绩，为革命贡献更多的力量。而贞贞，也正是从一介平民慢慢发展为革命英雄的，时势造英雄，她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让她成为了值得尊敬的伟大“侠士”。虽然说贞贞的身体在不断地受到双重利用，一方面是日本人的剥削，另一方面则是抗日组织的利用，丁玲在此也对这一形象注入了较多的女性主义意识，有着对这一底层女性的同情。但不可否认的是，贞贞的确是一个值得肯定的革命者，她顶住外人的侧目与指指点点，走向了一条可以实现个人价值的革命道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她比革命区的其他大多数人都要勇敢和坚决，是一个具有侠义倾向的人物。
 
                                                                        三、非主流的革命叙事
 
       与儒释道相比，侠义精神自古便处于主流文化之外，潜行隐构于民间话语中。“侠士”锄强扶弱，匡扶正义，骨子里有着一腔热血。在革命文学中，侠义精神更是成为了极为重要的精神寄托。在丁玲的小说中，这种叛逆与正义也有所表现。这种非主流的叛逆，不仅体现在小说主人公与情节构建上，更体现在丁玲本人身为作家对主流的反叛，这种反叛最为鲜明地体现在其女性意识的觉醒，对过去主流的男权社会的改造上。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是典型的叛逆女性。在主人公莎菲和苇弟、凌吉士等人的男女博弈里，莎菲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她个性倔强，向往爱情但是又有些胆怯退缩，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她想要追求真正的爱情，追求南洋华侨凌吉士，但慢慢地却又开始鄙视他卑劣的灵魂，始终都在痛苦中徘徊。丁玲在对凌吉士的描写中，将其刻画地十分女性化。
       “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却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12]
        莎菲用“美”这样一个及其女性化的词语来赞美他。在两者的关系中，莎菲像极了主导爱情的一方，甚至在见到凌吉士之前，莎菲一直这样认为：
       “一个男人的本行是会说话，会看眼色，会小心就够了。”[13]
       这将丁玲的女性意识展现地淋漓尽致，而丁玲的女性觉醒也是一种对主流的对抗。正如主人公莎菲对待一直追求自己的苇弟的态度，莎菲一直居高临下，而苇弟则一味迎合莎菲的情绪，甚至时不时哭哭啼啼，这和主流社会所能接受的男性阳刚截然不同。莎菲对其也是否定的。莎菲在日记中记载：
      “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准许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14]
       她深知自己的欲望和追求是不被主流所认同的。无论是在莎菲的性格中，还是人物与情节的刻画上，《莎菲女士的日记》均带有强烈的非主流倾向。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认为是一部应时之作，带有极强的政治意味，但丁玲血液里的叛逆让她并不会局限于此，必然会在作品中带上自己的创作个性。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一段描写地主家女孩黑妮的文字：
      “树林又像个大笼子似的罩在她周围。那些铺在她身后的果子，又像是繁密的星辰，鲜艳的星星不断的从她的手上，落在一个悬在枝头的篮子里。忽的她又缘着梯子滑了下来，白色的长裤就更飘飘晃动……”[15]
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地主在这类描绘土改的小说中理应是坏人形象，是要被批判的对象，但丁玲却用这种文字来表现她人性的光辉。好人都不是毫无缺点的，而坏人也不是要全盘否定的。丁玲将这种客观的描述保留了下来，写入了小说作品中，可谓是与当时主流思想有所区别的。
