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家的方向

                                                                                  安 宁

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正是春天，园林所在县城里遍植花草树木，需要大量的农民工，父亲托人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吃苦耐劳，父亲很快得到负责人的赏识，并将他调到县委大院，负责打扫卫生间的活计。这份工作不需要风吹日晒，又比园林工人可以多拿一些薪水，父亲非常兴奋与自豪。为了干好这份工作，他甚至还由每天骑车回家，改为每星期回家一次。园林所存放锄头等工具的储藏室，则成了他临时的栖居地。

母亲是个争强好胜的女人，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地出门打工，她却赋闲在家，便非要跟着父亲进城。母亲不挑不拣，什么活都做，她在修建县城广场时，搬过砖，和过水泥，拉过沙子，也栽过树。她甚至还给人当过保姆，伺候一个行动不便的有退休金的老人。尽管这些活计，都不能长久，总是这里一天，那里两天，但母亲却做得兴致勃勃，似乎万物复苏的春天，也激活了她对于生活的热情。每次下了班，她和父亲在蜗居的储藏室里吃完饭，便绕着刚刚开始大兴土木的县城闲逛。那时的母亲，只是对城市生活充满了羡慕，却从未有过野心，要将我们的家，搬到这片繁华里来。

在一次帮助县委大院疏通下水道成功之后，父亲忽然间发现，这样一个因为脏而没有太多人愿意去干的活，随着越来越多的楼房建起，将大有前途。于是他很快买下了一台电动疏通机器，在完成工作的间隙，四处接活。他还学着别人的样子，将自己的小灵通号码，印在纸上，狗皮膏药一样贴在很多小区的墙上。再或趁着黑夜，用墨喷在人可以一眼看到的门口。他还鼓动读了大学的我，在县城网站上为他发了一则像模像样的广告。

那时弟弟即将读初中，在究竟读乡镇还是县城中学的问题上，母亲跟父亲大吵了一架，并执拗地四处托人，花钱让弟弟进了县城的实验中学。进了城的母亲，一定是暗暗地怀揣着要在这里落地生根的梦想，否则，她不会忽然间成了《渔夫与金鱼》的故事中的老太婆，用一个又一个的愿望，强迫着父亲朝前走，朝县城的方向走。而那个已经现出凋敝破败的村庄里的庭院，除了秋收的时候父母会回去，再也不复过去的生机。好像，那些欢乐与忧愁，只是一场梦境，被锈迹斑斑的锁，永久地闭合在孤独的庭院。

母亲对于县城的第一个欲望，是让父亲在弟弟的学校附近租房，她要在这里安下家来，她要给弟弟一个可以每天回家吃饭的住处。她满心都是重建一个温暖家园的梦想，她被这梦激励着向前飞奔，停不下来。

父亲将县城大大小小的巷子都走遍了，最终，在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找到了一处小小的院落。那座房子，母亲在最初看到的那一眼，立刻哭了出来。它是如此破旧，破旧到连捡破烂的流浪汉都嫌弃鄙夷。房顶上的瓦片已经破碎不堪，有几处因常年漏雨，导致墙壁都发了霉，黑黢黢的一片，好像有无数的虫子积聚在那里。而三面院墙则四处张着大口，冷眼盯着想要开辟新的天地的父母。

这一次，父亲没有跟母亲吵闹。他默默地买来水泥沙子和砖瓦，只用一周的时间，就让只有一室一厅的小小的房子，和不大的庭院，改换了模样。院子里新铺了一条红砖甬道，这样下雨的时候便不会沾泥。就连外面的灶房，也修葺一新，秋天去粒后的玉米棒，可以拿来烧火做饭，节省买炭或者煤气的费用。母亲站在干干净净的院子里，红了眼圈。她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拿过铁锨，去整理阴沟，那里堆满了腐烂的落叶，堵住了通往外面去的雨水的出口。这是巷子的最深处，马路上的喧哗，在七折八拐之后，便自动消失。在没有亲戚看到这一处月租金只有60元的院落之前，母亲用沉默无声的劳作，与父亲达成了和解。

我们家在这座连房东都懒得来收房租的院落里，一住就是四年。弟弟升入了高中，我读完了大学，父亲离开了县委大院，但却因此成为一名专业的下水道维修工，像他年轻时学习针灸一样，熟知这个县城地下铺设的每一处有问题的管道的穴位。除了春种秋收，父母需要回村庄里忙碌，父亲依靠村人们口中羡慕又鄙夷的“脏活”，用一张又一张定期的存折，慢慢积累下一笔可以让我们家，再一次搬迁的费用。

