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忘记的峥嵘岁月

                                                                                       胡光炎

                                                                            回想当年的筹粮支前

1949年7月31日，安乡县前县长吴铁铮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中国人民解放军483团进驻县城。8月10日成立县人民政府和县委。

当时，全国还有两广、西南地区未解放。因而地处湘西门户，素有鱼水之乡的常德地区，解放军在这里过境、集结的多，筹粮支前任务很大，地、县委非常重视，把它列入新区的中心工作之一。

是年8月，我被派到第五区参加筹粮工作，工作队共6名干部，我负责收粮。

当时，解放军的大部队已离开安乡，留下来的只是地方干部和县大队部分武装，不过两百多人。除少数干部留驻县城外，绝大部分干部分驻在全县5个区的广大农村里。那时，由于我们的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国民党反动残余和土匪蠢蠢欲动，到处袭击我们。如1949年冬，土匪周永祥结集40余名土匪，煽动群众400多人，在第三区进行暴动，杀死干部7人，抢走手枪3支。至于零散土匪，打死干部战士和抢劫财物的事件，也经常发生。

筹粮，实际上是向农民借粮。借粮是征粮的一部分，借粮抵征粮数目，所以当时收粮时，只给农民开一张临时便条，待以后征粮时，再调换正式收据，抵交征粮数目。因此，有些地主和不法分子造谣惑众，说：“共产党把粮食都搞走了，你们以后喝西北风！”煽动农民拒借粮食。还有的造谣说：“中央军快打回来了，已收复了衡阳。”以鼓惑群众，阻止筹粮工作的进行。因此有些群众怀疑共产党能不能站住脚，害怕“变天”，不敢接近我们。还有些群众害怕人民政府宽大政策，把已经抓获的土匪和地主放回来遭到报复，对我们不讲真话。我们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开展工作的。

有些后进群众即使把粮食借给人民政府，但在粮食里面掺沙子、小石子、砖头。因此，开展筹粮工作十分艰难。上级指示我们，首先从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做起。筹粮工作队的同志走到那里就宣传到那里，一边宣传，一边筹粮，既是宣传队，又是筹粮队。向群众讲军事政治的大好形势；讲共产党是解放人民的大救星，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求得翻身解放的道理。从而不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把群众团结在我们的周围。这样，我们有了群众基础，有了耳目，有了帮手，很快打开了筹粮工作的局面。

由于我们认真执行上级指示，筹粮工作进展顺利，到10月底止，共筹粮24万多斤。保证了过境部队的粮食供应，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筹粮任务。

后来，我们又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的政策，全面开展秋季征粮工作。主要方法是：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自报产量，然后民主评议核实，再按照征粮政策计算到户，三榜定案，最后组织交粮入库。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圆满完成了征粮任务。

                                                                          常德吃水往事

解放初期，常德没有自来水，一般老百姓都得到井里打水。那时候，也有一些中老年人挑河水卖，声音洪亮的叫卖：“河水啵！河水啵！”一担河水只有两分钱。

1950年我在常德地委机关时，为了吃河水，机关食堂购置了一辆两轮运水车和一头黄牛。水车上面有一个椭圆形的木质水箱，水箱外侧有一个小圆洞，平时用软木塞堵住。每天由拉水工牵着黄牛套上水车，到沅江河里拉水，往返一次可以拉水十几担，基本上满足机关食堂用水的需求。我记得那个拉水工是个中年人，每天他都会牵着黄牛到河边拉水，到了食堂门外停车，拔开木塞，清清河水喷涌而出，哗哗地流入蓄水池中。

那时候，一般老百姓都是吃井水，也需要到井里去挑。洗衣服洗菜也是用井水，特别是早晨取水的人多，还要排队。

有钱人家买河水吃。挑卖河水的有两种：一种是零担卖水，随买随付钱；另一种是包水制，一个月交一次钱，每天都有专人送水上门，挑水工多数为中老年男子，每天都到河里挑水，给各买水户送水。

20世纪50年代末期，常德有了自来水。那时，城里许多大街小巷都设有供水站，间隔比较远，许多居民都从那里用扁担和水桶往家里挑水。每个家庭都备有一大一小两口缸，小缸是米缸，大缸是水缸，两口缸都是万一不能空的。吃水时到供水站往家里挑水，存入大缸里，上面还用木质的圆缸盖，以防落入尘土和杂物。每次挑水时，交给供水站水票，水票用完了再买。有了自来水，生活方便多了，每月买水票，花钱也不多，一般居民都负担得起。

