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主体的“内在矛盾”及“克服”——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王碧燕  
 
       1948年，丁玲在回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的创作缘起时这样说道：“一九四六年七月，我参加了怀来土改工作团，后来我又转到涿鹿县，九月底就仓促地回到了阜平。这一段工作没有机会很好总结。但住在阜平，我没有别的工作，同时又有些人物萦回脑际，于是就计划动笔写这本小说。”[2]在这里，丁玲袒露了她当时的创作意图，一是想为之前参加的土改工作做一个总结，一是想把在土改中遇到的萦回于脑际的人物写出来。这两个看似简单的理由映射出丁玲在写《桑干河上》时的某种身份自觉，她不仅是一个作家，还是一名党的工作者。对之前参与的土改工作进行总结正是丁玲身为党的工作者的职责所在。这种对“公家人”身份和职责的自觉于丁玲而言是一个漫长习得的过程，它与丁玲主体状态的变化紧密相关。经过整风学习和“下乡”运动后，丁玲的主体状态处在一种“见到深广后的平静”中，但这种状态在丁玲参加土改后被打破了，原本“平静”的主体在遭遇具体的革命实践后产生了“内在矛盾”，《桑干河上》正是丁玲以写作实践来克服这一“内在矛盾”的尝试。
   
                                                                        一、丁玲的进步：从“热情”到“平静”
 
       1948年夏天，丁玲在张家口收到了冯雪峰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这是一封回信，此前丁玲曾写信给冯雪峰告知他自己在陕北几年来生活和心绪的变化，冯雪峰在信中回应了她：“你的性格，我觉得，大致上没有什么改变，但你的心情却的确有些不同了。这我很同意你自己的说法，是一种进步。‘平静’是和‘热情’一样需要，无论写文，无论做任何别的事情。我们所要注意的，大抵‘平静’须是见到深广，沉着而坚毅地工作的意思，所以这是‘热情’之最高级的表现。……我忽然想起了这一点，是因为我相信你在长期的磨练中已经逐渐达到了深广明快的地步，并且能够沉着和坚毅的缘故。”[3]从冯雪峰的回应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丁玲对自身的主体状态有着明确的体认，她将自己现有的心境描述为“平静”，并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冯雪峰赞同丁玲本人的看法，将这种“平静”视为“热情”最高级的表现。问题在于，丁玲的这种“平静”究竟指涉出一种怎样的主体状态？换言之，作为“热情”最高级表现的“平静”是如何形成的呢？
       回顾丁玲长达九年的陕北生涯，我们会发现她确实经历了一个从“热情”到“平静”的蜕变。正如瞿秋白所言：“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4]，当时他指的是丁玲1922年到上海平民女中求学的勇气，但从丁玲之后的经历来看，她对革命的态度，同样可以用这八个字来形容。1936年11年，丁玲经过曲折的跋涉终于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保安，开启了她长达九年的陕北生涯。就当时的丁玲而言，她是想当红军甚于当作家的，她在保安协助筹办了中国文艺协会并被推选为主任，但丁玲并不想因此“静心从事写作生活”，甚至“已决意暂时放弃写作，要在红军革命工作和陕北群众中极力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再来开始创作”，“她不愿老戴着一个作家的头衔，在苏区里晃来晃去”，丁玲到苏区来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要参加红军的实际生活”，“能真实了解红军的内在生活”[5]。所以，丁玲在被选为文协主席的第二天就奔赴前线了。这种渴望参与革命实践的热情是驱动丁玲前进的动力之一，在当时的她看来，“革命者”和“作家”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革命实践能够丰富她的生命经历，并因此转化成她的创作资源。
       然而丁玲并没有真正从一个“文小姐”变成“武将军”。她从前线归来后到了延安，被毛泽东指派为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正是因为这次经历，丁玲彻底放弃了当“红军”的愿望。1984年，丁玲在回忆这段短暂的经历时说道:“我到战士那里去，战士都站起来欢迎我坐。坐定以后，他们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跟他们该说什么……晚上，政委、团长、主任和我在一块听汇报，九个连的干部在这里汇报连队今天干了些什么事，我一天，一点意思也没有，没有大问题，尽是鸡毛蒜皮的：这里缺一个理发师；那里有一个战士的老婆来了，要找一间房子住；那里又要毛驴，去拖柴禾……这些我没有办法插嘴，而且我，哎呀，太瞌睡了，太瞌睡了，我听了一点也引不起兴趣！”[6]在当时的丁玲看来，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她想象中的革命生活根本沾不上边，她想当红军的初衷为的是感受“血的斗争的生活”。正如吴舒洁写道：“丁玲笔下的人物总是在渴望超越日常生活的平庸，如其自己所说，她习惯于英雄主义的叙事。而这样一种叙事方式意味着，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颠覆生活的常态，因而它只能是一种奇观化的突变”[7]，丁玲对红军生活的期待正是这种“奇观化”革命想象下的投射。1941年，丁玲发表了文章《战斗是享受》，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当时丁玲生命哲学的体现，“这是一种‘斗争哲学’……可以看作革命者丁玲的一种品质，也是她把革命者学内化为自身精神成分的表现。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而寻求生命的热和力，正是革命魅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不甘于平庸生活而追求生命的热和力”，这正是丁玲觉得那些“鸡毛蒜皮”小事无意义的原因所在，这一点也成了整风之前丁玲主体分裂的核心点。