       黑妮这一人物是有原型可寻的。丁玲在怀来从事土改工作时，在地主家的院子里曾看到过一个小姑娘，后来被人告知是地主家的侄女。她虽身处地主家，但却并不属于地主这一阶级，而是像个丫鬟一样被压迫，被剥削，是不被地主阶级所认可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灵感赋予下，丁玲创作出了黑妮这一形象。黑妮这种身份在土改中是十分尴尬的：她没有参与剥削，而且恰恰也是被压迫的那一部分，她在那样一个家里没有地位，任人摆布，且无力反抗，但另一方面却又受到社会的排挤和批判，她们的困境是双重的。丁玲试图通过黑妮这一形象反思这一类女性的生存遭遇，认为在土改中需要区别对待这类带有争议的女性，反思她们的命运遭际。当然，这与丁玲出生于地主之家亦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敢于将这种倾向书写出来，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丁玲在小说最后也为黑妮设置了一个光明的前景，让其获得了身心的解放。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丁玲对这类形象赋予了深切的同情与人道主义关怀。小说最后，黑妮出现在了清算的队伍里，程仁至此才认识到自己一直以来的担忧是徒劳的，“像忽然从梦中清醒一样，他陡的发觉了自己过去担心的可笑，‘为什么她不会快乐呢？她原来是一个可怜的孤儿，斗争了钱文贵，就是解放了被钱文贵所压迫的人，她不正是一个被解放的么？她怎么会与钱文贵同忧戚呢？’”[16]这时候，黑妮也脱离了伯父钱文富的束缚，成为了被压迫的农民一方，是“被解放的囚徒”，一个革命者。
       除了黑妮，还有一位地主家的女人被丁玲赋予了血性与关怀，这便是李子俊老婆。她不同于江世荣老婆和钱文贵老婆，是被丑化和妖魔化的存在，反而被丁玲寄予了无限同情。她曾是吴家堡首富的女儿，从小便可以使唤丫鬟仆妇，是有名的白俊，在娘家时只知道绣点草儿、花儿玩。可嫁到李家之后，李子俊是个大烟鬼，耍钱，卖地，还受钱文贵的怂恿当了伪甲长而成为了冤大头，只有卖田卖地才能还清欠款。在这种情况下，李子俊老婆只得担起了这个家的重任，昔日养尊处优的她挑水、做饭、收租、省吃俭用。她害怕钱文贵的压榨，也害怕农会的革命，更害怕任国忠等两面三刀之流的威胁。她四处讨好，成天想办法多藏一些东西，总想把所有的一切都藏到地下才能安心，整天都悬着一颗心。可是丁玲在字里行间并未嘲笑她作为地主婆的狼狈和不堪，而是流露了极大的同情。在对她的描写中，语言也极为正面。
      “这原来很嫩的手，捧着一盏高脚灯送到炕桌上去，擦根洋火点燃了它。红黄色的灯光便在那丰满的脸上跳跃着，眼睛便更灵活清澈得像一汪水。”[17]
       可以说，丁玲小说的非主流性在其女性主义倾向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地主阶级大多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则成为了附属品，没有思想，没有个性，也没有能力，农村妇女的精神世界几近空白。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有三个极为重要的女性形象：董桂花、周月英以及赵德禄女人。土改之前，董桂花在和丈夫参加了文采召开的大会回来之后，丈夫有些气恼，开口揶揄了董桂花几句，董桂花的回答是：“咱横竖是个妇道，嫁鸡随鸡……去开会还不是为了你？……好赖咱靠着你过日子，犯不着无头无脑生咱的气……”[18]而到了土改胜利之后，丈夫李之祥则开始支持董桂花的社会活动。再看周月英，她是被认为最具抗争性的女性。土改前，周月英在发泄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后，遭到了丈夫的打骂，说其“你是个什么好东西，咱辛苦了一辈子才积了二十只羊，都拿来买了你……你这个骚货，咱不在家的时候，知道你偷人了没有……”[19]在这样的打骂过后，周月英仍然乖乖地和荞面，做偏食。可到了土改时，周月英却成为了第一个挥动手臂打了钱文贵的女性。自此之后，她平日积攒的愤怒减少了，与丈夫的矛盾也越来越少，再不复过去尖酸泼辣的性格。还有赵德禄女人，土改之前，她因为收了地主江世荣女人送的一件上衣，而被丈夫赵德禄当街暴打，扯烂上衣，羞辱示众，而赵德禄女人，在受到丈夫这样的欺凌，也只能不断伤心地哭泣，并未反抗。而到了土改之后，她成功分到了两件大衫，终于得以名正言顺地穿上合身又漂亮的上衣。
       同时，在写作上，丁玲将赵德禄女人遭到当街打骂的情节放到了“好赵大爷”这一章下，讽刺意味尤为明显。这样一个廉洁和反抗贿赂的人物，却当街打骂自己的妻子，骂出的语言也是粗鲁不堪，正义感荡然无存。而且，丁玲擅长的零度情感叙事，也以客观的视角记录了小说中各个人物形象的成长与转变，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备受家庭与封建压迫的女性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
       土改前后这三位女性地位的转变体现了丁玲对男女平等与女性觉醒的关注。在“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下，丁玲敢于突破，重视女性权利，这种女性主义倾向反映了其思想的解放与对自由的追求，这也正是与传统主流思想有所不同的，是其革命性的表现，也正是与侠义精神一脉相传的部分。
       在《阿毛姑娘》中，主人公阿毛也是有着属于自己的精神憧憬，只不过这种憧憬过于虚妄和偏激。阿毛向往的其实是“一种为虚荣为图佚乐生出的无止境的欲望。”[20]她也想要一种用金钱和物质构建的“美好”生活，却又无从摆脱。她想要过上艳羡的物质生活，但现实又相差甚远，只能兀自苦恼。在这样的冲突中，丁玲在阿毛身上亦渗透了其女性主义的批判意识。