自来水供水站有大有小，居民集中的地方设大站，有四个水龙头，能同时放两挑水，小站有两个水龙头，只能放一挑水。供水站有人“站岗”，主要负责收水票，也监督不浪费水。水不贵，开初是一分钱两担水，是小桶可以挑四担水，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分钱一担水。后来，吃自来水的越来越多，天热还要排长队。那时下河挑水已是孤家寡人了。

1963年我在地委会时，家属院里两处装有水龙头，院子里几十户人家用水就靠它。赶上休息日，尤其是夏天，人们常常端着大脚盆，里面放着搓衣板、小板凳、马头肥皂和衣物，围在水管周围，一边洗衣，一边聊天，洗衣服的多数是女人，也有男人。有的还在那里洗菜。小孩子爱湊热闹，拿着竹子做的滋水枪玩耍，大人们嫌他浪费水，就让他们玩清衣服的水。

自来水清洁卫生，生吃也不怕。自来水这个“取之不尽的源泉”，减少了疾病的传播，促进了生产生活的繁荣。自来水供水站，作为过渡时期的历史功劳永不可灭。1989年它成功“退休”了，没有“复辟”，知趣，谦虚不亚于人。

现在差不多家家户户“管到水成”，来得全不费功夫。河里不见挑水人。井水、挑河水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但是，老年人的时间最公正，一直举着挑井水、买河水两块牌子，位置不变，直到永恒。

                                                                          洞庭喋血

1943年春，日军开展所谓“江南歼灭战”，出动了四个师团的兵力向洞庭湖区进犯，攻占公安、南县、安乡等地。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国民党守军，在日军重兵围攻下，被迫撤退。

5月5日，日军轮番出动飞机向安乡县城轰炸，一颗颗重磅炸弹从高空落下，发出刺耳的轰隆声，顿时县城烈火冲天，一片火海。

第二天清晨，从湖北省公安、藕池撤退下来的数万国军，他们在晨雾蒙蒙中匆匆撤退，饥饿、寒冷、困倦一并袭来，正当国军猝不及防一片混乱之时，十多架日机骤然而至，对国军纵深阵地狂轰滥炸。炸弹似炸雷，火光烛天，就在刀光剑影、弹尽援绝中，国军殷红的血从身上涌出来。

炮声轰鸣，大地燃烧，国军尸横遍野，溃不成军。各部完全陷入日军包围之中，分割于洞庭湖西面河湖港汊水网地带，互相不能救援，完全处于孤立被歼状态。他们被隔断澧水东侧，民船均已疏散，只能隔水相望。在前有追兵，后有澧水，他们用木器、门板泅渡，大多数官兵不识水性，那里能游过滔滔澧水。一时间，呼朋唤友、呻吟惊叹，怒骂之声混在一起，惨不忍睹。有的士兵游至江心时，日机低空机枪扫射，这些士兵哪经得起这样的阵势，瞬息间，黑压压的人群渐渐沉入江底。这一天，惨死的官兵不少于千余人。几天后，遍河流尸，有的还身背步枪，手拿木板，真是惨遭屠戮，令鬼魂之哭泣，叫天地之愤怒，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和文字都简直无法描述这种惨状。

日军侵占安乡后，我们逃难到常德县中河口。一天，大姐和二姐驾船去渡口，中间需要经过一个湖泊，船到湖心，日机飞临上空，机枪扫射，湖面水柱冲天，大姐一把拉着二姐：“快！躲到船尾。”她和二姐刚到船尾，一颗子弹从二姐头部穿过，她摇晃一下，扑倒船尾。“二妹！你怎么啦？”大姐猛扑上去，紧紧抱着二姐哭喊，鲜血湿透二姐的衣襟，二姐再也听不见大姐悲伤的呼唤。船被击沉了，直到这时，大姐才发现自己臀部也被机枪打伤了一道寸多深的口子。船上八人，两人被打死，三人被打伤。那种凄惨的情景，令人毛骨悚然。

