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与作家培养

                                    孙向阳  

1949年以后，“新的文学”的建设主要依靠什么来实现，是当代文学建设中的一个难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国家层面来创办一所类似于高尔基文学院的专门机构，则在相当程度上回答了如何培养新文学（文化）建构者的问题。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就是我国第一所专门以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为己任的文学机构，它被人们称为作家培养的“黄埔军校”。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教育机构，也是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活动的中心，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所开展的文学教育工作以及相关文学创作活动，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成立始末

早在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上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时，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里面就把“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艺活动，使新的文学艺术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地开展，并培养群众中的新的文艺力量”[1]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任务，并把“筹办文学院”列入1950年的工作计划。[2]1949年10月24日，就由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创作部草拟了一份《关于创办文学研究院的建议书》，呈送给文化部审批。建议书内容如下：

全国面临着新形势，正如毛主席所指示，文化部的文化建设任务也要增强。思想教育更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建议创办文学研究院。按文学艺术各部门来说，文学是一种基础艺术；但目前我们有戏剧、音乐、美术各学院，恰恰缺少文学院。所以有创办文学院之必要。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除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及联大文学系用马列主义观点培养文学干部而外（经验证明他们是有成就的），一般的文学工作者大都是自己单枪匹马，自己摸路走，这是他们不得已的事情，这是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人们的学习方法。至于过去各大学的文学系，也由于教育观点方法的限制及错误，从来很少培养出多少真正文学人才。我们接收以后，教育观点与方法虽然要改，但也不一定能适合培养各种不同条件的文学工作者，不一定适合培养作家。所以，也有创办文学院之必要。

另外，在我党领导下，近十几年来，各地已经涌现出许多文学工作者，有的实际生活经验较丰富，尚未写出多少好作品。有的已经写出一些作品，但思想性、艺术性还是比较低的。他们需要加强修养，需要进行政治上的、文艺上的比较有系统地学习。同时领导上可以有计划地、有组织地领导集体写作各种斗争、奋斗史。……

                                                       1949年10月24日[3]

这份建议书，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创办文学院的必要性，而且目标指向也非常明确，就是要培养作家，就是要帮助两类青年文学工作者进行提高。不仅要从政治和艺术上组织他们系统地学习，还要组织他们从事集体创作。一句话，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培养文学人才。至此，正式开启了中国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家级作家培养构的创办征程。

自从文化部把筹办文学院的工作列入1950年个工作计划，并在报纸上公布后，立即引起了各地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关注，纷纷写信询问，迫切要求及早创办文学院。1950年3月，经陈企霞执笔，刘白羽、周立波、雷加、艾青、曹禺、赵树理、宋之的、陈淼、碧野、杨朔、何其芳、何仲平等人参讨论和修改，以全国文联的名义呈报给文化部一份《国立鲁迅文学研究院筹办计划草案》（庆祝鲁迅文学院建院五十周年展览档案影印资料）。这份《草案》是一份手写稿，大约3000字，从机构名称、创办目的、学制课程、组织机构和招生计划等方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创办文学院的设想和当时想要办一所大型文学培养机构的雄心壮志。最终，因为创办国家文学院的计划过于庞大，转而只好办成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文学机构。因此，在1950年4月24日正式以公文形式上报文化部时，《草案》却被压缩为一份字数不多的打印稿。不过，丁玲等筹办者依然把名称坚持写成“中央文学研究院”。后来又采取折中意见，拟定名为“鲁迅学园”。但是，在中国文联收到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办公厅的批复文件中，却是“仍用‘文学研究所’较妥”。其文件内容如下：

“兹接文委会五月三十一日（50）文委秘字五六四号批复称：‘鲁迅学园’名称嫌含混，仍用‘文学研究所’较妥。特此转知。”