      “阿毛真不知道也有能干的女人正做着科员，或从事干事一流的小官，使从没有尝过官位的女人正在满足着那一二百元的薪水；而同时也有着自己烧饭，自己洗衣，自己呕心沥血去写文章，让别人算清了字给一点钱去生活，在许多高的压迫下还想读一点书的女人……”[21]
       阿毛正是忽视了这一点，才丝毫未重视女性自身的独立和能力，将女性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了男性的身上，她看轻女人。起初，她想要从自己种田的丈夫身上得到慰藉，从而冲破自己所处的阶级。后来发现从丈夫这里无从改变命运后，她便常常跑到山上，希望能有一个可爱的男人爱上她，带她脱离“苦海”。对于阿毛来说，这是她自己构筑的幻境，她甚至幻想能不经意在路上捡到一个钱包，可以让她去买衣饰，买地位，以摆脱现在的经济和精神困境，但这终究是虚妄的。
       曾有人从她憧憬的精致房屋中走来，想让她做画画的模特，却被婆家阻止了。阿毛次日去山上等了许久也没有等到那个她自以为的男人。从此之后，她心灰意冷，睡眠太少，思虑却又太多，最终导致疾病缠身，卧病在床。可是，她所认为幸福的娇媚姑娘因肺病去世了，对面精致房屋中的女人，也会在半夜演奏悲伤的乐曲，她自顾自羡慕的一切都只是虚妄的泡沫。在绝望中，阿毛心理失衡，梦醒后，发现自己无路可走，吞下了火柴杆，自寻短见，提前离开了让她痛苦的人世。
        阿毛的悲剧有时代的原因，“五四”过后，政治黑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状，使农村和城市的政治经济发展极为不协调，城市中受资本主义影响，呈畸形发展状态，物欲横流，而农村则处于半蒙昧阶段，城乡差距巨大。阿毛无法逾越这一巨大的鸿沟，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难以逾越，这自然就造成了最后的悲剧。另一方面，阿毛自身也存在着性别弱势。在封建传统礼教的影响下，婚姻包办，阿毛直到出嫁前都不知道嫁人是个什么意思，她的悲剧从她被包办嫁人时就已经开始了。如若她嫁去的是和她生长的家一般的地方，而不是临近西湖，能让她接触到繁华的葛岭，那么她便也会一直过着无欲无求的生活。在阿毛燃起了欲望之心之后，她希望能从丈夫身上得到身体和心灵上的安慰，可是农村妇女主动索爱被认为是淫荡的，她甚至被丈夫骂为是“不要脸的东西，你这小淫妇！”[22]后来阿毛想要去当画工的模特，也受到了丈夫和公婆的强烈反对，甚至遭到暴打，这都是对阿毛身心自由和人格平等的强烈束缚。因为阿毛为女性，所以其必须遵守所谓的“妇道”。丁玲就是想借对阿毛的悲剧描写表达一种性别批判意识，呼吁女性意识的觉醒，是一种社会批判与性别批判的双重批判。
     （4） 《梦珂》中也存在革命的成分。文中曾提及一个“中国无政府党员”，
      “在一个黑弄里踅入，走进一间披满烟尘的后门，从房里传出来一阵又粗，又大，又哑的歌声，厨房里有个十五六岁的小厮在低着头吃饭，爬满桌上灶上的是许多偷油婆。……她已被这些从未赏鉴过的这样热情，坦白，大胆，粗鲁而又浅薄的表情骇呆了。支持着自己，又只好机械的轮流握着那伸来的手。及至看见了那只遍生黑毛的大掌时，忍不住抬起目光来，啊，这就是那唱歌的人，一对斜眼！看样子，雅南还最钦佩他似的。”[23]
       但这在梦珂看来却是粗鲁和浅薄的，那所谓“中国的苏菲亚女士”更是让梦珂难以忍受，她向往自由，但却不是这种粗俗的自由。
       在与表嫂的相处和对话中，亦表现出了强烈的女性觉醒。表嫂称梦珂表哥为“鲁莽的粗汉”，当表哥将充满酒气的嘴凑过来时，表嫂是厌恶的，只想打他，她是为了祖母才忍心嫁给了表哥，并没有爱。所以当表           嫂看到旧杂志上关于女子的表述时，她表现出了极大的认同。  杂志中认为在旧式婚姻中，女子嫁人相当于是卖淫。平日里最是谦和的表嫂也能有如此大胆张扬甚至有些叛逆的言论。
       而梦珂的出走亦带有一定的革命意味。不甘于男性的主导，渴望自由和平等。当父亲寄信来提及姨母为祖武说亲一事，梦珂想起祖武的粗野样，还有亲戚们家中做媳妇的规矩，她也是拒绝，不愿理会的。她反对旧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渴望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而当她对晓淞的眷恋破灭之后，她又毅然离开了姑妈家，即使陷入了更大的深渊，她也不曾回头。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初到霞村，便遇到了贞贞回来的一幕。对于贞贞的回归，村里人均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甚至连自己的姨母刘二妈也慌慌张张地跑去看，还不断地与人讨论着。而“我”对这些议论显然是不耐烦的，面对杂货铺老板的讥笑揣测，“我”是忍着气，不同他吵；路上妇人们的嘲讽，“我”听着也是不愉快的。如果说贞贞最初是被动地掳走，后期则是主动地深入敌营。她凭借自己的有利身份，在日本鬼子内部搞鬼，让他们吃败仗，极大地鼓舞了我方游击队的士气。她也曾忍着病痛传递消息，完全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俨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勇敢而无畏。
