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辙”——访丁玲

                                      李  黎  

  叶圣陶《六么令》：

  启关狂喜，难记何年别。相看旧时容态，         执手无言说。塞北山西久旅，所患惟消渴。不须愁绝。兔毫在握，赓续前书尚心热。

 回思时越半纪，一语弥深切。那日文字因缘，注定今生辙。更忆钱塘午夜，共赏湖头雪。景云投辖。当时儿女，今亦盈颠见华发。

 十年前刚到美国不久，我一去了大学的图书馆就找中文图书室，找着了就躲在里头读遍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在台湾时想读而读不到、不敢读的。

 就在那时，第一次读到她的书，也是第一次见到她那帖印在书的扉页上的照片。

 照片中的她大约在四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间，肩上披着花围巾，笑得非常爽朗。一双眼睛也是爽朗而清亮，不像中年人的眼睛——那眼神简直是属于少年的，或者赤子的。

 一直记着那双眼睛。在所有关于她的传闻、毁誉、褒贬的纸堆中，在生死下落不明的谣言中，那双眼睛似乎总还在那里亮着。

 终于她又回来了，像复活者重返人世。于是看到一张她在飞机场照的像片，“尘满面，鬓如霜”。风吹着她满头白而直的头发，像一匹鬃鬣戟张的冬之狮。

                                         １

 门开处，是一位白发萧萧的老太太，穿着翻领深蓝外套，身躯厚实，略略有些胖，仰着面孔看着我。一两秒钟里，我无法把眼前的老太太与那两张照片中的丁玲联想在一起。

 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了，介绍，称呼……然后，她笑了。这一笑，那双眼睛就回来了。那双圆而亮的眼睛，爽朗而清澈的眼神，超越了时空与岁月，一切的颠沛与磨难，都没有写在那双眼睛里。那是一池不干涸的活水，几十年的春夏秋冬和风霜雨雪来而复去，依然还是那一潭天光云影。

 我认出她了，虽然这是今生头一遭见她。

 那是一九七九年十月中旬。北京的秋光很亮丽。人家告诉我：丁玲可能见不到了，她身体不好，在医院里休养。我听着这样的消息，望着窗外美丽的、却正在凋落的树叶，感到十分怅然。可是在离京的前一天，还是见到了她。那时她住在友谊宾馆后侧的一座楼里。像个公寓房子，我拾级登上水泥楼梯，找到一扇门，敲门。我可以听见自己快速的心跳声。

 门开处，她站在那儿。她的身后站着她那几十年共患难的知心伴侣陈明。

                                         ２

 刚开始时有点聊家常的味道。我把带去的两份外边写她的文章给她看。她和陈明比较着几帧近照的好坏。她喜欢与小孙子合照的一张，亮光照着她的银发闪闪生辉。我说喜欢她与陈明相视而笑的一张，为的还是那双眼睛和一对患难夫妻莫逆于心的神情。

 这些报导和我的造访引起她一些意见：她认为外间太把眼光放在他们老一辈作家的身上，而忽视了一批她觉得应该重视的中年作家。她说：“有一批作家，是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区、延安、敌后去的，那时才十六七八岁，参加新四军、八路军当小鬼、宣传员，各种工作都做，生活基础比我们都深。我也是抗战前上延安的，但在群众中的生活基础不如他们，因为那时我已经是个作家了，我下去时的方式常是以一个作家的方式；而他们是群众里的一员，一个兵，一个普通干部，接触面广。

 这些人多数是些初中生或高中生，丢开家庭跑到延安去，起码先决条件就好——感受了民族的灾难。可是这些人的作品常常不为外面所知。外边总是重视老一代，成了名的；而这批人却不大被知道。他们现在才五十岁左右，有生活经验，解放以来的三十年也在各个岗位上。在现在这上下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是一股力量。”

她提到几位这一辈的中年作家：“像魏巍，写《东方》和《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过去写诗，在晋察冀的时候就有名了，全国解放后跟着部队去朝鲜，以后一直在部队工作，现在是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像胡可，是个剧作家，电影《南征北战》就是他写的，他在部队里写很多剧，都是演出的。现在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现在写得很多很好、很有名的白桦，也是部队出身的。还有像柳青，三六年就到西安编杂志，一直朴朴实实在农村。马烽文笔纤巧活泼，用章回小说体写《吕梁英雄传》……这一大批外面都不大知道，一谈起来还是谢冰心、巴金、丁玲，他们被我们压住了。实际上解放后撑台的是他们。我自己是喜欢这些人的。也许现在不太时髦了，他们的作品反映斗争，现在好像已经过去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永远时髦的：可爱的人物，爱国的、忘我的精神，这样的人物永远时髦，我们国家需要，即使外国也需要。”