       事实上，从丁玲进入保安并成为文协主任开始，她就必然面临着一个身份的转变：从党员/作家转变成党员干部/作家。这一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丁玲将进入到一个有明显等级关系的行政体系中，真正成为党组织中的一枚“螺丝钉”。“在延安，除了轰轰烈烈的民众动员运动，更需要有一套严密有效的基层政权组织，把军事斗争与农村社会经济问题联系起来，渗透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户家庭甚至每个个人。”[9]显然丁玲还未做好投身于这种工作的准备，当“革命”遇上“日常生活”，丁玲陷入了如何面对“一般化”的困境。“以一个写文章的人来带队伍，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加之我对于这些事不特没有经验，简直没有兴趣，什么演戏、唱歌、行军、开会，弄粮草，弄柴灰……。”[10]即使是在西战团这样流动性的工作中，丁玲仍然不太适应行政职务下的琐碎工作。正因为如此，丁玲在整风之前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中，这种“苦闷”成为当时她创作的主要动力之一。丁玲这时主体分裂的状态通过她笔下的人物表征出来，无论是“陆萍”还是“何华明”，他们都不是一个已完成的革命主体，当“‘政治’不再是高悬的抽象理想，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工作，变成了平凡的生活状态。个体的政治理想与自律性已经不足以承担起革命主体的想象。”[11]按照丁玲曾经的设想，革命经验成为其自身主体构成的资源或者写作资源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乏味的经验性事务中，丁玲感叹道：“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得很粗，与初来时完全两样。”[12]这种转变的困境使得丁玲拒绝将革命实践经验作为主体构成的合法性资源。如果说曾经的丁玲凭借对革命的“奇观化”想象而平衡了革命者和作家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那么当丁玲开始对革命工作加以排斥时，这种平衡就不攻自破了，并且这种分裂状态在外来的压力下愈演愈烈。1940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丁玲因南京被囚经历而遭到组织的审查，在这段时间，丁玲因为“不被组织信任”而极其痛苦，萧军在日记中回忆道：“T很痛苦，为了她党籍的事，组织部又来麻烦她。她感情很冲动，要脱离组织关系。”[13]在“革命者”身份的合法性被不断怀疑的情况下，丁玲曾经想充当“党的螺丝钉”的想法淡漠了，甚至产生了“脱离组织，回到白区”的冲动。
       这种主体的分裂因为整风学习和下乡运动有了转变的可能。1942年5月1日，文抗开始学习整风文件，中宣部指定丁玲担任文抗整风学习委员会主任。在这次学习中，丁玲写了两本学习心得：《脱胎换骨》和《洗心革面》，虽然这两本心得现今都已佚失，但是，就丁玲之后的转变来看，她在此中确实是经历了名副其实的“脱胎换骨”和“洗心革面”。整风后丁玲关于自身思想和立场的转变有两篇重要文章，一是《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一是《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在前一篇文章中，丁玲对《野百合花》的发表和相关编辑工作作了检讨，她认为当时筛选稿件“仅仅是以一个编者的立场而非党员的立场，并且进一步反省了此前引起热烈讨论的《“三八”节有感》，丁玲认为这是一篇“坏文章”，原因同样在于当时的她“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接着，丁玲说出了参加整风学习以来内心的感受：“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已经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得问题都渐渐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溯着过去得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最后，她表达了对自己未来的期许：“我想我是有恒心的，我向着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的目标走去。”[14]从以上概述中可以看出，丁玲在检讨时多次强调自己的党员身份，因而这份反省是丁玲以党员身份对自身立场不明确和尽职不善做出的反省，她“翻然而悟、憬然而惭”的结果就是“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实际上，丁玲在入党时就对自身的党员身份有着高度的自觉。1932年3月，丁玲由阳翰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入党时的志愿中写到：“我愿意做革命、作党的一颗螺丝钉，党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党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15]进入延安后，这种“自觉”因为革命的“庸常化”困境和组织的审查压力被遗忘了，所以，当丁玲以党员身份做出检讨时，唤起的正是她被遗忘的“螺丝钉”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整风学习对丁玲而言，是“脱胎换骨”，也是一次身份意识纠偏的过程。“党员”自觉的复归促使丁玲以另一种视角去看待革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从丁玲对《“三八”节有感》的检讨来看，她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变了，“在那文章中虽曾有着重于鼓励女同志要自强，要捐弃一切小小的生活的烦琐和不愉快，努力干解放全人类事业，在暴风雨中去搏斗以求幸福。也并没有责备男子的语句，但的确有一种‘不要靠男子，自己争气吧’的味道。我想这是不对的。占中国人口半数的男子不参加妇女的解放，妇女不与他们合作，要求彻底解放是不行的。……文中有这样一句：‘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问题……’哪怕其中只有几个字也可能引起一些没有地位的妇女对有地位的男子生一种不好的成见，这是不合乎团结要求的。”[16]在这里，丁玲将关注点从她个人体认的现实问题转移到了革命事业的未来上，即使是妇女解放存在的现实问题，也应该从长远的革命事业角度来看待，考虑现下革命团结的需要。在后一篇《关于立场我见》中，丁玲以同样的方式谈论了关于“暴露和黑暗”的问题：“假如我们有坚定而明确的立场和马列主义的方法，即使我们说是写黑暗也不会成问题的，因为黑暗一定有其来因去果，不特无损于光明，且光明因此而更彰。”[17]也就是说，写“黑暗”的目的在于分析出“黑暗”之所以为“黑暗”的“来因去果”，其最终的目的还是要通过解决“来因去果”而使“光明更彰”。正是这种顾全大局的视角将丁玲从之前的苦闷中解脱出来。
