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想起丁玲

                                 李  黎  

去年深秋到陕西﹐趁着谒黄帝陵、观壶口瀑布之便顺道去了延安。想象中这处当年共产革命的根据地，应该还是斯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里描述的模样：贫瘠的黄土地上，到处是陕北特有的窑洞，荒凉艰苦但有一股生气。今日延安的周遭普遍绿化，已经不大看得见光秃秃的黄土地了，城里也有可观的楼房汽车热闹街道；不过这个丰裕景象并非由于党特别照顾当年支持他们的老乡，而是当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带来的财富。

原来1938到1947年间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不在延安城里，而是城西北的杨家岭村。当年那些作为办公室和领导人居所的窑洞都保存着原貌，确实是简陋艰苦极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场址，则是办公厅小楼底层的会议室兼饭堂。坐在在那间貌不惊人的小厅里的木板凳上﹐我想到1942年5月，毛泽东就是在这里作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定下了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方针路线，决定了其后数十年中国写作者的命运。

墙上挂着“讲话”之后的大合照﹐一眼看到照片里一个女子﹐坐在前排朱德旁边，跟毛泽东只隔着三个人，非常显眼。那个女子就是丁玲。

这才想起很久没有想到的丁玲。虽然她为我在北京出版的的第一本小说集《西江月》写序﹐然而这些年来我很少想到她。不久前听到她的名字，是在史丹福大学听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研究丁玲的报告。丁玲1986年去世时这位学者可能才在上小学，对于他，丁玲只是一个文学史里的名字吧。

由延安那张照片里的座次，就可见丁玲那时的风头之健。然而她差一点在延安整风中因为写文章批评领导而出事，幸好毛泽东保住了她。但“反右”时还是在劫难逃，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后下放到北大荒；文革期间甚至坐了五年大牢，然后遣送到山西的农村改造，直到文革结束三年后才复出。

从1977年起到八○年代初，我几乎每年都去中国大陆，走访硕果仅存的老作家。1979年十月﹐出版界前辈范用先生陪着我去北京友谊宾馆拜访丁玲。那时她和丈夫陈明刚从农村回京没多久，我以为饱受磨难的老人该是疲倦衰弱的，没想到她精神很好，给我的印象是乐观爽朗，不像个七十多岁劫后余生的人。那次见面我没有录音也没有作详细的笔记，之后凭记忆写了一篇《今生辙》，题目来自叶圣陶写给她的《六么令》词里两句：“那日文字因缘，注定今生辙”。

丁玲那天谈兴很高，她与我谈到中年和青年作家，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谈“生活”，说起二十多年的农村日子。我注意到她提到农村都称“底下”，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说是“到底下去”，但显然这只是个习惯用语，丝毫没有负面或鄙视的语气，甚至对“底下”的纯朴和人情味非常怀念。

范先生帮我在北京出版小说集《西江月》，说要请同为女作家的丁玲替我写序。我根本没想到有此可能——那时她刚平反，需要养病，而丁玲复出是文艺界的大事，各方抢着向她约稿，怎会有时间体力看我的书稿然后写序呢？万万没有料到她竟爽快的答应了，而且很快写了出来。那是1980年夏天。

她在序文里说我是“二零三零年代文学的继续”，我想到她自己正是成长于五四时代、二零三零年代就已有成就的作家，也是一个进步的新女性；那一代的文学的确给了后进丰富的滋养传承。时空迢遥，她走了漫长坎坷的路，而半个世纪之后，我和她竟然有过那次短暂的交集——这也是文字因缘了。

丁玲可以算是一名五四时代的人，一个在当时极具反叛勇气的新女性。生于1904年，她二零、三零年代的作品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作，就是追寻自我﹐对封建传统的反抗叛逆﹐要求女性自主、独立思考。那时照片里的丁玲，卷发披在脸上，大眼睛，深重的双眼皮，丰满的嘴唇，有一种当时还不成潮流的西方的性感。

她的作品被鲁迅推崇为革命的文学，其实这是与后来延安教条扦格的东西。而她那时确实是“革命”的，因为她的精神起点是五四。她进步，左倾，被国民党迫害，丈夫胡也频被杀害，她也坐过牢。她向往一个不再迫害人的政府，已是知名作家，却放弃去法国深造的机会，一心一意要去延安。

她总是“革命”的：在延安时因为替女同志打抱不平而写《三八节有感》，却差一点被打入反党黑名单；1950年的得奖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又并非政策教条文学。但即使后来被打成“反革命”到秦城监狱坐大牢﹐她还是认同自己是革命的；1979重返文坛还是“左”，可是在八○年代初主编的文学杂志《中国》却登了残雪的现代派小说、北岛的朦胧诗﹐甚至异议人士遇罗锦的文章。然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她又加入支持党进行“清污”的队伍……。这使得不少研究她的人百思不得其解。

下放二十年，坐牢五年，她的抱怨却只是：“浪费太多时间了！”对于其它却无怨言。

1979年我在北京见到她和丈夫陈明——他俩1942年在延安结婚，那是丁玲的第三次婚姻，当时她已38岁，陈明只有25岁；终其坎坷的后半生，陈明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那天最生动的印象，是陈明帮她把写作用的木板挂起来示范给我看——她有腰疼的老毛病，坐着写会疼的受不了，陈明替她设计了一块薄木板，对角两端打洞穿根绳子平挂在胸前，她就把稿纸搁在板上站着写字。陈明还打趣：“像个卖豆腐的！”七十几岁的丁玲，站着，身前挂块木板，在上面坚持写作。

还有就是替他俩照相时，陈明规矩地看着镜头，她却微偏过头去看他，笑道：“你怎么不看我呀？”那亲昵又自然的撒娇语气，真无法相信是出自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陈明便带些羞窘地笑看她。我拍下了那个镜头。

这个有一双天真的大眼睛的多情湖南女子，在另一个时空，她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女性主义写作者。这一段中国的历史对于她，或者任何一个用文字来抒情和反抗的人，都是太复杂了。

同是写作的女性，她的经历却是我难以想象的：在湖南老家反抗传统婚姻而离家求学，在上海写作成名参加左联，丈夫被杀害自身被囚禁，赴延安投身革命坦率敢言，在严酷的北大荒保持坚强乐观，回到北京立刻回到写作……终其一生对文学的热情始终不改，即使这份热情带给她致命的苦难。

1981年她应邀访美，我在洛城张错教授家与她重逢，相聚非常愉快。但后来我去北京都没有再去看她——我们的时空差距毕竟是太大了。她在1986年去世，八十多年曲折漫长的、够别人活上几世的人生，见证了一段短暂却多难的历史。

（作者系侨居美国的华文作家，在海峡两岸三地出版逾40部作品。）