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延安新闻纪录片的现代性特征

                                                                                 张  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他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对那些能够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传统的挖掘。重新认识延安新闻纪录片的现代性特征，理解其“革命的”、“人民的”的电影观以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电影史价值，对于我们了解当代中国电影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1937年1月，中共中央来到延安。从此，共产党人在这片黄土高原落脚生根，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和抗日战争的大本营。在延安艰苦卓绝的历史时期产生了许多文化奇迹，其中电影新闻纪录片的拍摄、制作与传播就是奇迹之一。1938年春，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约见了著名左翼电影艺术家袁牧之，谈论筹拍电影事宜，并派袁牧之去香港购买电影拍摄器材。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帮助下，袁牧之购得一台16毫米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千英尺电影胶片以及其他应用物品。时隔不久，袁牧之在武汉见到了来此地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中关于八路军镜头的荷兰著名导演约里斯·伊文思。当伊文思看到袁牧之准备去延安拍摄电影而摄影器材又如此短缺时，便当即决定为其留下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他将一台35毫米的“埃姆”牌摄影机和2000英尺的电影胶片，交给被袁牧之派去取器材的吴印咸，“并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1]这两台摄影机和几千英尺的电影胶片，便是成立于1938 年9月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全部电影拍摄器材。电影团由袁牧之担任艺术指导，吴印咸和徐肖冰担任摄影师。吴印咸是原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明星电影公司的摄影师，1938年与袁牧之一起奔赴延安；徐肖冰在抗战爆发前，曾在上海电通公司和明星公司给吴印咸做摄影助手。1937年，他参加了八路军，进入抗大学习，1938年，调入延安电影团后继续做吴印咸的摄影助理。1942年，曾在上海明星公司学习过剪辑技术的钱筱璋，也从延安的其它部门调入电影团，并成为主创人员之一。
       1938 年10月到 1940年3月，延安电影团拍摄了第一部新闻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影片的名字《延安与八路军》就是根据周恩来的愿望定下来的。影片第一组镜头从黄陵开始，以期唤起炎黄子孙的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把共产党“誓为抗日救亡之先驱”的决心传达给全天下。摄影队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拍摄纪录下当时延安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战斗情景。影片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军队领导人开会、讲话的镜头；有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的学生听课、训练的镜头；还有妇女会、儿童团站岗放哨的镜头和农村政权民主选举的画面。电影团还东渡黄河、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到晋东南、晋西北和河北地区，拍摄了贺龙、关向应、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军事将领指挥作战的影像，拍摄了百团大战、关家岭战役等真实的战争场景以及白求恩大夫为受重伤的战士做手术的镜头。
       电影团经过艰苦地努力，影片素材的拍摄任务终于完成，但当时的延安没有影片的洗印设备。1940年5月，党中央派袁牧之、冼星海等两位同志，带着电影底片到苏联去做后期制作。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刚到苏联就遇上了苏德战争爆发，大部分素材底片尚未能印出拷贝，就被苏方保管人员在纷乱的战争环境中给丢失了，至今下落不明，令人扼腕可惜。当时还有一小部分16毫米底片的影片素材存留在延安，这才使得一些反映八路军官兵生活作战的历史资料得以保留，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镜头以及白求恩大夫工作时的画面。这些弥足珍贵的影像素材，后来在不同时期的各类影片中多次出现使用，为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延安岁月提供了第一手最真实、最原始的资料，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文献意义。
       延安电影团重要的纪录片创作还有《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这部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直接指导下完成的作品，是延安电影团唯一的一部摄制完整的作品。电影一开始就展示了毛泽东在为影片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时的场景，编辑钱筱璋将这组宝贵的镜头安排在影片开头，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影片的主题。影片生动地纪录了三五九旅的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精神饱满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情景。他们一边战斗，一边生产，把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开荒种地、喂猪放羊、纺线织布，用艰苦的劳动把满目荒凉、一穷二白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花香、遍地是牛羊的好风光，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保障了边区军民的战斗和生活。1943年2月4日，影片在延安直政大礼堂首次上映，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和边区军民的高度关注和赞扬。
 