 她又称赞了魏巍的《东方》，认为是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一本书，将来的人没有办法再找资料来写这样一部从生活中得来的作品。恋爱的场面也写得很感动人 。

“因为生活简单化，我们写恋爱也太简单化，写得不好。所以看到《东方》写恋爱觉得很珍贵。”她说。

                                         ３

于是谈到了“生活”。她说：“一个作家，要是没有生活，就是飘在生活上面了，把笔杆当魔术。所以我喜欢有生活的作品，反映的感情比较多。有人一听讲“为工农兵服务”就头疼，可是我们百分之八十是工农兵啊。但要说只有写他们才是为他们服务，这也未免太狭隘。工农兵也需要了解知识分子嘛。所以我也鼓吹《第二次握手》这本书，因为专家、科学家也该写——从前全写成反派，多荒谬！——所以“为工农兵服务” 也就是为最大部分的人。”

 从这里，她说到了“塞北山西之旅”几近三十年的感受。

“我被迫到底下去，时间很长——二十多年在底下，五年在牢里——但是觉得在底下舒服些，那里的关系没有掺杂社会上一些脏的、旧的东西，而是纯洁的东西。……当然，农村里落后的有，但很容易原谅，是旧社会给他的，例如迷信。有很多是很纯洁的，比较能够没有自己。”

“我个人在底下二十多年，我靠什么来营养我呢？我靠底下这些人对我的关系。 他们不管你是不是在上层社会，有什么亲戚。我的儿女不是势利，但他们必得和我划清界线，否则就得跟我一起当右派。我也希望不来往，不害他们。我在北京谁来理我？成天一个人。谁来也负担很大的危险。”

“可是到老百姓那儿去，谁也没有把我看成坏人。他们只知道我是个作家，一定是犯了错误、戴了帽子才下来的；但他们不管这个，他们只管眼前，眼前看你表现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好就跟你说话，是坏就不理你。只有底下的人民才有这种感情。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们对我也很好。我工作做得好，干部不敢说我好，因为右派不能表扬，可是老百姓看我工作好就说好——‘难道没有个是非了吗’？还说，为什么不摘帽子？他们就敢说。这就只有在底下才能碰得到。”

                                                                     4

 陈明提到有一位读者来信，信上说：“丁玲的作品没看过，只知道是个大右派。最近看报上说妳又出来了，大概是被平反了。可是在我思想里，你还没有平反。后来看到《人民文学》上介绍你写的《杜晚香》，我基于一份好奇心和求证的心理，看了这篇文章。我看了三遍之后，在我的思想里给你平反了。”

 她静静地听完陈明的转述，不无感慨地说：“没看到一个作家的作品，只看到骂他的东西，怎会不相信？有人觉得改正错划就算了，事实上不容易把过去的印象扫光。……不过我也不管了，能写、写了有地方发表，就行了。”

 我问她二十年不写东西，怎能笔仍不锈，功力还在？她说：“我还觉得力不从心——”

 陈明却抢过去笑着说：

“她下去喂鸡时也是全心全意喂鸡，实际上是‘战略迂回’，还要为了写作——体会生活、人物。但这要很大的耐心，因为不能马上写。”

 她也笑了，但随即不胜惋惜地说：“浪费的时间太多了。”她重重地拍着自己的膝头：“浪费的时间太——多——了！”

 我问：“经过这一切，可是你的信心却最坚强。请问这份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陈明：“原来也没有失去。一直没有失去过。”

 我看看他，又看看她。忽然，她笑起来，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说我们两个人……”一直笑个不住。经过一番解说我才会意——两个人患难中相爱、相扶持的力量……

 她停住笑，敛容肃然道：“说实话，实在是苦。……这些我过去不大喜欢讲，最近有一批‘老同学’（同一个监牢的），老专家，开座谈，说一定要把这段生活写出来，来教育现在的年轻人。

“最近邓友梅在文联的座谈会上说：‘这么多人被打下去，这十年他们生活没有人知道。可是二十年后出来了，没有几个是打倒的，都出来好好工作，朝气蓬勃、为四个现代化拼命努力。世上有这样的事吗？我们应当引为自豪。’”

 我说：“这大概是中国人特有的坚忍与耐力。换上别的民族，恐怕……”

 她接下去：“恐怕就不行。我自己就感觉宁可在底下当右派劳动，尽管苦，其中还有乐。要我跑外国去，也许人家会当宝贝，拿我作具体反共产主义的标本，但我才不去！”

