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的选择

                                                                              刘晓平

2020年7月1日，随机关党支部进行主题党日活动，即缅怀贺龙精神，重温入党誓词。我随活动的队伍又一次来到了武陵源核心景区的天子山“贺龙公园”。来到公园贺龙铜像前，只见群峰之上，冉冉升起的阳光，给群峰、铜像洒下灿烂与辉煌。贺龙铜像仿佛被无限的红光簇拥着、托举看，雄视苍穹的巨大身影，与整个山野间群峰浑然一体，焕发出摄人心魂的震撼力，壮美而恢宏，凝重而神圣，庄严而肃目。这就是这片神奇的山水孕育而出的农民出身的开国元勋——贺龙元帅的铜像，他身着军大衣，手持烟斗，背倚着战马，目光如炬，伫立于三千奇峰之间，造型、色彩、气韵与大峰林浑然一体，也就是人们说的“三千零一峰”！

在元帅铜像前，大家举起右手，重温了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伫立于自然的群峰间，站在元帅的铜像前，再一次重温誓词，我们感到庄严而豪迈；尤其是活动结束后，大家散了，我一人抚着元帅的铜像和战马，目视群峰耸立的自然峰林，我的心思怎么也不能平静，思绪已神驰于历史的久远和元帅人生的私密世界。心间总回响起党支部书记的话：我们缅怀贺龙精神，什么是贺龙精神呢？简单地说就是听党的话、跟党走，为了党和人民不惜奉献一切。是啊！贺龙元帅作为一个农民之子，从两把菜刀闹革命开始，一步步随着反袁、北伐的脚步，他已位至军长的高位，为什么还要冒着生死跟党走？当时我党革命可是处于最低潮。没有别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了劳苦大众闹翻身的，只有跟党走才能实现穷苦人翻身得解放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他坚定的信仰。

                                                                          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起义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谭平山领导。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起义前夕，蒋汪合流，北伐失败，中国共产党遭到全面清洗和屠杀，但却无力反抗，因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中共没有建立自己的武装，就连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也被勒令上缴了。这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联合国民革命军左派举行武装起义。当时，革命处于低潮，处境十分危急，蒋汪大肆屠杀共产党。但是，贺龙凭自己对周恩来的了解和对党革命根本的目的是为穷苦大众争取自由解放这一点的理解，毅然把军队交给党，把自己也交给了党，自己也坚决地投入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担当了起义总指挥的重任。

在1927年7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上，张国焘忍不住问周恩来：“贺龙能靠得住吗？”

周恩来语气肯定地说：“通过各方面的了解和考验，贺龙是和共产党贴心的，完全靠得住。如今，他的二十军里已有大批共产党员。”

其实，在此之前，周恩来与贺龙已有过多次接触。因为贺龙多次申请加入共产党，两人曾有过对话。

贺龙：“恩来，您做我的介绍人，我把这一百多斤交给党了。”

周恩来：“好吧！胡子莫急，现在革命处于低潮，待起义结束了，我会自告奋勇做你的介绍人。”

起义即将举行，为各项分工部署，周恩来专门又和贺龙有过彻夜的讨论和交流，贺龙已把跟共产党革命作为自己的追求，革命意志十分坚决。

由于叛徒告密，前委会很快掌握了情况，周恩来立即果断地将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举行。南昌起义的枪声，就在8月1日凌晨2小时打响了。

在夜深人静的时刻，那清脆的枪声，越发显得激烈，越发显得震撼人心。激烈的枪声中夹着喊杀之声，那气势真如天崩地裂一般，宣示着一个旧世界即将走向灭亡。

起义取得胜利，但胜利之后，将何去何从？起义军没有深入地讨论过，也没有深谋远虑，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起义军面临的战略方向，缺少一种全面的把握。其实，当时胜利后有三种决策可供选择：上策是上山，到周边广大的农村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中策是原地不动，以南昌为红色中心，形成宁、汉、南昌三足鼎立之势；下策是下海，即是下广东，打汕头找出海口，争取外援。起义军就是选择了下广东，他们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打开海口，争取外援上。一代英豪的错误决策，导致了起义军的前路充满艰险，乃至于使得整个起义遭受了最后的惨败。这也是我党武装斗争的第一次，经验不足，然而历史无情！