       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女孩子，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却也做到了常人难以做到的隐忍和勇敢，她不需要任何人的可怜，在“我”看来，她的未来和前途是光明的，“我”定将在革命之路上与她相会。
       丁玲在小说中对贞贞的眼睛进行了如下描写：
      “虽在很浓厚的阴影之下的眼睛，那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的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24]
       在“我”看来，贞贞是“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却又是明朗的性格的人。”这都是对贞贞极高的评价，也是对她革命精神与决心的赞许。
       除此之外，丁玲对贞贞这一形象的刻画，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本人的非主流性。身处革命阵营，丁玲却能够写出这样一个集合了革命性与女性主义倾向的人物，甚至后来为此屡遭非议，也是难能更可贵的。一个失去了贞操的女子，丁玲却将其起名为“贞贞”，具有十足的讽刺意味。贞贞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婚姻幸福才出走被抓的，后来生病，革命队伍让其回“家”养病，贞贞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以为终于有了重生的机会，却不料在革命区受到了更加可怕的眼光与非议，连自己的父母亲人也不再像之前一样对待她，甚至她一直珍视的爱情，在她看来也变成了可怜与悲悯。丁玲是通过对贞贞的书写表达了其对女性在战争中处境的担忧，表现了其对女性真正解放的关注，展现了其作为“革命者”和“女性”的强烈矛盾。从丁玲本人的创作目的来看，这在当时的革命环境中也是具有非主流性的。
 
                                                                        四、尚武精神的血性叙事
 
      尚武精神是“侠义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武侠小说中，尚武甚至成为了“大侠”的必需，武艺高强，敢作敢当是其标签。凭借高超的武艺，“侠”才能纵横江湖，拥有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世界。而在丁玲的小说中，也不乏尚武精神的内核，这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表现得极为明显。
      土改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武力的过程。打击地主，保护农民的利益，势必少不了动用武力。特别是在周月英身上，这种尚武精神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土改之前，周月英在遭到丈夫的打骂后，也只能乖乖地和荞面，做偏食。后来，土改慢慢进行，周月英的泼辣性格逐渐显现出来：
     “有名的泼辣货，一身都长着刺，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开起会比男人们还叫得响。算个妇女会的副主任咧。今天她们妇女会的人也全来了。”[25]
      最后，她甚至成为了第一个动手打了地主钱文贵的女性。这一“打”，表现的是其女性意识的觉醒。自此之后，她一改过去尖酸的性格，也减少了与丈夫的矛盾。因为武力的出现，她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尊严。
     “周月英就站在这里，她戴了顶破草帽，仍旧穿着她那件男式白布背心，手上拿了半截高粱秆，在那里指挥。她在那次斗争会上，妇女里面她第一个领头去打了钱文贵，抢在人中间，挥动着她的手臂，红色假珠子的手镯随着闪耀。那样的粗糙的妇女的手，从来都只在锅头，灶头，槽头，水里，地里，一任风吹雨打的下贱的手，却在一天高举了起来，下死劲打那个统治人的吃人的恶兽，这是多么动人的场面啊！这个也感  动了她自己，她在这样做了后，好像把她平日的愤怒减少了很多。她对羊倌发脾气少了，温柔增多了，羊倌惦着分地的事，在家日子也多，她对人也就不那么尖利了。”[26]