       如果说整风学习通过唤起丁玲的“螺丝钉”意识让她得以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革命的现状，那么之后的“下乡”运动则为丁玲转变的完成提供了现实可能性。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与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作了《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文艺工作者应该下乡，并且要“打破做客观念”，“放下文化人的资格”。[18]两天后，《解放日报》采访丁玲请她谈谈关于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看法，丁玲说，“她正准备下去，文抗的同志都在准备下去，过去并没有真正和群众成为一体，这一次我们要下去些农村，写农民，如果有谁能够连续写出20篇边区农村的通讯，我们要选他做文艺界的劳动英雄。”[19]丁玲随后因为审干运动没有立即下乡，直到1944年5月和陈明一起去了开荒和纺织工作做得都很好的麻塔村。在麻塔村，丁玲住在村长家中，并且和村长的老婆一个得了“柳拐子”的女人睡在一起，互相唠家常，了解村里的情况。虽然丁玲只在麻塔村待了三天，但在这三天中，她和村民们真正的建立了情感上的联系。丁玲不仅和村长的老婆拉家常，还帮助解决村民们遇到的困难。麻塔村的妇女向丁玲诉说工厂收购线子时价格过低，随后丁玲一群人发现她们纺的线确实不太好，问题出在纺车上，于是就帮忙修理了纺车。为了让村民们乐意接受新技术，丁玲一群人举办了纺车比赛，用事实教育了他们，经过这件事，“他们一下子就和村里人熟悉了”，还被邀请去参加青年人的文艺聚会。离开麻塔村后，丁玲写了《三日杂记》，这是整风后她创作的第一篇文章，她写道：“这天下午到晚上，我们都成了这村子上妇女们的好朋友，我们一刻也不得闲。她们把我们当成了知己，一定留我们第二天不走，问我们下次啥时候再来。我们也不由得更加惜别了，心里想着下次一定要再来才好。”[20]这种“知己”之情深深打动了丁玲，她从心底感受到了与群众交往带来的满足感。如果说之前的丁玲曾经因为行政工作的琐碎而苦恼，那么在这次下乡中，丁玲开始真正从情感上接受“公家人”这一身份。
       1945年，丁玲在一封给胡风的信中这样袒露自己的变化：“过去我有时的确常为别人担心而烦恼，而损害了自己，这是因为我太热情，太不懂事，太不客观，也太无办法的原因。现在呢，我冷静些了，而且也要量一量自己的本领，斗争并非在一旁呐喊，或烦躁，这是须要自己更加倍工作，而且是找那最便利的武器的呵！”[21]这里所说的“冷静”和冯雪峰在来信中提到的“平静”正是丁玲在经过整风学习和下乡运动之后体认到的心境。此时的丁玲找到了将实践经验转化为主体构成资源的方式，整风学习使得丁玲在理性上获得了一种处理现实问题的视角——将“黑暗”纳入革命事业的大局视野中使之成为使“光明”更彰的合法性资源，下乡运动则让丁玲感受到了平庸生活中真实的激情，在与不同人交往的过程中产生出“知己感”般的情感共鸣。这正是这种“平静”成为“热情最高级之表现”的原因，相较于丁玲初来陕北时对革命怀有的“战斗的激情”，此时的“平静”是丁玲在长期学习和实践后积淀的结果，是经历了情感和身体双重转变后的状态，因而比单纯的革命热情更丰富更深厚也更有力量，得以促使丁玲“沉着”“坚毅”地投入到工作中。
 
                                                                        二、 “内在矛盾”的产生：作为难题的“顾涌”
 
       丁玲“平静”的主体状态在参加土改后发生了变化。1946年7月到9月，丁玲先后参加了三个村子的土改，这段经历是小说《桑干河上》创作素材的直接来源。回顾丁玲的创作缘起，她所提到的“萦回于脑际的人物”就是在这期间遇到的，对这些人物的感触既是丁玲创作小说的动力之一，也是她主体产生内部矛盾的原因所在。其中，“顾涌”的原型是最让丁玲感到困惑的一个人物。
       “顾涌”是丁玲在怀来县东八里村参加土改时遇到的，“有一天，我到一个村子去，看见他们把一个实际上是富裕中农（兼做点生意）的地拿出来了，还让他上台讲话，那富裕中农没讲什么话，他一上台就把一条腰带解下来，这哪里还是什么带子，只是一些烂布条，脚上穿着两只两样的鞋。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他往台上这一站，不必讲什么话，很多农民都会同情他，嫌我们做的太过了。我感觉出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不过当时不敢确定，一直闷在脑子里很苦恼。”[22]这个场景在丁玲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丁玲看来，这个富裕中农是值得同情的。然而在初期的土改运动中，由于当时阶级划分的标准不明晰，出现了许多中农被错划为富农和地主的情况，“崞县一区下大林村‘五百余户的村子,订出地富一百来家’,后来改正时, ‘发现中农错订富农者四十四户,中农错订地主者二十六户,中农错订‘下降地主’者五户,贫农订破地者八户,富农订地主者十户,共错订九十三户。”[23]因而虽然《五四指示》明确表明土改时“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但还是有许多“顾涌”因高订成份而被斗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丁玲觉察到“我们的工作有问题”，她发现了党的政策与现实之间的裂痕。这一裂痕打破了丁玲之前已达“平静”的主体状态，因为对于“党员”丁玲来说，革命实践是她主体构成的应有之义，但革命话语与现实的分裂使得丁玲难以将自己的实践经验包容进党的意志中，从而也就不能将此种经验合理地转化为主体构成的资源。这也是丁玲创作“顾涌”这个人物的原因，她曾说道，顾涌形象就是“从我工作中来的，在工作中因为这一问题我不能解决而来的。”换言之，丁玲试图通过写作来处理这个让她苦恼的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矛盾的产生虽然打破了丁玲“平静”的心境，但并未使她对革命本身的正当性产生怀疑，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小说前十章的叙述中。和一般的土改小说不同，《桑干河上》的故事没有直接从土改小组进村开始讲起，而是花了整整十章的篇幅来呈现土改之前暖水屯的境况。在这前十章里，丁玲呈现了暖水屯基本的权力结构和村民们的生活状态。1946年的暖水屯已经处于被“解放”的状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村民们建立了基本的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并由村民自主选出的干部领导着进行了两次减租清算斗争。