起义是胜利了，但起义后的进军却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起义军先后激战壬田、会昌等，大大小小的战役接二连三，有胜利也有失败，但是胜少败多，然而总是打过来了，只是给部队造成了极大损失。

                                                                           向党宣誓

周恩来对贺龙是极为信任的，起义之前他与朱德有过关于贺龙的简短对话，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贺龙是极为欣赏的。周恩来曾对朱德说：“张发奎自称是革命的领袖，一动真格时便暴露无遗，立刻就转到蒋汪一边去了。哪像贺龙，那才是真心向着共产党的。”

朱德说：“听说贺龙多次申请入党，均被拒绝了？”

周恩来生气地说：“还不是党内那些阴阳怪气的人，张口闭口贺龙是旧军官，是军阀，要考验。”

朱德站起身说道：“还考验什么？在敌人拿起屠刀杀共产党时，党内一些投权分子都倒向了敌人，而贺龙却一心跟共产党干，对这样的同志不相信，还要相信谁？”

周恩来说：“是的，起义以后，我们立即讨论贺龙入党的事，我来当介绍人。”

无独有偶，起义前夕，贺龙与周逸群也在一起有过对话，可见贺龙对党的忠心。

周逸群说：“部队的情绪还是麻高的，对您追随共产党，多数人是赞成的，少数人不赞成，但不赞成的人也不反对。”

贺龙笑着说：“这话怎么讲呢？”

周逸群说：“你知道吗？不少人跟你南征北战，是敬佩你的威望，料定跟着你这强将，没有亏吃。”

贺龙摆摆手：“没有亏吃？我贺龙可没少吃亏，只是跟了共产党，才没有吃亏。”

周逸群说：“贺龙同志，在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你对共产党如此忠心耿耿，使我们党的许多同志都深受感动，倍受鼓舞。”

贺龙说：“逸群同志，不要说这些了，我们相处，不是一天半天了。我贺龙是个粗人，可谁好谁坏，我分得清楚，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我还是看得清的，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了穷苦大众闹革命的。”

正说着贺锦斋打来了电话，两人对话才停了下来。

起义军一路艰苦打过来，终于回到了瑞金城，部队进行休整，也为一路过来所取得的胜利予以庆祝。

这时候，从报上得到消息，张发奎已正式在报上发表了声明，旗帜鲜明地与共产党决裂。这样，前委会只得决定，取消张发奎总指挥的职务，由贺龙同志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周恩来向党组织提议，吸收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一致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贺龙入党的介绍人为周逸群、谭平山。为周逸群把组织的决定告诉贺龙的时候，没想到这样一位刀光剑影里走过来的英雄，竟控制不住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周逸群紧握着贺龙的手说：“胡子，各方面证明，你是一个好同志，在蒋、汪之流举起屠刀杀共产党的时候，在共产党人最倒霉的时候，许多党员都纷纷退党，你却放弃高官厚禄，一次次要求加入共产党，我们特别需要你这样的好同志！”

“加入了共产党，你的担子将更加沉重。特别是现在，我们党的力量还十分弱小，又处在极度的困难之，党需要你做更多的工作，经受住更大的考验。”周逸群又补充地说。

贺龙十分激动，他高兴地说：“逸群同志，自我接触共产党的那一天起，我就立下了为党奋斗一生的志愿。”

第二天上午，雨过天晴，瑞金城沐浴在阳光中。在锦江河畔的一所小学内，周恩来主持了贺龙入党仪式，他用一种十分敬佩的语气说：“经过各种考验，贺龙同志完全达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现在我为他主持入党仪式。”