待到 6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正式批复时，名称就是“文学研究所”：

本部为了培养一些较有实际斗争经验的青年文艺写作者及一些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青年，业经呈准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务院，决定本年内筹办文学研究所，并聘请丁玲、张天翼、沙可夫、李伯钊、李广田、何其芳、黄药眠、杨晦、田间、康濯、蒋天佐、陈企霞等十二人为筹备委员组织筹委会并以丁玲为主任委员、张天翼为副主任委员，特此函达。

  此致 康濯

同志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盖章）

                                1950年6月26日     

后来，据徐刚回忆，“中央文学研究所”这个名称是反复讨论了几次，最终是由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确定的。[4]

7月6日，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拟定筹备工作计划。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研究人员名额分配的决议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办计划草案》，并立马抽调有关人员成立了行政、研究人员调集和教学计划大纲三个筹备工作小组，加紧进行各项筹备工作，拟定于10月间正式开学。

7月18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署同意《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办计划草案》的批复：

一、《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办计划草案》及第一次筹委会会议决议七项照准，望即据此进行。

二、随此附发“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长戳一枚。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盖章）部长：沈雁冰

               1950年7月18日

9月底，各地选调的研究员（学员）开始陆陆续续报到。10月底，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备会根据学员报到情况，初步拟定了一个临时的两个月学习计划，并组织实施。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58次政务会议通过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任免名单，主任、副主任各一名：“主任丁玲，文学家；现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张天翼，文学家；现任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5]此外，田间任副秘书长，康濯任第一副秘书长，马烽任第二副秘书长，邢野任行政处主任，石丁任教务主任。1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令》（〔50〕文秘字第589号）。这份命令，标志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正式成立， 它直属文化部领导，中国文联协办。

1951年1月8日，中央文学研究所举行了开学典礼，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沙可夫、李伯钊、李广田等领导出席。“典礼并没有举行什么特别的仪式。在文学研究所的会议室里。在一个很大的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圆形浮雕像前面，几十位研究员和来宾相对着坐在一起。丁玲同志将研究所创办的经过、现在的情况以及今后研究的步骤向大家做了介绍……郭沫若、茅盾、周扬、李伯钊等人发表了讲话。”[6]

1953年8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正式下发通知（〔53〕文部厅字第597号），“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1953年7月30日〔53〕文教秘字第626号复函，同意你所改归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领导。”至此，中央文学研究所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吴伯箫担任所长。业务上划归中国作家协会管理，但是行政上还隶属于文化部。由于吴伯箫还兼任教育部教育出版社社长，实际主持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工作的是副所长公木同志。

1957年11月14日，在中国作家协会整风办公室编印的《整风简报》第61期上，刊发了《书记处决定停办文学讲习所》的通报，正式表明中国作协将停办文学讲习所，决定撤销这一文学机构。关于中央文学研究所到文学讲习所的波折以及停办的原因，邢小群的《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等著作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1980年1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复同意恢复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1984年6月，中国作家协会根据实际需要，决定把文学讲习所改为鲁迅文学院。同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复同意，在文学讲习所的基础上正式组建成立鲁迅文学院。至此，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终于完成历史使命，寿终正寝，退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历史舞台。

                        二、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的作家培养实践

中央文学研究所成立后，在招生方面与普通学校有着明显不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面对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和人力资源不足的实际困难，文学研究所竭力精简组织，缩减开支，控制学员名额，不搞大规模招生。初步确定第一批研究人员定额为60名，并对招生研究人员有一定的条件要求。当时的招生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向各地方、部队宣传部门或文联发出通知，请他们来推荐；二是由知名专家推荐；三是自己慕名寻来，然后被录用。学员招来后，根据学院的基本情况，为高级班和初级班，高级班的学员称为研究员，初级班的学员称为研究生。其中，研究人员的基本条件是：（一）经过一定的斗争锻炼和思想改造，基本上已经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具有相当的生活经验者；（二）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在创作上有所表现，或者在理论批评、编辑、教育、运动组织等方面有某些成绩与经验者；（三）有优秀才能或可能培养的工农兵出身的初学写作者；（四）身体健康，无严重疾病者。比如，第一期第一班（研究员班）录取的52名学员中，就有39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徐光耀、陈登科等28人发表或出版过作品、作品集，也有工人张德裕、董遒相，农民杨润身，童养媳吴长英等。