                                                                                二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电影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则必然受到特定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和制约。延安电影团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建立的电影机构，20世纪30年代末，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钱筱璋等电影团的主创人员陆续从上海来到延安，他们受到党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在《延安与八路军》摄影队离开延安、前往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拍摄的前夕，毛泽东同志还接见了他们。摄影师徐肖冰回忆道：“在我们动身前一二天，使我们终生难忘的是：毛主席于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并请我们吃饭。”[2]在特殊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充分意识到文化的创造力和文艺的重要性，他对延安文艺工作者的热情关怀与鼓励，激发了艺术家们的创造潜力。袁牧之、吴印咸等人在延安很快地融入到革命大集体中，自觉完成了从小资产阶级精英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的身份转变，他们努力学习和实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发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树立人民主体文艺观，将电影作为舆论宣传的工具和打击敌人的武器。袁牧之曾说：“新闻片好比机关枪，故事片好比是步枪，步枪的射程不如机关枪有力并具杀伤力。”[3]他编导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正是从中国现代革命社会动员的目的出发，建构和传播以工农兵为主体的革命文化。
       延安的新闻纪录以反映社会现实为己任，其表现重点不在于延安的民俗风情和创作者的个人情怀，而在于延安的现实环境和政治生活。“延安文艺的现代性不仅指向单纯的人的个体解放、人性的解放，它在与革命话语、与政治功利的纠结中，在对西方现代性、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中不断地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学景观。”[4]不仅延安的文学创作如此，延安的电影创作亦如此。《延安与八路军》与《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这两部影片，开创了中国电影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的先河，建构了当代电影新的美学原则和表现方式。影片创作者用长镜头全景拍摄了大量群体性的劳动场面和作战的场景，战士们着装统一、动作快捷整齐，一种生成于团结战斗集体中的昂扬精神气概和神圣使命感，为影片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审美品格。影片中虽然有许多表现繁重琐碎劳动的场景，但创作者通过独特的镜头语言，从劳动中表现出诗意，给观众以积极乐观、刚健有力的感受。影片还善于选取壮美的自然景物，托物言志、借景抒情，营造出雄壮开阔的意境。延安新闻纪录片在记录现实的同时，也塑造了服务于大众、奉献于革命的民族脊梁的英雄群像。包括电影生产在内的延安时期的文艺创作，超越了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对个体生命关照认同的现代性价值追求，而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人生价值观的自觉体认，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关头，承担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使命。
 
                                                                               三
 
       延安新闻纪录片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劳动人民及其文化的重视。工农兵成为影片拍摄的主要对象，并且改变了过去工农兵作为社会底层的“他者”形象，工农兵成为思想和劳动的主体、社会道德的楷模。比较《延安之旅》和《延安与八路军》这两部延安早期的纪录片，我们可以看到二者在表现方式上的差异。
       瑞士记者沃尔特·博斯哈特拍摄于1938年的纪录片《延安之旅》，是一部长约21分49秒的黑白无声影片，这是迄今为止人们看到的最早的关于延安的影像作品。影片运用了客观的画面去展现当时延安的真实情况。比如：延安的街道上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们或读书、或在河边洗衣裳。在对人物的特写镜头中，有对摄影机充满好奇的士兵、有脸上挂微笑的女学员、也有眼睛里透露出迷茫的老人。影片《延安之旅》用纪实的方法纪录生活的原生态，选取延安的自然风貌和生活现象作为拍摄素材，真实地再现了创作者在延安的所见所闻。
      《延安与八路军》同样遵从真实性的原则，但它在选择素材上更加注重表达和传递革命思想与情感，倾向于透过现象去发现本质。现实主义将真实分为“本质真实”与“非本质真实”，认为能够反映历史变迁、社会运动，时代变化的现象才是生活的“本质”，“实存”并不能成为文学艺术表现的对象。《延安与八路军》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选取更加典型的生活场景，通过充满激情的画面，将八路军将士和边区人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英雄行为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传递出来。在留存不多的影片素材中我们看到：八路军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们席地盘腿而坐聚精会神地听课、记笔记；战士们卯足干劲挥锄抡镐开荒种粮；女自卫队员表情严肃地检查行人的路条；欢送新战士出征的大会上，妻子庄重地给丈夫带上大红花等影像。《延安与八路军》不仅为人们展示了延安的新面貌、新气象以及解放区女性的新形象，唤起边区人民积极投身于抗战洪流的热情，同时也昭示着人们对“新中国”的向往和想象。
       延安新闻纪录片是中国革命战争语境中的产物，它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鲜明，也可以认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当时延安摄影物资极为匮乏，电影团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在拍摄《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时胶片不足，吴印咸和徐肖冰摸索出一套正片的感光方法，把正片当底片使用；没有后期冲洗和制作设备，电影团的成员们从延河里挑水洗片，将几千尺胶片分切成20尺长的小段，以极大的耐性和毅力将胶片一小段一小段地分开显影冲洗；没有录音设备，影片配不上声音，电影团“从鲁艺音乐系借来留声机，并请他们帮助选配了适合画面效果的音乐唱片，放映时在现场用手摇小马达带动扩音器，用留声机放音乐唱片，用小喇叭当话筒播送音乐和解说词，放映时配合得十分和谐。”[5]影片的制作过程本身就是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
       延安新闻纪录片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一直是中国当代电影，尤其是当代纪录片的创作范式，它不仅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开创了中国电影革命现实主义的源头，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革命文化的建构和传播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新时期以来，各种电影流派思潮兴起，纪实主义、大众文化、新写实主义等层出不穷，在其中都能看到延安电影精神的潜在影响。重新研究和挖掘延安新闻纪录片的创作经验与传统，对于当今中国电影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  释：
[1] 吴筑清、张岱编:《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48页，第49页。
[2] 徐肖冰:《〈延安与八路军〉及其他》，《中国电影》1958年第7期，第53页。
[3] 朱心、袁牧女:《袁牧之小传》，《当代电影》1999年第5期，第51页。
[4] 赵学勇、张英芳:《论延安文艺的现代性追求及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4期 ，第46页。
[5] 钱筱璋、张建珍:《纪录片〈南泥湾〉的诞生》，《百年潮》2012年第5期，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