在党旗面前，贺龙兴奋地举起了拳头，庄严地宣誓：“我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对党光明磊落，服从党的一切决议，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事业而奋斗终生！”

仪式完毕，许多同志都向贺龙表示祝贺。一个追求光明、向往革命的人，在任何时候参加革命队伍，都会受到党和同志们欢迎的。而在革命的低潮时，加入党的队伍，就尤为难能可贵。

贺龙在瑞金城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家纷纷祝贺，还没有入党的，都表示要以贺龙为表率，在革命的征程中努力争取。

起义军在瑞金城中休整了几天后，后来听取了张国焘的建议，改变计划，决定绕道长汀南下，入闽以后便兵分四路行进。

第一路是叶挺、贺龙主力；第二路是谭平山带领革命委员各机关；第三路是李立三带领的上千各大脚妇女和青壮年男子担架队；第四路是周士第率本部人马做后卫收容；起义队伍浩浩荡荡朝长汀开赴而去，但恰恰是这一计划的改变，却又把起义部队送入了十分艰难的处境……

                                                                          起义失败

可以说，南昌起义从南昌到瑞金这一段，还是取得了胜利的，从瑞金南下潮山这一段，是导致起义失败的最主要阶段。在瑞金时没有乘胜追击残敌是一大失误，改变原定的从寻邬直下广东梅县的计划，转道长汀、上杭，直奔广东潮汕，也是一大失误，自此，接二连三的失误，是导致起义最后失败的直接原因。

在汤坑激战后，张太雷传达了中央武汉在召开的紧急“八·七”会议精神，我党的革命斗争应当马上转移到土地革命，分田地、树红旗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彭湃虽然说要马上动手，但是，军事上的失利、军情的紧急，让委员们都觉得有不切合实际的感觉。

这时，周恩来虽然带着病容，但还是很坚定地站了起来，目光炯炯，很严峻地说：“同志们，我们起义后，连战连捷，胜利是主要的，影响是深远的，汤坑打了败仗，和最近的几次败仗，是我们战术上的失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但我知道自己，却不知道敌人，情报太疏忽，太轻视敌人，打败仗是难免的。在会昌、壬田，我们打败了钱大钧、黄绍竑，就应该穷追猛打，不应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在三河坝，我们就不应该分兵，结果分了，给敌人有可乘之机。在揭阳，我们又陷入了敌人的车轮战术。同时，我们忽视了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和敌情工作的把握。我们本身又犯了旧军阀的作风，在进入汕头后，枪毙了两位工友，用以整顿社会秩序……”

正说着时，侦察员紧张地跑来报告，村外已发现敌情。所有人员马上归入战斗序列。

起义军整体被打败了，朱德、周士第、陈毅带领部队甩开敌人后，清点人数，仅只有1000来人，900多条枪。他们马上直奔潮汕，走到中途，碰到从潮汕败退下来的散兵，才知道叶、贺主力已撤退汤坑，又败流沙，革命委员会人员四散，不知下落，战士们都不知去向。

听到主力失败的消息，军中许多人都哭了。

这时，已近深秋，山林的气候很冷，起义军战士们依然是南昌起义时发的单衣，加上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大家情绪十分低落，有人弃枪不想干了。朱德把大家集合到一起，他用严肃而又坚定的语气说：“同志们，大家知道，革命是失败了，起义军失败了，但我们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中国革命今天是黑暗的，可是黑暗是暂时的，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要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想革命的可以回家。”

朱德的讲话，像一盏明灯，使大多数人看到了光明，增添了革命信心，经受住了考验，最后有900多人跟朱德走，这900多就是一支任何困难都拖不垮的钢铁队伍，这支队伍越过闽赣边界，进入江西境内，后来同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一起，在井冈山会师，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

打散了的其他起义军将士，有的直接潜回了，有的去了香港转上海，又投入了党的怀抱。贺龙在鸟石云落突围后，走了半天才发现身边只有卢冬生，他什么也不多说，只打紧双眉，说了句：“我要回湘西，一定要卷土重来！”