根据文化部《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提出的“文研所不只是教学机关，同时又是艺术创作与研究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培养能忠实地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的青年文学干部的学校”[7]的指示精神，中央文学研究所明确了办学定位：不只是教学机关，同时又是艺术创作与研究活动的中心，是一个培养能忠实地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的青年文学干部的学校。并提出了明确的办学方针：调集经过一定的斗争锻炼、具有一定的生活经验与文学修养，在创作上或理论批评上有某些成绩的文学青年，与具有优秀才能或可能培养的工农兵出身的初学写作者，经过两年的专门学习研究，提高其政治与业务水平，使其能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文艺方向，进行创作或理论批评工作，为人民服务。

鉴于招收的学员大多数都有一定的修养，又加上没有专职教授与适当的教材，当时就采用了以自学为主、临时组织专家讲授与集体讨论为辅的教学方针。后来，在康濯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综合茅盾、周扬、叶圣陶、郑振铎、胡风、黄药眠、杨晦等领导和专家，以及青年作家们的意见，丁玲最终把教学方针确定为16个字：自学为主，教学为辅；联系实际，结合创作。[8]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十六字”教学方针。中央文学研究所又根据这样的办学定位和办学方针，拟定了基本的教育原则和教学内容。“第一，强调政治学习，学习理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强调学习历史，学习‘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战斗传统，研究自己民族的艺术遗产，批判吸收其中优良的部分，发展我们的新文艺。第三，强调实践，发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人民文艺的伟大成就，加强思想改造，在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中，进一步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9]

其实，从1950年10月开始，到1951年1月8日中央文学研究所正开学，已经拟定了一个临时的两个月学习计划，并按此计划组织实施。其学习计划的详细内容为：“甲、政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每日有课，临时穿插时事学习；参考书有《新哲学大纲》《大众哲学》等。乙、业务学习：1.作品研究——《阿Q正传》《永不掉队》。张天翼、萧殷分别作辅导报告。2.专题报告——胡风作‘关于读文艺作品问题’的报告，丁玲作‘关于创作与生活问题’的报告，刘白羽作‘关于部队创作问题’的报告。3.写作——要求学员都有写作计划，并组织写作计划的专题座谈会。”[10]就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学习内容以及学习时间的大致安排问题，第一副秘书长康濯曾向《文艺报》记者苏平作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学习的内容中，政治学习包括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毛泽东思想，和有关当前国家建设的各种政策，时间占总的学习时间的百分之十六。业务学习包括有新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文艺学、苏联文学、名著研究、作品研究、作家研究等，时间占百分之五十三。另外写作实践占总时间百分之三十一。”[11]这样一来，第一期的主要课程内容就基本上定下来了：政治、文艺理论、中国古典文学、“五四”以来新文学、中国新文学专题报告、“文艺学”与文艺学习问题、文艺思想与文艺政策、苏联文学、作家谈创作经验报告、中国革命史、近代世界史。