在这两次清算斗争中，村民们斗争了做过大乡长的许有武和地主侯殿魁，现今的暖水屯已经不再有恶霸地主的存在了。然而村民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并无多大的改善，村子的居住空间显示出明显的区隔，村子的东边是砖房，住着有钱人，村子的西边是又拥挤又脏的土房子，住的是大部分穷人。更有意味的是，丁玲在呈现这一贫富差距时有意选择两个相对立的人物进行对比，一是暖水屯旧权力中心——乡绅钱文贵，一是新政权的代表——妇女主任董桂花。此中董桂花的困境暗示出这一新政权的无力，作为新生政权的妇女干部，她本应成为这个地区“解放”最鲜明的标志，但对董桂花而言，要维持基本生存已经十分艰难，因而在兼顾公共事务（识字班和妇女会）时多数情况下都显得力不从心。小说通过董桂花在识字班的体验将这种困境以心理波动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她陡的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懂得她为的是什么？这些年轻女人并不需要她，也不一定瞧得起她，而她却每天耽误三个钟头坐在这里。从前张裕民告诉她说妇女要抱团才能翻身，要识字才能讲平等，这些道理有什么用呢？……他把她硬拉到这妇联会来，他老说为穷人做事，为穷人做事，如今为了什么穷人，连自己还要更穷了呢。”[24]在这里，董桂花已经开始对所置身的组织产生怀疑，识字班内鲜明的贫富差距让她感到意外的讽刺。身为组织干部，她是政治上的领导者，但是现实生活中，她却处在村庄的最底层，双重身份的差距让董桂花瞬间浇灭了所有的政治热情。她深切地意识到，除了耗时和误事，妇联会主任这个身份没有带给她任何本该有的意义。
       此外，丁玲还细致地描写了村民在土改前的心理。小说第八章题为“盼望”，恰当地点出了土改前暖水屯大部分村民的心理状态。由于之前两次清算的不彻底，村民们“有意见，没有说出来，他们有仇恨，却仍埋在心底里”，“他们希望再来一次清算，希望真真能见到青天。”[25]因此，从灶头到街头，村民们自发地传播着关于即将到来的土改的消息。但是，这样热烈的“盼望”没有持续多久就冷却了。和土改消息伴随着的，是关于国内局势的各种谣言，“国民党又调来了许多师，许多兵……共产党怎么也打不过，他们的枪就不行，兵也少，八路军就站不长，说不定哪天就背着小包袱走了……”这些渴望变革的村民们同时又悄悄的散播着这些谣言。
       由此丁玲为之后土改小组进村埋下了伏笔，或者说，正是通过对暖水屯基层组织困境和村民心理的描写，丁玲为土改的发生提供了自己的解释。在暖水屯，想要彻底改变村庄原有的权力结构和解决基层组织的困境，必须再进行一次彻底的变革。同时村民们也渴望“变革”，他们期待一股强劲可靠的外力来促使他们迈出第一步，也需要契机来实现自我成长。正是在这两个基础上，丁玲为土改蓄了势，暖水屯的土改并不是一场全凭党的意识形态所型构的政治运动，它的发生基于村庄现实和党的意志两方情势的暗合。所以，这前十章正是丁玲为“土改”所作的合理性说明，而顾涌就是在这种意图下出场的。或者说，丁玲在提笔写这个人物时就是将其置于这场革命内部进行考量的，她从一开始就把“顾涌”的难题当作革命内部的问题来把握而非经由这一难题去质疑革命本身的正当性。
       因此，丁玲在具体的写作中始终将“顾涌”的难题置于小说的叙事主线也即农民如何成长的过程中来处理。由于“顾涌”这一难题的存在，丁玲在写农民成长时没有完全站在农民的内部视角，反之，这一过程始终是在土改工作的多重矛盾下展开的。从第十一章土改小组进村开始，小说的叙事节奏就变慢了，围绕着“应该斗争谁”这个问题，干部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小说情节也开始不断地延宕。从这一点来看，小说的叙事焦点与其说是农民的自我成长，倒不如说是土改工作如何回应村民诉求并将其动员为具有阶级自觉和政治认同的革命主体。在这里，“顾涌”的难题连带出两个具体的政策问题：该以怎样的标准进行阶级划分以及如何实践群众路线。因而在小说中，以怎样的态度对待“顾涌”难题是与如何处理干部们关于斗争对象的分歧联系在一起的。如前所述，当时官方并未出台明确的关于阶级划分的规定，丁玲也曾回忆道：“在当时，任弼时同志的关于农村划成分的报告还没有出来。我们开始搞土改时根本没什么富裕中农一说，就是雇农、贫农、富农、地主。”[26]此外，就《五四指示》而言，其本身包含着群众路线执行上的矛盾性。“正如刘少奇所说，‘五四指示’是一个并不彻底的转变，它同时包含了‘批准’和‘照顾’两方面的内容。‘批准’即放手发动群众，批准群众自发获取土地的各种形式；‘照顾’则是对一些情况、一些人要做特殊处理，不得过度剥夺。”[27]对丁玲来说，这意味着她在写作时需要在把握土改方向和意义的基础上对阶级划分做出自主理解同时平衡政策本身包含的两面性。
       为了准确把握党的意志，丁玲曾在创作途中将原稿的一部分拿给当时察冀区地委书记赵振中审阅，但在顾涌这个人物身上，两人产生了分歧。在丁玲看来，“顾涌决不能把他划成富农，他应该是一个富裕中农”，“凡是以劳动起家的，我们把人家的财产、土地拿出来，是不大妥当的，也是说不过去的。”丁玲坚持了她在土改实践中获得的感触，但赵振中“非常不同意”，“他说还是应当分他的地。”[28]这使得丁玲非常苦恼，她原本想通过写作来解决“顾涌”难题的设想因此中断。1947年5月，晋察冀中央局组织干部下去调查土改情况，丁玲主动停止写作，参与了冀中土地复查的工作。“我当时很苦恼，觉得没办法，但也没法讲，心理却还是不同意，于是无可奈何，又下农村去了”。[29]正是这次经历，为丁玲解决“顾涌”难题以及克服这一难题背后的“内在矛盾”提供了契机。
 
                                                                       三、未完成的“革命”与“内在矛盾”的克服
 
       1947年5月，丁玲大约在写到小说40章时停笔参加了冀中的土地复查。在写给陈明的一封信中丁玲透露了此次参加复查的目的：“这次决定去冀中搞土地改革是有意义的，尤其对我的未完之作。……我去搞土地改革的中心是了解熟悉群众路线的干部作用。这是我文章中最需要的。”[30]事实上，这时小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顶点，土改工作因为干部们之间的分歧而停滞不前，劣绅钱文贵的势力依旧猖狂，并且因为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刘满和张正典吵架事件）致使暖水屯内的干群关系极度紧张。这正是丁玲所说的想了解“群众路线中干部作用”的原因所在，更进一步说，丁玲此次参加复查，其实是想去了解在现阶段具体的土改工作中，干部们是如何理解党的政策并将之付诸实践的，以期从中获得解决“顾涌”难题和自身困惑的经验资源。然而，此次土改复查令丁玲失望了。