                                                                          辗转上海

贺龙除了扔下那句话：“我要回湘西，一定要卷土重来！”就再也没有说话了，只是愁眉不展，一个劲地埋头走路，他只想早日赶回湘西去，早日去上海，取得党组织的认可。

不知经受了多少苦，才来到了香港，碰巧遇到了郭沫若，郭告诉他：“革命委员会的人都到了上海，我在此做接应工作，你也快去吧！”

贺龙和卢冬生马上买好了去上海的船票，启程去上海。船离开香港后，到汕头又停下上人装货。一队队荷枪实弹的敌兵，见到可疑之窗，便不问青红皂白，立即逮捕。在旅客上船的时候，两人都看到了周逸群也夹在其中。贺龙见了心中高兴，忙用报纸遮住脸，靠上去说：“报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就登出了上船的消息。”

他这么一说，可把周逸群吓了一大跳，很警觉地伸着耳朵听，并上去拨开报纸一看，惊喜得一把抓住了贺龙的肩头。

贺龙忙凑近小声说：“一块先回上海吧？我要回老家！”

周逸群点头，说：“我没有钱了，你们呢？”

贺龙也没有了，只有卢冬生身上还有伍角钱，但贺龙满有把握地说：“放心吧！到了上海你就不用担心。”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安排了他的两个叔伯兄弟早在上海霞飞路寿康里经商，为部队筹些经费，但他没对任何人说起过。

三人到了上海，凭双腿寻找霞飞路，好不容易找到了，可是人去楼空，新的商家说：“这两人已卖了商铺卷款走人了。”贺龙气得要死，心中大骂：“我一定枪毙了他们。”

但是，骂归骂，路还得走，得找组织才行。三人又只得凭双脚在大上海寻找组织。三人直走得筋疲力尽，好不容易才找到组织。他们到来时，南昌起义的同志们，有许多人都来到这里，如张国焘、李立三、徐特立、周恩来……住下来的当晚，李立三找到贺龙说：“你去隔壁看看，有人想见你。”

贺龙来到隔壁，敲开门一看，原来是周恩来。两人忙紧握在一起，贺龙说：“恩来啊！都怪我，是我贺家人害了革命，耽误了革命的前程。”

周恩来摇摇头说：“不怪你啊！你为了革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这次起义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但起义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是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第一步。”

贺龙说：“恩来啊！我请求组织尽快安排我的工作。”

恩来拉贺龙坐下说：“你的工作，组织上已有些考虑。我们准备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军事，你也得去呀！”

贺龙摇头笑着说：“恩来呀，我识不了几个字，那洋文我就更不行了。我还是回湘西吧，我不心甘，我得回去重拉队伍，为革命掌握枪杆子。”

恩来笑着说：“你的意见，我会向中央汇报。你好好休息吧！待中央有了决定，我会及时告诉你的。”

贺龙、周逸群、卢冬生便在租界内秘密地隐居下来。

当年的12月，又爆发了广州起义。起义坚持了三天，领导人张太雷不幸牺牲。消息传到了上海，在党内有的悲愤、有的惊恐。张太雷的爱人王一知抱着个一岁的女儿也来到上海，在秘密寓所住了下来。

在上海隐居下来，在等待中央组织决定正式下来之前，贺龙对“南昌起义”也做了回顾和总结，这对他后来举行的“桑植起义”，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有帮助的，他的回忆总结如下：

“八·一”南昌起义仅是我们党认识武装斗争的开始。对于毛主席武装斗争的思想，例如在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革命军队应与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发展工农武装，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积蓄壮大自己的力量，去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对于上述中国革命武装斗争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当时还是不了解或了解得很肤浅的。南昌起义之后，军队往哪里去的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当时的两湖、江西，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很高涨的，起义的军队应当与湘赣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创造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从中来壮大自己、消灭敌人。而我们当时对于创造革命根据地与进行长期游击战争的思想与认识十分肤浅，所以南昌起义的军队没有与湘、赣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南下向广东进发。同时又缺乏适合当时当地情况的具体行动方针，在长途的进军中，部队本身没有很好地建立政治工作，加上在客观上敌人的力量强大，而主观上的指导又缺乏经验，因而南昌起义的部队大部分遭受损失，仅留了一部分力量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在井冈山会师，才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