       此时，周月英的这一“打”极为重要，武力的出现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意义。只有“打”了，她才真正摆脱了过去的精神束缚与压迫，成为了独立而有尊严的自己。
       除了周月英的武力使用，区工会主任老董和县宣传部长章品的成长也与“武”有着紧密联系。当章品刚刚脱离青年工作，来到察南时，“他还不够十九岁，开始连杆枪也没有，常常只两颗手榴弹。”[27]艰苦的环境极大地锻炼了章品的能力和心智，让他迅速地成长起来，有着超越其年龄的果敢和机警。“他要没有鹰的眼睛善于瞄准和鹿的腿跑的快，敌人就会像捉小鸡一样的把他捉住的。”[28]在暖水屯的土地改革中，章品起到了极大地调动作用。
       而章品不仅自己在“武”的过程中不断成长，他亦提拔和带动了一大批 底层人物走上正轨。区工会主任老董就是在他的带领下发展起来的。在老董因为年纪大被嫌弃，没有经验，跟着打游击的时候，是章品收留了他。在被敌人取笑时，是章品鼓励大家，“‘不怕，你们沉住气，大家都瞄准一个人，瞄那个戴皮帽子的。我叫一、二，你们一齐发，听到没有？’他们就照着这样办，十杆枪同时响，打伤了一个，大家都欢喜得跳起来了。后来还是这样办，一连打伤了三四个，敌人就赶忙逃走了。”[29]章品和老董都是在打游击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和发展，褪去革命的生疏和稚嫩，逐渐发展为土改的中坚力量，带领暖水屯的农民走上改革的正轨，得到自己的土地。在章品和老董身上，尚武精神得到了极大地彰显。这与侠义精神中的惩恶济贫亦不谋而合，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地主是压迫和剥削的一方，是要被打击的，而农民们土改则打着的是“算账”的旗号，是清算地主的罪行，拿到属于自己的土地。因此，这种“武力”的使用被赋予了正义性，也是加速这些土改领导者成长的重要因素。虽然农民在土改中动辄使用武力存在泄愤，以及害怕报复，想要摧残致死的阶级局限性，但在章品和老董这里却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五、乌托邦式的浪漫叙事
 
       侠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乌托邦意识，侠士追求江湖，而丁玲则追求自由和浪漫。在丁玲小说中，不乏至情至性，自由浪漫的代表。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浪漫叙事的一个典型代表。主人公莎菲所有的行为都随性而为，从最开始对凌吉士的爱恋、挑逗，到最后到手后的厌烦、丢弃，莎菲都全凭自己所想。小说开头花了很大篇幅描绘莎菲的现状和所处环境：肺病缠身、刮风天、住客们喊伙计的聒噪声，无声时愈显得可怕的四堵粉垩的墙、白垩的天花板，还有各种各让能让人生气的因素，难得的消遣便是煨牛奶和看报纸。在精神上，莎菲希望被理解、被爱。在她看来，父亲、姊姊、朋友，包括体贴的苇弟，都用错了方式爱自己，并未完全理解她，仅仅是盲目的爱惜。在这样压抑的环境和心理中，莎菲渴望喘息，渴望自由，渴望属于她的乌托邦世界。苇弟是她的一个出口，朋友毓芳和云霖也能给她心灵上的慰藉，但都比不上南洋人凌吉士带给她的精神幻想。她审视着他的容貌，搬去离他更近的小屋，并借口请他补英文与他相处，她压抑着内心的兴奋，保持着女性的矜持。
       但在与凌吉士的相处中，莎菲逐渐发现了其美丽外表之下的丑陋灵魂与可怜的思想。她发现凌吉士需要的是金钱，是能助他应酬买卖的年轻太太，是穿着标志的白胖儿子，他的爱情只是挥霍的肉欲，令他不满的只是他的父亲未给他过多的钱财。自此，莎菲的情绪开始严重起伏，她的哭泣不被人理解，她的自怨和自恨甚至无法用笔来记录，用文字来表述。因此，在凌吉士带给她的这个乌托邦世界破碎之后，莎菲开始疏远凌吉士，催促搬去西山的事宜，并给他捎信让他不要来扰自己，在反复的纠缠和挣扎中，莎菲最终发出了如此感叹：
      “但是我不愿留在北京，西山更不愿去了，我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30]
       凌吉士的出现，给了病中的莎菲以乌托邦的浪漫憧憬，但当这种美好破灭之后，莎菲陷入了心灵的挣扎苦痛。在这场感情中，莎菲是完全的主导者，开始结束几乎均由她决定，凌吉士反倒成为了那个被牵着走的一方。
       小说中还有诸多体现浪漫与自由的情节。在与好友剑如有嫌隙时，莎菲甚至觉得不需要解释，合则好，合不来给点苦头吃，也正大光明。朋友毓芳和云霖虽两情相悦，但却坚持不住在一处，不给彼此肉体接触的机会，这在莎菲看来也是可笑的，嘲笑他们是禁欲主义者，竟然压制住爱的表现，在她看来：
       “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31]
       在这种两性关系中，莎菲的思想也是自由和开放的。