第二期学员赵郁秀完好保存了当年的笔记和讲义。她在《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篇文章中回忆道，中国古典文学，除了郑振铎讲授文学史之外，这中间还穿插有：李又然讲《诗经》，游国恩讲《楚辞》和白居易，冯至讲杜甫，阿英讲《元曲》，宋之的讲《西厢记》，冯雪峰主持《水浒》的学习研讨总结。中国现代文学，李何林讲“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道路，艾青讲“五四”以来的新诗，严文井讲“五四”以来的散文，吴组缃讲茅盾的小说，黄药眠讲郭沫若的诗歌，陈荒煤讲电影创作，柯仲平讲解放区文艺，康濯讲丁玲和《天阳照在桑干河上》，冯雪峰讲鲁迅的小说，胡风讲鲁迅的杂文，孙伏园讲鲁迅生平。西方文学，杨宪益讲古希腊神话、史诗、戏剧，冯至讲歌德的《浮士德》，吴兴华讲文艺复兴文学、《威尼斯商人》和《神曲》，叶君健讲《堂吉诃德》，杜秉正讲拜伦的诗，蔡其矫讲惠特曼的诗，陈占元讲巴尔扎克，高名凯讲《欧也尼·葛朗台》，赵萝蕤讲《特莱瑟》，张道真讲《约翰·克利斯朵夫》，孙家琇讲《奥瑟罗》《李尔王》，曹禺讲《罗密欧与朱丽叶》，卞之琳讲《哈姆雷特》，吕荧讲《仲夏夜之梦》。俄苏文学，李何林和彭慧讲苏联文学概况，张光年讲《大雷雨》，潘之汀讲契诃夫，方纪讲托尔斯泰，冯雪峰、肖殷等很多名家讲法捷耶夫、伊沙科夫斯基及苏联电影创作，等等。[12]

在通过课程教学提高学员文学理论水平和文学素养的同时，中央文学研究所还实行导师辅导制，给每一个学员指定专门的写作辅导老师，帮助学员写作水平的提高。每一位导师辅导学员人数不等，据情况而定（见表一）。这种专人辅导的培养方式，针对性强，效果十分明显。也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培养新的文学才人的高度重视。

此外，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培养理念或者说教学传统还有一点值得特别关注。就是学员在课堂学习之余，还开展了许多研讨、社会实践等活动。这是文学研究所的办学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的鲁迅文学院。据《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学季学习情况与问题（1951年1月到4月）》统计，“第一学季从1月开始，到4月为止，在政治学习方面，阅读与讨论了《实践论》和《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程度低的读《大众哲学》）。组织了几次关于《实践论》的报告和讨论……此外，这一学季还组织一些各种报刊上重要文章的学习，以及十余次电影、戏剧的鉴赏与学习，4月间，并开始 进行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一学季，在创作上，正式开学以前和旧历春节的时候，组织了大部分同志，短期下去，采访了一些材料；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也组织过一些采访。”[13]

在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除了经常组织常规性的实习活动以外，文学研究所还积极组织学员进行大规模的深入战斗前线和厂矿企业，到实践中学习提高。比如，1951年8月至12月，全体研究员班学员就被临时组成八个小组，分别赴朝鲜前线，东北及京津一带工厂，河北、山西两地的老区，并有部分同志奔赴新区参加土改。到朝鲜前线去的学员就有徐刚、徐光耀、陈孟君、兰占奎、陈亦絮、胡昭、张德玉、高冠英、王谷林等。与此同时，中央文学研究所还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发起捐献鲁迅号飞机。丁玲当场捐献稿费五百万元，周立波捐献一百五十万元，康濯捐一百万元，马烽捐一百万元。全所与会者八十余人，当场就有三十七人共捐献人民币一千二百余万元。[14]这一善举，充分展现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社会责任和担当精神。

                        三、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的作家培养成效

从1950年10月到1957年11月，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共开办七年，先后开设四期五班，培养了286名学员。加上1980年文学讲习所恢复后又开办的四期，一共培养学员454名。

如果单从新人培养的成效来看，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不但继承了延安鲁艺艺术人才的培养模式，而且综合了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办学优势，为新中国的文坛输送了一大批共和国作家和文艺干部。从1984年统计的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到第四期培养的学员情况看，在全国作协、文联的干部有18人，约占总人数的7%；任省文联、作协主席副主席的有61人，约占23%；任全国刊物、出版社正副主编的有19人，约占7%；任省级刊物主编、副主编的有38人，约占14%；专业创作人员36人，约占11%；教授研究员11人，约占4%；其余为编辑、教授、记者、离休干部、工人、农民28人等。[15]从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创办的结果看，知名作家较少，文艺干部较多，其运行结果和体制的需要基本上是一致的。