逃难的日子虽然只有一年多，可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我一辈子也难以忘怀。生活在现今和平年代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是想象不出那种惊恐、彷徨、凄楚和艰辛的。

                                                                           忆土改展览

1952年夏天，常德专区土改委员会和中共常德地委宣传部为展示土地改革的伟大成果，教育和提高各阶层人们对土地改革的认识，举办了常德专区土改展览会，我参加了这次展览会筹备工作。从4月15日成立筹委会到5月中旬展出，共收集实物和图片1300多件。展览会共分8个展室：第一至第五展室，主要反映封建土地制度，是千百年来农民受苦受难的根源；第六、七展室展示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农民是土地的主人；第八展室充分显示土改后农村的新气象与农村远景规划。

在展览中，很多参观群众看到各种真切的实物和图片，都潸然泪下、痛哭流涕。如南县四区同仁乡土改前有地主110人，占有土地77.6％，而贫雇农有745人，只占有土地2％。有一个农民参观后，叹气说：“我们穷就穷在没有土地啊！我租地主的田11亩，每亩收稲谷300斤，就要给他每亩交租200斤，不管收成好坏我们都得交……”

大秤小斗，大弓小弓（一种丈田的计量工具），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另一种花招。如澧县一个地主一杆七尺二寸长的大秤，每斤大半斤，每年收租时，就用这杆大秤。有个农民参观后说：“沉重的租子，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捆绑得我们喘不过气、直不起腰。”常德县一地主有个夹底斗，收租时，拿出夹底，每斗大两升，出谷时，放进夹底，每斗小两升。有一年一个贫农向他借三斗谷，他却代写成三十担谷的借条。过年时，逼他还债，还要加四成利息，边说边叫人把桌上的饭菜也提走了，逼得他上吊自杀，一家人哭天嚎地，凄凄惨惨地过年。有两兄弟看到恶霸地主杀害农民的刀、枪、棍、杖、梭镖、囚笼、快活凳等刑具，想到他们的父亲就是被恶霸地主用这种囚笼害死的，泣不成声地在囚笼旁边悲愤交加地倾诉当时的经过，控诉地主的罪恶。

第四、五展室，是地主的生活与农民生活的对比。展室中，地主穿的是绸缎马褂、獭毛皮帽；吃的是山珍海味、人参燕窝、白米鱼肉。

慈利县一地主一杆玉石烟枪价值稻谷一百担，还有珍珠玛瑙、金银宝石、玉器古玩等。桃源县一地主一张百鸟出窝床，花两年时间才做成这张床，光雕刻工就用了一千四百个，价值稻谷二百五十担。

在展室中陈列农民吃的碎米、野菜、糠粑粑、观音土……

有一个妇女看到以前农民吃的观音土、野菜、糠粑粑等实物时，就痛哭起来，她想起民国二十四年遭受水灾，掉了两个糠粑粑在尿桶里，还用火钳夹出来，用火烤干吃了。她控诉说：“我们拼死拼活地种田，还吃糠粑粑，地主不劳动，还吃得那么好，世道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在展室里还陈列了穿了一百二十多年的烂棉衣，穿了七十多年的棉鞋，戴过四十多年的头巾，用了四十多年的蓑衣，用了一百二十多年的烂帐子。

展室里还有农民用过几十年的破烂农具、家具、讨米袋、讨米篮子等。有个妇女看到他家用过九十八年的旧棉絮时说：“看俺穷人，睡的就是这种东西，我生五个伢儿，月里都是睡在这里面。”说到这里就哭起来了。接着她又看到恶霸地主杀她男人的那把梭镖，哭诉得更伤心地说：“这把梭镖捅在俺男人身上，肉还在跳……”说到这里，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在场的二百多观众都哭起来了，有的人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

在第六、七展室中，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农民协会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展室里陈列有大革命时期的标语、符号、图章、文件、照片、枪炮等。

解放后，广大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剿匪清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运动。图片中展现着许多农民围绕着刚分到的土地，一丘丘地仔细地看，手摸着刚插在田边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开怀地笑呵呵：土地是我们的了。

这次土改展览，对我也是一次生动的教育。比如说，农民盖过近百年的被褥，我就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使我进一步了解封建剥削制度的罪恶，从而坚定了在党的领导下搞好党的各项工作，为解放全人类奋斗一生的信念和决心。