 一个人含冤数十年是什么心情？她说：“刘少奇的谈‘修养’挨了批，可是里面有两句话给我很大帮助，大意是：一个共产党员，就是挨了冤枉，也应该挨得起。一个信仰是不容易去掉的，一旦相信就会坚持。还有，是我们民族有这气魄——我们的老祖宗是抬着棺材上告、谏皇帝的！我们从小就听这些故事，看这些戏。”

                                                                      5

 谈到她现在的写作。

“我现在写《在严寒的日子里》这个长篇，一个钟头写几百字。要戴眼镜写，戴久了眼睛不舒服。有白内障，但不能开刀。吃药也只是让它恶化得慢些。勉强啊，老牛不太能耕田，还是耕吧。”

 我有些黯然，便换个话题请她谈谈青年作家。

“年轻作家写的东西得要深一点。他们生活体验不够多。像刘心武，《班主任》 写得比较好，《爱情的位置》就差了，因为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女同志不懂爱情就要物质的问题。这是社会问题。而这社会问题里还有个基本的问题——经济问题。没办法嘛。特别像在农村。现在没有一千元娶不到媳妇。我问好几个在农村的女孩子，将来结婚要不要彩礼，她们说当然要，人家都要我不要岂不是没身价了？这是社会风气。再就是实际问题：嫁女儿，父母不想法替她弄几套衣服怎行 ？像好多条‘腿’——没有床、桌、椅这些‘腿’怎行？不像过去，在老解放区，在延安，谁要这东西？两个人要结婚，跟领导一说就行了，找个窑洞房子，公家替你弄一桌饭，开个茶话会。现在需要这些，是社会问题，农村也好城市也好 ，要解决一些问题才行。

“‘伤痕’也是这样的社会问题。也不是简单的问题。要想一想，把问题挖深。现在已经好多了，可以碰一些问题。这也有个过程的。这还是个思想问题。

“昨天有位十二岁就当了红军的老同志来，他说担心二十年以后。现在的年轻人，二十年以后是国家当权的，能不能把这十亿人口、九百多万平方里担起来呢？ 他很担心这接班人的问题。年轻人思想复杂，现在如何教育后代？还是要教他们吃苦——生活要往上提，可是还是要教年轻人吃苦，要大家有爱国思想……”

 老一辈的在担忧接下自己棒子的新手。但是新一辈的在想什么？在担忧什么？老一辈的可知道？

                                                                     6

 心里一直存着“只打扰她半个钟头”的念头，却见她说得高兴，眼睛和声音都是亮的，真也舍不得打断她。等谈得差不多了，我却想起一块木板的故事来。

 她的腰背不好，不能长久伏案写作，需要站直着写。陈明便为她设计了一个“活动书桌”——一块可以挂在颈上的木板，她就靠墙站着，在板子上写。我要求看看这块板子，陈明便去房里拿了出来。那是一块薄薄的木板，对角系着一根粗线绳。她把绳子绕过颈后，板子齐胸平放，戴上眼镜，拿起一支笔，放上一迭稿纸，比划给我看：“哪，就是这样子写的。”

 陈明微笑着替她调整木板的位置，然后看着她打趣道：“像街上卖米糕的。”她听了笑出声来。我却感到眼眶一热。

 我为她照了几张像，然后请陈明坐她旁边一同照。陈明含笑坐下，端端正正地望着镜头；她也含着笑，望着他。我正想要她看镜头，她却向陈明道：“你怎么不看我呢？”陈明忙把头一转，我按下快门，摄下了又一张他俩含笑对望的照片。

 可是我想到她的散文《牛棚小品》里所写的日子。那时的他们全在“牛棚”里， 咫尺天涯，连对望一眼也是难得的无上幸福。而今他们可以无拘无束的含笑凝视，却像是经过了千山万水、生离死别之交的重逢。

 告别时，我握着她厚实的手，想起叶圣陶《六么令》中“那日文字因缘，注定今生辙”两句，竟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七十五岁的人，今生结了半世纪的“文字因缘”，没有悔恨，没有怨尤，还在循着这条漫漫而修远的道辙向前走……

                                                                      7

 补记：今年四月间闻她因乳腺癌住院开刀，手术后将去山上疗养。

  愿她以同等的信心与毅力，征服疾病一如征服困境。因她还有长长的路要走，她今生为自己选择的道路……

                   一九八○年六月追忆于美国加州

    （作者系侨居美国的华文作家，在海峡两岸三地出版逾40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