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母亲》第三部残稿探析

                                                                                   王增如  

        2007年前后，笔者在帮助陈明先生整理丁玲遗稿时，见到一些丁玲的《母亲》手稿，这些手稿片段零散，一共有四份，每份只有一两页，正反两面书写，有的写在毛边白报纸上，有的写在横格笔记本纸上，因为年代久远，字体很小，以致一些字迹辨识困难，一下也看不出这些手稿之间的关联，我当时并未在意。近年，我细读了《丁玲全集》第一卷所收的《母亲》及《丁母回忆录》，在此基础上，对这些手稿进行探析，努力找出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同已经发表的《母亲》的关联。这件工作很繁琐，至今我也未能把思路梳理得很清晰，我把一些心得写在这里，与大家交流，供有兴趣于这项工作的学者参考。
      《母亲》写于1932年，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创办的《大陆新闻》上连载，6月11日丁玲给报纸副刊主编楼适夷写信，说预备写三十万字左右，每天登一千字，十个月登完，作品包括的时代从宣统末年起，经过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一直到最近农村的土地骚动，地点是湖南的一个小城市，几个小村镇，人物在大半部中都是以几家豪绅地主为中心，母亲是一个贯穿人物，她“虽然是受了封建的社会制度的千磨百难，却终究是跑过来了。在一切苦斗的陈迹上，也可以找出一些可记的事”。[1]7月3日《大陆新闻》被国民党当局查禁，《母亲》并未写完。
       1933年6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母亲》单行本。该书编辑赵家璧1980年1月24日致丁玲信询问：“母亲发表时只有四章，八万余字，写到辛亥革命爆发，程仁山中弹身亡为止。如果你写下去，还准备写些什么，你当时曾说要写个三部曲，那么第二第三部的书名想定了没有？主要内容准备写些什么？”丁玲1月27日回信说：“《母亲》原打算写三部，仔细的想法现在也忘了。可能第一部是写她入校读书的斗争，至一九一二年止。第二部是她从事教育事业的斗争，至一九二七年止。第三部，写她在大革命中对于革命失败的怅然及对前途的向往，和在也频牺牲后为我们抚育下一代的艰苦。（或者这里也夹杂写自己，写另一个母亲）。”[2]
       目前发表的《母亲》，仅是丁玲写作计划中的第一部，而笔者见到的丁玲残稿，都是小说的第三部，故事发生地仍然在湖南武陵，时间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
 
                                                                        一、四篇残稿
 
       残稿之一
       大南门的城门口终年都是湿漉漉的，脚踩在上面总是喳喳的响，从清晨五点钟到夜里九点钟，川流不息的都是那些挑水的人。全武陵城的住民都靠城外河里的水来供应的，出城挑水只有三个城门可走，小南门，西门，再么就是大南门。而又只有大南门的离码头最近。这天下午，河里又拢了从汉口来的小火轮，挑伕挑着行李，黄包车拉着人，人身上又压着箱笼，推推挤挤，吆喝着，走起来要当心滑倒的，都朝那一个门洞里湧去。
       “停下来，检查！”刺刀常常在人面前晃，车和人，和行李都往侧边的一个小坪上集聚。
       “呵！三太爷，你老人家回来了，去年受惊了吧。”一个穿黑色学生装的检查员，站在一个石垛上向着从城走来的一个胖胖的微微留了一点髭须的中年人说：“你老人家的行李呢？呵，三喜，你招呼着老爷的东西过去，这不用检查了。”
       “喑，铁牛，你在稽查处做事了，很好，你奶奶爷爷都还康健么？”
       “难为你老人家，托你老人家福，都还好。”
       来不及再说话，于三老爷便被人推着走远去了，傍着他旁边那辆车上的凤珠，[3]歪过头来说：“啊呀！爹，铁牛长得那末大了！”
       于三老爷是去年春天和着很多人逃到上海去的。上海本来是熟地方，又有许多同乡熟人，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闲时就在几个舞台去听戏，有时就在家里搓小麻将，生活得很舒服。不过总嫌太贵，起居上到底也不如家里。现在既然太平了，所以又带着女儿回家来了。
       于毓明目送着走远了去的三太爷，把气往下嚥，他本来就有些不舒服他的，现在他叫他的乳名，更像受了侮辱，然而他明白，在他面前时总得客气一些。
       他刚刚一调转脸，他又觉得有个熟人站在他面前了，他不觉得叫了起来：“啊呀！”
       他打量她，穿一身老蓝布衣，头上扎了一个包头，手挽包袱，完全一个乡下女人打扮，然而她的眉宇还是那末清秀，她用一种哀怜的眼光望着他，同时做出一副想走的样子。
       于是他大声打着官腔说：“把你那包袱解开检查检查看，这边来，打开！”
      “你让我走吧，毓明，请你做做好事。”那姑娘悄声的说。
      “你怎么跑回来了？你家里还在乡下呢。最好还是走。这城里检查得很严。”
      “不行，我没有地方好蹲，只有回来，找家里想法，呵，我家，你知道我堂哥哥在什么地方末？”
      “不知道他逃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要是实在没有办法，我看还是找我们老五姑奶奶去。”
      “呵，于曼贞先生！她还在学校么？”
      “不，她在她家里，黎家巷五号，江宅。”他又大声说，“快包起来，快走，这几件破衣裳！”
       他又看见了很多认识的人，江泰昌的老板蒋文彬也带着小老婆回来了。小老婆穿戴得红红绿绿的，更胖了，而蒋文彬却显得更瘦更苍老了似的。亚细亚洋行的二太太，其实也就是小老婆也同着他们一道回来了。武陵城的巨头现在都陆陆续续的，从上海，汉口，长沙，也有些从上边桃源乡下回来了，武陵城一定将有一番新气象
 