       在1947年5月15日到29日的《东行日记》中，丁玲记录了当时看到的土改情形：“至银行休息，何松龄谈该村土改情形，农民未经村干部即自动起来闹清算，并欲枪毙一个抗战前的坏分子。……区委报告了一般的情形，县区干部还没有很好明白群众路线的精神，而村子上一下子就干起来了。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推开了落后的村干部。杀人、打死人之风很盛行。”[31]在上述记录后面，丁玲总结了土改工作中存在的五个问题[32]，并说道：“但我认为，自少奇同志报告后，即中央局也未有很好讨论，有一致思想。”据曾经主持晋冀鲁豫土改的薄一波回忆，“到了一九四七年春，土地改革的任务，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当时中央局曾提出把工作方向从土改转入生产（三一指示），但五月以后，由于我们领导上的动摇，未能坚持此一方针，一直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侵犯中农、斗争工商业以及乱打乱杀等，约有两个多月之久”[33]。丁玲在日记中提到的“少奇同志的报告”，指的是1947年4月30日，刘少奇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讲话》。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批评晋察冀在贯彻“五四指示”的过程中，犯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谭平山那样的错误，他建议晋察冀要学习晋冀鲁豫的做法，走群众路线，一切由群众去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分浮财，挖底财，分土地，把地主扫地出门。当然，他也指出：要“给地主留最后生活，这一条很重要”。[34]5月6日，在听取了冀东区党委的土改工作汇报之后，刘少奇和朱德再度发出的指示，对这一点讲得更加清楚。指示称：“你们应学习太行山的经验，组织群众的复查，继续深入反对地主的运动，完全割掉封建尾巴。”[35]这正是晋察冀展开土地复查的原因，也就是说，丁玲所参与的土地复查工作本身就是土改激进化的一个过程，相较于第一次土改经历，这一次对丁玲的冲击更大。暴力土改的发生使得丁玲的愿望落了空，她在事后失望地说道：“我明白这段生活对我全是有用的，但写这本小书能用的实际材料却不多。”[36]虽然这次走马观花的经历没能为丁玲提供解决矛盾的实际材料，但通过对土改问题的总结，丁玲开始对现下的土改进行反思。这次经历让她明白即使是组织上层在土改政策上也未能有“一致思想”，由此反映出这个时期土改政策的不稳定性。事实上，就在丁玲结束土改复查返回抬头湾继续写作后不久，朱德亲自出席了6月在行唐县上碑召开的紧急会议，当场宣布绝不允许对地主搞肉体消灭政策，说：“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在肉体上将其消灭，而是清算其土地财产，罪大恶极者可交政府法办，群众不可以随便抓捕人、吊打人，更不能随意处死。”[37]这是对之前激进政策的纠正。与此同时丁玲也在对这次土改复查工作中所看到的情况进行反思，小说中解决矛盾的关键人物章品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场的。
       以章品作为土改工作转折的关键点是丁玲在对土改局势深思熟虑后的结果，经丁玲事后回忆，她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来写章品的出场，“只写章品出场一节，就花费了一个多礼拜，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因为他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出现的。”[38]作为优秀党员的章品是无疑是丁玲理想中的干部形象，他当过八路军，打过游击战，积累了丰富的斗争和农村工作的经验。在小说中，他的到来和之前工作组进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几乎每一个暖水屯的村民都认识他并愿意和他说心里话，甚至有村民一见到他就询问他对刘满张正典事件的看法，“也不管别人知不知道就这末提出问题来了”[39]，可见村民对其信任之深。章品对农民的心理非常了解，“像这种新解放区，老百姓最恨的是恶霸汉奸狗腿，还不能一时对这种剥削有更深的认识，也看不出他们是一个阶级，他们在压迫老百姓上是一伙人，哪怕有时他们彼此也有争闹。所以第一步还是要拔尖，接着就得搞这些人。不过得让老百姓从事实上启发思想，认清自己的力量，才会真真扫除变天思想，否则总是羊肉好吃怕沾上腥的。”[40]在这里，章品明确地指出了斗争对象确定的标准，斗争的首要对象应该是老百姓最痛恨的人，所以要“拔尖”，而不是必须按照政策教条地去寻找占地最多的“大地主”。事实上，在华北地区，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典型的“地主”，这也是土改中著名的“华北难题”[41]的由来，也即秦晖所说的“关中无地主，关中有封建”[42]。章品之所以成为暖水屯土改工作转折的关键性人物，其一就在于他对政策的灵活把握，在章品看来，政策的实施是要依据“老百姓的情况”适时调整的，并且和文采对农民的轻视相反，章品一直坚信农民要想“翻身”就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因而他从进村开始，就不断地从言语上去激发农民的政治主体意识。更重要的是，章品看到了土改工作中干部的重要性，所以他没有像文采那样一进村就急着开农会，他甚至取消了已经布置好的农会，改开党员大会，因为他明白“不进行干部教育在这个村子上是不合适的”[43]。这一点暗合了当时的土改趋势，1947年8月4日，刘少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说道：“我们干部强迫压制群众的作风，脱离群众，已达惊人程度，其中贪污自私为非作恶者亦不很少。”[44]事实上，从1947年7月的中央土地会议开始，中共就开始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农村各级组织的整顿上，等到刘少奇作了上述报告以及《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通过，党内随即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整党运动。丁玲在5月末返回抬头湾继续写作，也就是说，丁玲写章品出场时党内的整党运动还未正式开始，从一点来说，丁玲对土改趋势的把握是十分准确的。