后来中央组织决定下来了，同意贺龙、周逸群回湘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回到故乡

中央责成周恩来、周逸群同贺龙谈话后，组成了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特委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为委员。主要任务是在湘西北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革命军，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当时郭亮还在武汉，周恩来特意代表中共中央，在1928年1月9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湘西北特委给郭亮同志信》。

在一个阴云低垂、天寒地冻的日子里，贺龙就忍不住了，他一心早日回到故乡，好开创自己的工作，便带着周逸群、卢冬生、膝树云、史庶元等10余人，由上海直奔武汉，与郭亮见了面。

一见面，贺龙便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给郭亮：“这是恩来写给您的信。”

郭亮看完，便说：“去湘西的事，回头再细说，马上举行武汉三镇的年关暴动，你来了这总指挥非你莫属了。”

暴动定在腊月二十三日灶王爷上天之时，趁炮仪齐鸣时行动。

贺龙顾不得旅途疲劳，立即投入各种准备工作。一切都顺利得很，哪曾想暴动即将开始之际，印刷暴动传单的工厂被敌人破坏，还没开始敌人便四处抓人，全城大乱。除郭亮留下善后之外，贺龙等人马上转移，当即动身奔赴湘西。

贺龙回湘西，郭亮要一个叫李良耀的人也一同去湘西，他是湖南华容人，很有工作经验。

时值隆冬，四处枯枝败叶，一片萧瑟的景象。船行一日，到达三江口时，芦苇丛生，人烟稀少，船停在一个码头不走了。船上人说：“前边的观音洲被一群盗贼占据了，为首的叫‘混江龙’，大概十几个人，因他们手中有枪，自称保安团，实属土匪无疑，但官府不敢惹他们。船到此，孤舟不敢行，得聚集十几条船，才敢趁夜悄悄通过。”

贺龙听了，眼睛一亮，遂对周逸群等人说：“走，下混江龙的枪去。”

周逸群、卢冬生、李良耀便跟随去了，打听到了混江龙所在之处，便大踏步而去，站岗的团丁大喊：“干什么的？”

李良耀说：“汉口的王老板前来拜访。”说完便递过几块光洋。

有了光洋，团丁便乐了，不再吱声，让贺龙一行前去。贺龙等人闯入混江龙的房间，贺龙便问：“团长还认得我吧？”没待对方说话，便又问：“你不是要抓我吗？我便是贺龙！”

混江龙听了脸色顿时变了，见其他人怒目圆睁，遂一抱双拳说：“军长大名，如雷贯耳，有何吩咐，小的一定照办。”

贺龙：“你有多少条他？”

“共十六条枪。”

贺龙：“把枪和子弟都给我，叫他们马上送来。”

枪弹送来后，贺龙又说：“叫团才们集合！”

团丁们很快在院子里集合了，大家一见情况不对，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贺龙问：“种田的都举起手来。”

团丁们差不多都举起了手。

贺龙说：“种田的人都是受苦的人，我贺龙也是受苦的人，被逼拉队伍，杀富济汾，打了十多年，才知道只有共产党能为劳苦大众打天下。你们都是穷人，为何要祸害穷人？”又看着混江龙：“你残害百姓，作恶多端，当处极刑！”说完，一枪便结果了混江龙性命。