       残稿之二
       大南门的城门口终年都是湿漉漉的，一层浆糊般的黑泥，在石板上脚踩在上面时，又粘又滑，总是嗞喳嗞喳的响。从清晨五点钟到夜晚九点钟，川流不息的都是那些挑水的人。但挤在那些水伕中，湧进那个长的黑门洞的车辆和人群，就像蚂蚁似的，慌慌忙忙的挤进去，又挤了出来，那些水伕和车伕总是不断的大声喊着：“车来，车来，靠左，靠左，”或是大声的骂着：“瞎了你的眼，撞尸呀！”或只是“娘卖屄了！”常常把水桶放在路当中打起架来也是常有的。城门口两头站着的巡警，便不住的打响手中的高扬起的竹板，维持着秩序，但他的声音以及竹板的响声都消灭在那杂乱的轰响中了。
       这城门是最靠近朗江的一个城门，上下河的小火轮都靠这一个码头，太古和戴生昌的×【此字不清】船都在这下边，运货的帆船大半也停泊在这码头边。大南门外的茶馆和私娼便渐渐的繁荣了起来，这些便造成了这城门的拥挤。
       每星期三和星期六都有从汉口来的船，但近来却添了一班，有时是在星期二，星期四的也有，先只是戴生昌公司添了一班，后来太古也增加了。因为从去年陆陆续续逃出去的人，现在又陆陆续续回来了。这都是那些有名气的地主，大商家的老板和绅士们。他们都是为了那些该死的新派的人们，那些学生，他们把地方上的人，那些做手艺的，抬轿子的，拉车的都教坏了，甚至乡下佬不安分了。弄得这些地主们不能不逃走。现在又是一番天下了，他们便互相庆幸着，有的从上海，有的从汉口，有的从省城，带着家眷，带着一些新奇的用品，坐着太古公司的船，或是戴生昌的船，回到故乡来了。
       这天河里又拢了什么船，许多挑伕担着行李，黄包车成串的衔接着，车上满堆着铺盖卷、箱子、甚至坐客的身上也高耸着一包一包的东西，从码头上一直的向这门洞里潮水般的湧来。
       刚刚在稽查处做了稽查员的于佑明从早上便来到这城门口，这小伙子还是第一次当差事，他母亲很为这差事感到羞耻，但为了每月的三十元，却不能不把好容易在中学里毕了业的儿子送到城门口来做着核查过往行人的工作了。但于佑明却高兴，自己有一个职业，有钱化就漂亮，就有胆量说话，他怕的是让母亲逼着去借钱，或是当当，他以为即使拉黄包车也好的，只要靠自己。他挂上这差事才四五天，他对这工作很感兴趣，他总是带着很浓的兴致好奇的，去探索那些行囊。
       他看见黎春山大老爷家的大小姐带着新姑爷回来了，而且穿着上海式样的衣服，她坐在她父亲的新包车上，像正月出会那些坐在亭子中的菩萨似的，死板板的，抬起脖子，楞起眼睛，可是她又满有知觉似的，她在不断的踏响车铃
 