那时村庄里的人，已经形成外出打工的习惯，谁在春种秋收之后，还闲在家里，会被人耻笑为懒惰。但除了依靠读书跳出龙门的人，还很少有人会想到在城市里买一座房子。大家只是感叹着城市人的生活，又将打工挣下的家业，谋划着在村里哪块地基上，给儿子盖一栋房子，备将来娶亲之用。只有慢慢习惯了城里人生活的母亲，用日复一日带着嫉妒的唠叨，激发了父亲在城里买房的野心。于是在一个秋天，父亲将所有的存款，加上从村子里某一富户处借来的私人贷款，共计14万元，买下了一处靠近菜市场的二层楼房。

搬迁到新房之后，母亲再也不像过去，对村人和亲戚们隐藏自己的住处。一拨又一拨来城里卖菜的村人们，在被母亲邀请，参观完我们家连庭院都远离了泥土的楼房之后，纷纷艳羡地称赞。只是当他们回到村子里，聊起让父亲挣下了一座楼房的活计，依然带着鄙薄，说，老王干的活，挣钱多是多，只是有些脏，没人愿意干。父亲在听到亲戚们当面这样点评的时候，什么也没说，而是低下头去，用力地搓着手，似乎，想要将那双每日帮人疏通下水道、修理马桶的手，搓出湿润的泥土来。

我们的新家，后面是一座六层的高楼，前面是同样的二层楼房。因为楼间距很近，再加上设计不合理，夏天的时候，便通风不好，很是闷热。尤其顶层，如果不按装空调，除了父亲，没人愿意上去睡觉。电费因单独划片收取，价格昂贵，而水费，对于用惯了压水机里免费地下水的农村人，用得再少，都觉得是在费钱。于是，每到下雨的时候，院子里便被一辈子勤俭节约的母亲，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子和油漆桶。雨水落在里面，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那声音随着盆里水的多少，而不断发生着变化。我坐在门口看书，常常在那些节奏单调但又叮咚悦耳的雨声里，听得有了困意。

在我已经将这座居于县城农贸市场旁的二层楼房，当成了自己的家，每年不管酷暑多么难熬，都要从内蒙古飞回山东的时候，父母在一个又一个相亲女孩提出的要在县城买房的条件逼迫下，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楼房。那时，我们已经在这个冬天需要烧炉取暖的房子里，居住了十年。它的脱落的墙皮，和局促的巷子，显示出与飞速发展的县城格格不入的老旧与落伍。

为了弟弟的婚姻大事，这一次，母亲专门召开家庭会议，郑重其事地给我和姐姐安排任务，每人最少拿出五万块来，买下她和父亲已经看中的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母亲说，那个小区高档，集中供暖，进出有门卫点头问好，位置也好，买下来，我们就跟你们两个姨哥家一样，成了真正的城里人了。那时，为了女儿上学，我刚刚在呼和浩特买下一个学区房。而一直在乡下的姐姐，也追随着乡下人的潮流，并为了方便孩子读书，花10万块在镇上买下一个小产权房。那座楼房坐落在一个村子的尽头，孤零零地，没有小区，更别说物业。它一脸复杂地背对着村庄，恰恰像我们全家在母亲的带领下，甩掉泥土，奔赴城市的表情。

尽管如此困难，全家人还是凑够了钱，买下了那栋意味着一个家族真正地跳出了乡村的房子。那是春天，弟弟的女朋友还遥遥无期，可是母亲却喜气洋洋地打电话来，跟我筹划着何时装修，买什么样式的家具。那时，我刚刚将旧房打扫干净，我对女儿说，妈妈永远不卖这个房子，我要留给你，让你以后不管多么落魄，在这个城市里，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可以遮风避雨的家。

5岁的女儿仰头问我：妈妈，房子是什么？家是什么？

我笑着将她拥入怀里，却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想她永远都不能明白，40年间，我们这个家族，怎样借助于一个又一个的房子，彻底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那些承载了风雨和历史的房子，它们永不会被我忘记。因为，那是我们孤独迁徙的家园。

安宁，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作品25部。代表作有《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遗忘在乡下的植物》等。荣获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丁玲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主奖等多种奖项。现任教于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