团丁们见状，都磕头求饶。遂遣散团丁，一行人带着16条枪回到船上。

半夜时分，船便启程。次日凌晨，船便到了洪湖腹地。

洪湖为江汉腹地，由大小几十个湖泊组成，素有水乡之称，物产丰富，是有名的鱼米之乡。

船到一个叫“反嘴”的地方，岸上有一群人招手大喊，贺龙看时，人群中好像有贺锦斋，遂令船靠岸。

原来还真的有贺锦斋。他于潮汕辗转到上海后，没找到党组织，便到了武汉，经旧部刘玉仁介绍认识了黄鳌，黄鳌也是中共党员，拉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驻扎在反嘴镇，黄鳌便邀贺锦斋来反嘴，指挥这支游击队伍，很快发展到200余人，因劫得一家商号，得金千两。早得传说，贺龙要回湘西，便留意过往船只，希望巧遇，没想成真，大家都有说不完的欣喜。

到了洪湖，贺龙可以说也是到了家，他这个镇守使可是周围无人不晓。与贺锦斋、黄鳌相会后，又与“红五子”刘绍南、洪湖区共产党负责人肖仁鹄、邓郝中、黄国庆等人见了面，大家把洪湖的情况都汇报后，贺龙、周逸群还做了报告。几天时间里，洪湖区的所有游击队负责人均到反嘴。短时间内，洪湖可以说变了天地，工农革命军初具雏形，但贺龙、周逸群的任务是赴湘西拖队伍，不能久留洪湖，洪湖的武装就交给石首中心县委了，由李兆龙指挥，在当地开展武装斗争。

贺龙、周逸群第一行10余人离开石首后，即往湘西行进，晓行夜宿，一路行进，目的是想早日赶回桑植，沿途也和一些游击队、共产党的负责人见一下面即走。这期间，自打贺龙在洪湖领导了洪湖起义以后，蒋介石便电令湘鄂西区“剿共”力量在沙市共商布置捉拿贺龙等事宜。贺龙每走一步，都充满危险。但在当地党组织或游击队伍的帮助下，一次次化险为夷。

贺龙一行离开毛笔街后，取道石门蒙泉乡。蒙泉乡有一支游击队，队长张海涛，中国共产党员。当贺锦斋、黄鳌摸进村时，张海涛已被害了，众人赶紧离开蒙泉乡，行至一座破旧的五道庙时，大家都累极了，贺龙说：“我们进庙歇歇吧。”

庙已破败，无有僧人。可谓“无僧风扫地，缺烛月为灯”。庙内堆放了不少稻草，贺龙自个扒了个窝，都躺下了。黄鳌躺在旁边，忍不住问：“总指挥，你当年是坐八抬大轿的人，没想到革命后和我们一块睡草窝，您不委屈吧？”

贺龙说：“南昌起义时我就向党保证，失败了我就再上山，脱下皮鞋穿草鞋。”

黄鳌听了，有说不出的感动，对贺龙愈加尊敬。

第二天天黑时，到了慈利的杨家溪，可算是到了家门口，没想到李良耀在跟踪情况时却受了伤，大家一路背着跑到了一个叫杨柳铺的地方，才找到一个熟悉的老乡把他托付下来，让他治好伤后来桑植找贺龙。

但没想到，越是离故乡近了，却越是风险多了，一个叫陈策勋的人，但叛变投敌，当了桑植保安团的团长，层层设卡，准备着抓贺龙。

贺龙等人到桑植境内，正行走间，突然从林闯出一位汉子，拦住贺龙说：“贺胡子，前边去不得了，陈黑正等着你，说要割你心肝下酒。”贺龙不信邪，又走了一段，又从林中走出几个人，拦着贺龙等，“贺胡子，乡里乡亲的，你去不得了，陈策勋设了四道卡，等着你的人头，好去南京领赏娶老婆。我们是冒着被他灭门九族的风险来报信，我们知道你是为我们穷人的。”

原来陈策勋下面有四个大队，一大队队长陈黑，二大队长队长张太松，三大队队长刘玉九，四大队队长钟慎吾，除钟慎吾外，一个比一个坏，被陈策勋安排着，设卡捉贺龙。钟慎吾守竹叶坪，陈黑守陈家坪，张太松、刘玉九守着另外两道卡，发誓要抓住贺龙，好去南京领功。