       1927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发动“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局势极为混乱，人们纷纷外逃。1928年春天，“从去年陆陆续续逃出去的人，现在又陆陆续续回来了。这都是那些有名气的地主，大商家的老板和绅士们。”残稿一和残稿二描述的，就是靠近朗江码头的武陵城大南门口，避难的富豪们回到家乡时的情景。两篇残稿的内容大致相同，但不是同一时期书写，第一，所用的纸张不同，残稿一使用毛边白报纸，是从一个从下往上竖翻的本子上撕扯下来的两张，残稿二是从一个从右往左横翻的横格笔记本上撕扯下来的一张。第二，残稿二相较残稿一，描述更为详细，交代更为具体，写作时间应该在后，是对残稿一的改写，“于毓明”在这里成了“于佑明”，身份也由检查员变为稽查员，（残稿一中说：“铁牛，你在稽查处做事了”）每月有30元工资；驶来武陵的客轮分属太古和戴生昌，这是当时两家著名的轮船公司，由于客流较多，增加了航班次数；对大南门的周边环境也有了更多交代，等等。
       这两篇，应该是《母亲》第三部的开头部分，于姓和江姓两大家族的代表人物——于三老爷和江泰昌的老板江文彬（蒋文彬）都出场了，“武陵城的巨头现在都陆陆续续的，从上海，汉口，长沙，也有些从上边桃源乡下回来了，武陵城一定将有一番新气象”，好戏就要开始了。
 
       残稿之三
       金色的，灼人的阳光刚刚从西厢房的窗上跳在屋瓦上的时候，堂屋里的那桌牌便又挪开了。亚细亚洋行分行经理李陶然的三姨太太几乎成为江公馆每日必到之客了。湘华绸缎厂老板的寡媳绿珠是在长沙时就与江姨太太相好的，她几乎没有一天不陪她打牌，也就几乎没有一天不赢她的钱。另外一个牌角，就是这公馆里的大姪小姐。过去这位小姐是很有一点脾气的，自从嫁了之后，为着丈夫的无能，现在回到娘家来时，就似乎矮了许多，常常陪着曾经看不起的一些姨太太玩了。这天便又从住在间壁的母亲那里，被请过来了。
       “把老爷房里的电风扇拿来，这鬼天气好热。”叫着小桃的江公馆江文彬的姨太太，近年虽说瘦了许多，没有以前那末痴肥，可是说话的派头自从成为江公馆姨太太一派的领衔之后，便更显得不只是粗鲁，且近乎霸道了。
       一百多张骨质的牌，便哗喇喇的往铺有蓆面的方桌上倾倒。挪移椅子的声音，在那镶的三合土的地上也是很响。大姪小姐又在说：“桃姨，你不把秀妹请来替你看牌么？”于是姨太太又在大声嚷嚷：“是呀，秀小姐呢，叫了秀小姐来，什么地方去了，不来，也算了，我没有她我也许还要赢钱呢，我就不信我不会走和，啊呀！张妈，你又把自己家的葡萄拿来，我说过了这太酸不能吃。快些拿走，不要惹我生气！”
       这些闹嚷，都不能不传到睡在左边正房里安碧纱橱中的江太太鉴秋女士，她不忍想像那位秀小姐，那位她花了很多心血抚养大的秀儿，她曾寄托过不能在自己身上实现的一些幻想的秀儿，却老老实实的坐在小桃身旁，帮助她打牌，于是她站了起来，在镜子前边整理了一下两鬓，扯了一扯蓝夏布衫，便转过后房，从后厅向到花园的路去。
       “太太，你不带一把扇子吗？”才过去自己的一把细叶蒲扇
 
       江公馆的麻将桌上出现了几个陌生面孔，“江文彬的姨太太”小桃，“亚细亚洋行分行经理李陶然的三姨太太”，“湘华绸缎厂老板的寡媳绿珠”，出了嫁的“公馆里的大姪小姐”，我想这些人物应该在《母亲》第二部里都已出场，所以这里没有一个个详细介绍。
       这篇残稿使用的纸张，与残稿二相同，也是同样的横格本，每一面有19行细线，应是同一时期所写，但两篇内容衔接不上，中间的部分都遗失了。同样遗失的还有《母亲》的第二部，即便丁玲没有完整写完，起码也应有初稿，遗憾的是至今只字未见。丁玲不会跳过第二部去直接书写第三部。
       在这场麻将之后，丁玲接下去要如何书写第三部呢，我们来看残稿四，这一篇与前面三篇不同，它不是故事的描写，而是故事的提纲，写在两张巴掌大小的毛边白报纸上，同残稿一的纸张相似。
 