       在章品领导的党员大会上，村干部们对自身进行了反思并正式确定了斗争对象——钱文贵，至此小说前期最大的矛盾——“应该斗争谁”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小说的叙事结构——闹斗争也得以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丁玲虽然将章品作为闹斗争这一结构得以完成的关键人物，但她并没有安排章品直接参与这场斗争，反而着重突出了章品在临走前对张裕民的嘱咐。“张裕民又望望他，他也对他望望，两个人都明白了是个什么问题梗着，半天，章品不得不说：‘人千万别打死。’……‘干部里有这种想法的可多着呢。’‘这是一种变天思想，咱们要纠正它，随便打死人影响是不好的。咱们可以搜集他的罪状交给法院，死人不经过法院是不对的。咱们今天斗争是在政治上打垮他，要他向人民低头，还不一定要消灭他的肉体。你得说服大家。……要往死里斗，却把人留着；要在斗争里看出人民团结的力量，要在斗争里消灭变天思想。”[45]显然，深谙农民心理的章品明白农民在斗争中的问题：“要末不斗争，要斗就往死里斗”，这背后体现的正是农民因“变天思想”而产生的报仇心理。回顾同时期朱德在行唐会议上的讲话，我们会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丁玲未曾参与这次会议，但她以敏锐的洞察力把握了土改的态势，形成了关于土改的复杂思考。在之后的三章斗争大会中，丁玲有意在叙述上保持了一种节制，虽然她写了村民控诉及斗争钱文贵场面的激烈，但小说同时保留了对村民“报仇心理”的呈现，没有完全将暖水屯的村民描写为一群理性的，以形成鲜明阶级意识的革命主体。“人们只有一个感情——报复！他们要报仇！他们要泄恨，从祖宗起就被压迫的苦痛，这几千年来的深仇大恨，他们把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他们恨不能吃了他。”丁玲在叙述中有意表现出农民们在翻身和报仇双重心理上的混杂状态，并通过章品对之进行了反思。小说对土改的思考由此溢出了“农民成长”的主题，“农民如何克服自身的落后性，已经取代农民/地主的矛盾，成为农民翻身成长中的第二个关键点”[46]。这也是后来江青读完小说时向陈明提出意见的原因。1948年 8月18日，陈明写信给丁玲告知她江青读完小说之后的感受：“她和老艾还有一个感觉，她说很不容说清楚。他们感到钱文贵对农民的迫害，农民后来翻身，两者的斗争，尚不尖锐。翻身大会写得很好，总觉得力量不够”[47]。农民“力量不够”说明此    时暖水屯的村民还不是完全的革命主体，这一点并非表明丁玲不够“觉悟”，相反，这恰恰是丁玲有意为之的结果。
       按照丁玲之前的计划，这部关于“农民成长”的小说是要分三部分来完成的，分别是：闹斗争、分地和参军，但因为最后一次土改的经历使得丁玲改变了这个计划，因而只写了第一部分。1948年10月，丁玲在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土地会议上受到了彭真的批评，被指认为写作时有“地富”思想，因此丁玲又去获鹿县参加了第三次土改，在这次土改中，丁玲亲任土改工作组组长，领导了五个村的工作。回来后，丁玲觉得“原来计划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没有什么写的必要，因为前面的那次分地和参军，都实在是很不彻底”[48]，因而她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在小幅度修改了小说之后，为小说添了一个光明的结尾。换言之，丁玲原本是打算经过三个阶段来写农民的成长的，所以仅靠“闹斗争”当然无法将农民完全转变为一个“自为”的群体。并且丁玲在参加最后一次土改之后并未对小说做出大幅度的修改，在这个后添的“光明结尾”中仍然包含了许多裂缝。
       丁玲对“顾涌”难题的处理就包含在这个缝隙中。在斗争大会之后，丁玲又把叙述转回到了顾涌身上。顾涌在这次斗争会后陷入了苦恼，在要不要献地这件事上顾涌非常犹豫，他不是不愿意，只是始终想不明白：“像我这样的人，受了一辈子苦，为什么也要和李子俊他们一样？我就凭地多算了地主，我的地，是凭我的血汗，凭我的命换来的呀！”这不仅是顾涌的苦恼，也是丁玲一直以来的困惑。饶有意味的是丁玲在这时安排胡泰出场来为顾涌解惑，他是顾涌的亲家，在土改中被划为富农，虽然被拿了地，但是没有被没收其他浮财。胡泰劝顾涌献地并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因为“地多了自己不能种，就得雇人，如今工价大，不合算。八路军来了，跑买卖好……”，二是认为“穷人一亩地都没有，自己也是穷人过来的，帮穷人一手是应该的。”[49]胡泰通过自身现状的分析以及对土改正义性的强调来安慰顾涌，顾涌在听了胡泰的话后觉得“听得很舒服，答应照着他说的办。”[50]然而胡泰的劝慰并没有正面解答顾涌对阶级划分的困惑，这为之后顾涌心态转变埋下了伏笔。当顾涌走到评地委员会的时候，他看到曾经和他交好的李宝堂成了“办公事的”，他们“有说有笑的，谁也没有看见他”，顾涌害怕起来，站在远处想“连李宝堂也瞧不起人了”，在一种巨大的疏离感之下，他最终放弃了献地。干部们最后将顾涌的阶级成分定成了“富农”，“大伙对于他的成分，争论很多，有人还想把他订成地主，有人说他应该是富裕中农。从剥削关系上看，只能评他是富裕中农，但结果，马马虎虎把他划分成了富农，应该拿他一部分地。”[51]从丁玲的叙述语气中可以看出她对顾涌最终成份的不满，因而丁玲最终都没有将顾涌纳入土改后的新人群体中。在丁玲看来，仅靠斗争并不能彻底完成“革命”并实现农民的成长。正如刘卓所提到的，小说结尾“村民最后的团结是依赖于两种不同的机制。一是敌我斗争的关系。……村内的‘斗地主’和国共之间的内战分享着同一个逻辑，这个逻辑使得新的集体的生成依赖于敌我关系。”另一个是“翻身后的暖水屯村民集体向毛主席像行礼”，“通过这个仪式，它将翻身农民的主人地位与政治领袖之间建立起关系，将暖水屯纳入到一个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中，在这一定程度上为翻身了村民找到了一种集体的政治认同”[52]。也就是说，这一群体的形成带有某种不稳定性，敌我关系和向毛主席行礼仪式构建起来的政治认同，和农民真正获得阶级意识并成为“自为”的主体之间是存在距离的，因而这场在暖水屯发生的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
       顾涌的结局正和这一“革命”的现状有关，这场“革命”的未完成不仅包括农民主体转变的不彻底，还包括如何容纳以“顾涌”为代表的中间人物这一问题，他们也是这场革命的未竟之业。丁玲将胡泰作为顾涌的开导人正包含着这样的意图，顾涌之所以能在胡泰那里得到情感的排解正是因为在他心里胡泰才是“自己人”。如何将这类人纳入到“革命”的未来事业中正是丁玲所抛出的难题，她已经看到了胡泰和顾涌发展商品经济的可能性，如胡泰规劝顾涌献地的理由就是认为种地不如做买卖，丁玲曾以这一理由来解释为何不能斗争顾涌：“为了在中国发展商品经济，剥夺这类农民的土地是不应该的。”[53]可见丁玲对“顾涌”这类人物的考虑远远超出了阶级和道德视野，她是在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宏观性把握中来处理这些人物的。