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但土地改革的火热斗争，仍经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现在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得到了更加美好的改善。饮水思源，共产党更显得可贵，更企盼她永恒。

                                                                           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粮食、食油、棉布、猪肉等都实行配给制。因为粮食配给有限，人们下馆子吃饭也要粮票，购买副食品也要粮票。那时候我出差、下乡，都要自带粮票。农民进城做事必须自带粮食，若不带粮食，则要到黑市兑换粮票，才能够到食堂买饭。餐馆里的米饭两角钱一斤，没有粮票则再加二角钱。粮店里的米每斤一角四分，黑市上的粮票每斤二角钱，可见粮票比粮食还要重要。

那时候，粮店卖的是散装米，所以你买米时得自己准备好口袋。当售货员称好你的米以后，总是热情地提醒你把口袋套在大漏斗下，然后“忽”的一倾倒下来，有较真的老太太还会敲几下漏斗，不剩一粒米。

上了年纪的人肯定能说出好多与此相关的故事来。那时候农村姑娘不能嫁到城里来，除户口之外，最重要的没有定额粮食，就不能吃到国家供应的粮食。父亲到儿子家住，可以不拿钱，但必须带粮票，因为儿子每个月不到三十斤定额粮食。

因为物资短缺，每个家庭都会做腌菜和坛子菜，若想了解某个家庭日子过得是否殷实，只需看那家的腌菜和坛子菜做得怎么样。那时候老伴看到小菜价格便宜，就买回几筐萝卜菜，将萝卜洗净晾干水分，以盐腌渍后再与剁辣椒相拌，然后装入坛子里密封，数天后开坛取出来，凉吃炒吃随便，香甜脆辣，老少皆宜。

那时候一条街道只有一两个副食品店，店里的货物品种很少，只卖些食盐、酱醋、稻草纸、水果糖、饼干、香烟、散装白酒。很少有袋装和罐装食品，散装食品用纸包，酱菜食品用荷叶包，包完后再用细草绳捆扎，瓶装酒也用绳子捆扎。因为商业部门招收的学徒第一件事就是学捆扎打包。

学校门口都有卖酸萝卜或爆米花的。老太婆坐张小板凳，前面摆几个坛坛罐罐，玻璃瓶中浸泡着黄瓜、酸萝卜、藕片，见来了学生便赶紧起来招呼，酸萝卜一分钱一条，爆米花两分钱一袋。老太婆很慈祥，学生没有钱，粮票也可以。

春夏秋冬的农家，总有忙闲之分，闲暇时，偷偷摸摸地种点自留地，除了家用外，总也有些剩余，也就有了想进城淘换的原动力。城里的老百姓也琢磨，仅靠本、票、证、卷，想吃喝换个样儿，想添置一些日用品，怎么也不活泛。再说农民家里没有这证那票的，也不便当。于是，各取所需便成了最初的粮票交易模式。

其实，“地下贸易”是件很神秘很冒险提心吊的事情。那会儿都是相为邻居，背地里没藏着无话不说。看着一位挑担大米的农民进了院子，什么换花生，换蚕豆，换葵瓜子的都进去了，农民出来啥也没有了，互相使个眼色，不言尽在会意中。

城里人把手中结余的粮票换成花生或者只有过节才能见到的葵花子。拿出好几十斤粮票，换一瓶小磨麻油也算值得。

还有的农民把别处倒腾来的塑料盆，塑料桶，碗碟盘罐，炊具，扫帚驮来，自然方便了城里人。

几斤粮票换什么物件？几十斤粮票能换多大的塑料盆？双方心里都有小算盘，有时好说话，可以往下侃个价。有时看准了，双方都满意，也没觉得吃亏。

后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市场管理，奉命打击投机倒把，取缔粮票倒卖，扼制不正之风，巡逻队铁面执法，任凭“农倒卖哥”怎么哭求，都无济于事。

随着物资的丰富，1993年，国家宣布粮油购销政策全面放开，曾经必要的粮票制度寿终正寝，人们买食物和日用品，不需要两种东西了，从市场上退下来的粮票，很快成为收藏界的新宠，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胡光炎，湖南安乡人，中共党员。解放初期参加筹粮支前、退租减押、剿匪和土地改革。后在常德地委组织部和政法部门工作，常德市检察院原副处级检察员，1993年12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