       从叙述视角来看，《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带有很强的浪漫色彩。全文以主人公莎菲的视角，通过日记的形式，以第一人称叙述事件与人物心理，带有极为强烈的主观色彩。从这一视角，读者能够直接地感受主人公的内心波动，毫不隐晦，直抒胸臆。
     《梦珂》中丁玲花了很大的篇幅来描绘主人公梦珂的故乡和童年生活，在梦珂因救女模特而离开学校后，到后来在姑母家收到父亲的来信，都让她对故乡的一切人和事心向往之。
      “是的，酉阳的确不能拿上海来相比。酉阳有高到走不上去的峻山，云只能在山脚边荡来荡去，从山顶流下许多条溪水，又清，又亮，又甜……树呢，总有多得数不清的二三个人围拢不过来的古树。算来里面也可以修一所上海的一楼一底的房子了……酉阳的圣宫——中学校址——是修得极堂皇的……”[32]
       而除了故乡这些美好景色之外，幼时的生活也是让梦珂念念不忘的。她常回忆童年的自己穿着银灰竹布短衫，男孩女孩在溪沟头捉螃蟹，自己则躲在岩洞里看《西厢》。家中的老仆幺妈，还有幺妈的孙女三儿四儿，讲故事的麻子周先生，以及与父亲喝酒说梦话、下雨天听雨下棋的惬意，与朋友匀珍、王三、袁大、二伯家的二和大，一同接竹尖、偷芋头、捡毛栗、耙菌子的欢乐。短短两万四千多字的文本，对故乡的回忆与描写竟占到了进两千字。所占写作篇幅之大，内容之细致，足以体现在丁玲设定下，这一生活对小说主人公梦珂影响之大。再对比寄住在姑母家的生活，酉阳的童年便成了梦珂心中的乌托邦。
       在语言表达上，丁玲用来形容酉阳故乡和姑母家的词语也是截然不同的。除了上文摘录的环境描写之外，丁玲用了“像梦一般”来形容梦珂在酉阳的生活，与小伙伴的游乐是“顶有趣的”，麻子周先生讲的故事是“多么有味”，故乡的人们也是“觉得亲热”，让梦珂想起便不觉得微笑。
       而对比姑母家的生活及至亲之人，却多是虚伪与丑陋。表哥晓淞对梦珂来说意义重大，但他却与多个女性朋友有染，与图画教员澹明像是玩物般的争夺梦珂的感情。表姊的香水气是“浓艳”的，见到姑母，是“装成快乐的样子”，杨小姐的热烈，是“骇了她”，她用了“所谓的朋友情谊”来形容这些关系。她勉强地装着自然，被迫做出如此丑态，穿着不适宜的衣服，不似童年时那般“自由的，坦白的，真情的，毫无虚饰的生活”。晚餐后大家各自热闹，但梦珂却希望能从幼时的同学雅南谈谈过去的乐事。杨小姐们夸赞的漂亮衣服，她也不太称许，大红色小坎肩嫌颜色刺激，袍子嫌太花，就连脸上的脂粉颜色也觉得不太调和。她不愿意陪她们去吵闹的“新世界”，却偏爱电影《茶花女》，感动于幕上动人的女伶。正如她写下的：
      “我淡漠一切荣华，
       却无能安睡，在这深夜，
       是为细想到她那可伤的身世。”[33]
       她装睡躲避杨小姐会带来的“麻烦”，而每当两位小姐肆无忌惮地愚弄并讥骂身边那些原本亲热的人，还强迫着教她处世和对待男人的秘诀时，梦珂却难以忍受她们妖狞的心术，暗暗握紧拳头忍耐。澹明大胆的猥亵话语也让她只得装作没听见，默默走开，她拒绝这样的轻浮。朱成更是极少与她说话。在这样的家中，梦珂并不快乐，她感受到的，仅仅是虚伪。即使她离开了，也只能引起“一点点不平静”，不会在这些人内心造成太大的起伏。
       因此，在发现一切都不是自己所想之后，梦珂毅然离开了姑母家，寻求新生活。就像她所憧憬的，“无拘无束的流浪，便是我所需要的生命。”[34]即使是要委屈自己，隐忍着出卖灵魂，她也不愿意向姑母借钱，不愿见那些虚伪的面孔，回到那个空有其表的三层洋房。
       故乡的温情与姑母家的不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主人公梦珂追求的始终是一种精神的自由，虽然后期陷入了更大的隐忍，但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学校红鼻子教员的丑恶嘴脸、同学们的冷眼旁观与姑母一家人的虚伪。这诚然也是与侠义精神浪漫自由的内核一脉相承的。
       综上所述，丁玲前期的小说创作中继承了诸多侠义精神的内核，甚至在其政治性极强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也蕴含了一定的革命与侠之倾向。从另一个角度看来，丁玲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敢于以笔为剑，以纸为刀，展现自己内心的侠气与潇洒浪漫，阐明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弘扬女性主义，呼吁女性觉醒与独立，为民发声。从作家本人的创作角度来看，丁玲也是有“侠”之意味的。
 
         （聂茂系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谭系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注  释：
[1] 刘剑梅:《丁玲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自掘心”的过程》，载《凤凰文化》2015年9月16日