       由此丁玲解决了在土改工作中产生的内在矛盾，即由于觉察到革命话语与现实的裂缝而无法将实践经验纳入到党的意志中的矛盾。在对“顾涌”难题的写作中，丁玲对土改的局势和党的政策有了更自信的把握，对中国“革命”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因而她可以从更高的视野去处理自身的实践经验，不必拘泥于政策的限定。丁玲对“顾涌”问题的处理即体现了这种前瞻性判断，她对评地委员会最终判定的不满在两年后有了官方的依据。1948年，任弼时在《土地改革的几个问题》中明确提出阶级划分的标准。“划分阶级成份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一般说，中农不剥削别人，但只有轻微的或偶然的剥削，仍应为中农。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最近决定采取比一九三三年更宽大些的政策，即有轻微剥削（如雇人看牛，或放少量的债），而这种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者，仍算为中农，或富裕中农”[54]。就《桑干河上》中顾涌的情况来看，他虽然占有不少的土地，但他自己参加劳动，虽有雇佣但也只是短工，因此根据任弼时在这里的标准，顾涌确实应该是“富裕中农”而非“富农”，这与丁玲的先前的判断是一致的。
       这也说明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中，丁玲重新塑造了自我主体。1942年丁玲在《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中表达了想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党员”的志愿，之后她确实时刻保持着对这一志愿的自觉。但丁玲在《桑干河上》写作过程中形成的对土改的复杂思考，尤其是通过对闹斗争这一叙事结构的书写及其所带出的对于未完成革命的思考，使得丁玲超出了普通党员的“螺丝钉”职能而具有了能动的反思性。丁玲因而得以将实践中获得的经验转化为把握党的意志动向的资源，并在写作中以相应的形式表现出来，且这一写作过程又参与到了丁玲本人的主体塑造过程中。至此，丁玲的革命实践、主体构成以及创作形式达到了动态的统一，这是一个“不断改造旧我、构建新我的开放性展开过程”，“通过文学写作这一媒介，作家既塑造自我主体，也介入、参与社会革命实践，由此，作家的主体构成与她的文学、革命实践之间形成了彼此塑造的辩证关系。”[55]
       作为丁玲整风之后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桑干河上》的创作包含了丁玲对中国革命的复杂思考，同时在这一写作实践中，丁玲克服了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内在矛盾”，主体状态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6月第3次版。
[2] 袁良骏主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丁玲：《丁玲全集》（第2、5、6、7、8、9、11卷），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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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6] 《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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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贺桂梅:《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05)。
[10] 凯丰：《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解放日报》，1943年3月28日。
[11] 何吉贤《“流动”的主体和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1940—1950年代转变之际的丁玲》[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04)。
[12]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 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2003年。
[13] 王先明，孙启正：《土地改革中“群众路线”的实践与调适——以华北根据地为中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4(05)。
[14] 李放春：《“华北难题”与土改“阶级斗争”——评胡素珊的“统治阶级论”》，《近代史研究》， 2013年第2期。
[15] 刘卓：《光明的尾巴?——试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谈土改小说如何处理“变”》[J]，现代中文学刊，2014(06)。
 
 
注  释：
[1] 光华书店1948年9月初版，以下简称《桑干河上》。
[2] 丁玲：《写在前边》，《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8页。
[3]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352——353页。
[4]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全集》第6集，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第58页。
[5]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第155页。
[6] 丁玲：《读懂生活这本大书——在华中师范学院的讲话》，《丁玲全集》（第8卷），第467页。
[7] 吴舒洁：《“公家人”与革命的庸常化——从丁玲的《夜》谈起》[J]，现代中文学刊，2013(04)。
[8] 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J]，当代作家评论，2004(03)。
[9] 吴舒洁：《“公家人”与革命的庸常化——从丁玲的《夜》谈起》[J]，现代中文学刊，2013(04)。
[10] 丁玲：《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丁玲全集》（第5卷），第47页。