       残稿之四
       母亲第三部  第一章  大革命失败后至一九三一年有孙子时止。
       革命失败后，小城市之黑暗腐败。对革命之压迫，母亲生活之感寂寞悲苦。
       江文彬家之荒淫（江文彬是地主兼商人、官僚）选议员。购买报馆，买小老婆，小老婆如娈得子，私通仆人，仆人坐监，小老婆逃走，毒打家人。
       杜鉴秋之矛盾、动摇，
       于三老爷恶化，为财而牺牲女儿，侄女，兄弟失和，分居，冷视曼贞，母亲之消沉痛苦寂寞，
       小学校长之苦闷——无政府主义者
       母亲援救三小姐，
       义斥江文彬释放仆人，
       革命虽失败，母亲并不灰心。
       母亲不能活动，孤独无援，
       小菡出名，母亲心慰。
       母亲只有对革命心向往之
       母亲亦著书自娱。【原稿将此句划掉。第一页至此结束】
 
       第二章    
       小菡送子归来，
       小菡对母亲之欺骗，
       关于小菡之谣言，
       母亲之态度，母亲怕听谣言，怕证实谣言。不敢想像谣言，母亲写信问，毁信，信上附笔问候了，又涂去，重写，母亲相信谣言，母亲假装不信，母亲自慰，自欺，但她明白，她用理性处理了这些疑问，她镇静的生活着，含着希望。
       小菡恶耗，
       母亲安详处之，深夜无眠，不让人家知道自己感情。
       人情炎凉，亲戚幸灾乐祸，（闻信不惊，深夜自问，冷暖三餐无不心跳。见子伤情，
       沈从文过常不见，出书求名，
       王会悟假电慰母，
       小学教员雨中访母，
       母亲艰苦度日，——卖用具，
       杜鉴秋消极求道，
     （此章应整写白色恐怖之利害 人情冷暖
 
       于三老爷添孙。失女
       侄子入警备司令部，欺凌婶母，
       么妈孙女来母亲处携带祖令。
       江文彬之小老婆嫁了旅长，旅长来，江文彬倒霉，勒捐军饷，江文彬逃走。旅长来时，并于城外绑走亚细亚洋行三老婆，旅长在常德三天，失败，江又回，小老婆不×【此字上边为不，下边为见】归，自尽死，所欠洋行赌账达数十万，为账所逼，田不得卖，又出走。
 
       从这个提纲，便可以知道《母亲》第三部的大体脉络了，它是沿袭着第一部发展而来。丁玲1932年说过：《母亲》在大半部中都是以几家豪绅地主为中心。故事主要围绕两大家族展开，一个是于家，以丁玲母亲余曼贞的娘家为原型，一个是江家，以余曼贞的婆家（蒋家）为原型，两家的代表人物是于三老爷和江文彬。
       “于三老爷”在第一部中还是个开明绅士，积极参与反满维新，创办学社，出版报纸，开办女学，去上海既为谋生，也为寻求真理。作者也写了他“假洋鬼子”的另一面，虽然剪掉辫子，但家里预备一顶带假发辫的礼帽，以备官场之需；通过丫环的哭诉，暴露出老爷太太欺压穷人的本性。到第三部里，“于三老爷恶化，为财而牺牲女儿，侄女，兄弟失和，分居，冷视曼贞”等，就顺理成章了。
       江文彬在《母亲》第一部中没有正面亮相，但通过他的太太杜淑贞邀请众姐妹去做客，引出江家的财大气粗：“在武陵算得数一数二的人家了。她铺子大还不算什么，田地可真不少，少算点一年也该有七八千租”。他的家里“是那耀眼的彩绘的雕梁，脚下是铺着美丽图案的花砖，厅中一式紫檀木的桌椅，那正中八尺高的紫檀木屏风，全是用翠玉珊瑚砌成人物花草风景”。[4]到了第三部，“江文彬家之荒淫（江文彬是地主兼商人、官僚）选议员。购买报馆，买小老婆”。他的下场并不好，先是被“勒捐军饷”而逃走，后因小老婆“欠洋行赌账达数十万，为账所逼，田不得卖，又出走”。丁玲的父亲去世后，蒋氏家族对她们孤儿寡母穷凶极恶横加勒索，丁玲对这些童年往事一直刻骨铭心。
       “母亲”在第三部里的分量将大大突出。大革命失败后，她一向依靠的弟弟于三老爷也换了一副嘴脸，做出种种失德行为，“母亲不能活动，孤独无援”，“生活之感寂寞悲苦”，但是她“并不灰心”，“对革命心向往之”。在这一部里，如同丁玲给赵家璧信中所说，“这里也夹杂写自己，写另一个母亲”，[5]把小菡与母亲交替书写，先是“小菡出名，母亲心慰”，接着姑爷（胡也频）遇难，“小菡送子归来，小菡对母亲之欺骗”，“母亲怕听谣言，怕证实谣言。不敢想像谣言，母亲写信问，毁信，信上附笔问候了，又涂去，重写，母亲相信谣言，母亲假装不信”，“她用理性处理了这些疑问，她镇静的生活着，含着希望。”再接下去，丁玲失踪，下落不明，“小菡恶耗，母亲安详处之，深夜无眠，不让人家知道自己感情”。她失去经济来源，变卖用具，“艰苦度日”。这些均源自真实的生活。
       丁玲在这一部里还要写到人情的冷暖炎凉，正面的素材有“王会悟假电慰母”，“小学教员雨中访母”，反面的素材有“亲戚幸灾乐祸，”“沈从文过常不见，出书求名”。
 