到了家乡，几乎谁都认识贺龙，也知道贺龙砍盐局的事，都知道他是为穷苦人的，也都心向着他。尤其是有许多人曾是贺龙的旧部，贺军长的为人他们是知道的，为穷苦人敢于不顾一切。所以，一回到故里，总有人好心为他送信。

时节已是早春天气，远山近树，均已鸟语花香。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贺龙对周逸群说：“前边便是竹叶坪，钟慎吾是我旧部，与我交谊很深。”说完转身对贺锦斋说：“你前去竹叶坪，就说我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贺锦斋回来了，还带着几个人，其中有个大个子，异常高兴地走上前来，握住贺龙的手说：“胡子，可把我想死了。”

此人正是钟慎吾。他握着贺龙的手说：“我有一百来人，你回来了就都交给你了。”贺龙把随行也一一做了介绍，大家便向竹叶坪走去。

进了竹叶坪，钟慎吾摆酒设宴，为贺龙等人接风洗尘。

酒席结束，贺龙便与周逸群、钟慎吾等人说：“我要趁陈黑梦还没醒之时，就杀了他以除后患。”

钟慎吾知道贺龙的个性，便说“好的，我带兵接应你。”说完，各自使换装，骑马直抵陈家坪。

过了村口，有兵丁便问：“干什么的？”

贺龙说：“我是钟慎吾的副官，给陈队长送急信来了。”说完，扔过几块光洋，兵丁一见，高兴了，忙说：“陈队长就在前边的祠堂里，王副官就亲自去见吧。”

贺龙牵着马到祠堂门口拴好，便推门而入，只见陈黑汗流浃背地熬着鸦片。贺龙走上前去说：“陈队长还亲自熬？若是贺龙跑了陈团长可饶不了你。”

陈黑一怔，抬头看是贺龙，手一抖，瓢内的烟膏子泼在火炉上，“轰”的一声烟火燃起。就时迟那时快，贺龙趋势上前，飞起一脚将陈黑踢倒，人一爬起，贺龙已紧紧掐住了陈黑的脖子。陈黑双脚乱蹬，脸憋得像个紫茄子一般，一会儿，便没气了。

贺龙出了陈家坪，向钟慎吾等人说了杀陈黑的经过后，钟慎吾赶紧命随兵朝陈家坪放枪，一时枪声大作，不一会，陈家坪便传出呼喊声：“不好啦，陈队长遇害啦！”

钟慎吾、周逸群、贺锦斋等一行人，随即占了陈家坪。贺龙告诉大家，让大家放出风去：“我贺龙回来了，只要大家心向穷苦人，我贺龙欢迎、共产党欢迎，即使做过坏事，只要改邪归正，我党不究往事。”

为了尽快赶回洪家关，贺龙决定饶小路早点赶回家去。

                                                                          桑植起义

1928年阳历2月28日，正是农2月2日龙抬头的日子，贺龙一行回到洪家关。父老乡亲十里长亭相迎，各类武装和以前旧部，听到消息都纷纷派人来见。

贺锦斋见乡亲们对贺龙十分爱戴，当即吟诗一首：

大地乌云遮太阳，一朝消散又重光；

忽闻各处人声嚷，胡子果然转回头。

一些辈分高的老年人，见了贺龙也不无责备，对贺龙放着军长不做，偏要“脱了皮鞋穿草鞋”想不通，说他：“一不该把队伍全盘托出北伐，二不该倾家荡产搞南昌起义，三不该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走。”

贺龙说：“各位长辈，我贺龙南征北战，枪林弹雨十几年，才找到共产党，才看到一心为穷人的大救星。北伐征途，共产党流血牺牲冲锋在前，胜利在望之际，蒋汪合流，‘四一二’大屠杀，‘七一五’大屠杀，他们双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他们是封建土豪的走狗，是天下穷苦人的死敌。天下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穷人才能翻身得解放，革命才能一定成功！”