虽然中央文学研究所培养出来的知名作家不多，但是这一期学员的创作实绩还是有目共睹的。据统计，中央文学研究所从开学后不久到第一学季结束，“这一学季，除两个同志外，都写了东西，数量达一百一十七篇（共文六十六万余字，诗八千二百多行）包括小说、散文、报告、故事、剧本、电影小说、诗、鼓词、评论等形式，在内容方面，直接反映当时三大任务的共二十七篇，其余也大多与当前政治任务有关。这些作品，到五月底止，发表了三十四篇（文约十万余字，诗一百八十八行）。”[16]此外，第一期一班学员马烽的小说和电影剧本《结婚》、张学新等的话剧本《六号门》、徐刚反映志愿军生活的小说《女护士陈敏》、段杏绵的儿童文学《新衣裳》、陈登科的长篇小说《淮河边上的儿女》等作品都是在研究所学习期间写作发表或出版的。工人出版社还于1951年6月为这期师生编辑出版了一套《收获文艺丛书》。[17]第一期二班学员龙世煇（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时，在成堆的来稿中发现了曲波的《林海雪原》。该书出版收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被誉为优秀的长篇小说，后来还成为“红色经典”。第二期女学员刘真文学程度较低，入学后刻苦学习，虚心求教，在严文井老师的指导下写出了短篇小说《春大姐》、中篇小说《我和小荣》。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她的小说集《长长的流水》。与刘真同一期的学员董晓华写出了电影剧本《董存瑞》，和谷岩写出了小说《枫》，谷峪写出了短篇小说《一件提案》等。“据不完全统计，这期学员在学习期间共发表了评论文章18篇，小说52篇，散文13篇，戏剧和电影剧本16部，共184万字，另有诗4500行。”[18]（见表二）

可以这样说，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在1949以后的文学新人培养和作家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无愧于文学界的“黄埔军校”这个美誉。

鲁迅文学院在纪念建院50周年时，举办了一个成果展览。其中，专门列表展出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学员在1950—1966年间的代表作品。（见表三）

从列表中的作品可以看出，大部分作品都是中国读者所耳熟能详的，许多还被公认为“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或许有人会认为，上面这些成就相对于四期五班286名毕业学员而言，“成果实在是少得可怜”，[19]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确有不少学员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里，理论水平得到了提高，创作实践能力得到了增强。更为重要的是在那里受到了文学的熏陶， 使他们日后走上文坛成一名真正的优秀的作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换句话说，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为他们的学习和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使不少作家的创作从不自觉转化为自觉行为。后来使梁斌声名鹊起的成名作《红旗谱》，就是在中央文学讲习所这样的学习环境下产生创作灵感并开始创作的。[20]

中央文学讲习所第二期学员、后来成长为中国当代知名诗人和国家一级作家的苗得雨的一段深情回忆，颇能代表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学员的心声：

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文讲所两年学习，是一个重要阶段，是使我的创作由不自觉到自觉的阶段……在那么多专家、学者指导下，有那样的环境与条件，读了那么多书……明白了文艺是怎么回事，知道了中外文学史、知道了许多重要作家的情况和他们的经验。也便自然而然地总结自己，回顾以往，知道了哪些作品好是怎么写好的，没写好又是为什么没写好的……在文学上，经过“科班”和不经过“科班”是不一样的。都说不上大学一样当作家，那是因为文艺是写生活，作者也可以自学成才，但能够“上大学”，还是上好。我是终生得益。[21]

                         小     结

朱靖华在接受邢小群采访时，曾这样说过：“我认为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创办是一个喜剧，也是悲剧。包括学员和工作人员在内，开始是个喜剧，后来就是悲剧。”[22]朱靖华先生作为一名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兴衰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他用生命体验得出这样一种渗透着当代文坛风云际会和个人命运跌宕起伏的“悲喜滋味”，既带有一丝历史悲情色彩，也让“历史在这里沉思”。