                                                                        二、杜淑贞与三小姐
 
       在《母亲》第三部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杜鉴秋：“杜鉴秋之矛盾、动摇”，“杜鉴秋消极求道”（残稿四）。笔者以为，杜鉴秋就是第一部中的杜淑贞。杜淑贞很可能是在第二部里改名“杜鉴秋”，这个名字可能源自鉴湖女侠秋瑾。丁玲的母亲十分仰慕秋瑾，丁玲1980年与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谈话时还说：我那时就想做秋瑾嘛！如果此说成立，就可以得知，杜淑贞与曼贞在第二部里建立了非同一般的亲密友谊，以及曼贞对杜的深刻影响。
       在《母亲》里，杜淑贞是曼贞的远房妯娌，“本是一个大商的女儿，从小没有母亲，庶母们都不会管家，她常常要帮她父亲，所以练得很能干，算盘打得非常熟”，嫁到江家“还不到五年，已掌家两年了，这两年之中她家又买了百来石田”，丈夫“索性把家交给她一个人管理”，成为“江泰昌的老板娘”。她本来也上了女子师范学校，但觉得太苦，“在第二学期来了半个月之后便也退了学”，“虽说自己不能读书，却愿意有几个读书的朋友”，便邀请曼贞等去她家作客，热情款待，还提议结拜姐妹：“志同道合，大家一条心，将来有帮手，要做什么事也容易些。我现在虽说不能上学，可是心还不死，愿意同你们一块儿，人不中用，就在别的方面出点力也行的”。[6]
       丁玲说过，“《母亲》是真人真事，但写成文学作品还需要提炼，要写出特点来，才能生动”。[7]我以为这个杜淑贞（杜鉴秋）的模特儿，就是《丁母回忆录》中极力夸赞的“琳”，即母亲实际生活中的女友蒋毅仁。《丁母回忆录》里说她精明能干，会管理，尤胜会计工作；富有，夫家在本地以及省城、汉口等地有买卖生意；热心公益事业，协助曼贞成立妇女俭德会、开办女子工读学校；“琳之为人，对于我可算第一个知己”，“我和他可以说管鲍之交”，“伊佩我言行一致，不自私，我觉他见解不错，做事非常热心”。[8]后来，她因无亲生子女，在家族中失去地位，搬出蒋家独自居住，丁玲的母亲也搬出三弟家，与蒋毅仁住在一起，在残稿一中，于毓明告诉那个乡下打扮的年轻女人说，五姑奶奶住在“黎家巷五号，江宅”，而非“于宅”了。
       1929年春夏，丁玲曾邀母亲和蒋毅仁一同到上海、杭州等地游玩。再后来，蒋毅仁“自觉身体上有了病，生趣全无，就东奔西走出去访道，想研个究竟，常和些修道人来往”，[9]这与残稿四中提到的“杜鉴秋”之“矛盾、动摇”，“消极求道”相吻合。
     《母亲》第一部中还写到杜淑贞有个两岁的养女，“是从育婴堂抱回来的，不过好看得很”，[10]由此知道她不能生育，到了“第三部”，养女已长大成“秀小姐”，经常帮助姨太太打牌。这让“江太太鉴秋女士”非常失望，她不忍想像“那位她花了很多心血抚养大的秀儿，她曾寄托过不能在自己身上实现的一些幻想的秀儿，却老老实实的坐在小桃身旁，帮助她打牌”。（残稿三）
       在残稿一里面，出现过一个年轻女性，“穿一身老蓝布衣，头上扎了一个包头，手挽包袱，完全一个乡下女人打扮，然而她的眉宇还是那末清秀”。从这些文字看，这是一个丁玲喜欢的形象。她的包袱里藏着秘密，于毓明先是打官腔说要检查，继而又悄悄告诉她：“你怎么跑回来了？你家里还在乡下呢。最好还是走。这城里检查得很严。”这个神秘的女人是谁，几篇残稿都未做交代，笔者以为，她就是《田家冲》里的“三小姐”。
       丁玲1932年6月11日给《大陆新闻》编者的信说：“开始想写这部书，是在去年从湖南又回到上海来的时候。虽说在家里只住了三天，却听了许多家乡亲戚间的动人故事，全是一些农村经济崩溃，地主、官绅阶级走向日暮途穷的一些骇人的奇闻。这里面也杂得有贫农抗租的斗争和其它的斗争消息”。[11]又说，《田家冲》是写《母亲》的试笔，“我先是取了其中的某一点，写成了那篇《田家冲》”。[12]《田家冲》里的“三小姐”是个富家小姐，革命青年，在农村宣传革命思想，理应是《母亲》中的人物。她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回到常德有危险，在残稿一里，于毓明告诉她：“你要是实在没有办法，我看还是找我们老五姑奶奶去。”姑娘马上问：“于曼贞先生！她还在学校么？”说明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残稿四中提到“母亲援救三小姐”。这里会有曲折的故事。
 