有人问：“胡子，你说‘红脑壳’好，我们也想入行吗？”

贺龙说：“入‘红脑壳’不容易，共产党考验我是三年多，我才加入了‘红脑壳’。”

说得正热火，贺龙的大姐贺英回来了，她一身粗布衣，头上挽着个粑粑髻，腰中别着短枪，身后跟着几个兵，一身巾帼英雄的姿态，她从鱼鳞寨赶回来看自己的兄弟了。姐弟相见，别有一番惊喜，别后之情相聚是必定的，贺龙把随行一一向大姐介绍了，待客人散去之后，贺龙赶紧把周逸群等人召集到一起，商议桑植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的事宜。

贺龙说：“凡事都得趁热打铁，现在有了3000多人马，我们举行桑植起义，创立工农革命军，大旗一树，周围各种认同我们理念的各武装力量和我以前的旧部，肯定会集结拢来，形成力量。”说完，大家也各抒己见，商议一番后便决定：于1928年2月29日，在洪家关举起桑植起义的旗帜，创建工农革命军，贺龙任军长，周逸群为党代表，黄鳌为参谋长，贺锦斋为第一师师长，王炳南为第二师师长。旗帜一树，队伍扩大很快。

1928年4月2日，起义部队在贺龙领导下兵分三路，向县城进发，不到一个小时的战斗，县城就被攻克，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便插上城头。

桑植起义的爆发，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惊恐，很快组织力向桑植反扑。1928年4月15日，敌军偷袭了桑植县城和洪家关，贺龙率工农革命军奋起反抗。双溪桥、梨树垭、苦竹坪三战失利，革命队伍损失严重，但依然坚持斗争，工农革命军转移到桑植与湖北鹤峰交界的红土坪、白竹坪一带，并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加强指导。同时贺龙瞅准时机向敌作战，取得了小埠头葫芦科伏击战的胜利，并攻占了洪家关。

在取得中央党的领导以后，成立了湘西前敌委员会，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来在策应石门南乡起义时遭敌重创，参谋长黄鳌、师长贺锦斋等100余人牺牲，部队缺衣少吃，叛逃离队现象严重。当年11月中下旬间，湘西前委会改称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着力贯彻党的“六大”决议，整训队伍，这时全军只剩下92人72条枪，但这些革命力量犹如火种，成为日后革命武装力量发展的基础。1929年1月7日，红四军攻占鹤峰县城，建立政权，形成武装割据，以发展壮大队伍。

1929年5月，红四军再次进攻桑植，6月12日进占洪家关，14日再占桑植县城，成立桑植县委和苏维埃政府。赤溪河之战，红四军一举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向子云团，加上此前的南岔小河口、渡口之战，全歼了向子云副团长周寒部，红四军的力量不断壮大，红色政权不断扩大，桑植、鹤峰的红色政权连一片，湘鄂边革命根据得到发展、壮大和稳固，桑植起义取得了胜利。它的胜利，为以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红二方面军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贺龙等革命前辈，浴血奋战，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建立工农革命军“红二”方面军，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留下了“三千寡妇”的感人事迹。后来掩护红军主力长征，又自己率领红二方面军长征，在保卫延安和抗日战场上，谱写了辉耀革命史册的篇章。

元帅当年的选择，他不是因为追求荣华富贵，完全是因为对党的信仰，为广大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贺龙元帅在南昌起义时，他已是军长的高位，他只要是跟着蒋介石干，他一生的荣华富贵是肯定的，但他却选择了一条跟党闹革命的阳光大道，虽然九死一生、浴血奋战，但他却也无怨无悔，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直至革命的胜利，为我党革命史留下了一段十分感人的革命史实。

刘晓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旅游诗歌联盟主席，中国诗歌学会理事，鲁迅文学院作家高研班第四届学员。现任张家界市文联名誉主席。作品发于《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等。获全国第二届土家族文学奖。有《爱的小屋》《秋日诗语》《一路风景》《拉宾》《魏源》等文学著作十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