[11] 吴舒洁：《“公家人”与革命的庸常化——从丁玲的《夜》谈起》[J]，现代中文学刊，2013(04)。
[12] 丁玲：《我是怎样来陕北的》，《丁玲全集》（第5卷），第130页。
[13] 转引自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第228页。
[14] 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丁玲全集》（第7卷），第75页。
[15]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丁玲全集》（第6卷），第53页。
[16] 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丁玲全集》（第7卷），第75页。
[17] 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丁玲全集》（第7卷），第66页。
[18] 凯丰：《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解放日报》，1943年3月28日。
[19] 转引自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第302页。
[20] 丁玲：《三日杂记》，《丁玲全集》（第5卷），第168页。
[21] 丁玲：《致胡风》，《丁玲全集》（第12卷），第32页。
[22] 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丁玲全集》（第7卷），第437页。
[23] 黄道炫：盟友抑或潜在对手?——老区土地改革中的中农[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05)。
[24]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30页。
[25]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32页。
[26] 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丁玲全集》（第7卷），第436页。
[27] 王先明，孙启正：《土地改革中“群众路线”的实践与调适——以华北根据地为中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4(05)。
[28]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第374页。
[29]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第374页。
[30] 转引自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第370页。
[31] 丁玲：《东行日记》，《丁玲全集》（第11卷），第330页。
[32] 这五个问题具体如下：一、有些区村干部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经过减租减息，生活提高为中农，思想有变化，少数被地主收买，生活腐化，变成了地主的走狗。二、阜平是老根据地，人民觉悟高，等不到听完传达便积极起来干。他们过去只怕上级纠偏，如今便什么都不怕了。三、县区干部仍不能掌握复查精神，县长说：“有好的干部领导的村，工作就做的好。”他很怕没有多大能力的人，无法掌握群众，闹出事来。四、急于分果实。五、联村斗争不容易，甚至有村与村互相打架，带着冲锋枪去争夺。都愿意去外村斗，都不愿外村来，主要仍为的是果实问题。——《东行日记》，《丁玲全集》（第11卷），第330-331页。
[33] 《薄一波同志关于晋冀鲁豫地区纠正“左”倾及发展生产情况向毛主席的综合报告》（1948年8月27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土地问题资料选编》，内部发行，1983年，第246页。
[34] 杨奎松：《土改突然转向激进》，水煮百年网，2016年1月3日。
[35] 同上。
[36] 丁玲：《写在前边》，《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9页。
[37] 杨奎松:《土改突然转向激进》，水煮百年网。
[38] 同上 。
[39]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225页。
[40]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233页。
[41] 李放春：《“华北难题”与土改“阶级斗争”——评胡素珊的“统治阶级论”》，《近代史研究》， 2013年第2期。
[42] 详见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43]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233页。
[44] 《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 1947年8月4日, 《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汇编(1945—1949) 》,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73—74页。
[45]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251页。
[46] 刘卓：《光明的尾巴?——试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谈土改小说如何处理“变”》[J]，现代中文学刊，2014(06)。
[47] 王增如、李向东：《丁玲传》，第400页。
[48] 丁玲：《写在前边》，《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9页。
[49] 同上。
[50] 同上。
[51]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2卷，第282页。
[52] 刘卓：《光明的尾巴?——试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谈土改小说如何处理“变”》[J]，现代中文学刊，2014(06)。
[53] 丁玲：《作者的话》，《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2页。
[54] 同上。
[55] 贺桂梅:《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