[2] 丁玲.在黑暗中[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
[3] 丁玲.在黑暗中[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
[4] 丁玲.在黑暗中[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59;
[5] 丁玲.丁玲文集(下)[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301;
[6] 丁玲.丁玲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239;
[7] 丁玲.丁玲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239;
[8] 丁玲.丁玲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239;
[9] 丁玲.丁玲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84;
[10] 丁玲.丁玲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85;
[11] 丁玲.丁玲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247;
[12] 丁玲.在黑暗中[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8;
[13] 丁玲.在黑暗中[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8;
[14] 丁玲.在黑暗中[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8;
[15] 丁玲.丁玲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221;
[16] 丁玲.丁玲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89;
[17] 丁玲.丁玲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282;
[18] 丁玲.丁玲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66;
[19] 丁玲.丁玲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59;
[20] 丁玲.在黑暗中[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41;
[21] 丁玲.在黑暗中[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42;
[22] 丁玲.在黑暗中[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39;
[23] 丁玲.在黑暗中[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2;
[24] 丁玲.丁玲文集(下)[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297;
[25] 丁玲.丁玲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223;
[26] 丁玲.丁玲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281;
[27] 丁玲.丁玲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239;
[28] 丁玲.丁玲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239;
[29] 丁玲.丁玲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84;
[30] 丁玲.在黑暗中[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79;
[31] 丁玲.在黑暗中[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53;
[32] 丁玲.在黑暗中[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5;
[33] 丁玲.在黑暗中[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1;
[34] 丁玲.在黑暗中[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