从1950年10月筹办到1957年11月停办、从1980年1月恢复招生到1984年9月更名为鲁迅文学院，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一共走过了11年多的办学历程。在这断断续续的11年多时间里，一共举办了8期学员培训班，[23]培养了学员454名。期间，有过辉煌，也遭遇过“滑铁卢”，[24]历史功过自有评说。但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这个专门培养作家的文学教育机构都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它对当代文学新人的培养做出的积极努力，对当代作家培养机制的有益探索，对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成与建构，都是一种历史性的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

换句话说，当我们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制度时，作为文学生产机制中的重要一环，文学机构对作家培养所做出的努力与探索是不能忽视的。当我们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时，中央文学研究所（讲习所）这一特有的具有中国特色文学教育机构也是不容遗忘的。而丁玲作为创始人，她对当代文学新人的培养做出的积极努力，对当代作家培养机制的有益探索，对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成与建构，都是一种历史性的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

（作者系铜仁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注  释：

[1]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1949年7月14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代表大会通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573页。

[2] 1950年周扬在全国文联四届扩大常委会议上的报告《全国文联半年来工作概况及今年工作任务》，提到了全国文联半年来的工作概况，以及1950的工作任务。其中第二项就是“筹办文学研究所，征调一定数量的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相当写作能力的文艺青年，加以训练，提高其写作水平”，参见《人民日报》1950年2月13日。

[3] 资料来源于庆祝鲁迅文学院建院五十周年展览档案。本章所引庆祝鲁迅文学院建院五十周年展览原始文本资料，除注明出处之外，均来自于此，不再注明。

[4] 《徐刚访谈》，参见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页。

[5] 《政务会议通过的各项任免名单》，《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1日。

[6] 白原：《记中央文学研究所》，《人民日报》1951年1月13日。

[7]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人民日报》1951年5月8日。

[8] 参见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9] 柴章骥、蔡学昌：《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录》，《新文化史料》1992年第1期，第58页。

[10] 柴章骥、蔡学昌：《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录》，《新文化史料》1992年第1期，第57页。

[11] 苏平：《访问文学研究所》，《文艺报》1950年第3卷第4期（12月10日），第34页。

[12] 赵郁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见《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鲁迅文学院2000 年编印编，第365—375页。

[13] 《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学季学习情况与问题（1951年1月到4月）》，《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7期（7月25日），第4页。

[14] 《中央文学研究所发起捐献鲁迅号飞机——丁玲周立波等当场捐献稿费》。参见《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鲁迅文学院2000 年编印编，第476页。

[15] 参见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90—91页。

[16] 《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学季学习情况与问题（1951年1月到4月）》，见《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7期（7月25日），第4页。

[17] 《收获文艺丛书》由收获文艺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出版时间为1951年。丛书收录了田间的《一杆红旗》、路工（叶枫）的《煤山上》、邢也（邢野）的《不上地主当》、方立（李方立）的《步步登天》、李纳的《煤》、董伟的《小秋爱劳动》、刘艺亭的《八月家书》《前程万里》、王血波和张学新执笔的《六号门》、刘德怀的《夫妻关系》、陈淼的《工长》、葛文的《一封信》等12部作品。其中，田间是第一期秘书长、路工是教学研究组教师、邢（野）是副书记兼行政处主任、方立是第二班副主任，其余的全部是第一期学员。

[18] 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教务处编：《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同学录》（内部资料），第4页。

[19] 张柠：《再造文学巴别塔（1949—1966）》，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20] 参见毛宪文：《访梁斌在讲习所》，见《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鲁迅文学院 2000年编印编，第97—98页。

[21] 苗得雨：《文学一、二期“黄埔”——文学讲习所回忆》，《名作欣赏》2010年第25期，第93页。

[22] 邢小群：《朱靖华访谈》，见《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 228页。

[23] 1980年1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复同意恢复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后，又举办了小说创作班、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编辑及评论班三期，第八期学员因为1984年9月文学讲习所更名为鲁迅文学院而自然进入鲁迅文学院学习。因此，有人说中央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一共只开办了七期半。

[24] 这是借用邢小群的说法。她在《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一书中称“文学研究所成了丁玲的‘滑铁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