                                                                        三、丁玲这些手稿写于何时？
 
       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至今也没有找到说明残稿确切写作时间的直接证据，只能做一些推测和猜想。我以为，残稿一和残稿四大约写于1940年，残稿二、三大约写于1944年，这两个时间段，都是丁玲在陕甘宁边区文协期间，那时她的工作和生活都比较稳定安闲。
       1939年9月，丁玲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致信胡风：“现在我又请你替我设法找《母亲》《韦护》《丁玲杰作选》三本书，买书的钱可在我的稿费中扣除”。[13]同年11月丁玲调到陕甘宁文化协会，负责日常工作，1940年3月1日致楼适夷信：“我们住处在高山上，安静，防空好，窑洞是延安最漂亮的窑洞，因为是艺术人自己设计的，有榻可供睡眠，有沙发可以靠，有火炉可以取暖，窗子里透入不强烈的光线，可以供思考。……所以我是太满意我的生活了。而且我稍稍可睡得晚一点，深夜的灯下，实在有无穷的滋味，我正计划着偷出这些时间来阅读文艺巨著……”[14]她当然也可以用偷出的时间，“在深夜的灯下”静静思考续写《母亲》，1932年，正是主编《大陆新闻》的楼适夷约她写《母亲》。
       1944年4月，丁玲离开中央党校，调至延安南门外的陕甘宁边区文协专职写作。6月初，中外记者参观团成员、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采访丁玲时问道：“那么像你过去所写的作品，难道都没有再存在的价值？”丁玲踌躇了一会说：“那些作品，我自己都不愿意再看了，观点不正确！”紧接着，她又非常肯定地说：“但那些材料是可以利用的。我打算将我从前所作关于我母亲的那本小说，用新的观点重写一本长篇小说”。[15]丁玲如此有“底气”的回答赵超构，说明她对续写《母亲》已胸有成竹，至少是稿子已经有所储备了。
 
                                                                             （2019年7月于北京酷暑）
 
      （作者系中国丁玲研究会荣誉会长，原《作家文摘》编审。）
 
 
注  释：
[1] 《给〈大陆新闻〉编者的信》，《丁玲文集》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8页。
[2] 《丁玲文集》第10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18页。
[3] 《母亲》第一部中多次提到于三老爷家的大女儿，名字就叫“珠儿”。
[4] 《丁玲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6页。
[5] 《丁玲文集》第10卷，第118页。
[6] 《丁玲全集》第1卷，第195——199页。
[7] 《答〈开卷〉记者问》，《丁玲全集》第8卷，第11页。
[8] 《丁母回忆录》，《丁玲全集》第1卷，第313、340、305页。
[9] 同上，第352页。
[10] 《丁玲全集》第1卷，第198页。
[11] 《丁玲文集》第5卷，第387页。
[12]  同上，第387页。
[13] 《丁玲文集》第10卷，第20页。
[14]  同上，第23页。
[15]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